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了讽刺与幽默，连个小品都演不好，说春晚《花架

谢歌说事

         缺少了讽刺与幽默，连个小品都演不好，说春晚《花架子》

            书写者

       昨天春晚有个小品《花架子》，是说镇长到基层暗访，在一家小饭馆发现，自己下令商户玻璃脏了要擦，手下传达变成了每周必须要擦，最后变成每天都要擦；城管要求饭馆外头要摆花架子，搞不清是饭馆还是花店；不管天上是否下雨，洒水车都要出动，因为上级要来检查。总之种种形式主义，面子工程。

      北京日报微博说《中纪委严肃查处的事上春晚了》，又说“艺术源于生活”，“真敢说”。

说实话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敢说”，艺术源于生活是没错的，可是艺术也要高于生活，否则何必创作什么小品，生活中的形式主义比这点小事严重多了，看上级通报就行了嘛。

       要说“敢说”，30年前赵本山的《牛大叔提干》，牛大叔拎着一串王八蛋说：“我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蛋了！”这才叫敢说。

要说有生活。赵本山的《拜年》问范伟：“咋地啦，腐败啦？”“下来了？下来了，那咱俩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这才叫有生活，这是讽刺不正之风的。

        要说尺度，赵本山说范伟，“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忙坏了！”这简直明目张胆地讽刺上级“精神”呢。

可是本山大叔一句“既然这乡长变成三胖子了，咱就别当头再给一棒子了”，却又有着普通人的温情；“产房传喜讯，人家生（升）了！”又有着天上地下的反转。这才叫高于生活。

       作为语言类节目，讽刺与幽默是小品、相声的灵魂，抽离了讽刺与幽默，语言类节目就连白开水都不如。

        如果生怕“尺度”，那么陈佩斯、朱时茂的《警察与小偷》就是在美化小偷；《主角与配角》就是在抹黑正面形象，因为陈佩斯公然说“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胡椒面》就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因为知识分子和板儿爷做派完全不同；赵本山的《三鞭子》更是不得了，因为它来回拿县长的汽车开涮。

       岂止小品相声，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幽默因素，只要它反映生活真实，它当然可以夸张。刘姥姥在大观园耍宝，自称“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如果据此认定曹雪芹是剥削阶级的混蛋，矮化我们劳动人民，那就实在太愚昧了。

这不是没发生过，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郭沫若说杜甫这个地主，小孩子抱了他家屋顶两捆茅草，他就骂人家“盗贼”。

       所以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丑事只许就事论事，不许用文艺的手段来表现，即使要表现，也不许讽刺。甚至你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也能读出你在嘲弄。

1835年，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上演，钦差大臣要到市里检查，市里的官吏把一个骗子当成了钦差大臣，市长甚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骗子卷了一大笔钱，留下一封信百般嘲弄这些官员，然后逃走了。

        这部剧本的题词是：自己脸丑，莫怪镜子。

       该剧上演之后，人们捧腹大笑，场场爆满。沙皇和王公大臣也去看，沙皇也笑。笑过之后，他说跟大臣们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骂最多。”

       此后的情况是，人们一边去看《钦差大臣》，报纸上一边攻击《钦差大臣》。说我俄罗斯没有这个城市，也没有这样的事，果戈里是俄罗斯的罪人。

       果戈里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官吏骂我在意料之中，但“所有人都反对我，警察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反对我。一边骂，一边去观剧。”

尽管如今骗子不少，可是把骗子搬上舞台看来很难，不过春晚回到陈佩斯、赵本山的“抖机灵”，不应该是奢望吧？

       本来是幽默的表达方式，却无法取得观众的笑声，这样的小品，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如果忘了高于生活，那么文艺不需要存在，拍个宣传片不就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