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安小林哥”的退休生活看八十年代那个创新与变革的金色年华

谢歌说事

        从“广安小林哥”的退休生活看八十年代那个创新与变革的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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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歌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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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安，很多人羡慕“广安小林哥”，说他是这个时代最快乐的老头儿。

        其实，这个“广安小林哥”还是有些背景的，他是个老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多年，是从原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一个老头。

       小林哥年龄比我大很多，但现实中我们也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和很多人一样很羡慕他如今退休后优哉游哉云游四方的生活，更何况，他的身边还有那么多的一大群不同年龄段的美女粉丝整天围着他打转转，好不惬意！

       今天在不经意间又刷到小林哥。据我观察发现，他的一些视频几乎每天都能从音乐、时尚等文化元素入手，去复古了对于他自己过去的在不同时期的时代记忆，让自己，同时也为他的网友粉丝们回响了一个时代的影响，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把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旋律与今天的时代生活一同共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首开了变革之风的序章，至今仍让人怀恋。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闪耀坐标。它并不是完美的，但却具有难以替代的标杆意义。从经济上讲，八十年代中期的价格闯关，虽然一度导致社会恐慌和抢购风潮，但它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社会层面而言，八十年代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启蒙，带来了个人的空前解放，使中国从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转型为一个充满朝气活力的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到初步现代化的蜕变，这[color=rgba(0, 0, 0, 0.9)]从小林哥的短视频中便可窥见一斑。

       王明远在《胡耀邦及“八十年代”的永恒价值：纪念耀邦诞辰109周年》一文中这样评论说，“八十年代”虽然在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上，它并不完全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将来时。他认为，“八十年代”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八十年代”被大家约定成俗地赋予了以下内涵：它代表着早期改革中所蕴含的宽容和自由，代表着理性和深邃，代表着社会的朝气活力，代表着敢于突破和创新，代表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变革不仅对自身来说是划时代性的，对全球而言也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重塑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重返世界之巅，重新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正如古人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未来能否避免盛极而衰，能否持续良性发展，关键取决于能否继续坚持改革。而要推动改革，就需要回望初心，从“八十年代”汲取精神力量。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不仅体现在对极左意识形态的清算，更体现在对现代价值的追寻。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毫无疑问始于胡耀邦发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否定了维护文革的“两个凡是”，也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各种现代价值的提出，几乎都是始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短暂宽松、觉醒时期。

        那个时代，涌现出众多“大家”。八十年代初，美学热、文化热蔚然成风，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李泽厚提出了主体性哲学，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周汝昌、蒋和森等红学家开始以人性、爱情等现代观念解读《红楼梦》，易中天、刘心武则通过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世俗化解读，让经典名著进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思想解放不仅体现在人文领域，也体现在科学领域。数学家华罗庚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呼吁“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他提出“出成果、出人才”的“双出”方针，成为那个时代的科技界的拨乱反正的先声。

         1981年，中国科协召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年轻的查有梁在小组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文，他提出的“三论补充认识论”的观点，在老一辈科学家中引起巨大反响。钱三强、华罗庚、于光远、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对“三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添了新内容，并预言“三论”将在各学科领域发挥巨大作用。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赵忠贤、王大珩等，都提出把“三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推动下，系统科学在中国蓬勃发展，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成立了系统科学系或研究机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思维方式，也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创新。

         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中，胡耀邦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现代思想价值启蒙的点火者，同时也是现代思想价值的保护者。很多讨论禁区的突破，是通过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动态》，或者他示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予以开绿灯。比如，1979年4月5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这篇文章经胡耀邦审阅后，于4月13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极左口号。

        不久后，胡耀邦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中央认为，文艺这种精神劳动、精神生产方面的东西，不像物质生产方面那样，用计划去管，用行政命令去管，就能奏效。对于文艺创作，要提倡大胆创新、异彩纷呈，不能搞题材、体裁的‘一刀切’，不能搞‘题材决定论’。我们的文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要塑造多种多样来自群众的先进典型人物，不能只是塑造工农兵这三种人。”在胡耀邦的推动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成为中国文艺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为中国文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迎来了中国文艺的春天。在胡耀邦的任内，他还推动了农村改革，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了对外开放，推出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推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些政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十年代，正如很多亲历者所回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我们曾经拥有过它，但我们却似乎遗忘了它。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怀念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是那种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精神，是那种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那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是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真正动力。

        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加剧等。要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就必须重新找回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

        邓公说：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因此，找回改革精神，并不意味着要回到那个时代，而是要继承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将其融入新时代的改革实践中。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发展，才能不断实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八十年代，作为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变革的起点，人们追求梦想与面对现实，都有着时代的情感。

       穿越时光，从八十年代可以看到当代社会的变迁。对比八十年代，可以感受时代差异和社会发展脉络，总结八十年代的历史地位，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启示与借鉴。从八十年代走来的人，有着对那个时代的变迁记忆与个人成长的交织。八十年代，是创新与变革的金色年华，它在科技、人文艺术等领域都有着创新与突破。八十年代，是激情与理性的交响曲，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那个年代社会变革中，激情与理性的交织与冲突。寻找那个年代的精神财富，可以反思当代社会的精神缺失。重拾八十年代，可以寻找时代文化、记忆与传承。

       让我们一起，铭记那个黄金时代，一起传承那个时代的改革精神。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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