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四川手机报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4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澎湃新闻从国家文物局获悉，终评评委会经过评审和投票，今天上午公布评审结果，最终入选的名单有：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名单

（以时代早晚为序）

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群

一、遗址概况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
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濛溪河遗址）发现于2021年，面积约1.2万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考古发掘，共发掘300平方米，其中2024年发掘面积50平方米，已累计出土编号石器、化石标本1.51万件，大中型木质遗物0.21万件，收集各类土样1.79万份（已浮选1.27万份），挑选植物种子及果实等6.22万件，石制品与化石碎屑20.2万件。同步调查确认了包含86个遗址点的濛溪河文化类型的遗址群，广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浅丘地貌区，其文化面貌是以硅化木为主要石器原料，制作以刮削器为主的小型石器组合为；并同步发现硅化木原料点120余处。考古队坚持问题导向和保护同步，联合国内外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其中测年显示遗址处在距今8万-6万年，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同时，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的遗址，并确认了系列国内国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资阳市濛溪河遗址群
二、主要价值和意义
1、约距今10万-5万年的濛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器工业的发现，系统填补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文化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器文化转型研究提供关键实证。该石器文化是首次在华南发现稳定的且明显有别于南方大砾石石器工业的类型，与东亚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发展，显示出东亚早期现代人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文化特点。
系统刻划痕迹
2、确认中国南方早期现代人行为特征。石器、骨器及国际罕见的木器构成立体的工具体系。多样的刻划和穿孔，是东亚首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据。结合动植物等其他发现和利用证据，形成世界同期最复杂及系列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集合，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意识及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对认识其由来与发展提供了系统新证据。
部分动物化石
3、前所未有的丰富动植物遗存特别是植物遗存填补本阶段植物发现与利用空白。动物包括国内乃至国际最早阶段地对水生（鱼、鳖等）、大型食肉类（熊、虎等）及鸟类等的利用实证。植物包括浆果类（葡萄、乌蔹莓等）、坚果类（核桃、橡果等）以及其他大量可食用类型（花椒、接骨草等）共37科53属，许多植物是最早在考古遗址中的发现。同时，发现系统性用火，切割砍砸行为，剑齿象的集中处理及橡果富集等特殊区域等大量动植物利用证据。
部分植物种子
濛溪河首次揭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采集经济和对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能力，将被认为更晚时期才发生的食物“广谱革命”提前，为认识东亚乃至全世界早期现代人行为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新材料，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其中，对药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开创了人类演化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纪录。
4.华南本地传统的新型小石器文化及遗址群的发现、一系列现代人行为的确认、对动植物的广谱利用和晚更新世早期栖居形态与景观的复原，清晰展现出百万年人类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景，填补现代人演化研究的关键时间、空间及人类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认为相对“滞后”的东亚古人类并不沉寂，相反，其石器技术不仅继承了本地传统，并相当活跃地发展出各类复杂的现代性行为，是对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和源远流长的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一、遗址概况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遗址座落在灵江上游一处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2米，东西临水，南距灵江约2公里。
遗址发现于1984年；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勘探；2018年，进行正式考古发掘；2023年，纳入“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课题，目前累计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
遗址中心地层剖面
二、主要收获
历年的工作表明，下汤遗址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遗址绝对年代约BP9300--BP4000年。
考古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下汤遗址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现象丰富完备，包括环壕、人工土台、器物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遗迹，沟槽、沟渠、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汤远古村落的生活图景。
高等级墓葬M2
三、价值与意义
1、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丰富，类型齐备，有环壕、人工土台、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沟槽、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
出土上山文化时期植物遗存
2、中心台地与外围人工土台的关系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结构，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这是新石器早期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刷新了对早期社会进程的认知。
3、下汤遗址丰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将为全面了解上山文化的环境、技术、生业经济、社会、观念与行为，复原和重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学术支撑和方法论范例。

出土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4、下汤遗址历经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确立和完善了本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并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普遍不明晰的学术背景下，下汤为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样本。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带，范围涉及今甘、青、宁、川、陕等省区，以彩陶生产和使用为鲜明特色，距今约5000至4000年。马家窑文化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其考古工作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为寺洼文化命名地。遗址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面积约200万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开展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围壕（沟）”内侧西北角发掘区重要遗迹分布图（上为东；蓝色马家窑类型，黄色半山类型）
