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在芦山的回忆 —— 岳夏

川康边风云

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的回忆 —— 岳夏在苏区新闻台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三年初，中央苏区需要从上海地下党、团员中抽调一些通讯人员，加强红军的通讯工作。我和另一个团员由秘密交通员护送，从上海搭乘日本海轮启程，经过汕头、潮州、大埔、峰市等地，在福建永定县进入中央苏区，最后到达了党中央、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瑞金。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到达瑞金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下肖区党中央组织部报到，同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谈话后，我被分配到军委无线电第六分队当报务员。不久，上级派我负责新闻台的工作，这是我们党的第一个新闻台。新闻台的行政领导归军委，业务领导归红色中华社。红色中华社是当时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通讯社。新闻台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文字广播，送交红色中华社，由该社编成国内外新闻参考资料，油印发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同志参阅。红色中华社的编辑人员，先后有沙可夫同志（又名陈微明，全国解放后病故）、任质斌同志和谢然之。（谢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秘书。中央红军长征时，他留在中央苏区，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谢自首叛变。抗日战争期间，他当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全国解放时，逃往台湾）。新闻台设在瑞金县下肖区大树下（地名）的一座破庙里，距离红色中华社很近。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时新闻台的报务人员很少，连我在内只有两个。我们两人轮流值班负责抄收和监听，每人每天要连续工作十一、二小时以上。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经常发生晕厥现象，但是工作热情仍很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中央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地军民所需要的食盐、布疋、药品和百货，断绝了来源；就是粮食，也因王明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而发生困难。在根据地后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包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内，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半斤左右的糙米。炊事员做饭时，每顿按各人的定量，将米分好盛在一个小蒲包里，在蒲包上挂着写有人名的子竹牌，然后放在铁锅中煮熟。开饭时，每人按定量用饭。我们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电台服务人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还自动分出一些粮食来给从事体力劳动的通讯员和其它战士。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红军部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夜盲症和浮肿病。为了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只好动员全体人员在夜间点着松脂火把到稻田里和水沟中去捉泥鳅、捡田螺、抓青蛙。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中央对红色中华社和新闻台的工作很重视。新闻台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半年左右以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军委又把我调到通报电台，负责无线电一分队，新闻台的工作移交给黄乐天同志担任。（页码：135 - 136）
在无线电一分队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调到无线电一分队时，中央军委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工作机构。那时，一切工作均由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办事机构去做，直到一九三四年夏，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红军总司令部从前方回到瑞金，才正式建立了中央军委的工作机构，下辖第一局（作战局，张云逸同志任局长）、第二局（侦察局，曾希圣同志任局长）、第三局（通信联络局，王诤同志任局长，第一任政委是翁瑛，第二任政委是伍云甫同志）、第四局（行政管理局，宋裕和同志任局长）、第五局（军事训练局，滕代远同志任局长）、第六局（人民武装动员局，张经武同志任局长）。三局第一任政委翁瑛，是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红军中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党中央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乃于一九三四年秋派翁瑛和年轻报务员肖祖德同志，携带大批款项，一起去上海。不料，翁瑛一到上海就叛变，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为了惩办这个叛徒，我党上海地下组织派人去处决他，但第一次只是将他打伤，后来侦察到他住进德国宝隆医院医治，又派人从窗户爬进病房，把这个万恶的叛徒打死在病床上，为我党消除了一个隐患。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四年夏，为了准备突破白军重围，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中央军委曾在军委第三局下成立了通讯团，由第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政委伍云甫同志分别兼任通讯团团长、政委，下辖无线电营、电话队和通讯教导大队。