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三异《廿一史弹词·註·题辞》①及译文 禺草号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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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三异《廿一史弹词·註·题辞》①及译文

《廿一史彈詞·註·題辭》

張三異

　　文體之有正變，謂非時遇之順逆使然乎？何以明其然哉？時際休隆，珥筆纂述，則即以胸中瑰瑋，發為文章，彤管流徽，賡揚盛事，此遇之順而文之正也。不幸而為孤臣孽子，憂讒畏譏，或招沈湘，或悲賦，致寄慨於蟲魚，因寓情於草木，其遇則逆，其文則變，所固然也。然遇有順逆，文有正變，而皆以不外勸懲扶正人心者，乃足歌詠於不衰。
　　餘居恒披史，每思數十家之浩繁，讀者猝難竟業，思得一指南捷訣。俾羲軒而下，元明以上，條分縷晰，言約旨賅，觀者瞭若指掌，誦者洋洋盈耳，於以引掖兒輩，秘之家塾，卒戞戞乎難之。乃偶於書肆斷簡中，得用修楊先生《廿一史彈詞》，而竊歎先生之先獲我心也。
　　先生以元輔令嗣，舉制科大元，為天下第一聞人。不幸以議大禮放廢，著書一百零九種，見行海內，而《彈詞》一書，胡未之載。或曰此先生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零裁雲錦，碎剪冰紋，恐類詼諧，涉嘲謔，故秘而不傳，未可知也。予曰不然。文體雖變，而大義不渝。即如虞書府事，嘗著功於九歌，毛詩三百，皆不離乎風雅。況先生博宗紀載，櫽括微言，褒貶一法春秋，而不必有知罪之懼，論列無殊班馬，而不必操著史之權。故變幻參差，縱橫絕續，止借裏謠巷詠以抒其吊古談今之懷。意不主於詼諧，而實藉以提撕告誡，語非敢於嘲謔，而有裨於群怨興觀。其聲可供絲竹，而其義可供箴銘，其調吟悲慨，可興愚夫愚婦，而禾黍流連，亦可悟賢君賢相。欷歔往古，接引將來，先生雖不顯居其名，而其功豈出全史下哉？倘後之讀史者，不為昭揭，而使珠玉沈埋，謂非表章者之責乎？幸秀水諸公，什襲家笥，用光剞劂，庶不負作者苦心，並可為讀史者之津梁矣。獨是先生以曠世逸才，擅一代著作手，極往古來今興亡治亂之推遷，以及正閏僭竊之升沈，數十百家，言人人殊。而先生按節諧聲，引商刻羽，出之一唱三歎，寓至微於至顯之中，藏至奇於至平之內，是非全史博通，五經淹貫，能窺此乎？

第恐初學涉獵未周，達此失彼，將先生為勸為懲扶正人心之意，把卷茫然欲臥矣，爰命璜兒詳為註釋，務使事實可稽，義蘊昭晰，令讀者開卷了然。而予複廣搜博采，更加纂輯，曆寒暑數易稿而書始成。雖全史蘊藉未易表著，而屬辭比事，先生之苦心庶幾若睹矣。嗣有知者，謂先生約眾史之班駁，為便覽之新聲，俾讀者事半功倍，以為扶腋之功臣可也，若謂揉全史之莊重，作豔綺之柔詞，為涑水、鄱陽、毗陵諸公之罪人則不可也。謂斯注釋發明隱義，為古學片筏作彈詞演義可也，若謂援古引經，出處明晰，斷章取義，序次井然，於勸懲大義，可為前賢後哲之功臣，則不敢也。
而餘因是竊有感矣。夫人生境遇順逆，亦何常之有。向使先生遇際其順，亦不過為卿為相澤被一時已耳，烏能憾慨淋漓，低徊於萬千年之變遷，百數十君之得失，渾括於三萬言內，而唱歎無餘，與龍門涑水同其俯仰，可立言不朽也哉？然則先生之遇逆也，而未始不順也；先生之文變也，而仍不失其正也。烏得以類詼諧，涉嘲謔，莫為之後，致有美弗彰乎？因是梓而行之，為之序以公同好云。

【译文】

《廿一史弹词·註·题辞》

张三异

文体存在正统与变化之分，难道不是因为时运的顺利与坎坷所导致的吗？怎样来证明这一点呢？当处于太平昌盛的时代，人们手持笔进行著述，就会将自己胸中的卓越才华，抒发为优美的文章。那些记载盛事的文字流传着美好的声誉，人们相互唱和赞美这太平盛事，这就是时运顺遂时所产生的正统文体。而不幸的是，有些人成为孤臣孽子，心中担忧被谗言中伤，害怕受到他人讥讽。他们有的如屈原般投身湘江，有的像贾谊般悲伤地作赋，只能将感慨寄托在虫鱼之上，把情感蕴含在草木之中。他们的遭遇坎坷不顺，所创作的文章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时运虽有顺逆之分，文体虽有正变之别，但那些不背离劝善惩恶、匡正人心宗旨的作品，才值得人们长久地歌咏。 我平日里常常翻阅史书，每每想到众多史书卷帙浩繁，读者很难一下子全部读完，就想找到一个便捷的阅读指南。希望从伏羲、轩辕时代开始，到元朝、明朝之前的历史，能够条理清晰，文字简约而主旨完备，让观看的人对历史了如指掌，诵读的人听起来悦耳动听。这样既可以引导晚辈学习，又可以将其珍藏在家塾之中。但最终发现，想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困难重重。偶然间，我在书铺的残简断篇中，得到了杨用修先生所著的《廿一史弹词》，心中暗自感叹先生真是先了解了我的想法啊。 杨用修先生是宰相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成为天下最负盛名的人物。不幸的是，因为参与议论大礼之事而被流放罢黜。他一生著书一百零九种，在国内广泛流传，然而《弹词》这本书，却没有被记载在他的著作名录之中。有人说，这是先生在不得志的时候所创作的作品。它就像零星剪裁的云锦，破碎剪取的冰纹，恐怕类似诙谐、嘲讽的内容，所以被先生秘藏起来没有流传，这也未可知。但我说不是这样的。文体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中的大义却不会改变。