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位于遗址中东部，现已发现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
三重“围壕（沟）”平行分布，北接红水沟，西南直角转弯，东至断崖。现存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内部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三沟口部宽约9-11米，中、外圈深约3-4米，内圈深约1.3-2.5米，相互间距约8-9米。多处见有通道，且大致对应，应是经过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从形制布局、内部堆积和出土遗物看，三者应同时存在和使用过，但功能性质有别。中圈和外圈为“围壕”，兼具防御和排水的功能；内圈为沿“围壕”分布的“围沟”状生产生活区。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多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
2.“围壕”内侧内涵丰富，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
“围壕”内侧，内圈“围沟”内及附近区域发现了马家窑类型数十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和多座陶窑，呈片状分布。结合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和烧制废品的发现，可以确定“围壕”内侧存在多处制陶区，周围还有石器加工作坊，出土成套的石钻、石环半成品和废料，凸显出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制陶区布局新颖，很可能是区域性制陶中心。马家窑文化制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彩陶的生产和使用均达到了史前时期的巅峰。
2021GLSM120（上为西略偏南）
3.“围壕”外侧，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
“围壕”外西侧，发现马家窑类型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迹，与疑似“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遗址西侧近山前，还发现了规整的夯土建筑基址，时代待确认。
4.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
“围壕”内侧，发现一批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与此时尚存的“围壕”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属首次发现。半山类型聚落的发现，还对探讨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业技术如冶金，以及绵羊、黄牛、麦类作物的传入和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GLSM120出土陶器
5.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聚落以“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总面积超百万平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应是一处马家窑文化的中心性聚落。
马家窑类型彩陶2022GLSH781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一路向西北、西南开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西藏康马玛不错新石器时代遗址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农牧化、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议题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年开始，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围绕着上述这些问题，结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开展了一系列田野工作。2019年，首次发现该遗址。2020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了5个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玛不错遗址遗迹分期示意图
玛不错遗址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面的玛不错湖岸，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4430米。根据地形地貌、遗存分布特点，可将遗址划分为三个区域，主要分布于玛不错湖的南岸、东南岸和西北岸。I区位于湖滨东南岸的山坡、山脊和山脊东、西坡脚，II区位于湖泊南岸的垭口坡地；III区位于湖滨西北部的洪积坡地。遗址分布面积22.4万余平方米，目前发掘1650 平方米，共清理墓葬61座、灰坑43座、柱洞8个、活动面5个、灶4、火塘2个、石构遗址2座等。墓葬类型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石室墓；葬式有俯身直肢葬、二次捡骨葬、侧身曲肢葬、仰身抱胸直肢，上下叠葬和焚尸等的葬俗。
根据综合特征，可将遗址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遗存距今5000～4000年，以发达的戳印纹-划纹为装饰的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流行各类骨蚌器、水晶为原料的细石器。以I区文化层和俯身直肢石棺墓为主，特殊葬俗有墓内焚烧的仰身葬；其中距今5000～4500年的遗存分布于Ⅲ区，以局部活动面为主。
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第二期遗存距今4000～3300年，分布于Ⅰ区南部的墓葬、灰坑和地层中。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葬式以同穴异性侧身屈肢合葬墓、单人仰身葬、多种同穴上下叠葬墓为代表。在II区仅发现了2处火塘。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为四期之最。陶器以饰放射线划纹夹云母褐陶单耳平底罐为代表，流行条形并耳，骨器和细石器衰落，新出现青铜器、玛瑙、红玉髓和费昂斯等遗物。
玛不错第二期典型陶器
第三期遗存距今3300～3000年，分布于Ⅰ区南部。以拣骨葬为主的石室墓为代表，随葬品稀少。出现规格较高的“石围石室墓”和带分室的大型竖穴土坑墓，规格较大的石棺墓顶部出现封堆及其石构遗迹。另外，发现有带分室的小型石室墓。所出陶器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罐为代表，延续了第二期部分陶器的器形，并有小型化趋势。
第四期遗存距今3000～2000年，发掘区所见聚落布局发生明显转变，从墓地变为非墓地功能的大型石构建筑，同时出现祭祀灰坑遗迹；研磨器、网坠和简单石核-石片等类型的石器数量陡增。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进程的时空范围。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玛不错遗址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明显有别于已发现的其他遗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玛不错文化”。这一发现是继卡若、曲贡遗址之后，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玛不错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金属时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照标尺。
玛不错第二期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滑石珠、红玉髓、玻璃珠等）
玛不错遗址发现的众多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费昂斯、红玉髓等，不仅填补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玛不错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发现超过距今4000年前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为构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且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现行政规划隶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东北缘，南邻长江的支流府河，东距长江干流仅10余千米。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展开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揭示出遗址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不仅实证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也表明长江流域也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也因此成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小嘴发掘区航拍
