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邮电所（上）

韦平

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邮电所（上）

邮电所是县邮店局设在老家神潭溪——现在叫高桥镇的一个邮政代办点。听老辈人说，神潭溪解放前就有专门的“邮差”负责送报送信。解放前寄信的人很少，报纸也只有当时的乡政府订了一份，所以当时街上并没有固定的邮电所。那时把送信送报的人叫邮差，人住在下两，只在当场天才来一回神潭溪，天气不好或河里发大水甚至十天半月才投递一次信件报纸也是常有的事。

解放后的1950年，街上设立了固定邮电所，第一任邮电代办员，是街上的杨庆昌。代办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至少能够读报或认识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那时候能读报的人就是文化人，找工作比较容易，所以，邮电所代办员在几年之中换了好几个。新开业的邮电所，除了寄信汇款送报纸，包裹杂志很少，除了单位和有人在外工作的家庭偶尔收寄信件外，其他人是很少光顾的。

我对邮电所产生认知，大约是1966年苗平昌接手之后。苗平昌是公社苗书记的三儿子，十六七岁的年纪，因为喜欢和我们一帮发小在一起逗乐，我才有机会去他的邮电所玩耍。邮电所租用的是离我家靠上河边不过百米的两间民房。靠街一间做了一个柜台，将柜台上方的木板取下就是营业室，营业室后面是苗平昌的宿舍。原以为邮电所除了信件报纸就没有别的东西，可去到营业室，才看到营业室里面那张分发报纸的大条桌上还放了有好几本杂志和画报。很少看到色彩艳丽的图片，我随手拿起一本《人民画报》翻了翻，很快就被其中的图片所吸引。第一次看到了那么精美漂亮的风景图片，心情很有几分激动。

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又去苗平昌的邮电所，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一阵说笑从营业室里传出来，听声音就知道是苗平昌和前几天才来街上看嫂嫂的国营食堂陈会计的小姑子。陈会计是半年前才调到神潭溪国营食堂卖牌子的三十岁的小媳妇，丈夫在部队当营长。在街坊眼里，营长是个大官儿，但人家陈会计却为人和气没有丁点儿官太太的架子。虽然平时说话不多，但见人总是一脸笑，按街坊们的话说就是“很小意”。街坊大都喜欢陈会计，她那青春年少长得又丰满又漂亮皮肤又白净关键是还爱说爱笑的小姑子来街上不过一两天，单位上的年轻人个个都争相恐后地对她献殷勤了。为了讨小姑子的欢心，他们称她为小姐姐。

不过两条街道的神潭溪，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供消磨时间的，而一街之隔的邮电所便成了小姐姐最爱光顾的去处。别以为六七岁的男孩啥也不懂，在穿着时尚白净漂亮的小姐姐面前我一样要装模做样地有所表现，冲苗平昌笑笑后就径直去条桌上拿起一本还没来得及投递的《人民画报》假装认真地阅读起来，——虽然认不到几个字，但在人家小姐姐面前总要装着有学问的样子。装着认真地阅读，眼睛却不停地朝小姐姐那边乜斜着，当看到她从凳子上起身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我，心跳居然也开始加速。

小姐姐走到我背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然后弯腰俯身将脸贴近我的头发，她的这一举动让我一阵眩晕。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听小姐姐甜甜地说：“上海外滩的夜景真是太美了，漂亮的霓虹灯好像真的在闪光一样。”从来没听过外滩、霓虹灯这些新名词，小姐姐的话让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装着很懂行的样子，我居然神差鬼使地转身把画报拿到柜台下的黑暗处，想要看看图片上的霓虹灯是不是真的会发光。一阵清脆的笑声后，小姐姐拍着我的头顶说：“这小孩儿真可爱，好天真。”听着小姐姐叫我小孩还天真，我不仅没有半点难为情，反倒觉得特别高兴，——能得到大我七八岁的漂亮小姐姐品评——不管是嘲笑还是夸奖，我都感到自豪。

将画报从柜台下的阴影处拿出来，小姐姐顺手拿过去又一翻，就见她眼睛一亮，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得惊讶：“哎啊，快看快看，津，巴，布，韦，平，衡，石，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美景啊！”小姐姐一字一顿地读着画报上的文字，激动中又伸手把我拉到她身旁。抬眼一看，我就看见了图片上那个由三块天然巨石叠加而成的看上去和小船有几分相似的石头。经常听广播喇叭，我知道非洲有个叫津巴布韦的国家，没想到却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作为该国地标的平衡石。

“噢哦，这个平衡石是亿万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太美了，太漂亮啦，要是能够去这个地方看看，那该多好啊。”小姐姐一边兴奋地说着，一边拿眼睛朝我看：“嘿，小孩。好好念书，等你长大了去津巴布韦好不好？这么美丽的地方，一定要去一次哦。”见我傻笑不回答，小姐姐又摸摸我的头说：“去非洲要坐飞机哦，坐过汽车没有？还没有啊。没事，亚非拉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等你长大了，就能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去非洲。”看着小姐姐说得那么认真，下意识地我心里真的生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亲眼去看看画报上的那个平衡石。