就如同虞舜时代的《虞书》记载政事，曾借助《九歌》来彰显功绩；《毛诗》的三百篇，也都离不开风雅的宗旨。何况杨先生博学多闻，广泛收集各种记载，将精微的言论加以概括。他的褒贬标准与《春秋》一致，却不必有被人指责的恐惧；他的论述与班固、司马迁并无不同，却不必拥有撰写史书的权力。所以他的作品变幻多样，纵横交错，断断续续，只是借助民间歌谣来抒发他吊古谈今的情怀。其本意并非在于诙谐，实际上是借此来提醒和告诫世人；语言并非是敢于嘲讽戏谑，而是对人们的情感抒发、观察思考都有所裨益。它的声调可以用丝竹演奏，它的意义可以当作箴铭。它的曲调吟诵起来充满悲慨之情，能够启发愚夫愚妇；而其中对国家兴衰的感慨流连，也可以让贤君贤相有所领悟。感叹往昔的历史，引导未来的发展，杨先生虽然没有显耀地居功其名，但他的功绩难道会在完整的史书之下吗？倘若后世读史的人不将其彰显出来，而让这如珠玉般的作品被埋没，难道不是那些宣扬表彰者的责任吗？幸运的是，秀水的诸位先生将其珍藏在家中，并用雕版印刷使其发扬光大，这样或许才不辜负作者的一片苦心，也可以成为读史者的指引。杨先生凭借着绝世的才华，成为一代著作大家，他详尽地推演了从古到今的兴亡治乱的变迁，以及正统与僭越、窃取政权等历史的起伏。对于数十百家的历史，每个人的说法都各不相同。而杨先生按照节奏和谐的韵律，运用各种曲调，创作出来一唱三叹的作品，将最为微妙的道理蕴含在最为明显的表述之中，把最为奇特的思想隐藏在最为平常的内容之内。如果不是对全史有广博的通晓，对五经有深入的理解，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只是担心初学者涉猎不够广泛，顾此失彼，会对杨先生劝善惩恶、匡正人心的意图感到茫然，拿着书就想睡觉。于是我让儿子璜儿详细地为这本书作注释，务必使书中的事实有迹可循，其中的义理清晰明白，让读者打开书就能一目了然。而我又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编纂整理，历经寒暑多次修改稿件，这本书才最终完成。虽然全史的深刻内涵难以完全彰显出来，但通过组织文辞、排比史事，杨先生的一片苦心也大致可以被看到了。后来如果有了解这本书的人，认为杨先生将众多史书繁杂驳杂的内容简化，创作出便于阅览的新的形式，让读者能够事半功倍地了解历史，把他当作辅助后人学习历史的功臣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他把全史的庄重风格，变成了艳丽绮靡的柔词，就把他当作司马光（涑水先生）、洪迈（鄱阳人）、胡宿（毗陵人）等诸位先生的罪人，那是不可以的。认为这个注释能够阐发其中隐藏的意义，是研究古代学问的一叶扁舟、是弹词的演义之作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它引用古代经典，出处明确，断章取义，顺序井然，对于劝善惩恶的大义而言，可以成为前贤后哲的功臣，那我是不敢当的。 而我也因此暗自有所感慨。人生的境遇是顺利还是坎坷，又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当初如果杨先生时运顺遂，也不过是成为卿相，恩泽一时而已，怎么能够如此慷慨淋漓地，徘徊低吟于万千年的历史变迁、百数十位君主的得失之间，将这些内容概括在三万字之内，并且咏叹得淋漓尽致，与司马迁（龙门人）、司马光（涑水先生）一样流芳千古，实现立言不朽呢？这样看来，杨先生的遭遇虽然坎坷，但也未必不是一种顺遂；他的文章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没有失去正统的宗旨。怎么能因为它类似诙谐、嘲讽的内容，没有人在他之后宣扬，而致使他的美德不能彰显呢？因此我将其付梓印刷，让它流传于世，并为它作序，以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欣赏。

注：
1.康熙十二年（1673），张三异因豪右诬陷，新上任巡抚田逢吉偏听偏信，停了张三异知府的职，绍兴人士为此匍匐号呼，向一些主管官员诉说真相，人群上街聚集，为张三异喊冤，诉说心中的愤愤不平。更有甚者在绍兴府城为张三异塑像、修建祠堂。巡抚田逢吉了解实情后，也后悔不已......这年五月，他在杭州西泠印社完成，视之为读史津梁《廿一史弹词·註题辞》。张三异一生廉洁奉公，《廿一史弹词·註》（含所撰明史部分）直到逝世后十九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付梓。俗称视履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