无线电营下辖无线电第一、五、六、二十九、三十分队，由我担任无线电营长兼第一分队长。教导大队是由通讯学校改编而成的，大队长是原通讯学校校长刘光甫（此人在西路军失败时被白军俘虏、投敌），政委是原通讯学校政委曾三同志。无线电营各分队的分工是第一、六、二十九、三十分队担任军委、总司令部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各主力师之间的通讯联络，同时负责对红二、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第五分队担任同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络，并通过上海地下电台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联络。长征开始后，由于每天都在行军，中央军委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和部分主力师之间的通讯联络依靠有线电话、骑传和徒步通讯已无法完成，因此，无线电台又成为军委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和主力师之间的主要通讯联络工具了。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上游之后，由于部队大量减员，中央军委下令把无线电第五分队的笨重发电机、蓄电池…… 以及 X 光机、石印机和三门小口径山炮都埋在地下。从此，党中央同上海党地下电台的通讯也就中断了。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党中央迁到延安时，才恢复了同上海党地下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的联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为了使军委同下属各军团、主力师之间不致因日夜行军中断联络而贻误军机，我们把无线电第一、六分队分成两个梯队，第六分队为第一梯队，每天随同中央军委纵队出发；第一分队为第二梯队，由我率领（在一个步兵排的掩护下），继续留在原来的宿营地坚持收发电报（抄收各军团、师发来的敌我情况报告，发出军委、总部的命令和敌情通报）。我们电台同军委、总司令部首长的随从参谋之间架有专线电话。当第一分队的电台得到了第六分队在新宿营地发出的呼叫，或第一分队的电台把所有重要电报发出后得到了随从参谋的同意，才拆收天线，向新的宿营地前进。这种工作方法就保证了中央军委同各军团、师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不间断的通讯联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中央军委，亲自指挥红军。当时工农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仍分别由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担任，另外组成了一个前敌总司令部，由朱德同志兼任前敌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前敌总司令部政委。为了利于机动作战，党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精简指挥机构，充实战斗部队，把一些因战斗减员的师，整编为团，撤销了第八军团的番号，取消了通讯团的编制。无线电营、电话大队、通讯教导大队都随之取消。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无线电第一分队、六分队、二十九分队、三十分队由军委三局直接指挥。此时，我专任无线电第一分队长，曾三同志任政委。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无线电第一分队是红军第二次反 “围剿” 胜利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第一部无线电台。在长征行军途中，军委总部的电台日以继夜地工作，睡眠十分缺少。当时，我既要同报务员一样，按正常班次上机工作和负责电台行政管理、给养等工作，又要担负拍发军委总部给各军团、师的十万火急电报。为了保证红军各部队同中央军委的联络畅通无阻，军委和总部首长尽可能地给我们以行军的方便。记得在抢渡乌江的前夕，我的疟疾发作了，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躺在担架上。我军突破乌江后，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刘伯承总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他下达了严格的命令：浮桥只准步兵徒步通过，骡马一律泅渡，抬伤病员的担架坐小船渡河。但当刘总参谋长得知我是无线电营营长，要争取时间赶上电台，保障军委总部同正在攻击遵义部队的通讯联络时，就特别批准我的担架由浮桥通过。当晚，我被抬到宿营地时，高烧还没有下降，立刻被随从参谋的专线电话叫醒，说进攻遵义的战斗已经开始，军委总部首长命令我立即亲自上机收发电委总部和前方部队的急电。我当即带病上机，收发了急电，保证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联络的畅通。（页码：137 - 139）
奉命来到红四方面军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六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一座雪山 —— 夹金山北麓的达维会合了，接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在川西的懋功（现改名为小金县）胜利会师。中央军委派我带领无线电第一分队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我们随即带电台到理番县的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我们到达杂谷脑的第二天，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同志也到达杂谷脑，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张国焘会谈。中央军委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同红四方面军交流通讯工作的经验，把红一方面军通讯工作的经验和保密规定传授给红四方面军，同时向他们学习。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篡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张国焘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鄂豫皖苏区的，不久，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作贼心虚，对我台很不放心，怀疑我台是党中央派去监视他的。