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奎:艰苦的邛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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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邛崃中学

高义奎

1956年秋，我愉快地读完小学，又顺利地考上了初中。这是我人生的重要一步，这一步我走得十分艰辛，最终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中学，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莘莘学子难以攀登的高峰。我们小学毕业班，集中了火井、三和与新民三个乡的36名学生，最终才考上16人，确实难能可贵。那时的中学，在邛崃乡镇还没有。全邛崃仅有的三所中学都集中在城里，即：（一）、四川省立邛崃中学（含高中），简称“省中”（今之邛崃一中）；（二）、天主堂内的邛崃女子中学（当时称“邛崃一中”,今不存）；（三）、邛崃二中（今实验中学）。

幸运的是这年秋天，国家在火井小学开办了“戴帽子”初中班，夹关、水口、火井地区的学生都集中在火井小学上初中。从城里派来教我们的教师有：语文教师王大力，数学教师周兆华，历史教师周尊甫，生物教师叶启超四人。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好事，一是可以跑通学，减轻家里负担；二是免却了徒步奔波邛崃之苦，那时火井没有公路，不通汽车。但，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师资和教学设备等原因，只在火井读了一期，就转到邛崃城里去了。

在火井的半年初中生活中，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就是搬石头填后操场。那时，刚开辟的学校后操场，东头是一片泥脚很深的冬水田，水虽放干了，却是一两尺深的烂泡泥。于是，学校便决定每天利用早晨的朝会课和课外活动的时间，中高年级的学生便排成一字长蛇阵，从校门外河坝头往后操场传递石头，填烂泥坑。同学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石头，前呼后叫，相互催促，有说有笑地忙碌着，校前、校后，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上体育课时，下河捡石头也成活动内容之一。真是“蚂蚁搬家，聚沙成塔”，烂泥坑也一天一天变成实地。今天，站在学校宽阔平坦的操场上，不禁想起当年传递石头的热烈场景。母校啊，你变得越来越美丽了。

要进城读书得花钱呀！要置办铺盖蚊帐等行李，要准备学费书本费，还要愁每个月的生活费，等等，哪一样不要钱啊！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父母在农业社做活路，哪里去找钱呢?左思右想，最后父亲决定把茨竹沟山上的青树砍来划成柴垮子卖，供我进城读书。于是，茨竹沟山上的一林青树就成了我读书的资本。父母利用腊月间农闲时，天天上山砍柴。星期天，我也上山去帮父亲锯树子。逢场就背上街去卖，全力为我进城读书作准备。

1957年春，我转到了省中校读书，有的同学转入邛崃中学，这下我就有苦头吃了。此时，我家有八个人：奶奶、父母、四个弟妹和我。奶奶已五十多岁，我和弟妹们还小，全家的生活就靠父母在集体劳动挣工分，分的粮食又不够吃。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父亲便在农闲时上山找副业来维持生活。但是父亲要我将来“吃笔墨饭”的念头，始终强烈地支撑着他的身心，他最终让我走上了进城上学的道路。我和几个同学终于打起铺盖卷，背起书包踏进了省中校的大门。

省中校创办于民国34年（1945年），其全称为“四川省立邛崃高级中学校”，旧时这里是考取秀才的“考棚”。当时的省中校，一进校门，左右两边各有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左边第一间就是我班的教室。正对校门过一个小操场，是一大片破旧的木架平房，分成左右两个大天井。天井两侧是低矮潮湿的学生宿舍，中间是连接礼堂的甬道，甬道正对校门一端是总务室和教导处。右边天井的背后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桢楠树，校长江泽民的卧室就在这里。礼堂的右后侧又是一个天井，分布着学校图书室、教师寝室和几间教室。左边天井后是学校内操场，旁边是高中部教学大楼。再向西是学校的外操场。整个学校坐北朝南，背靠老城墙。城墙上有一排密集的女墙城垛，城墙外侧是石礅砌成的两丈多高的墙体。墙下是宽阔的护城河。城墙内是厚土堆积的斜坡，栽种着密密的杨槐树，绿荫蔽日，十分恬静。这里是同学们休息、看书的好地方。过去有“穿城三里三，娶转城九里半”的说法，简括了邛崃城墙之周长及城内面积之大。1958年撤除城墙修公路，今日的环城公路基本上在老城墙的基础上。省中校是邛崃的最高学府，是莘莘学子们向往的圣地。只可惜我仅在此读完初中二年级，便遗憾地离开了我极不情愿离开的地方。在这平凡的两年里，留下了许多我难忘的记忆。