随着年龄的增加，当年在邮电所生出的梦想似乎离我越来越远，可谁知在45年后的2011年，我居然真的去了津巴布韦，还真的就站在了那块平衡石面前。那一刻，当年在邮电所和小姐姐一起看《人民画报》的情景又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只是时过境迁，代办员苗平昌已经离世，小姐姐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邮电所除了邮政业务外偶尔也代办县域内的电话业务。电话在当时是个稀奇东西，全公社只有公社办公室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如果家里有紧急事情需要给在外工作的亲人打电话，邮电所就只能借用公社的电话。如果要给在县外工作的亲人进行紧急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发电报——当时被叫做打电报或拍电报，而最近的可以发电报的地方就是下两区邮电支局，所以，那时候家中有事除了写信就是打电报，很少有人使用电话。但也有例外，1966年秋，家住剑杆山的刘家大儿子来邮电所找苗平昌，说是要往北京打个长途电话。

当时的电话出县就叫长途，需要先挂号再一级一级转接，所以被叫着挂长途。听说刘家大儿子要挂北京的长途电话，这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苗平昌都很好奇，当得知他要给国家某个部委挂电话的时候，就更让人吃惊了。好事者一番询问下来，才知道刘家大儿子口里的那个部有位副部长，据说无论年龄姓名甚至小名——也不知他们从什么渠道获取的——都和他母亲失踪多年的兄弟相同，于是就想打电话去证实一下。知道邮电所甚至下两邮电支局也很难办理打往北京的长途电话，苗平昌建议刘家大儿子去县邮电局。

几天后，刘家大儿子真的背着干粮盘缠去了县城，在县邮电局营业厅预交了钱挂了号，在营业员的建议下去了一个有电话的国营旅馆开了一个床位住下来等候。当时想要接通长途电话，挂号后就开始由县邮电局的长途话务台按县、地、省、首都一级一级转接直至最终将其全程联通，等待对方接听后双方就可以通话了。受制于转接环节是否畅通和对方电话是否有人接听等诸多因素制约，很多时候即便电话全程联通了，对方却没人接听。所以，那个时候要打个长途电话，特别像北京这么远距离的长途电话，顺利的话也要两三天时间，打电话的人需要在确定的电话旁轮班守候。

为了能够和未经证实的副部长舅舅通上话，刘家大儿子也是拼了，吃饭是自带的干粮，喝自来水，即便上厕所还要竖起耳朵监听电话，只要铃声一响，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电话都会立刻搂起裤子狂奔接听。终于，三天后的下午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是副部长的秘书，可没等刘家大儿子把话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说了一句“首长不是四川人”就挂了电话。这样的结果让刘家大儿子特别失望，可谁知到了第二年，他却因为这件事被扣上“政治骗子”的帽子而遭到严酷批斗。

作为邮电所的代办员，苗平昌除了给街道上的机关单位和全公社几个大队投递报刊杂志外，也给街道居民和农村社员投递信件汇款和包裹。按规定，汇款和包裹代办员只负责投递汇款单和包裹单，收到单据后自己再到信用社领取现金到邮电所领取包裹，但对街上的居民和行动不便或有特殊情况的村民，苗平昌也会将包裹送上门甚至还会帮其将汇款取出直接将钱送到家中。1971年秋季的一个下午，苗平昌给中街里的郑伯娘送了一个用白粗布缝成的小包裹。看见苗平昌送来的包裹，郑伯娘一边道谢一边邀他进屋喝茶。因为手头还有邮件要投递，郑伯娘签收后笑眯眯地目送苗平昌离去，然后才转身进屋内想要给正在为我辅导作业的女儿杨青一个惊喜。

比我大三岁的杨青，是街上公认的乖乖女。听话、勤快、善解人意、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马上就要小学毕业的她还喜欢义务给我这样的“天棒锤儿”辅导作业讲读过的小说故事，我也因此叫她杨姐姐。可能是因为学校刻苦，也可能因为是先天的原因，杨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眼睛有些近视，且随着年龄增加近视程度越来越严重。眼睛近视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我并无感知，每次去杨姐姐家辅导作业时，她看书写字眼睛总是特别靠近书和本子，她的这一举动，我不仅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反而认为那是一种时尚。

郑伯娘背着手走进屋来，看着女儿笑眯眯地说：“好消息，好消息。”边说边把小包裹递到正在给我讲作业的女儿跟前。“爸爸给我买的眼镜！”随着一声惊呼，杨姐姐一下子从板凳上跳了起来，从母亲手里快速拿过小包裹，接过母亲递过去的小剪刀，挑开包裹缝合的线头取出一副透明的塑料架眼睛。听郑伯娘说，杨姐姐在县城工作的父亲一直牵挂女儿的眼睛，之前配过几幅但效果并不理想，暑假时父亲回家带着女儿去了县医院眼科验光，于是就有了这副迟来的眼镜包裹。

杨姐姐把眼镜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欣赏了一会儿才有几分仪式感地将其戴在脸上，前后左右抬头低头，又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在眼前远远近近地来回审视，而站在一旁的郑伯娘早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询问眼镜的效果了。将手中的书放下将脸转向母亲，微微一笑之后便张开双臂给母亲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太清楚了，这副眼镜真是太好了！戴上看书，字小小的，一笔一划看得好清楚好清楚！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小小包裹给杨姐姐带来的欢欣我当时其实不懂，只是觉得“谢谢爸爸谢谢妈妈”这些话很洋气。把母亲叫“妈妈”我只是从电影上见过，就更别说还要给爸妈说谢谢的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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