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至《前锋文艺》
伏龙寨系列故事：伏龙寨下走出的县太爷王卓孚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代市场出来往广安县城去的大道上，曾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砌仿木结构牌坊，乡人称“王家牌坊”。牌坊为四柱三开三层大型仿木结构，高大壮美，高五丈四尺八寸（约18米），两边整体宽四丈四尺八寸（约15米），中间的门洞宽一丈四尺八寸（约5米）。牌坊的方形立柱基石单边宽五尺八寸（约2米）。方形立柱单边宽三尺八寸（约1.2米）。牌坊的石材就地取材于旁边的大石坝，再施以人物故事与吉祥事物雕刻，配以诗词对联题字。其在王卓孚出生当年开始兴建，百余人工用时近六年，消耗了王家一千多挑田产家业，才终于完工。
光绪十五年农历己丑年（1889）三月初三日，王卓孚出生在广安州明月乡伏龙寨下龙山里樊家桥王家大院子。“王家牌坊”的主人正是王卓孚的爷爷王正选。王正选有田地一万余挑谷，是代市场上数一数二的富家大户，放眼广安州里，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王正选生三子，长子王天朗，王天朗生七子，长子王卓孚。王卓孚谱名王心璋，字卓孚，又作卓夫，官名王瑾。那高大壮美的“王家牌坊”，据传是王正选捐粮万余担、捐银万余两，救助广安县城遭受水灾的老百姓，受朝廷嘉奖，为表彰其功德，钦准旌表令建“功德牌坊”一座。
时逢王卓孚出生，据传当日西天现火烧云异象，乡邻一度盛传王家从此子起必出贵人，王正选老爷子一高兴，遂决定奉旨耗巨资兴建一规模宏大的“功德牌坊”，以倡显家业永隆。几年后，令人咋舌、高大壮美的“王家牌坊”如期竣工。此正是长五王氏家族实力的象征。
王卓孚自幼衣食无忧，吃饭有丫鬟，读书有私塾，就算拎个书包，也有书童。王卓孚成年后，长相清秀，一副读书人的翩翩俊俏公子形象。但王卓孚并未像乡里的其他富家少爷一样早早结婚，而是继续四处求学，想有一番大的作为。在清末民初东渡日本留学的大潮下，他留学東洋日本成城学校，看到国家遭受列强欺辱人民饱受苦难，毅然选择了学习军事知识。
王卓孚留学日本之际认识了同为广安老乡的蒲殿俊、王顺寅（王饽）、王顺智（王璋）等人，又与王顺寅、王顺智是同族叔侄关系。他回国后即接受蒲殿俊等人邀请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积极参与了四川历史上有名的保路运动。蒲殿俊时任四川咨议局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王顺寅时任主事、四川咨议局庶务科长、股东代表、保路同志会代表，《广安县志》记载其在“保路独立之表现”时，有“争路废约，热烈异常”的评语；王顺智是蒲殿俊妹夫，辛亥革命后，据《广安县志》记载：王顺智以“王璋”之名于民国2年8月18日—9月9日期间出任广安县代知事，据《岳池县志》记载：他以“王顺智”之名于民国11年6月、民国12年10月—13年1月，两次出任岳池县知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王卓孚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按父亲的要求回到广安，主要学习打理家族中的巨大家业。在广安县城一次亲戚的酒宴上，和当时广安炙手可热的军阀人物杨森偶然相识，至此，王卓孚的后半生，便与杨森如影随形了。
杨森当时正值发展壮大之机，急需军事人才，听闻王卓孚留学日本成城学校归来，学习的是士官军事，又了解到王卓孚来自在地方上背景强大能人辈出的长五王家，遂十分欣赏，两次登门邀请说服王卓孚到其麾下任职。已经见过大世面的王卓孚不想自己像父辈们一样仅仅只是一个商人和名义不太好听的大地主，渴望另有建树，最终与杨森一拍即合。由于杨森子女众多，其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王卓孚作为入幕之宾，首先便担当了这些子女的家庭教师一职，日常教习孩子们准军事化的课程作业，同时，他还作为杨森的军事参谋积极参与杨森的军事大业。
由于王卓孚留学日本成城学校学习过现代军事知识，又参加过保路运动，见多识广，他的一些时局意见和军事见解很合杨森之意，遂逐步得到提拔和重用，一度担任杨森的副理和参赞参谋，在杨森的军中有较高的职务和地位。乡间有俚语说杨森和王卓孚的二人搭档关系：“眼前有杨伯坚点火，背后有王夫子扇风，眼睛不盯事，前挨锭子，后挨砣子，老壳敲成卵尻子。”杨森字伯坚，夫子是彼时对私塾老师的雅称，就是特指杨森家孩子的家庭教师王卓孚。