因此，他把我们无线电第一分队改编为无线电第十台（红四方面军当时只有五部无线电台；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前共有三十六部电台，长征时红一方面军携带了十八部电台，其余留在中央苏区和赣东北红七、十军团），放在全军最后，要我们离开红四方面军总部，跟随川陕省委（当时川陕省委书记是周纯全同志）行动。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不久，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抗日。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举手赞成北上抗日的决定。张国焘在未同党中央会合之前，曾假冒红四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发出联名电报，要党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各军政委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军军长都为中央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对党进行要挟。党中央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非法要求。但是，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本人，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政委。原任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被任命为新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在此以前，红一方面军没有单独设立司令部和政治部，统由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兼管）。另外，又任命叶剑英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十三军及党中央、中央军委纵队和由干部团重新编成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后改名为五军）、九军团（后改名为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率领）及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组成。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时，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同志率领该军九十一师担任右路军的后卫，我台奉命归詹才芳同志指挥。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长征到荒无人烟、只有少数房屋的马塘后，我们电台在那里驻扎了近半年。虽然正是盛夏，但因海拔高，周围山顶常年积雪，我们都要穿上棉军装和皮大衣，才能御寒。当地藏族同胞因受农奴主及上层政治阶级的欺骗胁迫，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连石磨、铁锅都搬走或埋藏起来，粮食颗粒不见，人畜逃之一空。我们不得不从远处运来青稞和小麦，因为没有磨面工具，只好把青稞、小麦炒焦后加水煮熟。吃下肚后很难消化，大便中往往还是整粒的麦子。粮食不够，我们在每天早饭后，除留下值班人员外，全部上山采蘑菇、摘野果、挖野菜。既没有油又没有盐，蘑菇、野果很难咽下，吃后又经常吐酸水。最后，不得不枪杀骡马充饥。一九三五年冬，我们从马塘出发到卓克基、松冈、绥靖等地的途中，经常看到沿途饿死的同志，有的路边溪旁或灌木丛中，三、四个红军战士靠在土坡树干上，围着篝火盘坐在一起死了，他们手中还端着搪瓷碗。（页码：140 - 141）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的日子里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台（十分队）突然接到张国焘借用总司令部名义发来的密电，向部队散布所谓 “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要把红军拖到外蒙古去投靠苏联” 的谎言，下令已经全部通过了草地的右路军，重新返回草地南下。张国焘还命令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截击红一方面军，武力解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幸好这个密电被机要科首先送到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当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手中，叶剑英同志立即携带着唯一的一份甘肃、陕西军用地图，星夜赶到毛泽东同志驻地，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张国焘这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得以当机立断，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迅速脱离危险地带，抢占腊子口，向甘肃南部的岷县前进，避免了张国焘挑起的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走出草地后，中央军委把红一、三军团整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支队长，毛泽东同志任政委，下辖两个纵队。当时只剩下八千人了。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们电台的领导干部和机、报务员都是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所以都不相信张国焘的鬼话。眼看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卑鄙勾当，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私下同一、两个信得过的同志交换意见，认为张国焘就是在施展阴谋诡计，如果他还打着红旗，那末，我们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如果他公开投敌、打出白旗，那末，我们就应当在精神上作充分准备，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果然，张国焘不久就公开成立了以他为头子的伪中央，宣布自己是 “总书记”，并把以前假借红四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的名义向党中央提出的野心勃勃的篡夺党中央政治局领导权和工农红军指挥权的 “升官图”，一一付诸实现。