我班宿舍在礼堂右天井的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里。室内放着一排排仅两尺多宽的双层木床，床间有约两尺宽的过道。我是第一次见到双层床，颇觉新鲜。便选 了一间下铺，张泽辉在我的上铺。夏天，宿舍里比较潮湿，有蚊子、跳蚤，甚至还有臭虫。学校很关心我们的健康，专门派人喷洒“六六六粉”溶液，那时没有别的杀虫剂。又把窗子用白纸糊得严严实实，夏天防蚊子，冬天防寒风。加之，宿舍里住的人比较多，常有一种不太好闻的异味。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吵嚷声惊醒。便睡眼矇胧地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位睡上铺的刘姓同学在睡梦中滚下床了。好在有铺盖裹着一起掉下来的，没有大碍，只把头上碰了一个青包。有值夜的老师跑来看了刘同学一阵，便招呼大家赶快睡觉。第二天，有好几个睡上铺的同学，便在床边绷起绳子，作为临时“栏杆”，以防不测。我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上铺，免却了掉下来的隐患。

我班教室门口挂着“初七丁班”的牌子。与我同班的同学来自全县许多乡镇，有火井的张泽辉、高国贤，羊安的何开乾、杨琼玉，牟礼的赵崇俊、曾素芳，还有夹关的高月照，水口的严进才，等等。我的班主任是女教师，名叫刘宣莲，本城人。她三十多岁，矮胖的身材，红润的脸上颧骨稍高，慈祥的面庞，笑容可掬。第一眼看去，就感觉她有一副慈母般情怀。她教我们主科数学，上课认真负责，讲解耐心细致，教学严谨，关心学生，是一位很值得我敬重的老师。记得在我后来决定休学之时，她竟然亲自到我家了解实情，对我进行最后的劝说，叫我“不要放弃”，这句话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我的好老师啊，学生怎能忘记您！教我语文的是王世康老师，教我动物学的是黄绍祥老师，他们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的全国反右派运动波及我校，满校园都挂着大字报和漫画。我校的朱熙群、周化溶、黄绍祥等老师都受到严厉的批判。作为初中学生，我们还不谙世事，处于浑浑噩噩之中，只是 跟着参加大会，呼呼口号而已。

学校每个月放一次归宿假，以便回家拿下一个月的伙食钱。每月七元钱的生活费都成了家里的一道难题，因为家里没有固定收入，除了我读书开销外，还有一家人要生存。

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和张泽辉等同学迅速吃了午饭，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便匆匆踏上回家的路途。我们一路急急行走，过白鹤，经松安桥，沿九里泮，直达马湖，两只小脚急速地在大地上交替，继续丈量着邛崃城到火井的六十里路程。我们翻过竹根坡，穿过纸坊沟，跨过桃园桥，爬上马岩顶，已近黄昏，肚子也“咕咕”地叫起来。于是我们 就在路边的红苕地里用手刨了两个红苕，扯把草草来擦一擦，便三口两口吃下肚去，又慌忙赶路。走到元丰桥天就黑了，好在有点月色，我们都低头赶路不吭声。过了油榨，转出三里坝，终于抵达高场。当天，台子坝在唱川戏，此时，夜戏都已歇台了。我在张泽辉家歇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回到家里，弟妹们都睡了。奶奶忙给我开了门，母亲忙给我烧热水洗脸洗脚。这时，才发现我的脚上已磨起了血泡，母亲心疼地轻轻挑破血泡，又小心翼翼地搽上清油。这时，奶奶也把饭菜热了端到桌上，叫我快吃了去睡觉。看着母亲和奶奶为我忙碌，如此疼爱我，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暖流。第二天早饭后，我带着父亲给我的伙食钱和奶奶卖鸡蛋专门给凑的五角零花钱，又慢慢地踏上了回校的路途。那时我才十五岁。

1958年春，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积极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我也和全校同学一道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里借用2001年出版的《邛崃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中《除四害运动及其反思》一文的有关记述：1958年“3月14日，全县机关关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部队停训，军民总动员，全部投入战斗。清晨七时，战幕拉开。刹时之间，全县沸腾：山、丘、平坝之中，呼喝、叱咤、呐喊之声，此起彼伏；枪鸣、炮炸、弹轰、山鸣谷应；鼓、锣、盆、缸、钵胡乱敲打，叮咚乱响；竹竿、竹篙、扫帚漫天乱舞；鸟雀天上飞，人群地下跑，男女老少一齐上，房前屋后、街头巷尾、山林河畔，到处是战场。穷追猛打，跟踪追击，直撵得鸡飞狗跳，不可一时。一直驱赶到那些麻雀飞不动了，栽落下来，扑闪着翅膀，任人捉拿，或者是完全麻木了，任你如何吆喝喊叫，鸣枪放炮，躲在林子里、屋檐瓦檩中无力再动弹了，只能喘着粗气坐以待毙。如此喧嚣闹热之举，一直折腾到人人精疲力竭，饥渴难耐的深夜才宣告收场。”这段精彩的描述，的确再现了当年“除四害”的真实场景。这天“除四害大会战”中，我们被分到学校校园以及西河坝一带参加“战斗”，我也站在城墙上，大声吆喝，驱赶麻雀。