王卓孚于民国23年（1934）10月——民国24年4月出任岳池县县长一职，成了乡人口中的“县太爷”“官家大老爷”。他是伏龙寨下长五王氏走出的又一位“县太爷”。
王卓孚长期在杨森军中任职，跟随杨森东征西讨起起落落，深得杨森器重，是杨森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因王卓孚自己家本就非常富裕，从不为钱发愁，不会像其他军官一样，借着自己的职务和权利搞歪门邪道、想尽各种办法捞油水，其为人品德中正，很有口碑。杨森十分信任王卓孚，他不在军中主事时，不是特别重大的军机要务，王卓孚说了都要算数的。王卓孚在杨森军中，有时候，甚至一句话，就能救人一条性命。
杨森军中有一小兵，名叫王明，也是长五王氏族人，谱名王清铨，居住于长五间椅子庙彭家岩。王明的父亲王官发在民国三十年外出做生意时，被奸人设计杀害，藏尸水田，后虽发现找回尸首，但奸人已经潜逃邻水。身为长子的王明誓言要为父报仇，但年幼力弱，遂投入杨森军中，一来锻炼自己，二来以谋时机。
王明机智精灵，又读了书，能写会算，得杨森广安卫防营三连程连长看中，程连长也是长五间本地人氏，所以对王明很是关照，让王明做了三连的伙夫班头，负责三连日常伙食采买与伙夫兵的管带。那年月，民不聊生，乡人多生活困难，做了伙夫班头的王明在生活上过得很是舒服，但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儿时的玩伴和乡中的好友，于是将居住于长五间彭家岩的陈德云与黄严清二人叫来，安排在自己的伙夫班里，免了二人时常饿肚皮的事情。
王明来军中已久，但为父报仇之志未曾忘，奈何军中自有军中的规矩，王明感觉报仇无望，便有了离开军队的想法。来军中不久的陈德云与黄严清二人虽说是暂时解决了饿肚皮的温饱问题，每月也能领到月饷补贴家用，但散漫惯了的二人感觉很不自由，也一样有了离开军队的想法。旧时的军队，都在到处拉壮丁扩充人员，既然来了，哪能说走就走，一不小心就是军法处置，小命难保。三人于是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离开军队，多次商议后，决定找一个晚上趁着夜色逃跑出去。
三人终于等来了一个时机。一天晚上，陈德云趁月黑出去探路，却久久未归，正在其余二人烦躁等待之时，突然闯进一队杨森的亲兵卫队，不由分说地将王明与黄严清二人绑了起来，押送到亲兵卫队连部关押起来。原来外出探路的陈德云，在回营地的路上不小心偶遇杨森的亲兵卫队盘查逃兵，神色慌张间露了马脚，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准备与王明和黄严清二人一起逃跑的实情。
亲兵卫队连的杨连长将此事报告给杨森处理，杨森正烦躁最近一段时间逃兵较多，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安排于下月月初全军月训操演之际将三人按逃兵示众正法。王明的连长也因此事受到牵连，领了责罚，但程连长念及与王明相处日久的袍泽之情，又见王明三人将要很快被正法，于是到亲兵卫队连部探望三人。
几人见面一顿寒暄闲聊后，程连长突然说道：“可能有一人能救你们，军部的王卓孚王参赞为人大度，处事宽厚，一般有求之事都会应允，我听闻王参赞也是我们代市场的人，你可曾听说？”
王明愕然间看见一丝希望，急忙说道：“我早就听闻王参赞是我的族亲，我还应该喊他一声太祖公呢，但我们未曾谋面，不知他是否肯帮忙。况且我现在还遭关押起的，又怎么见得到他嘛？”
程连长与王明商量了一下，由王明向王卓孚写一封求情信，由程连长带到军部，面呈王卓孚。
王卓孚当着程连长的面看完了王明写的求情信，略一沉吟，就吩咐自己的卫兵说：“你去跑一趟，让亲兵卫队连的杨连长将这些人带来见我。”
亲兵卫队连的杨连长见到王卓孚的卫兵来传话，心中已经猜到几分，从王卓孚的一贯作风来看，知道王卓孚这次又要当好人了。杨连长见王明三人一身烂军服，灰头土脸的，很是狼狈，只恐王卓孚见了不高兴，庚即安排王明三人洗漱了一下，又换了一身新军服，才由自己亲自带到军部来。
到了军部的大堂门外，杨森外出不在，一身穿着很是儒雅的王卓孚正在伏案处理公文，程连长正在旁喝茶候着呢。杨连长先进门参见了王卓孚，与程连长打了招呼后，就引手招呼王明等三人入内相见。
王明进门紧走几步，一下子跪伏在王卓孚面前，向王卓孚哭呼道：“大太公，救我一命啊，孙孙我不懂事，犯了大错误，还望大太公拉我一把，救我小命。”
王卓孚示意程杨二位连长将王明拉了起来，缓缓说道：“你的求情信我看了的，我也听说过你父亲的事情，年轻人嘛，犯了错误，知道错了，能改正，还是要给个机会的嘛。”
