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没有写下过任何惊天动地的文字,但所有的一切都丝毫无损华娃儿在我心中崇高的地位。华娃儿千古!
华娃儿
邓四平/文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回老家永兴给父母扫墓,中午在永兴场上吃饭的时候,突然听人说华娃儿死了,在广东打工,不知道得了什么急病,突然就死了。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华娃儿的音容笑貌顿时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华娃儿,书名叫做邓时华,和我同姓,但不同宗。记忆里,华娃儿和我都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和我年纪相仿,但大约要比我大两三岁左右。华娃儿家住蓬安永兴老街场口,每逢到了正月间,我便要跟着父母到老家竹山观村去给爷爷、伯伯、幺爸家拜年,便要路过华娃儿家的大门,常常可以看见华娃儿坐在自家大门前的青石台阶上独自一人玩耍。
因为华娃儿的长相和说话的语气、神态酷似欧美外国人,因此,那时候,我们就将华娃儿的名字邓时华倒转来喊,将他喊成“华盛顿”。华娃儿听见我们这样喊他,也不生气,只是很腼腆地朝着我们涨红着脸很害羞似的笑笑。
小时候,我听大人说,华娃儿的父亲是个渡口工人,那时候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华娃儿的父亲的脸很长,颧骨很高,脸上长着很多麻子,见到任何人几乎都铁青着一张马脸,像是大家借了他的米还了他的糠一样,对人冷冰冰的,看上去非常严肃,不苟言笑。据说,常年在外,一年很少回过永兴场。
华娃儿的母亲姓陈,真名叫做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外号叫做陈冲壳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当时在海田初中教书,每逢当场天,我在学校里教完书,便要赶到永兴大桥上去帮父母看摊摊和帮忙卖货。常常看见陈冲壳儿也在永兴大桥上摆摊摊卖水果,那时候,陈冲壳儿大约有五十来岁,人黑黑的,瘦瘦的,头发有些花白,有一只眼睛仿佛有白内障,但精神矍铄,说话的声音很清脆响亮,对人很热情。她摆的摊子不大,搭两根长木条凳,凳上放一个米筛大的簸箕,簸箕里摆着苹果、梨子等等水果卖,苹果、梨子是赶班车到周口去进回来的。陈冲壳儿有时候也要卖桃子、李子、杏子等等,逢场天一大早,一些卖桃子、李子、杏子的农民背着背篓一到街上,陈冲壳儿就在果农那里用便宜的价格买下来,然后再加价卖出,从中赚取一点差价。挣点钱,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还是非常辛苦!
华娃儿在家是老幺,他上面究竟有一个姐姐还是有两个姐姐,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华娃儿在他家是老幺,而且是个独儿子,这点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小时候,听我父亲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家从济渡街上搬到永兴场,因为没有房子住,就住在永兴老街场口的农机站的房子里,我家因此和华娃儿家成了邻居。那时候,陈冲壳儿还很年轻,每天都喜欢在坐在街上自家大门前唱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洪湖水呀浪打浪》,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唱各种革命歌曲,她还常常自己编一些歌词来哼唱,也常常教场上的街娃儿来学唱她编的歌谣。但因为唱歌,有一次却惹出了大祸。据说,有一年冬天,陈冲壳儿坐在家里教一群街娃儿学着哼唱她自编的歌词:“冬天里那个冬,蒋光头儿在台湾烤了个烂烘笼。”谁知道,陈冲壳儿不知道哪根筋没对,一时竟然唱成了“冬天里那个冬,毛泽东在台湾烤了个烂烘笼!”其中不知道是哪个小娃儿就将此事拿回去告诉给了自家大人。大人又将此事报告了公社。公社干部便将陈冲壳儿抓进公社进行审讯,左一耳光,右一耳光,打得陈冲壳儿鼻青脸肿,喊她老实交代,为什么要教小娃儿唱反革命歌曲。陈冲壳儿哭哭啼啼地说因为自己天天都要念毛主席语录,每天都要在自己家的神龛前跳忠字舞,要早请示晚汇报,因此每天从早到晚满脑子都是毛主席的名字,自己第一次教街上的小娃儿们学唱歌,所以一时紧张,就把歌词唱错了。我检讨,我认错,我罪该万死,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后来,公社干部看到陈冲壳儿认错态度诚恳,也就放她回家去改过自新去了。从那以后,陈冲壳儿再也没有教街上的小娃儿们唱歌了。
1991年,我还在蓬安师范读师范二年级,学校放了暑假,我便常常到华娃儿家去耍。那时候,华娃儿大约有二十岁左右,人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脸长长的,下巴尖尖的,脸上长有很多红红的青春痘,但我怀疑那不是青春痘,应该是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是麻子。但华娃儿从不承认那是麻子,只承认那是青春痘。