我们学校的饭堂内是麻雀经常集中觅食之处，每天饭后，据说有人用浇满粘性极强的胶液的木棍放在饭堂里，有意撒些饭粒在旁边作诱饵，将麻雀成串地活捉。假期中，学校也布置“除四害”任务，计算方法是，每两只鸟脚 算一只麻雀，一根耗子尾巴算一只老鼠。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学生家长也帮学生打鸟雀和老鼠，用麻索把鸟脚和鼠尾拴成一串，拿回学校缴任务。

我们学校还大搞勤工俭学活动。学校勤工俭学基地在城南文笔山后面的马厂坝，那里是一片苹果园，平时园林有专人看管，学生分班轮流去参加劳动。记得有一次去给果树施肥，女同学先到果园去挖好地沟，男同学就抬起粪去上。我和张泽辉在学校厕所里舀了一桶粪，用一根圆木棒抬起就走。穿过学道街，经南街朝南河坎走去。因我俩太老实，粪舀得太多了，一路走，一路洒，整出一身大汗。出了南门，我们才在路边的包菜地里捡两张菜叶放在桶里，粪才没有再荡出来。过了南桥就整够了，我们边走边歇，好不容易才把粪抬到果园里。

1958年上期，省中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勤工俭学活动，到天台山上去背（运）竹麻。那时的天台山，四处荒山野岭，少有人烟。山上道路崎岖，荆棘遍地，行走艰难。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几乎撒满天台山。我们班的住地是正天台一个名叫“袁坝子”的地方。我们住的是简易工房，据说是林场平时招集民工上山砍伐竹木或管理杉苗的住房。上面盖的是茅草，四周是白家竹拦的壁头，里面有竹楼，楼上是我们住的地方。我和张泽辉就把铺安在靠楼口处，上下方便。炊事房就在河边上，挖起地灶就埋锅造饭。在我们住处不远有一棵高大的柏树，上课时，小黑板就挂在树上。树下摆着一排排竹麻捆子，上课时当凳坐。计划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在我们住地不远处是堆成小山一样的干竹麻捆子，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竹麻运到一个叫“大垭口”的山口，也叫“瞭望哨”。再由山口特设的“溜壳子”，载着麻捆，顺着一根竹制的索道，滑到山下一个叫“大窖”的地方。在山上山下两端分别埋有一根粗实的木桩，木桩上套着碗口粗的竹制溜索。溜索上有一个两三尺长用整块木头挖成的盒子，中间储存润滑油，底部挖成凹槽，下面是一个大吊钩。把麻捆挂在钩上，顺着竹索放下去，沿途只见储油盒上冒着一股浓浓的白烟，发出刺耳的“吱吱”声，一路尖叫着呼啸而下，十分壮观。这个“溜壳子”虽然很土，但，确实很便捷，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劳力，大家惊叹不已。

此有《赞“溜壳子”》七绝诗一首曰：

大垭口上呈奇迹，    巨索一根天地牵。

竹捆千斤呼啸下，    从天而降一溜烟。

从袁坝子到大垭口，大约有十里路，且全是泥土小路，荆棘丛生，藤蔓交错，上坡下坡，十分难行，尤其背上竹麻更是艰难。我们用弯刀先把沿途道路砍通，再背着竹麻前进。看是三四十斤（有的六七十斤）的麻捆，有六七尺长，要背起走是很不容易的事。这里头还有一番学问呢！背高了，上重下轻，麻捆要打跷；背低了，下头要戳在脚肚子上，鲜血直流，这就需要在腰间垫一块较厚的草把子（俗称“垫腰包”）。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垫腰包在腰间一垫，麻捆的下端便往后跷，就不再戳脚肚子了。又道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刚开始劳动时，大家都感到很新鲜，沿途有说有笑，嘻嘻哈哈，不觉得累。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上课，按部就班。渐渐地新鲜感消失了，大家有的是苦和累的感觉。有的同学脚肚子戳来血淋淋的，有的伤口发炎灌了脓，有个别同学不得要领，麻捆背得过高而打跷了，闪了腰，都得找校医治疗。特别是我们的女班主任刘宣莲老师，人又矮，力气不足，城里人难走山路，长年教书，不会劳动，一时间很难掌握技巧，脚肚子早已布满了血道道，还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因为她是班主任，不能倒下。全班几十个同学，还要她来带领。同学们都劝她休息，她仍然说不要紧，继续坚持。今天，我一想起她执着地背着竹麻捆子，忍着脚伤的剧痛，艰难行走的样子，仍然禁不住泪眼模糊。后来，我们就把一捆竹麻改成两捆，一捆只有一二十斤，让我们的刘老师坚持到最后。有的同学跑得快，又回头来帮她把竹麻扛到了大垭口。就这样，在劳动中加深了师生情谊。但是，半天上课却越来越形同虚设，由于劳累，上课无精打采，总想打瞌睡，老师讲课也没精神。后来，干脆就只劳动，不上课了。

