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总司令写给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劝降书”说了啥？

夜半挑灯看吴钩

“甲午海战”使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美国第八）的中国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海军提督丁汝昌（中国海军司令）率领剩下的几艘残舰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

2018年8月，我带雨点专门去过威海卫观察地形。北洋舰队的司令部就在威海卫的刘公岛上。刘公岛就横在威海湾的湾口正中，距离陆地仅仅三四里，补给迅速而方便，岸上陆地南北西三方和岛上都布有火炮互相配合，周围海域则驻有北洋舰队严阵以待，是名副其实的阻击海上之敌的战略要冲，真是上天赐给中国的海上天然屏障。

然而，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又被日舰包围于威海湾，万念俱灭的大清海军总司令丁汝昌在刘公岛正预自杀殉国之时，1895年1月25日（农历1894年腊月三十除夕）他突然收到一封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伊东佑亨中将的“劝降书”。全文如下：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

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

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伊东祐亨　 顿首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这封劝降书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中将转交给的。据历史记载，丁汝昌收到“劝降书”后，当然不听这种劝告，立即将劝降书送给了顶头上司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19天后，丁汝昌自杀身亡，北洋海军全军彻底覆没！

信中，伊东祐亨开头就说，甲午战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而非他与丁汝昌的私人恩怨。他详细分析了清军失败的原因所在，指出并非皇帝或者某个官员的过错导致，而是因为整个国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

他从我国的科举考试说起，然后结合日本的艰辛历史，再三重申了改革的重要性，继而层层递进，解剖了大清衰败的原因。伊东祐亨建议清朝应该以日为师，废弃旧制度，谋求新制度，才能保持国家的相安无事，否则难以避免败亡的结局。

伊东祐亨认为，大清搞“坚船利炮”搞了几十年，没有新制度，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大清之败，并非炮舰不精不新，而是败于老制度！

伊东祐亨甚至对丁汝昌说：大屋子将要倒塌，一根木柱难以支撑。如果见到时局不可能有所作为，有什么想不开的？请您暂时旅游日本，积蓄余力，以等待他日贵国复兴的时候，用以报答国家的恩德……

为了说服丁汝昌，伊东祐亨还举出越王勾践、法国前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土耳其元帅奥斯曼·努里帕夏，以及日本将领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投降于敌人，却并没有遭到丑化的事例。

作为敌军主将的一封劝降书，却无贬损侮辱之词，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的制度弊病和振兴之策，心平气和的与对手谈论着国家政治问题，尽力让战败国能觉悟到一个强国的秘诀：“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

然而，这些四万万国人却浑然不知，但伊东祐亨不过是一位外国的赳赳武夫，他竟然对中国的问题洞若观火，还送出了一剂医治中国贫弱的良药，伊东祐亨的“劝降书”堪称千古奇文！

伊东祐亨写给丁汝昌的信不是一封“劝降书”，是一记“震击治疗”，是一封振兴中国的“建议书”！即使在130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读和深思。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