华娃儿说他在广东打工,外面天气太热了,在工厂里打工,每天都要上十二个小时以上的班,太辛苦了,太累人了,而且工资低,工厂里的老板根本就不把工人当成人对待,受不了那种苦,所以就回家来了。他带回来了很多书报和各种各样的杂志,其中很多都是些军事、武器等等方面的杂志。我每次去华娃儿家借书看,他都会很慷慨地将各种各样的书报和杂志借给我,然后,拿出两根小板凳摆在他家门槛前的阶基石头上,和我面对面地坐着,给我摆各种各样的军事知识和各种各样的武器知识,摆原子弹,摆氢弹,摆坦克,摆战斗机,摆航空母舰……华娃儿口若悬河,常常摆得唾沫飞溅。很多时候,唾沫飞溅到我一脸,我就把板凳往后展,华娃儿就马上将他的板凳跟着我又往我面前展。我只好把脸上的唾沫擦干净,又继续听他摆。有时候,关于一些军事和武器方面的东西,我也要和他争论,常常互相争辩得面红耳赤。华娃儿便冲着我气呼呼地说:“不相信,你马上去查书,书上写着的,我说的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我就坐在板凳上擦了擦飞溅到我脸上的唾沫反驳道:“第一,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够不打标点符号哟,你的口水溅到我一脸都是。第二,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华娃儿听到这里,脸上的青春痘,也许是麻子,几乎颗颗都涨得通红,像是喝醉酒了的关公一样满脸通红。直到天黑了,我才拿起一大摞报纸杂志恋恋不舍地离去。华娃儿就站在他家的台阶上向我说道:“莫把书搞丢了哟,看完了记到还回来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1992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老家海田初中教书。每逢当场天,也常常看见华娃儿在永兴大桥上帮到他妈陈冲壳儿摆摊摊卖水果。大约是1998年,海田初中的学校领导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互相拆台,学校管理混乱,搞得乌烟瘴气,有的教师便乘机常常不上课,跑到兴隆、天成、济渡、罗家一带去打麻将搞赌博,几天甚至一周都不回学校上课。莫得教师上课,学校校长就聘请华娃儿到学校里来给初中一年级上语文课,每个月工资有120元。华娃儿到学校里来代课,就自己掏钱在海田初中的教学楼下面请木匠做了一个报刊亭,每天将自己家里的报纸拿到报刊亭里挂上,让学生们免费浏览。但是,学校里有的领导和教师就纷纷攻击校长说:“校长是个疯子,也请个疯子到学校里来代课。疯子有法教书吗?疯子能够把书教好吗?”说个实话,当时,我虽然也对校长的很多行为不齿,但是在其聘请华娃儿到学校里来担任代课教师一事,我还是大为赞成的。我说:“华娃儿虽然没有读过师范,没有教师资格证,但是,据我所知,华娃儿一是人品莫得任何问题。二是华娃儿读过高中,给初中一年级代个语文课应该是莫得啥子问题的。三是华娃儿在很多方面知识渊博,对待教育教学认真负责,仅仅凭这一点来说,就比起那些成天不上课到处去搞赌博的教师不知要强多少倍!”
后来,华娃儿在学校里代了大约一学期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就离开了。1999年,华娃儿又到广东打工去了。我因为常常反对校长的胡作非为,校长便向县教育局打报告,将我调到全县最偏僻的天成小学去教书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华娃儿了。
2001年,我从天成小学调到了济渡职业中学教书。2007年,我又从济渡职业中学考调到了蓬安县文化馆担任专业文学创作干部。有一次我回老家永兴去给父母扫墓,中午我在永兴场上请街上的一些亲朋好友一起吃饭喝酒。我说好久都没有见到华娃儿了,华娃儿这个娃儿确实很有才,华娃儿现在在没在永兴?哪个有他的电话?给他打个电话,中午也把他请来,我们一起喝酒。谁知,大家告诉我,华娃儿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不知道突然得了啥子急病,嘴巴、鼻子、耳朵里突然出血,还没送拢医院,就死了。死的时候,好像还没满三十岁,还没有讨婆娘。
听到这里,我心里感到无比地难过。脑海里顿时就浮现出了华娃儿往昔时的音容笑貌来,哎,真是世事无常啊,那么有才而且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一个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天嫉英才啊天嫉英才!
从那至今,时光一晃,大约已经十多年时间过去了,这十多年来,我几乎常常都要有意无意地想起华娃儿来,他的音容笑貌也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人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脸长长的,下巴尖尖的,脸上还长有很多红红的青春痘,他的名字叫做邓时华,但我们却常常把他喊成华盛顿………
华娃儿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也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人。华娃儿是一个性格温和待人和善的人,更是一个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的人。他的英年早逝,对于他的父母,对于他的姊妹,对于他的家庭,乃至于对于整个永兴场的文化,不得不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虽然他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没有写下过任何惊天动地的文字,但所有的一切都丝毫无损华娃儿在我心中崇高的地位。
青山肃穆,江河呜咽。自古天嫉英才,谨作此文,算是为故乡永兴场上的一代乡贤华娃儿敬上的一篇迟到的祭文和为之所作的一篇小传吧,愿华娃儿的在天之灵早日得以安息!华娃儿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