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育后且已在我县上户口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000元。”10月25日,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公开发布的《上犹县关于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及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实施方案(试行)》,包含生育奖励、入托补贴、购房补贴等多项措施,引发公众关注。
上犹县的政策,其实是各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优化生育政策的精神,并实现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份试行实施方案提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围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通过健全生育支持政策,进一步释放生育潜能,提升生育水平。
在公开的方案中,上犹县委、上犹县政府表示,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完善,生育水平适当提高,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生育水平更加适度,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优生优育、幼有所育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适应,家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
这几年来,生育支持政策从中央到各地持续发力。当前一揽子的生育支持政策,涵盖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中,比如生育休假、育儿补贴、托育服务、辅助生殖医疗、住房税收等。其中,公众对较为直接的生育支持和激励措施——生育补贴或育儿奖励较为关注。
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提出一揽子生育支持和激励机制,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其中,《若干措施》提出,建立生育补贴等制度。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
公众关注的生育补贴制度,三年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率先公开推出。2021年7月,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攀枝花市财政局印发《攀枝花市发放育儿补贴金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夫妻双方均为攀枝花户籍并参加攀枝花市社会保险的城乡居民,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并落户攀枝花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
如今,育儿补贴已经在全国多省、市、县落地开花,各地的补贴标准如何?为何育儿补贴不宜“一刀切”?
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近日,上犹县的政策发布,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给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000元。除了生育奖励,政策还提出,二孩、三孩在0-3周岁入托符合相关条件的,每月由政府分别补贴300元和500元。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育后三年内在县内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按照相关政策分别奖补10000元、20000元。作为江西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这份生育政策“大红包”,引发关注。
10月31日,上犹县卫健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政策发布后的这几天接到了一些咨询电话,以了解相关政策。对这份生育政策发布前后的相关情况,《财经》联系上犹县委宣传部未果。
其实,早在2022年3月,江西省出台的《江西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就提到减轻养育教育压力,提高生育意愿,并提出“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育儿补贴制度”。目前,多个省份已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实际发放育儿补贴。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杨成钢教授,长期从事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曾多次到率先推出育儿补贴政策的攀枝花市调研。
杨成钢对《财经》表示,攀枝花市作为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四线小城,率先推出育儿补贴,财政出钱给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每月发放育儿补贴,直接惠及生育家庭,这是当地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做法”,且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最近几年,全国多地相继推出育儿补贴制度。比如,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2023年1月1日(含)后符合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分别给予二孩、三孩每月400元、600元的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满止。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则针对生育三孩的家庭,给出了更具吸引力的育儿补贴标准。2023年5月,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发布《按政策生育三孩发放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对2023年1月1日后满足相关条件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孩可享受育儿补贴1万元,最长可享受至6周岁。
2023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发布政策,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将采用一次性发放现金形式,发放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两类。其中,生育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
各地补贴标准不同,为何?
梳理各地的育儿补贴或者育儿补助,可以发现各地的补贴标准不一。
对此,杨成钢表示,目前中国多地正在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不少地方已经出台育儿补贴或补助政策,并根据当地的情况出台不同的补贴标准。纵观各地的补贴标准,虽然具体补贴的数额不一,但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情况、当地的生育率和人口变动趋势等因素密切相关,“补贴标准不宜一刀切”。
目前,从各地公开出台的育儿补贴或育儿奖励的资金来源看,主要由财政分级负担。比如,杭州市出台的政策提到,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经费由区、县(市)承担。其中育儿补助经费由市财政按不超过区、县(市)实际补助金额的20%进行补助。补助经费列入年度预算,确保按时到位。湖北省孝感市的政策提到,育儿补贴所涉资金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级负担,如国家、省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按新政策执行。哈尔滨市的政策提到,发放育儿补贴所需资金,市、区承担部分由市与区按照4∶6比例分担;9个县(市)自行承担;市级资金采取年初预拨、下一年度据实清算的方式进行拨付,市级资金尚未下达及年度预算资金不足时,由同级财政部门先行垫付解决;此项支出纳入各级财政“三保”保障范围,按现行“三保”支出责任制予以兜底保障。
也有一些地方在资金来源上有所特别要求。比如,2024年9月27日印发的《安庆市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在资金来源方面提到,夫妻双方均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的,由夫妻双方单位各发一半;如一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的,由该单位全额发放,所需资金由单位自筹解决;其他人员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承担并指定相关部门发放。育儿补贴原则上自申请受理后三个月内发放。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对《财经》表示,从2021年起中国的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其中,经济支持既有直接的经济支持措施,也有间接的经济支持,比如生育休假政策,以及时间支持方面的延长产假,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用药按程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等,这些背后都是经济支持,并且是更稳妥有力的“制度性保障”。
对于生育补贴标准不一,宋健解释称,中国不同地区情况差异较大,中国各地的财政情况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根据其当地实际情况出台的补贴标准不一,补贴的对象即孩次也不同,有的补贴二孩和三孩,有的只补贴三孩。另外,相同或相近的补贴标准对不同人群和家庭的意义也不同。比如,补贴1000元对有些家庭来说是“雪中送炭”,但对有些家庭来说可能就不算什么。
育儿补贴能提高生育意愿吗?
宋健指出,当前的生育优化政策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按照生命历程的视角,从生育到育幼,再到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以及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的构建。作为直接的经济支持措施,育儿补贴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研究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欧洲‘福利国家’等,都推出一些生育补贴制度,但其效用或产生的效果仍然是存疑的。”
关于补贴制度的生育效果,杨成钢认为,这很难量化,但是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政策效应。
杨成钢表示,育儿补贴制度的价值在于表明政策态度而不在于实际降低多少生育成本。杨成钢表示,当前育儿成本包括多方面的支出和投入。从孩子出生起到上幼儿园,再到后面的教育,牵扯到的养育和教育投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家庭投入经济成本,还需要家长付出相应的精力。
生与不生,生几个孩子,每个家庭都会反复考量生育机会成本。
杨成钢进一步指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女性考虑生育时,会权衡职业发展、个人成长等多重机会成本。因此,从抑制生育的多重因素看,切实保障女性职工的权益,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抓准生育中的痛点和难点,解决很多家庭的现实困扰,这些对鼓励生育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