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信用社（下）

韦平

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信用社（下）

（接上篇）我第一次看到发小跃年娃儿的存折是1970年端午节，他家又吃了一回镍币饺子，跃年娃儿又去信用社存钱。听他说，那个叫活期存折的小本本上存的是他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每次吃镍币饺子的钱，上面已经有三块多。那些年存钱无需实名，他存折上的名字也不是写的大名卢跃年，而是写的小名“跃年娃儿”。看着小本本上的钱，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羡慕，接下来就是自卑，一年到头只有我爸回家过年才能要到五分一角钱，还当即就被我拿去食店不是买肉包子就是买麻花吃了，整死八个舅子也不会想到积少成多拿到信用社去存起来。

跟在跃年娃儿身后走进信用社，站在高高木制柜台前，罗会计热络地对跃年娃儿说：“跃年娃儿，又来存钱了，存好多？一角还是两角？把钱和本本给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活期存折和十几个镍币一起放到柜台上，跃年娃儿对罗会计说：“一共是两角四分”。将镍币一个一个地辨别面值、归类重叠，再重复一遍：“对头，两角四分，不多不少。”之后，罗会计才顺手拿过一本长条形表格——内行人将其叫做凭证，熟练地用几个竹节般的指头翻开好几页，将三张复写纸夹入其中，用圆珠笔填写后又拿眼睛仔细核对，然后用钢笔在小本本上填写，再核对，最后将本本还给跃年娃儿。

有人存钱就有人贷款，只是那时的人们还是习惯将其叫做借钱，即便去信用社贷款。属于集体性质的信用社，两个员工的工资来源就在存款和放贷之间的利率差，因此，没人存钱无钱可贷，有了存款而没人贷款也就没有收入，于是，易经理和罗会计除了动员有余钱的人把钱存到信用社还要善于发现有贷款意愿且能按时还贷的客户。开业之初，信用社发放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刚成立的农业初级合作社购买农具耕牛，经过几年运作，贷款的对象也渐渐涉及到普通社员和街道居民。看病买药，买小猪都可以找信用社贷款。去信用社贷款，最低五角钱起贷，看似很少，但对于一角七分钱就可以买一斤盐的时代来说，五角钱就可以买差不多三斤盐，足够四口之家一季度的用量了，这对于人均年收入不足十元的年代，五角钱可以办不少事情。

和劝说人去信用社存钱不同，贷款基本都是主动去找信用社，当然，信用社也不是你想贷款就能贷给你，还要看你是不是有能力按时还。借了钱不能按时还，别说信用社，就算亲戚舅子老表也不愿意借给你，所以对放贷对象的家庭状况做到知根知底也是易经理和罗会计他们的日常工作。贷款不用卖“劝世文”，但对有实力有诚信的人家发放贷款，那就是一笔到手的收入，因此，易经理罗会计一样会随时关注这部分人家是否有贷款需求，这其中就包括1971年的一件突发事件。

1971年暑假期间的一个早上，林场社员郑云又把他喂的那头膘肥体壮的秦川牛牵到街后八台山脚下吃露水草。此时，几个八大队的小孩也正在梁边上放牛，一时兴起就开始往山下滚石块。看着顺着陡坡快速下坠的石块在岩壁上砸出声声回响，几个小孩越玩越起劲。听到声响的郑云抬头看见从山梁上飞速滚落的石块后，一边拖着长音大声朝山上叫骂，一边不顾被落石砸中的危险快步往放牛的地方跑，他想把牛牵到安全处。

郑云的大声叫骂被六七十米的山梁高差抵消而效果甚微，梁边上的石块依旧连续滚落，就在他不顾一切向牛跑近的时候，就听得“咔擦”一声，雄壮的秦川牛最终还是被一块石头砸中脊背而应声倒地。郑云的厉声叫骂惊动了过路的人，大家合力仰头呼叫虽然最终叫停了几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但倒地的秦川牛也开始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

知道闯了大祸的几个小孩，赶忙牵着自家的牛匆匆逃回了家，但很快郑云就将此事报告了公社，三个小孩也很快得到确认，家长随即被传唤到到公社进行处理。一番现场调查举证质证后，事实得到了确认，虽然无法明确砸中牛的石头是哪个小孩所为，但三个小孩都在滚石头都脱不了干系，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郑云的耕牛按当时的市价估值为三百元，砸断脊背只能宰杀，肉、皮、内脏折价一百五十元，三户人家平均分摊每户赔偿五十元。对这样的判定结果，三户人家虽叫苦不迭，但事实无可辩驳估价也合情合理，他们只能哭天抢地请求公社，可否等到秋后生产队分了钱家里卖了年猪后再行兑现赔款。就在郑云和林场干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之际，却见易经理从角落里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虽然一次性贷出去一百五十元是笔大数目，但考虑到林场需要尽快购买跟牛，三户人家需要尽快了结此事，信用社就破例一回，现场发放贷款。

