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嘉诚旗下公司出售全球港口资产一事,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从“卖国贼”的诛心之论到“战略背叛”的宏大叙事,种种标签化批判将一位百岁老人推至风口浪尖。然而,在这场情绪化浪潮中,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理性,审视事件的商业本质与时代背景,而非以道德绑架之名行舆论审判之实。
李嘉诚出售的43个港口覆盖23国,交易金额达228亿美元,是其全球化资产再平衡的战略调整。若因交易对象是美国资本贝莱德便斥为“卖国”,则无异于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华为出售荣耀、万达抛售海外资产时,舆论何曾以“叛国”论之?
接手李嘉诚港口的公司是贝莱德投资,被某些人视为美国政府的白手套,但这个公司同时投资的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控股、拼多多、哔哩哔哩、贝壳、京东、美团、药明康德、百济神州、宁德时代、比亚迪、中芯国际 、拼多多、京东、网易、中国平安、万科、潍柴动力、中国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海油、理想汽车、蔚来汽车......批评者又该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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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常选择性遗忘李嘉诚对内地经济的深耕。1990年代,他斥资200亿元建设北京东方广场,这一长安街核心地标背后,是中央对港资的信任与支持;上海陆家嘴、深圳盐田港等项目的成功,亦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注入资本与技术活力。截至2014年抛售内地资产前,其旗下企业贡献税收超千亿,创造就业岗位数十万,更通过屈臣氏、百佳超市等品牌推动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
即便近年转向欧洲基建与新能源领域,其投资仍通过全球供应链间接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将一位深耕内地四十余年的商人斥为“买办”,既否定了改革开放初期外资的历史作用,也忽视了香港资本在衔接内外循环中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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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批评者将港口交易与“中美战略博弈”强行挂钩,声称此举“助美控制航运咽喉”。然而现实是:巴拿马运河主权归属巴拿马政府,港口运营权易手不改变航道管辖权;中国商船占比21%的过境量,亦非单靠港口控制即可扼杀。更何况,中国早已布局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替代节点,全球物流网络绝非一港可制。
更荒诞的是,一边痛斥“资本无国界”,一边要求李嘉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充当“战略棋子”——这种矛盾暴露出舆论场对全球化商业规则的认知割裂。若企业需为“国家利益”无限让渡商业理性,则市场经济基石将荡然无存。
以96岁高龄仍执掌商业帝国的李嘉诚,其思维定式形成于殖民时代的香港。那个“在商言商”的黄金年代,商人只需对股东负责,国家认同更多体现为守法经营与慈善回馈。要求一位世纪老人突然转型为“战略家”,既强人所难,亦有违代际公平——正如我们不能以今日环保标准苛责工业革命先驱。
至于“为何不捐出港口”的道德拷问,更显虚伪。李嘉诚基金会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医疗、公益扶贫等领域累计捐款逾 300 亿港元。其捐赠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汕头大学建设、宁养医疗服务、地震赈灾、农村医疗扶贫等。其中仅汕头大学的累计捐款就超过 100 亿港元。此外,基金会在医疗方面的投入也十分显著,如支持全国 40 余家医院成立宁养院,捐赠先进医疗设备等。80年代初回家乡,见农民们住房破烂,他出钱盖了大量的安置房免费给农民们住; 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深汕高速是他出钱修的,不收过路费;每年资助中国爱乐乐团1千万元,这些都不留名的。即使其资本离开大陆,没留一栋烂尾楼,没坑一个人投资人,更没有留下几万亿的债务让国人买单。这些贡献不应被选择性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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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商业回归商业,让爱国远离绑架吧!爱国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游戏,更非对私产处置的道德勒索。李嘉诚的港口交易或许不够“完美”,但将其上升为“背叛民族”的罪名,既无法律依据,亦无现实意义。当我们在批判“资本无国界”时,或许更该反思:为何中国尚未培育出足以接盘全球港口的中资巨头?为何总期待商人充当战略先锋,而非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国家利益?
请放过这位百岁老人!如果宽容地看,他就是中国的松下幸之助、中国的巴菲特!他的商业传奇终将落幕,而中国需要的,是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化商业体系,而非在舆论狂欢中耗尽社会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