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江高梁镇川主庙老面坊黄桷垭口破译巴黎博物馆的大熊猫日记

吕国宾龙坪山

在内江高梁镇川主庙老面坊黄桷垭口破译巴黎博物馆的大熊猫日记

           巴黎博物馆的通讯员谭卫道出生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巴约讷附近山区的，是巴黎遣使会的成员，1862 年首次被拿破仑三世派往中国开办中国青年学校学校。

       谭卫道在萨沃纳学院任教数年期间，他特别专注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后，他来到北京，目的是为中国青年创办一所法国学校。在那里，他有幸收集到一些新的动物、珍稀植物以及用于地质研究的珍贵矿物。他将这些送往我们的国家博物馆，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一些自然历史收藏。

             他对科学发现的狂热喜爱以及扩充收藏的愿望，促使他在中国北方省份进行了多次旅行。1862 年底，他访问了西湾子，这是蒙古的一个基督教村庄，位于海拔两千米的群山之中。1863 年，他在这座被北京人称为 “西山”（西为 “ occident ”，山为 “ chan ”也就是香山，崇祯皇帝自杀的地方）的大山里待了一个月。

1864 年，他前往热河附近，热河是皇帝的避暑行宫，位于北京以北，需行军五天才能到达 。阿尔芒・大卫神父在这个地势崎岖的东鞑靼地区逗留了不少于五个月。在那里，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收集了大量的植物、动物和地质标本，其中最精美的标本丰富了我们植物园的陈列馆。

   这位对科学如此热忱的传教士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和提供的宝贵信息，给博物馆的教授和管理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向遣使会总会长请求允许阿尔芒・大卫神父纯粹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探索中原帝国的内陆地区。鉴于此举不会对传教团的其他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埃蒂安先生欣然批准了这一请求。

因此，1866 年，阿尔芒・大卫神父对蒙古境内以图默特、乌拉特、鄂尔多斯和茂明安等命名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考察，他花了近十个月的时间，艰苦却卓有成效地研究了这些高原的动物群、植物群和地质情况。1868 年，他再次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从那里沿长江溯流而上，直至九江。

在江西停留四个月后，他仍沿原路前往四川和穆坪，穆坪是将西藏与中国分隔开来的独立小邦国之一。最后，在蛮夷之地生活了九个月后，他从四川西北部进入，一直抵达青海湖东部角落的西番人居住地。

（编辑提示：III）

           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离开近两年后，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附近得知了一群的消息。


        谭卫道能幸免于难，仅仅是因为他乘坐的船意外晚点。这一悲惨事件使他无法在中国继续长时间停留。此外，各种疲劳和困苦引发的三种重病，严重损害了我们这位探险家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暂时返回法国，然而，不幸的是，那里也正发生着更可怕的事情。

谭卫道恢复体力后，在一种无法抗拒的使命感驱使下，在普法战争和平恢复后再次回到中国。

1872 年初，他游览了美丽的浙江省，然后前往北京，打算在那里组织一次对帝国腹地昆仑山的大规模且最后的考察活动。

1872年10 月 20 日出发后，他首先经河南前往陕西，在那里考察了著名的秦岭山脉。穆斯林的造反使他无法继续向昆仑山深入，1873 年 5 月，在汉江经历了二十天极其危险的航行后，他下行至汉口。

接下来的 6 月，他又来到江西，驻扎在离福建边境不远的地方。不久，他染上了危险的热病。在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他就想深入这片土地的大山之中，但如此艰苦的旅行带来的疲劳使他患上了胸膜炎。尽管他体质强壮，却也未能完全战胜病魔，落下了支气管炎。这支气管炎，再加上反复的热病……

（《我在中国的第三次探险之旅日志》第一章 引言）

（1870 - 1872 年欧洲之行。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期间抵达法国。在意大利逗留至巴黎公社失败。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阿尔芒・大卫神父收藏展）

1872 年 9 月，北京

我将再次开启我在中国的自然历史研究，以及每日的旅行笔记记录。

         自 1870 年 7 月我结束对中国西部、四川边境穆坪和青海湖地区的考察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多。那次漫长旅行的日志在我启程前往欧洲的那一刻停笔。

            我的健康状况恶化，更重要的是，那年 6 月底在天津发生的悲惨事件，促使我决定比原计划更早地回法国。我希望在那里为我们天主教传教团的事业进行辩护，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消息不灵通（如果不是居心不良的话）的人试图诋毁或歪曲我们的事业。

然而，我没想到会看到我们的祖国陷入普法战争的恐怖之中！

我们在锡兰（斯里兰卡）首次得知与普鲁士交战的消息。

电报传来的消息相互矛盾，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它们一会儿向我们宣告胜利，一会儿又告知失败……