话音一出，郑云和林场干部立即表示赞同，但三家户主却个个瞪大了眼睛，——这不是逼着我们今天就要给钱吗。易经理显然是有备而来，看到户主们脸上无奈和惊讶的表情说：“一户五十元的贷款不是小数目，每天找我们要贷款的人不少，给你们优先安排主要是考虑人家林场的生产不能耽搁，给你们贷了款，别的人就搞不成，我们还不晓得要挨多少天找我们要贷款的人的日诀呢。”一场看似不得不拖延的赔偿，被早有准备的易经理轻易化解，三家户主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在公社干部的劝说和监督下，跟着易经理去了信用社，让早就等在柜台上的罗会计开票放贷。

信用社的老房子靠河边，受洪水威胁不说，木架结构容易遭受人为破坏也怕火灾，于是在1972年冬季，信用社开始修建新房子。说起信用社的房子，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易经理也堪称那个年代利用房产赚钱的典范。1954年租用居民岳连成的房子成立了信用社，到了1960年，岳连成又以十元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信用社。到了1970年，岳连成因为住房垮塌到公社状告信用社想要要回之前低价出售的房产。在翻阅了留存的档案后，公社干部并未发现十年前信用社与岳连成之间的房屋买卖存在欺瞒或不合理，房契上既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和按下的手印还有六个证人的签字和手印，于是驳回了岳连成的诉求。

既然要修新房子，老房子就要出售，而街道缝纫社却正要买房子。一番讨价还价，易经理开出了非一千两百元不卖的价格，但缝纫社却最多只愿意出八百元。算定了街上没有更好的房子可以选择，易经理坚持自己的开价，尽管缝纫社已经做出让步把价格提高到了一千元。就在双方坚持不下之际，公社苗书记考虑到缝纫社十几个人的生存问题不得不出面做工作，易经理才极不情愿的松了口。1960年以十元钱买下的房子，1972年卖了一千元，十二年间价格涨了一百倍，这样的涨幅甚至超过了这些年房价飙升的疯狂。

建成的新信用社在街后面，与新落成的供销社一前一后，是一座三开间一进二的土墙瓦房，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平生第一次靠自己双手挣钱就是在新修的信用社。信用社主体房屋修好后已经是1973年1月了，正在读初一的我，完成最后一科期末考试就开始等待放寒假，于是背起书包往家走。路过新修的信用社，看见易经理正在还没安装大门的土墙外面审视外墙，我便停下脚步和他打招呼。就在我想要进屋看新房的时候，易经理看似不经意的问我街上还有哪些背老二这几天在家没出去背力。知道易经理想找人清理房间里的渣土石块后，我想都没想就自告奋勇想要应承下来。可能是看我言辞恳切，也可能是想到我妈还可以帮忙，一番犹豫后易经理居然同意了，但告诉我，必须把三个开间里里外外全部渣土石块清理到两百米外八台山脚下的乱石窖，露出所有地基的基脚石才算合格，工钱五元。

五元钱，在我看来似乎后半辈子都有了依靠一般，兴奋之余立即就往家里跑，拿起锄头撮箕头也不回就奔向新信用社，完全不理会我妈的追问。还没挖到两撮箕渣土，就被赶到的我妈拦阻了，在她向易经理询问清理要求和工钱后，我妈从我手里夺过锄头往下挖了十几下还没看见基脚石，我这才知道，按易经理的要求清理，我一个十四岁的半大孩子估计一个月也完不成。知道开出的工钱和工作量不成比例，一番讨价还价后，易经理最终才不情愿地把工钱加到十元钱。知道工作量远大于十元钱的劳动量，但生怕被别人抢了去，我妈最终做出了妥协。那以后我和妈每天天不亮去干活，除了吃饭晚上还点着煤油灯夜战，直到第十一天将新房子里外的渣土石块全部清理并得到易经理的认可。看到我妈从易经理手里接过十块钱，虽然我妈没给我一分钱，但心里却有几分自豪，——毕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自己寻找的挣钱机会，而挣的还是信用社的钱。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居民做小生意的人多了，就连不少农村社员也“洗脚上田”到街上做起了小买卖，这一时期，信用社的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前，信用社规定个人贷款额度的上线是一百元，但很快就被做生意的人打破，到了1980年，街上公认的小生意做得最大的个体户田光壁，找到已经成为经理的罗会计一次就借贷了500元。那以后，去信用社贷款的人越来越多，额度也不断刷新，到了九十年代个体户从信用社的单笔贷款数额已经超过万元。为了将贷款风险降到最低，信用社发放贷款也有不少限制，彼此认识信誉好贷款就比较容易，不熟悉的或者第一次去信用社贷款，不仅需要有人担保还要出具实实在在的抵押物。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用社办理业务的技术手段也日新月异，计算机取代了算盘，打印机取代了手写，数据联网不仅让监管无处不在，也让劳神费力的日清月结变成了分秒之内就能自动完成的数据库自动运算。这些年，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逐年递增，信用社的业务开始多样化，除了之前的存贷款业务外，代发工资养老金、经营理财产品以及推销商业保险等等。

现而今，高桥镇除了信用社开展金融业务，还有邮政储蓄与之竞争。本着修房子不如租房子的理念，前几年信用社将1972年修的房子卖了在街上租了一栋房子开办业务。目前，信用社共有员工七个，存款余额早已超过百万，无论当场天还是冷场天，每天都有不少人进出信用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不久，高桥信用社更名为“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可以预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曾经的信用社，现在“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规模一定还会不断扩大，业务也会不断扩充，服务也会更加完善更加亲民.....（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