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最小的右派
李旭葵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邛崃的城建局曾经藏龙卧虎故事多,有为我国水泥建筑材料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著名的建筑材料专家、国家水泥外加剂协会副会长帅希文,还有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徐祖颐。在他们的背后,都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记得我在当地城建局任局办公室主任和局长时,曾经亲自接待,一手办理接收手续,由县委组织部落实政策安排来县城建局工作的冤案右派徐祖颐。现在他已是八、九十多岁的老人,又是残疾人,老来孤独一人住在都江堰康养院里,不知走没有?为什么牵挂放心不下呢 ?因为他是我国在1957年的55万右派中年龄最小,刚满16岁初中毕业刚参加工作就蒙冤成右派,而且被判刑劳改致残,人生非常悲惨。
四十年多年前的1980年,当时我在县城建局任办公室主任,接县委组织部通知,按照中央文件通知,要安排一名落实政策摘帽平反右派名字叫徐祖颐的来城建局工作。还听组织部介绍说,县城建局是刚新组建成立的单位,特别急需工程建设施工和设计人员,因此在落实政策摘帽平反的右派人员中,专门挑选安排了这位具有中专毕业文凭的建筑技术人员到城建局,而且才38岁,属于年轻有为的黄金年龄。还说这位落实平反政策的右派徐祖颐在大邑新源劳改煤矿里,曾经担任建筑工地施工技术员。我们正需要建筑技术人才,因此局的领导们都很高兴,专门分工由我负责安排,具体接待和落实办理上户相关手续。
记得是在4月24日上午,徐祖颐由大邑新源劳改煤矿派出的两位穿着公安服装的管理人员培同,另外一名劳改人员帮助背行李随同来到了城建局办公室报到,并递交了介绍信相关手续。
头上戴着蓝色遮阳帽子的徐祖颐,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与一般人的眼神,显得有些呆滞不正常。但我心里想,既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肯定是个读书有文化的人。当时新成立的县城建局设计室暂时设置在下属县建司内办公,徐祖颐因具有中专建筑技术毕业文凭,就安排在县城建局设计室上班。
设计室主任听说给他安排了一位技术人才很高兴,第一天就安排徐祖颐描设计图。第三天,设计室主任来到局里,对我说,徐祖颐根本不会描图。我根本不相信,县委组织部专门安排的建筑技术人员,怎么不会描设计图呢?我便专门去了设计室,看看他是不是设计室主任说的不会基本的描图呢?
在设计室,看见徐祖颐埋头伏在桌上,正在认认真真地描图。我一看,这那里是在描图?描图纸上到处都被画得是墨疤,而且是直线不像直线,弯弯曲曲,就连徐祖颐的手上,衣袖和脸上,到处都沾满了墨水。我见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想他不会描图,但肯定会建筑工地现场技术施工,因此就安排他去建筑工地。
后来,建筑工地的负责人专门来局里反映,说徐祖颐在工地上,连最起码的建筑施工图纸都看不懂,甚至连钢筋布置结构基本常识更是一窍不通。
我被惊呆了,便把徐祖颐叫到办公室亲自询问,一问一答。徐祖颐对我说,他根本不会什么设计和描图,更不会工地技术施工。他从头上把帽子揭下来,指着头上吓人的深深疤痕对我说:“你看我的头顶上侧面凹陷,是在劳改煤矿里参加房屋修建工地,负责抬砖拌水坭,从高高的房顶上跌下地。头被跌破了昏迷不醒。急送去成都医院抢救,头骨折裂,手术还伤了神经,但总算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
出院后,徐祖颐的大脑受残了,完全影响了他正常的记忆思维。
恍然大悟,我才知道徐祖颐已经成了脑残废人。右派的政策落实平反要求要安排单位工作,新源劳改煤矿为了让徐祖颐能顺利地按政策落实安排到单位工作,不得不在他的档案资料上造假,说他具有中专建筑技术毕业文凭,而且还是建筑工地施工技术员。
邛崃县委组织部门见了徐祖颐的挡案资料,还认为是接受了一个难得的建筑技术人才,很高兴地同意按政策平反落实安排在城建局。
哎,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各种户口、工资等手续已经办完,而且还安排已经正式上班。按政策规定凡接收了,就不能再退回原单位。又不能退货回炉重来,只好哑巴吃黄莲认了。
沒有办法安排,只好把徐祖颐调回局里办公室,负责局打扫办公室清洁卫生。哎,可是本来干干净净的办公桌,却被他太认真打扫反而弄来脏兮兮的。地上像写大字似的,是越扫越脏。但这不是他偷懒不认真负责,而是因为他脑受残干不了。
后来,我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的清理档案。从徐祖颐的档案袋里,抽出资料一看,让我触目惊心,目瞪口呆,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我才真正地知道了16岁中国年龄最小右派徐祖颐的悲惨遭遇。看了挡案,就是铁石的心肠,也会被熔化的。