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受到张国焘的欺骗，被迫重过草地南下后，我们电台又奉命调到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工作。不久，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下，翻过夹金山，企图进攻有白军重兵据守的成都要塞。记得在战前政治动员中，张国焘提出了 “打到成都去，大家好吃大米、白面和肥猪” 等极其低级庸俗、荒唐可笑的口号。结果，部队在成都附近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鏖战，死伤惨重，红四方面军的连排干部伤亡三分之二左右。张国焘不得不放弃攻占成都的计划，下令撤退，仍沿原来的路线再度翻越夹金山（这是我们电台第三次翻越夹金山），重新进入藏民地区。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底，我台随总司令部进驻雅安附近。有一天，总司令部第三局局长王子纲[color=var(--md-box-samantha-deep-text-color)]找我谈话，在场的还有三局政委伍云甫同志（伍是原军委三局政委，自从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军委三局随中央军委北上。红军总司令部留在红四方面军后，另外成立了总司令部第三局，伍云甫同志任政委）。王子纲局长拿出一份电报给我，说这是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同志发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爱人李伯钊同志的，内容是表示怀念。我接过电报仔细阅看，发现电报是六个电码一行，根本不符合正常电报五个或十个一行的格式。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为侦察而假造的。局长问我，“这个电报是不是你们电台收抄陕北一方面军电台的。” 我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从未奉到总司令部要我台同红一方面军电台沟通联络的命令，因此也根本没有同红一方面军电台联络。” 局长还是不相信，几次三番逼着要我承认。这就使我更进一步认定有人怀疑我台同红一方面军电台私自通报，而企图用诈骗逼供的办法来侦察。因此，我断然否认。最后，伍云甫政委出来为我解脱，他说，岳夏的话是可以信任的。这才停止了逼供。接着，局长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陈昌浩说：“我已问过岳夏，他拒不承认”。陈昌浩对局长作了指示。第二天，局长以总司令部第三局的名义，给我一份书面命令，要我台从此以后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并派人将我台的发报机收缴了。为了监视我台的行动，又命令我台听从国家保卫局（局长是曾传六同志）的指挥行动。这样，我又开始了第二次做新闻台的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的回忆 —— 岳夏在苏区新闻台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三年初，中央苏区需从上海地下党、团员抽调通讯人员加强红军通讯工作。“我” 和另一团员由秘密交通员护送，从上海搭日本海轮，经汕头等地，在福建永定进入中央苏区，抵达瑞金。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到瑞金次日，“我” 去下肖区党中央组织部报到，与任弼时谈话后，被分配到军委无线电第六分队当报务员，后负责新闻台工作。新闻台行政归军委，业务归红色中华社，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广播，交红色中华社编成参考资料供中央参阅。红色中华社编辑有沙可夫等。新闻台在瑞金下肖区破庙，距红色中华社近。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时新闻台报务人员仅两人，轮流值班超十一小时，因疲劳和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但工作热情高。国民党封锁下，根据地物资匮乏，粮食、食盐等短缺，军民生活艰苦，常自行觅食。党中央重视新闻台工作，其多次受表扬，半年后 “我” 调往通报电台，新闻台工作交黄乐天。（页码：135 - 136）
在无线电一分队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 到无线电一分队时，中央军委无独立工作机构，工作由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办事机构承担。一九三四年夏，军委建立工作机构，下辖多个局，第三局负责通信联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三局第一任政委翁瑛来自上海地下党，后叛变，被党组织处决。同年夏，为应对作战，军委在三局下成立通讯团，“我” 任无线电营长兼第一分队长。无线电营各分队有不同通讯联络任务，长征后无线电台成主要通讯工具。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四年底，红军渡湘江后减员，无线电第五分队部分设备被埋，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电台联络中断。为保障行军中通讯，“我们” 将无线电第一、六分队分梯队行动。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军委调整指挥机构，精简部队，无线电营等取消，相关分队由军委三局直接指挥，“我” 任无线电第一分队长，曾三任政委。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无线电第一分队的电台在毛泽东、朱德关怀下建立，长征中 “我” 既要参与报务工作，又要负责电台管理和重要电报拍发。抢渡乌江前夕，“我” 疟疾发作，刘 伯承因 “我” 工作重要批准担架过浮桥，当晚 “我” 带病完成急电收发，保障通讯畅通。（页码：137 - 139）
奉命来到红四方面军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达维会合，大部队在懋功会师。中央军委派 “我” 带无线电第一分队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我们” 到理番县杂谷脑报到。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党中央代表与张国焘会谈，“我们” 任务是交流通讯经验并传授工作经验和保密规定。张国焘对 “我们” 心存疑虑，将 “我们” 分队改编为无线电第十台，置于全军最后，跟随川陕省委行动。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党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抗日，张国焘曾向党要挟，后政治局为团结他任命其为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等。