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正午,裕仁做出第二次“圣断”——在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投降照会后,紧接着办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 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 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对它绝不可以粗心大意对待,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在《诏书》的开始,便自称“朕”,“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4国。 《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 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 在《诏书》中,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面对已经战败的局势,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愿接受,在《诏书》中没有任何承认战败的文字。本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的执拗主张做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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