对于那些长期远离故土、对祖国的热爱愈发强烈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焦虑的时刻啊！当身处一群情感与我们不同的外国人中间时，处境又是多么艰难啊！

我们那艘宏伟的轮船（当时名为 “欧仁妮皇后号”）结束首次中国之行返航，船上几乎有来自欧洲所有国家的人。

荷兰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似乎都真诚地祈愿法国取得胜利，而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公开同情普鲁士。

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收到不利于我们的消息时，看到一位有着一半法国血统的贵妇人兴高采烈地欢呼，我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悲伤。从那时起，我便不再按照船上的礼貌习惯，每天早晨向她问好。

我还记录下这次旅行中另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这次旅行在痛苦的氛围中开始，而结局的情况更为悲惨：机械工程师 X 先生自杀了。他的才华引起了船上所有乘客的关注。我们一抵达埃及，这位年轻人就突然来找我，说希望我能帮他为死亡做准备！

我原以为他是害怕奔赴战场，便尽力鼓励他。

但我错了，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我们在地中海航行的第一天，这个不幸的人突然抛下正在甲板上与他交谈的所有人（我也在其中），一跃翻过栏杆，在螺旋桨附近跳入大海，消失在深渊之中。我们长时间停船，向海里投放救生圈和小艇，搜寻了几个小时，但再也没有找到这个不幸的人。

与我们一同旅行的普鲁士臣民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认为在塞得港离开我们是明智之举。而我们最终于 8 月底抵达马赛，从上海登船至此，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天。我在这座自我上次离开后变得如此繁华美丽的城市只停留了几天，也就是把我的中式服装换成日常服装所需的时间。

（在中国……）

我本希望且有意……[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我本希望也有意能更早地前往巴黎，但从那座首都收到的信件很快让我得知，那里正准备应对围城；所有对这座大都市日常事务并非不可或缺的教友都在别处寻找避难所，而我也得考虑去我认为合适的地方等待事态平息。

于是，我决定回到我的家乡，下比利牛斯省，希望在那里能更好地恢复我仍严重受损的健康。

但在前往巴约讷之前，我想满足长久以来的愿望，再次看看萨沃纳，这座利古里亚的美丽城市。在去中国之前，我曾在那里生活过几年。

在我们那所古老的学院里，我精心收集了一批重要的自然历史藏品。作为我的个人财产，它得以从财政查封中保全下来。我希望能在一次短暂的访问中亲自查看，这个收藏对于教学是否仍然有用，或者是否在其他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北京 —— 我打算康复后回到那里。我也担心以后可能再也没有闲暇时间来游览这片美丽的意大利，这里有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和深厚的友谊，时间和距离都未曾使其褪色。

天意似乎要让所有法国人为前所未有的灾难而蒙羞受苦！我刚离开当时只通到芒通的铁路，跨越意大利边境，就收到了色当惨败以及我们各大城市开始出现民众运动的消息。

我们的情绪极度低落。一位可敬的老人，想必是第一帝国的退伍军官，像孩子一样哭泣抽噎，而我徒劳地试图仍抱有一丝希望。

从那一刻起，我预感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停留时间可能会比预期的更长，而我很快收到的家乡父母和朋友的来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外，地中海迷人海岸的气候无疑有利于我恢复体力，所以我不再需要匆忙赶路。

沿海的铁路尚未完工。我乘坐一辆曾经名为 “帝国信使” 的马车，沿着海岸前行。人们还没来得及把公共车辆车身上的 “帝国” 这个形容词擦掉，换上 “国家” 这个词，但一块红色的布已经匆忙地盖在了这个带有贵族、君主、专制意味的称呼上……

唉！我记得当时我暗自脸红，回想着我们这些频繁而幼稚的名称和政权更迭，为此我们成了各国的笑柄……

不过，确实那些喜欢指责我们善变和轻率的外国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同一批人、同一个家庭，总是随时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然后又很快接受新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分裂法国的各个党派过于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过于执着地试图让这些理念占据上风，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些自认为是具有慷慨情怀典范的民族，却用事实表明，我们甚至不愿意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情感。那些制造革命的人是他们国家最自私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总是有办法在不推翻现有政府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暴力动荡通常弊大于利，只有逐步、缓慢引入的变革才是有益且持久的。知识界、道德界、政治界在这方面不应与自然界有别。但奇怪又令人痛心的是！通常情况下，那些最焦虑的改革者、最狂热的革命者，恰恰是那些社会最需要他们进行个人改革的人；这些人是最缺乏美德的，对他们的同类最没有用处。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无法认同，那就是每当政府形式发生新的变化时，就以各种理由更换街道、机构和组织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当初的命名是恰当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禁思考，拿破仑三世究竟为 “信使公司” 做了什么，才使得 “帝国” 这个词被用在拉菲特和卡亚尔公司的车辆上。如果一位皇帝、一位国王，或者任何一个人，亲自创立、资助或建立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重大、光荣、有益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将他的名字永远与他的功绩联系在一起是非常自然且合理的，这是公众感恩的一种见证：任何革命都无权更改这个称呼。但是，尽管我非常尊重权威，甚至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我认为那些并非在政府直接参与下产生的事物，绝不应该借用政府的名号：阿谀奉承最终总是有害的。