有一天，伙房要派人到夹关去突击背米、背菜上山赶伙。说是背一百斤可挣一元五角钱，于是我就争取去了。从正天台到夹关，少说也有四十里路。我们一行十几人，说说笑笑就下山去了。到了夹关，大家在总务老师的指导下，七手八脚地把米或菜装好就出发了。人人兴头很高，个个干劲十足，拼力前进。我背了四十斤大米，开始觉得很轻，总是走在前面，可是慢慢觉得背上越来越沉重。到三角堰时，大家歇下来，吃了中午饭，又继续行走，从小路一步一步爬上天台山。我感到腿上像绑了块石头，走起来很吃力。大家只好三步两打拐，边走边歇气。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天都快要黑了。这天晚饭，我吃了八两米的饭，我也不相信自己一顿能吃这样多饭。现在想起都觉得好笑。这次下山背米，我挣了六角钱，虽然累点，但我心里很高兴。

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四十几天。终于完成了任务，离开了难忘的天台山。在这云缠雾绕的天台山丛林里，深深地留下了我的串串人生脚印。

因为在这之前，我早就向班主任刘老师谈过下期将休学的事。她也多次劝我坚持读下去，我总是执意不听。所以，在下山回校时，她要和我一道到我家里了解一下实情。这天是星期天，刘老师到笕水沟我的老家时，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我父母都上山去参加集体劳动了，只有我奶奶和四个不大的弟妹在家。刘老师喝过茶后，四处看看，和奶奶摆了一阵龙门阵，仍然劝我：“困难是暂时的，总有办法克服，要坚持读书，不要放弃”。奶奶留她吃午饭，她婉言谢绝了。她看看我上了岁数的奶奶，又看看我不懂事的几个弟妹，叹息着离开了我家。

我之所以执意要“休学”，完全是因为家庭经济太困难。由于家庭成份是“富裕中农”，也根本没有申请“助学金”的可能。

1958年，我全家共有八口人，奶奶已60岁，身体虚弱，过早衰老。我们兄妹五个，我是老大，最小的兄弟双云才两岁。全家重担都由父母承担。父母在集体干农活，无法找钱。家中的经济收入就靠喂猪、养鸡，集体分的粮食又只够吃半年。农闲时父母都上山下苦，捡柴卖，买米来解决全家吃饭问题。山上的青树早已砍完，连山林都收归集体了。我读书的“资本”已经断绝了。我每个月回家拿七元钱的伙食费，真是艰难。总见父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怎么能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呢？我看在眼里，闷在心头。我这两年进城读书，确实让父母太为难了，父母怎能主动叫我不读书呢？他们不忍心，也从内心不愿意。我是长子，难道不该替父母分忧吗？我都十六岁了。如果我不读书了，不但可以立即减轻父母的负担，还可以为父母分担一部分负担。于是，我在父母进退两难之际，毅然作出了休学的痛苦决定。我是多么不情愿离开学校啊！但，为了父母，我又是多么的心甘情愿休学。我就这样“休学”了。我曾经幻想形势好转，一年后我还可复学。可是，幻想毕竟是幻想，最后也永远成了幻想。因为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终于坏成了“低标准”，实在让人痛心啊！

1958年9月初，学校开学后，我到学校办理休学手续。江泽民校长特意把我叫到他卧室，关切地劝我：“不要休学，如果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是多么可惜啊！”我很感动，我心里非常矛盾。但我一想起父母的沉重负担，一想起奶奶和弟妹们无助的目光，还是毅然告别了校长，告别了老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心中的圣地，我可爱的学校，就这样无奈地回到了我的穷山沟。

此有《忆1958年天台山勤工俭学》七律诗一首曰：

思绪飞回五八年，    师生苦干在深山。

天台晨露湿衣裤，    山顶朝霞映水天。

破雾乘风背竹捆，    披荆斩棘走山峦。

勤工俭学艰辛路，    溜索飞传滚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