1957年15岁的徐祖颐在自贡市老家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因家庭成份地主,而被不录取。毕业后,被招在自贡市建筑公司当工人。因见他头脑相当灵活聪明好学,就安排他在公司给总工程师当助手培养。谁知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总工程师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批判斗争。
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年轻无知,思想单纯的徐祖颐,根本想不通,也不相信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正直善良,知识渊博的总工程师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思想幼稚的他,写了为总工程师辩护的的大字报,说“总工程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个大好人”。立即在公司上下引起了轰动,徐祖颐因此而遭到了批判斗争。
祸不单行,徐祖颐在重庆读初中学校的原班上一位好朋友同学,从重庆给他写了封信。信被公司领导发现而被截了,见信封上寄信地址拦是用英文写的,他们都认不了那弯弯曲曲的英文,当即上报给市公安部门,说是从香港境外寄来的信。
把信拆了,信里的内容是那位同学说他见学校的老师被打了右派,想不通而感到苦闷。因此,公安部门和公司保卫部门认定,认为信是从国外寄来的,有接头暗号,还具有“性质反动,里通外国”的特嫌。徐祖颐不仅公开为右派总工程师鸣冤叫屈,而且还具有特嫌性质,因此性质比右派更严重,最后以“极右”被公安部门逮捕判刑三年,送大邑县新源劳改煤矿劳改。
徐祖颐去离家几百里外劳改,家里年老多病的地主母亲也被活活地气死了,徐祖颐也就成了孤独一人。由于在劳改过程中徐祖颐一直不服申诉,三年刑满后,但又以不服劳改管制罪名又加刑继续劳改。三年满了又三年,后来在劳改修建中头受伤致残。徐祖颐家中已无人也无房,刑满后沒法安置,只好作为刑满留场人员处理。
后来中央要求纠正冤假错案,大邑县法院才行文重新判决,对徐祖颐原定罪劳改属于冤假错案,给予平反。大邑县新源劳改煤矿为了徐祖颐致残平反后的顺利安置,便通过关系托人给徐祖颐找了个邛崃固驿乡村一位三+多岁的老女子结婚成家,这样才有了后来徐祖颐政策落实被安排在邛崃城建局的借口理由,大邑县新源劳改煤矿也就合理合法地甩掉了烫手的包袱。
徐祖颐的人生悲惨遭遇悲剧,得到了城建局全体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局上只好安排他不费脑子专门负责局收发报纸的简单工作。
为了照顾徐祖颐的日常生活,1985年凭着我已是城建局局长职务的权力,亲自找了派出所的所长和指导员,向他们反映和介绍了徐祖颐的悲惨遭遇,要求按国家政策规定,以徐祖颐政策安排是“中专技术员”职称身份,应解决徐祖颐在农村妻子的农转非户口。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要按照相关办理的流程,必须要徐祖颐去当面询问作笔录,还要徐祖颐亲笔签名后上报审查备案。
我即帮徐祖颐代写了农转非申请报告,由城建局并签意见盖章。事前我专门找徐祖颐,并当面亲自一字一句地教他说自己是“中专技术员”,并一再叮咛打招呼,反复地叫他背熟这简单的一句话。
徐祖颐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当面问他是什么学历文凭,徐祖颐却老实地说是初中生,不是什么“中专技术员”学历。人家有意地引导他,又再三反复地问他,他还是一口咬定坚持说自已是初中生,不是中专技术员。好心要帮他的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被弄得来哭笑不得,难堪被动。徐祖颐的农村妻子“农转非”好事,也就这样完全泡汤了。
哎,这不能完全责怪徐祖颐,是因他遭受冤案劳改脑受致残,脑子无法转弯,根本说不来假话。
他两夫妇年龄已大没有了生育,抱养了一个三岁的男孩。由于在乡下脑残的徐祖颐沒有照看好,孩子被打谷机砸死了。后来,徐祖颐退休,妻子也因病去世,扔下他孤单一人。最后在世上唯一在成都的七、八十岁表姐的帮助下,才去了都江堰康养院以度残年。
新冠病毒无情,专门刻薄地感染老年人,风烛残年八十多岁中国最小的右派徐祖颐却意外地沒有感染中阳。一个聪明好学机灵的十六岁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本来是对国家会有所作为,但被那个年代彻底毁了,但愿发生在徐祖颐身上的悲剧,今后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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