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由不同部队组成，“我们” 台归詹才芳指挥。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长征至马塘，“我们” 台驻扎近半年，当地环境恶劣，藏族同胞受欺骗对红军坚壁清野，“我们” 生活物资匮乏，常采野菜等充饥，还出现人员饿死情况。（页码：140 - 141）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的日子里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秋，“我们” 台接张国焘密电，其散布谣言，令右路军重返草地南下，还命陈昌浩截击红一方面军。叶剑英及时报告党中央，使红一方面军脱离危险。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之后，“我们” 台调至红军总司令部工作，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进攻成都受挫，再次翻越夹金山进入藏民地区。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底，“我” 被三局局长谈话，他拿出一份格式异常的电报，怀疑是 “我们” 台抄收自红一方面军电台，“我” 否认后，被命令电台专抄新闻，发报机收缴，受国家保卫局指挥，“我” 开始第二次做新闻台工作。（页码：141 - 142）
同张国焘的斗争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五年底，红四方面军再入藏民区，新闻台发电机燃料出现问题，原用缴获自白军的美制发电机，后因燃油难寻改烧煤油也不行，面临断电危机。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新闻台党支部开会讨论，受藏民用水磨带动水碓启发，尝试利用水磨转速发电，将水磨石片取下装木块圆盘，连接皮带，经多次试验成功发电，还通过升降水闸控制流量调节发电子转速，解决了当时的电源危机，“水力发电机” 在行军中发挥重要作用。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六年春，“我们” 第二次进驻懋功，原红一方面军的张令彬、杨梅生同志和 “我” 受张国焘迫害。张国焘曾公开造谣红一方面军兵力，会师后又诬陷毛泽东、朱德，还指使下属在总司令部批斗朱德、刘伯承，甚至抢夺朱德坐骑、干粮，企图谋害。此外，他还散布谣言，对刘伯承等同志进行迫害，要求朱德发表反对毛泽东的声明，遭朱德严词拒绝。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们” 得知张国焘派人监视原红一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同志，对 “我们” 也采取特务手段侦查、控制和镇压。如 “我们” 从新闻台收的消息被杨梅生传出后，刘 少文来访提醒 “我” 要警惕，之后 “我们” 发现被列入黑名单。过草地时，张国焘用毒药害死原红一方面军中央国家保卫局局长胡底，还逮捕、杀害反对他分裂行为的同志。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们” 在彷徨苦闷时找康克清同志，她传达朱总司令指示，让 “我们” 坚定信心，加强团结。“我们” 在张国焘的排挤打击下，坚守岗位，加强红一、四方面军同志的团结。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们” 还发现被关押的廖承志、罗世文和朱光（何柳华）三位同志，廖承志告知 “我们” 毛泽东曾要求张国焘交出曾 中生，张国焘未执行且谎称其已逃跑。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行军途中，红一方面军同志看到他们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关押，党中央曾要求张国焘交出三人，会师后他们才脱离魔掌。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年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刘瑞龙曾说，新闻台抄收的苏联塔斯社英语新闻等对长征有重要价值。（页码：146 - 147）
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揭露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中央红军无线电台与红四方面军保持通讯，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通报敌情等。但当中央红军快到达宝兴县向夹金山前进时，红四方面军电台按张国焘命令停止回应中央红军电台呼叫，待中央红军通过天全、芦山地区才恢复通讯。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张国焘此举意在吸引中央红军向其西进方向靠拢，以便实现控制中央红军的野心。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受挫后，张国焘妄图在西康建立 “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后在甘孜接到党中央电报，取消伪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甘孜会师前，张国焘派人给红二方面军送分裂文件，贺龙等同志收到后立即焚烧，并在会师后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同志也支持毛泽东北上抗日的决定。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早有预谋，在会师前后都有体现，如对中央红军电台通讯的控制等，其行为给党和红军带来严重危害。（页码：148 - 149）
长征后续与最终会师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北部会宁城实现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师。不久，经过山城堡战斗，这是十年内战中红军同白军的最后一次战斗，歼灭了白军胡宗南的一个旅。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之后，“我” 随总司令部到达陕北保安城（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党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派 “我” 带一部电台从延安出发，经延长等地渡黄河，到山西省太原城，归当时党中央派到军阀阎锡山那里的全权代表彭雪枫同志领导，建立与延安党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络。直到一九三七年 “七・七” 事变，“我们” 奉命从地下转为公开，重新穿上军装，建立了以彭雪枫同志为处长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页码：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