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这些或多或少有些悲伤的思考，这些思考是由当时的形势和我的病情引发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抵达了奥内利亚。我在这个离毛里求斯港不远的小城下了法国马车，据说这里的居民对法国怀有好感。

在那里，和整个利古里亚地区一样，阿勒颇松、海岸松和冬青是装点山峦的主要树木，而最干燥的岩石上则点缀着一丛丛长着大荚果的角豆树、阿月浑子树、鼠李和野葡萄。但所有沿海的山丘都覆盖着大片繁茂的橄榄树种植园，这些橄榄树能产出大量优质的橄榄油，其忧郁的深绿色树叶，特别讨习惯于此的人喜爱。

庞特韦德拉海岸最著名的产油山谷之一是迪阿诺 - 马里纳山谷，那是一个迷人的小镇，我曾经在那里有几位值得敬重的朋友。我在那里稍作停留，在受人尊敬的阿迪松家族，我受到了最诚挚、最愉快的款待。离开中国后，人们才更能体会到友谊的珍贵！好几代以来，这个荣耀家族的所有年轻人都在我们萨沃纳的教育机构中接受培养。每当有机会，他们都乐于向昔日的老师表达感激之情！所以，我在这最负盛名的橄榄树之乡、在迪阿诺宜人的气候下度过的两周时光，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比慰藉的回忆，尤其是当我们亲爱的法国正被更阴霾的乌云所笼罩的时候。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尽管从战争前线传来的消息极为严峻，我们仍然对自己遭受的挫折抱有幻想，还指望命运的逆转能很快重振法国国旗的荣耀。

我在此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人和我读到的报纸，都真诚地祈愿法国取得胜利。只有那些煽动性的报纸为普鲁士人的胜利，尤其是为拿破仑的倒台和屈辱而欢呼雀跃。对它们来说，罗马 —— 首都，应该从法国的失败和皇帝的覆灭中获益……

普鲁士战争的持续以及巴黎的动荡让我在意大利一直待到巴黎公社失败。尽管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我还是在教友们的不同住所里逐渐恢复了健康。在热那亚，我经常有机会见到雅克・多里亚侯爵，一位老朋友。这位年轻而聪明的贵族，对动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体质柔弱，他还是完成了一次漫长而成果丰硕的波斯和婆罗洲探险之旅。此时，他正全身心投入到亲手打造一座民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中。

热那亚市为他提供了一座位置绝佳的宫殿，它位于阿夸索拉的制高点附近，那是一座宛如空中花园般美丽的公共花园，是热那亚上流社会迷人的聚会场所。

这座民用博物馆已经是众多自然历史爱好者的聚集地。我经常去那里，而且更乐意前往，因为在那里，除了有趣的动物收藏外，还有 H. 多里亚丰富的科学藏书以及欧洲主要的学术期刊。正是在那里，我得以了解到近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自然历史领域的重大问题。

对我来说，尽管我拒绝接受达尔文主义者从他们对物种变异的观察中得出的那些极端结论（就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而言），但我认为，基于科学已经掌握且每天都在迅速积累的大量事实进行的这类研究，对于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必定会产生重大的成果。所有深入细致研究自然的人都能预见到这一点。此外，如果有人以无法理解为由拒绝接受物种变化的假设（他们同样也无法更好地理解简单变种的形成），那么人类的思维就无法找到任何解释，来理解博物学家所发现的地球上不同地方那些或多或少数量的、形态相近且相似的生物群体的当前分布情况，这些生物在世界的生态系统中似乎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最后，巴黎公社失败的消息传来，而我的健康也已基本恢复，我最终离开了意大利。1871 年 6 月 20 日，我乘坐穿越欧洲山脉女王 —— 阿尔卑斯山的令人眩晕的铁路，抵达了巴黎。眼前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那么多废墟仍在冒烟！不过，我发现实际的破坏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我们从远方通过报纸和私人信件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确实，我刚从中国回来，不久前我还看到中国被那些长发的叛乱者折腾得狼狈不堪……

