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成都永远都在出圈,出圈的永远都是哪吒、熊猫、火锅等文化产品。然而这些与杭深等城市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在新兴产业的竞争中,成都存在感极低。
1. 电子信息“大而不强”,缺乏全球话语权
成都有工业园,有高新区,有英特尔、京东方等企业布局,但主要以代工封装为主,高端设计人工智能算力等关键领域鲜见本土巨头。对比深圳的华为大疆杭州的deepseek,成都的“技术打工”模式难掩产业链附加值低的尴尬。
2. 游戏产业“虚火旺盛”,内容创新乏力
成都曾以“手游第四城”自居,但除个别爆款外,长期依赖换皮游戏和流量玩法,缺乏《原神》《黑神话》级别的原创IP。无力构建全球影响力。
3. 新能源“起大早赶晚集”,错失龙头机遇
四川锂矿资源丰富,宁德时代、比亚迪均在川设厂,但成都未能孵化出“宁德时代式”的本土企业,反成巨头“资源殖民地”。对比合肥押注蔚来、常州绑定理想,成都的产业政策更像“端水大师”,缺乏破釜沉舟的魄力。
4. 创业氛围“佛系化”,政策依赖症难破
天府软件园内,政府补贴催生大量“PPT创业公司”,市场生存能力堪忧;本土资本偏好跟风投资,对硬科技项目避之不及。杭州的民营资本敢赌“未来”,成都的创投圈却沉迷“小而美”,导致独角兽数量与城市能级严重不匹配。
5. 城市营销“网红化”,产业思维“县城化”
一面打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面放任近郊工业园低效扩张;一面高喊“数字经济”,一面将土地财政寄托于住宅地产。当苏州布局生物医药、合肥攻坚量子科技时,成都的产业规划仍停留在“盖楼招商”的初级阶段,与真正的创新生态背道而驰。
成都若继续沉迷“安逸”人设,在政策红利消退后,恐难逃“西部盆地”的区位宿命——成为沿海巨头“资源池”,而非创新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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