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将此文献给我的二弟许虎。
今年3月1日，我和三弟许彪到成都市温江区，参加去年因肾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的二弟许虎的骨灰安葬仪式。悲痛之余，想起许虎在世时亲口对我讲过当年他从邛崃县（今邛崃市）的泉水乡永安场（今属羊安）出去当“娃娃兵”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现将他口述的这段传奇经历记录下来，留一段他的生平故事在尚健在的我们心里。也希望今天的邛崃人晓得，那个年代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下面是他的口述记录。
我叫许虎，从15岁起进军营当兵，一干就是五年。那不平凡的“少年兵”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1969年9月的一天，我在永安场的家里看见父亲和母亲正商讨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走到我面前问：“许虎，想不想当兵？”
当时还不满十五岁的我脱口问道：“为什么？”
那些年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读的泉水乡永安场中心校（初中）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等几天就要“上山下乡”，学习成绩不好的我可能一辈子都得呆在农村。心情冷静下来后，才明白父亲问我想不想当兵的深意，联想起小时候看见过炮兵部队的操炮训练，如果能去当兵打炮不是好事么。而且不用上山下乡，当几年兵退了伍，说不定还能找到工作。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一名工人不是很多人的愿望吗？
想清楚了的我告诉父亲：“要去，我想当炮兵。”
父亲开心地答应：“好的，但是当什么兵，我管不着。”
过了沒多久，永安场油库的上级领导机关成昌兵站部电话通知父亲，让我到驻扎在新津县的兵站部机关体检身体。接到通知的当天，所有体检的人都住在兵站部招待所，下午参加生产劳动，給地里的蔬菜担粪浇粪，我个子小担不动粪桶，只能用粪瓢浇菜。当时部队干部、职工子女来报名当兵的人不少，有男有女，共十几个人，最大的二十几岁，最小十四岁的就是我。
第二天，招兵领导带我们到离兵站部机关不远的七十八医院体检。当时招兵有年龄规定，不能小于十六岁。到了医院，一位中年医生顺手把我的体检报告翻了翻，问我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少。我在许家四兄弟中最老实，从来不会撒谎，加上心里慌，不知道该说“十四”，还是“十六”。
聪明的医生看我太老实，就说：“我有点事，其他人帮许虎填一下。”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帮助我。医生一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帮我写上“岁数16岁，身高1.65米，体重100斤，眼力1.5”。刚填完，医生就回来了，看了一下顺手就放在一边，笑了笑，然后叫“一下个”。
就这样，我的审查和体检关都算通过了，要我下午回到家里等候通知。永安场油库已经转业到地方的杨主任的爱人还住在油库的家属宿舍里，听说安排报名当兵的有我而没有她的女儿，就带着女儿到招兵办公室闹，说我只有十四岁，谎报年龄，不应该招我而应该招她适龄的女儿。因为杨主任已经转业多年，这次招兵是部队“内招”子女，自然而然没人理会她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大约是十一月底的一天早晨九点多钟，我正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背后传来父亲和三弟许彪的声音。我回头一看，除了父亲和三弟，路边还停着一辆嘎斯六九吉普車。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批准你当兵了，到学校向老师讲一下。”
我性子慢，只哼了一声算是回答，没想到三弟高兴得又说又跳。
进了校门，碰上泉水中心校的老师们正在挍门口等来上学的学生。我把参军的事给班主任和其它老师讲了，没想到班主任听了挺冷谈的，没有吭一声，好在站在旁边的校长点了点头。我想一个刚上初中不久的十四岁学生，因为父亲是部队干部就可以不“上山下乡”而去当兵，谁不反感呢。所以至今也不怪老师们。就这样，我离开刚进了一个多月的中学校坐着汽车回了家。
过了几天，父亲在家里炒了几个肉菜，一份炒鸡蛋，煮了一锅白菜猪肉粉丝汤，烙了几张饼，招待接兵干部。饭后我就跟着接兵部队走了，一路上父母一直跟着车走，依依不舍的母亲更是眼泪汪汪的。
从那天起，十四岁的我开始了五年的“娃娃兵”生活。因为军龄起始时间晚一点，我的军龄实际上从十五岁算起。
第三天早饭后，我们这批从成昌兵站部招来的新兵全部分配到了陆军第五十军。
“文化大革命”中，五十军军部设在前西南局的成都大院里。新兵们被带到了西南局机关的舞厅中，“文革”时不兴跳舞，大厅里沒有音响，没有闪烁的灯光，连桌椅板凳都没一张，宽敞的大厅里空空荡荡的。