在巴黎，我自然而然地首先去参观了博物馆。我欣慰地得知，落在植物园的八十发普鲁士炮弹（看来并非所有德国人都热爱科学？），以及公社社员使用的汽油，都没有对我们这座伟大科学机构的丰富藏品造成太大破坏，尤其是我寄来的那些物品都完好无损。

围城一开始，博物馆就把收藏的标本（6.5 万个玻璃瓶！）转移到了地下室。[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围城一开始，博物馆就把用酒精保存的藏品（6.5 万个玻璃瓶！）转移到了地下室。

由于博物馆的一个大型陈列厅仍然空着，教授兼管理人员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历次旅行带回的各类藏品暂时集中到这里，并为自然历史爱好者们举办一场公开展览。那是在 1871 年 8 月。当时的时机不太利于吸引大量观众；植物园仍被军队占用，士兵们的棚屋阻塞了园内的小径。

那段时间，我回巴斯克地区看望了我的父母。我有机会读到一些巴黎的报纸，上面提到了这次展览。我注意到，有几位记者对大卫先生在研究中忽略了植物学和矿物学等重要领域表示惊讶。这是因为我的全部收藏并没有都在向公众开放的展厅里展出，尤其是我在中国北方和西部收集的植物标本，尽管它们在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占据了很多位置，但在这次展览中却没有展示。

直到我在家乡短暂停留之后，我的健康才彻底好转，我也开始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再次前往中国。事实上，9 月中旬回到巴黎后，我立即开始为新的旅程做准备。

应植物园的科学家主管们的请求，公共教育部长批准了我的科学考察任务延期，我的上级也同意了，这样我就能在远东地区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研究。根据我的计划，这次考察将持续三到四年，最后以对菲律宾群岛的探索为结束。但我担心，以我现在的年纪和明显变差的健康状况，我可能无法在这些危险的地区承受巨大的疲劳，因此也无法为科学完成重要的工作。

在离开法国之前，我有幸多次见到梯也尔先生。以法国人和传教士的身份，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全力向我们的共和国总统推荐了在远东传播欧洲文明、法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事业。

法兰西学院的多布雷先生好心陪我去总统府，他告诉我，在战争之前，我们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经常会去他的办公室，研究地质学中最棘手的问题。我没想到，在他这样的年纪，又身负诸多重任，这位政治家如此强大的智慧还能关注到如此不同领域的事务…… 这是热爱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同样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做到。通常情况下，人们（即使是那些自称有学识的人）满足于他们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学到的那些浅薄的科学知识；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有智慧，一个人越聪明，就越能称之为人，而一个人拥有的准确知识和正确观念越多，他就越聪明。而这些知识和观念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和不断思考才能获得。这就是造就真正学者的原因，他们的知识视野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的思维界限。仅凭天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灵感、直觉，能造就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但这些人，尽管有时能震撼世界，却无法在知识层面上让世界有所进步。只有科学家们的坚持不懈，才能揭开上帝用来遮蔽自然真理的那层面纱的一些碎片，真正拓宽人类思维的活动范围。

我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用来为博物馆用墨水誊写我去西藏旅行日记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在我从马赛前往上海的旅途中完成的。这篇日记将被收入《新档案》，就像我去蒙古的旅行日记一样。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我们这些博学的教授们的这一重要科学文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关注。因为在我 1872 年 1 月登船前几天，我有机会见到了地理学会的秘书夏尔・莫努瓦先生，他对所有与遥远国度相关的事务都很关注。这位地理学家告诉我，由于博物馆的出版物传播不广，他只是通过在围城期间阅读法兰西学院的布朗夏尔先生发表在《两个世界评论》上的文章，才了解到我的旅行。在这些文章中，这位亲切的植物园教授非常善意地强调了我在中原帝国所做的工作。

正是通过这些文章，公众才知道有一位法国传教士以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奉献给科学事业为荣；通过艰苦的研究，他有幸为我们国家博物馆增添了许多之前没有的动植物藏品，其中已经包括大约三十种博物学家尚未知晓的哺乳动物，以及四十多种新发现的鸟类，此外还有大量在爬行动物、鱼类、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和植物方面的新发现，更不用说关于这些遥远地区的地理和地质的原始资料了，而欧洲人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第二章 引言
上海 —— 獐 —— 何大昕神父的自然历史收藏 —— 宁波之行；斯温侯先生及其新收获 —— 前往奉化 —— 在浙江内陆为期三十四天的旅行：该省的风貌 —— 关于宁波至衢州之间地区的地质、植物和动物状况的笔记 —— 黑鹳、黑翅鸢、凤头鹰 —— 一种新的蝾螈；大型淡水龟 —— 主要树木 —— 回到上海；遇见地质学家冯・李希霍芬 —— 这座城市春天的候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