王卓孚又转身对杨连长说：“杨军长这里我来说，下面的弟兄问起，就说是我吩咐办的。”又指了指程连长：“你把他带回去放了，让他好好干事就行了。”
王明见王卓孚只说放了自己一人，忙将陈德云与黄严清二人拉在王卓孚面前一起跪下，哭着求情道：“大太公，这二人都是长五的，是我儿时的玩伴，是我把他们拉进军中来的，这个陈德云，是我堂姑姑王官珍的丈夫，是我们王家的门客，这个黄严清，是我一个远房老表，也说得上是我们王家的外孙，还望大太公一并开恩，救我们一命。”
王卓孚看了看几人，抬了抬手：“你们几个下去后，要好好干事，不要再让我操心了哈。”
程杨二位连长自然懂得王卓孚话里的意思，忙让三人向王卓孚磕头道谢。退出大堂后，杨连长说；“你们三个命大呃，碰到王参赞救你们一命，你们晓不晓得，埋你们三人的坑都在外面挖好了的。”
王卓孚虽然经常跟随杨森在外带军打仗，但对故乡广安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吩咐自己的卫兵，如果说碰到广安人了，在外头吃不上饭了，就让他来我们这里，拿碗添饭，如果没钱回家了，找我，我来给他出车马钱。
王卓孚为人宽厚，教育有方，他教的杨森的几个儿子也非常尊重王卓孚。杨森的长子杨汉兴，接受新思想，大搞学生爱国运动，抨击军阀势力，被捕后被杨森取保回家，杨森把他送到德国军校留学。抗战之时，杨汉兴转经苏联回国，专程去湖南平江劝父亲杨森弃暗投明，为此父子俩激烈争吵起来。杨森一气之下登报声明与杨汉兴脱离父子关系。后在王卓孚的说服下，杨汉兴同意回来见父亲杨森，王卓孚将杨汉兴从上海带回了广安，杨汉兴复又回家与杨森同桌叙怀。
王卓孚以其能力和品德服众，在长五王氏家族内，也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被族亲一致推选为长五王氏家族的族长。王卓孚担任族长后，为家族作了不少实事，还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的联宗叙谱清明会。当时在邻水也有一支长五王氏的后人，但当时由于华蓥山上土匪横行，来参加清明会的族亲有人身安全问题，于是王卓孚派出自己的卫队，去到邻水把族亲接过来，待吃过清明会，又安排自己的卫队把族亲送回去。
王卓孚在担任族长后，凭着自己的关系和势力，时常维护族人的正当权益，他秉着公正谦厚的原则，多次参与了家族内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如郑启和绑票伏龙寨寨主王文昭一事，如郑启和敲诈不成火烧王景山的戏楼院子（现长五小学校）一事，如谌克纯初到代市场时与长五王氏家族近千人的武装队伍对峙一事，如王淡泊遗孀姚婆子被谌克纯女婿王允九杀害一事，等等，正是他的亲自出面，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后来，王卓孚眼见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加上地方上的军阀派系之争惹得战火连年，让群众民不聊生，他一度十分信奉的三民主义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慢慢地，王卓孚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对治内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士时常有宽宥之举。抗战后期，杨森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共产党人士，杨森曾一度准备剪除，但王卓孚态度温和，常劝杨森说，我们只是思想上的不同，但我们都为了民族和国家，况且，我们还得留条后路。杨森虽觉得王卓孚是妇人之仁，但实在不能驳了王卓孚的面子，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一日，王卓孚在广安河边大营房内巡查，发现一队士兵押着五名也穿着军服的人。王卓孚上前询问得知，这五人是被人点了水，怀疑是潜伏在杨森部队的共产党的人，将押出营房枪毙。王卓孚了解情况后，吩咐下面的士兵，让先押回去好好看管，他回去与杨森商量后，再作定夺。
王卓孚迅速回到军部与杨森商议：“这些人我们只是怀疑，还没得到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产党的人，我们最好是先不要枪毙了，一来，这样影响弟兄们的人心士气，弄得弟兄们大家人心惶惶，二来，如果就算他们是，我们把他们放了，他们几个人而已，也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我们还能落个顺水人情，给我们自己以后留条后路。”