过了十几分钟，排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等来了几位首長。他们一个个身材魁梧，笑咪咪地向新兵介绍了五十军的光荣历史，但没讲1948年起义那段经历。首长希望我们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部队的培养下煅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讲话很短，语重心长，但让人纳闷难解的是我们怎么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请教指导员，才明白首长把读过书的人统统纳入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事后真想问问，才上了几天初中的我算不算知识分子，算不算小资产阶级，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首长讲完话后，开始分配新兵，我们中的五个分到军直属连，一人分到师下面的连队，我和庄东其两人分到军部直属防化连。那位分配干部走到我们面前，介绍了一位穿四个口袋军装的防化连事务长，让他带我们到连队报到。
防化连究竟是干啥的我弄不明白，也不敢问，只好跟在事务长后面，从西南局走到成都一号桥游泳池旁边的五十军后勤部。当时军里的基层单位沒有专门的营房，部队分散驻扎在成都市区的机关、科研单位、大型工厂里。防化连、卫生队、后勤部的直属单位以及家属区都在军后勤部的大院里。
我分到了防化连二排三班，庄东其分在一排一班。我的班长姓宋，一九六八年的兵，四川威远人。全班由四川、北京、湖南的兵组成。时间长了，我才知道防化连有四个排，除了一排的人住在院子大门边的平房里外，其它排的人都住在一幢楼里。二、三、四排住在二楼上，楼下住的是连队干部。
安顿好后，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四幢二层的领导干部住宿楼修建施工。专业性的工作由地方建筑师傅负责，小工活路全由我们承担。十四岁的我从没干过体力活，特别是搬砖运水泥的重活。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骨架像散了一样，巴不得躺在地上睡一觉。
好在修建任务不久就不让参加了，我们开始了队列训练。这批新兵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在家里又像小皇帝一样被大人宠惯着，一般人认为简单的走队列，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光练站姿就练了五六天，开始一次练半小时，渐渐的加到一次一小时，后来变成一次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说实话，一个人要站得象模象样不变形，时间长了先是腿和腰难受，少年兵们没有一个不腰酸腿痛的。我们还练停止、跑步走、齐步走、正步走、行进间步法变换、行进间转法、脱帽、戴帽、坐下、蹲下、起立。下午或晚上，还要进行辅助训练，包括仰卧起坐、俯卧撑、上下蹲、抬压腿等，有时也会练单、双杠和长跑。
半个月后我们开始练射击，班上配了两支56式冲锋枪，新兵轮流着操作。什么都不懂的我由班长开小灶，站卧姿装子弹，三点成一线，紧握弹夹不松手，击发时暂停呼吸不出气，连发抠了赶快松，都是班长手把手地教我。练的差不多了又组织起来到成都凤凰山靶场实弹射击，娃娃兵们大多打不准。轮到我了，前三个点射还可以，后边连发抠板机松手指，子弹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至此，新兵训练总算结束了，我们这些“娃娃兵”不但觉得自己像个解放军战士了，而且个子也长高了不少，我也满了十五岁。
当年经济不发达，我们防化兵穿的防毒衣和用的防化训练用品都是花大价钱从苏联买回来的，防毒衣是用橡胶做成的，夏天穿上它热的像贴在身体上一样，大汗淋漓，里面只好光穿一条内裤，光着身子。每次训练完后，汗水、尿水能倒出来一小脸盆。每天还要五公里行军，围着凤凰山上下跑一圈。
1968年7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解放军陆续进驻大、中学校和一些科研、文化机构，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工作。
1971年12月上旬，我们排进驻了132厂（现中航成飞集团）支左。让我负责管理一大群大妈的缝纫组，大妈们经常与我开玩笑，说你这个邛崃的“娃娃”几岁了，要不要耍朋友，干脆把某某的女儿介绍给你吧，等某某成了你的丈母娘，就不会把我们管的太紧了。
到了1972年7月，我又跟着排长去成都第三中学支左，十五岁的娃娃兵又指挥起学校的老师学生来。
在连队我要听班、排、连长指挥，现在在工厂、学校却是我这个十五岁的“娃娃兵”说了算。
1975年2月我入了党，3月份退伍。因为父亲的关系，没有再回邛崃，被旺苍的印钞厂招为工人。后来印钞厂搬到成都市温江区，变成了成都印钞厂，我和我的妻子、儿子都成了成都印钞厂的工人。但那段从邛崃出去，剪去长发，穿上军装，在解放军中当“娃娃兵”，让我的青春年华在军营里绽放的人生经历，至今仍受益非浅。
笔者按：许虎参加工作以后，每年都要抽空到邛崃一两次，一是为了看我这个大哥，二是回养育他长大的永安场寻找儿时的记忆，见见幼时的同学，看看家乡的翻天覆地变化。我想羊安今天的变化和突飞猛进的进步，一定能让早逝的二弟高兴和在“天堂”安息！
图一：二弟许虎
图二：二弟所在部队拉练路上
图三：后排左一为二弟许虎
图四：后排左三为二弟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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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17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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