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心愿
李旭葵
那是发生在六十年前文革运动的1974年春,现在回想起来,常常在心里隐隐作痛,仍然感到遗憾和不安。
七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已经到了“人到七十古来稀”的风烛残年,病来从脚上已经水肿到了肚脐。这就是人们说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父亲开始神志不清,不时地说胡话,每天仅靠着输氧来维持最后的生命。
知道父亲快不行了,作为儿子的我心里却像猫抓一样,想法去满足老人家最后的心愿,尽到自己应尽的孝心和责任,让父亲不留下遗憾,因为父亲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地劳累了一辈子。
在文革那几年,个体小商小贩被斩了“尾巴”,已经当作资本主义而已经彻底受到了批判被取蹄了。城里大街小巷根本沒有什么柑桔之类的水果卖。城里有些居民为了生存,偷偷地摆摊卖炒花生胡豆。如果被人举报或被市管会的人发现了,轻者被抄家被居委会批斗,还要进学习班。如果是被认为严重的,要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判刑劳改。农村有些农民实在穷慌了,连买盐巴看病买药的钱都没有,悄悄地摘自家的柑桔水果,像贼似的晚上偷偷背进城卖来打盐巴治病买药。进城就像老鼠怕猫似的,在街巷东躲西藏,惊恐被市管会的人发现被抓了。
当时虽然在县党政机关上班,父亲想吃,也顾不得被沾上支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跑遍了城里大街小巷的旮旮旯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偏僻的街巷里,总算买回了柑桔。
看着父亲张已经成紫色的嘴唇,“吱吱”地砸吮着柑桔酸甜的汁液,我心里笑了。到了一定年龄患病,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都想再吃生前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想要吃米豆腐、荞面、叶耳粑这些我们县城的地方小吃,我也想尽办法满足了。父亲又提出他死后要穿灯心绒布料的衣服入葬,在当时灯芯绒也不是一般人能穿的,只有经济上较为宽裕的人才买得起。手里还很紧,但是我咬紧牙还是一口干脆地答应了父亲。
恰逢那天县城里大小的百货商店都了关门,全部人都要到公园广场参加“一打三反”的批斗会。城里卖布的百货商关门,在乡下场镇卖布的供销社沒有关门。缝衣服的布,是按人头发布票计划供应。我拿上国家发的人头计划布票,急忙蹬上那辆破自行车,汗流浃背地跑到几十里外小乡场的供销社,好不容易才买到五尺深蓝色灯芯绒回家,准备请人裁剪给父亲缝衣服。
谁知父亲却说,人死了穿灯芯绒衣服,来世投胎要变毛虫。有啥法呢?我顺从他一口气,只好马上蹬着那辆破自行车,急忙去乡下买回父亲要的卡其蓝色布料。
一切都想方设法按照父亲说的去办,就是让父亲满意放心,还有哪点不满意呢?在床上躺着的父亲从昏谜中醒过来了,他睁开了昏浊呆滞的眼睛,干裂的嘴唇在颤动。我慌忙俯下身子,一只手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耳朵贴近父亲的嘴,想听听他还有什么要求。
戴着氧气的气喘吁吁父亲刀刻般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笑容:“什么都满意,就是……”父亲到嘴边的话又吞了进去。我慌忙问道:“还有什么?你给儿子说!”父亲长吁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嗫嚅道:“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你说嘛!”
“哎,就是……,就是没有看一场川戏。”
“噢”!我惊愕地嘘出了声。
我心里立刻知道了,在离我家有一百多米远的街邻老人死了,出葬前的晚上,有几个川剧爱好者喜欢唱玩友,不敢再唱川剧,就在灵堂前打川剧锣鼓来过川剧瘾。病床上的父亲,可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断断续续的川剧锣鼓声,情不自禁地想看一场川剧过瘾。
父亲是个川剧迷,记得在小时候,只要父亲一有空闲,下午带我去茶馆听评书,或带我挤进人堆里去看坝坝川戏或听“玩友”川戏清唱。
古装传统川戏在文革期间已经作为封资修被批判禁演了,剧本道具都当作“四旧”毁于火炬,川剧的编导和演员,甚至连那些打川剧锣鼓音乐的,全部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驱赶下乡到农场去接受贪下中农的“再教育”,被监督劳动改造。
唉,到哪里去看川戏呢?心里象有条毛虫似的在蠕动,还有一种莫名的酸楚感觉。一个快要断气的人,哪里还有闲心去看什么川戏?我知道不能办到,但为了宽慰父亲的心,只好编了一套假话去哄骗父亲:“川剧团的人已经进城,他们正在排练现代川剧,待你的病情稍好点,我一定背你去看,好吗?”
父亲心里非常明白知道我在说谎,是在骗他,也是在安慰他,苦涩地惨然一笑:“唉,我……知道这辈子再也看不成川戏了!”他深陷的眼眶里滚动着痛苦的泪花,我忙侧过头,努力克制自己,强笑说:“不,不,你是会看到川戏的!”
第二天,父亲走了,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困惑着我。
现在,当我听到那悠扬、动听、高吭的川剧锣鼓乐曲,心里就会感到莫名的酸楚,始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父亲如果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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