杨森想想也是这个道理，虽有不甘，但重要的是杨森非常看重王卓孚，不想驳了王卓孚的脸面，于是下令将五人释放，逐出自己部队。这五人中，便有解放后任西南局南充地委副书记的李某。
长五间本地有一方姓人士，家中富庶，早年在重庆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加入地下党组织。回广安后，以作生意为掩护，长期奔走于重庆和广安及周边县市，秘密进行地下党组织工作。时间久了，难免露出蛛丝马迹，在过年前夕，被代市场伪政府区长谢相勤扣押了，但方某彼时并未暴露身份，谢相勤虽令手下刑具伺候、严加审问，但方某大义凛然，丝毫不惧，谢相勤一时也束手无策。方母和王卓孚的母亲是堂姊妹，按乡里人的说法方某和王卓孚二人就是“老表”关系，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王卓孚组织营救。王卓孚得知信息后，欣然前往。
王卓孚到代市场找到谢相勤说：“谢区长，方某某是我老表呃，你听到点风吹草动，就把别个抓起，你要是有把握，就送到广安缉查所，你要是没得真凭实据，还是卖我王卓孚一个面子，我王卓孚作个保，把人放了，让我老表回家过年。再说了，就是你谢区长到广安缉查所，把那些刑具家伙试一下，恐怕你也要遭不住，赶紧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吧。”谢相勤思考再三，不敢得罪王卓孚，终究还是把人放了。可惜的是，方义士在关押期间受了大刑，寒冬腊月，衣作单薄，被冷水淋身，感染了风寒重疾，营救出来不到半月，竟病故了。
王卓孚多次搭救民主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士的做法，终究让自己和杨森渐行渐远。解放前夕，国民党败局已定，大量有权有势的人在蒋介石的安排下逃往台湾岛。得于与王卓孚的多年交情，和看重王卓孚的才华，杨森本来已经去到成都准备飞往台湾了，却带着蒋介石许以的高官厚禄和签发的将军任命书，又乘飞机返回重庆，劝说在渝的王卓孚一起到台湾去。王卓孚思量再三，还是决定留下来了，王卓孚说：“我没有干坏事，我对得起广安人民，我相信广安人民会善待我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为难王卓孚。王卓孚搬出了广安县城的大院，将房屋家产交给国家，以“民主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的身份，举家搬到新桥油菜沟瓢把井，搭建几间茅草屋，安顿一家人的生活。
王卓孚救下的解放后任西南局南充地委副书记的李某，几次到王卓孚的茅草屋看望王卓孚。杨森的次子杨汉烈在解放时期率部二十军起义，解放之初在四川省部任职，亦是几次到广安探望王卓孚，行以学生之礼。
王卓孚刚回乡下之时，年岁已大，又不擅农事，且幼子年岁小，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王卓孚曾搭救过的，也住在附近彭家岩的陈德云与黄严清二人，时常拎半袋米或是一些日常小菜接济王卓孚一家。王卓孚如若到代市场赶场，在代市铁门加工社打帘子的王明，一定会留下王卓孚吃午饭，隔三差五的割点肉让王卓孚带回家。王明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记得别个的大恩大德，没有大太公，埋我王明的坑坑都挖好了的。”
王卓孚回乡下后，虽然生活清苦，但乡人很是宽待，又有一众乡人和族亲的庇护，历年斗争都没有挨整和挨批斗，党和政府也及时给予了支持和帮扶，拨发救济钱款和粮食。
王卓孚先后共娶了两任妻子，育有四子一女，瓜瓞延绵，现已是子孙满堂。
一九五九年，享年70岁的王卓孚离世后被埋葬在了新桥油菜沟瓢把井的老屋附近。
一九五九年，在“大跃进”时期拆旧拆古的背景下，代市场边那高大的“王家牌坊”，轰然倒下了，终成了一粒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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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9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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