自2013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支持之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围绕盘龙城城市聚落性质和长江中游早期文明进程这一学术目标，践行大考古工作思路，十年逐一城，对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持续性的考古工作。
杨家湾M17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饰
1）揭示城市聚落变迁，展现长江中游早期文明进程。
梳理过往资料和多年度的考古发掘，我们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中心从早期的王家嘴，发展至城址区、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小嘴铸铜作坊区，到最晚阶段迁至杨家湾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其中城市最早阶段，聚落的中心位于王家嘴地点。近年王家嘴地点的发掘明确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可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实证夏代晚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的影响。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体年代为二里冈下层偏晚至上层一期，开始形成城址、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为核心的布局。近年在城址西侧发现了小嘴铸铜手工业作坊区，展现出从制范、浇铸、冶炼、修整铜器整个生产流程，更确认这一阶段盘龙城能够铸造青铜容礼器。这一阶段盘龙城成为中原王朝控制南方的中心城市，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中商时期，聚落的中心转移杨家湾地点。多年度对杨家湾南坡地点的系统勘探、发掘，发现这一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同时在遗址北部小王家嘴地点发现中小贵族和平民墓葬区。盘龙城城市聚落的中心向北转移，进一步体现出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营的转向。
杨家湾M 17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2）重建遗址古代景观，认识地区水文变化与聚落环境。
搭建水上平台，对盘龙城遗址周边水域进行水下钻探，在淤泥层下发现文化堆积的迹象。进一步利用枯水期于小嘴东侧的湖滩地进行解剖沟发掘，证明淤泥层下存在商时期的文化堆积。经过测算，商时期遗址周边水位应低于海拔17.5米，至少比当今低5~7米。我们进一步对湖底钻芯做了植硅体、孢粉等多学科分析，确认商时期周边水下处于陆地的环境。回归到商时期水位较低的阶段，盘龙城城市聚落应从现在所见主要分布于岗地和临湖岸边，实际应延伸至当今湖底。盘龙城遗址景观与环境研究，从考古学证据揭示出江汉地区夏商时期水位变化趋势，为认识历史上长江水文变化、古今聚落选址提供了重要资料。
杨家湾M17出土的残铜牌形器照片
3）探索石构工程遗迹，体现城市复杂结构与突出规格。
2015年考古勘探在杨家湾北部发现大范围石头堆积的迹象，整体东西长约650米。之后对石构遗迹展开了的重点钻探、探地雷达与地磁探查、解剖沟发掘、局部揭露等多年度的考古工作。其中在杨家湾北坡中部发掘区，发现石构砌成近方形的基础，5米见方，周边发现数处较深的灰坑和完整陶缸埋藏的迹象，灰坑内填土经土壤结构分析属于快速埋藏的过程。这些迹象表明该处石构遗迹与祭祀活动相关。进一步对杨家湾北坡北部边缘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一处大规模石构遗存，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揭露长超过80米。石块基本顺岗地走势分布，东西两端可见较小石块砌成平行的两道，中间所用石块较大，约1米见方，单排放置。在石构遗迹南侧还发现器物坑，约17件陶缸整体放于坑内；另有部分陶缸倒扣在石块上。根据地层关系和周边遗迹推断，石构工程遗迹的年代属于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石构遗迹规模巨大，整体呈东西向分布，并与杨家湾地点所见晚期大型建筑、高等级贵族墓葬形成呼应，整体属于盘龙城聚落晚期北部的外城。此类石构建筑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凸显了所在杨家湾地点在整个遗址的重要位置，也表明盘龙城所具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
王家嘴H16出土陶器
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和博物馆陈列提供了学术支撑。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积极走向世界。盘龙城遗址十年持续的考古工作，践行“长江文明溯源研究与传播展示”。累年的工作揭示出盘龙城在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展现出最早中国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而其背后蕴含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互动，又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总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周原考古队近年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2020年以来累计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宫城钻探遗迹图
一、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1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
近年在王家嘴区域钻探发现了一片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带，南北长超过150米。王家嘴一号建筑为先周文化遗迹，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该建筑南北总长68米，东西宽34—37米，占地面积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文献记载周原在战国时期的美阳，近年在周原遗址钻探发现超过30万平方米的战国时期遗址。王家嘴二号建筑年代为战国晚期，东西宽41米，南北长30米，面积超1200平方米，初步判断为干栏式大型粮仓。刘家墓地有上千座战国墓葬，且多次出土“美亭”、“美阳”陶文。王家嘴至刘家一带应是战国美阳所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进一步确证了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
王家嘴一号建筑
二、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
通过持续田野工作，确认了周原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小城和宫城均始建于商周之际，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墙在西周晚期时共存。
小城位于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方向352°，面积约175万平方米。以往发现的西周城址中未有规模如此之大者。
宫城位于小城北部正中，与小城共用北墙，东西约800、南北约600 米，面积5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宫城在三代宫城中屈指可数。钻探发现宫城内遍布夯土建筑，多条道路纵横交错。
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涵盖了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东西长约2700米，南北宽约1800米，形状规整，方向352°，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大城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城址规模之大，充分彰显了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三重城垣的形态，有别于夏商都邑，开启了东周都邑形态的先河。
大城东门及城内建筑
三、完整揭露了大城东门和宫城南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
大城东门由城台、外瓮城、南北门道、门塾、内瓮城、门内道路和建筑群等部分构成。城台南北长94.6米，宽10.5-13米，设南、北两处门道。南、北两门道之上的两条道路，在入城后会为一条，先与南北向顺城道路相交，再继续向西延伸，已钻探长度210米，宽度达30-40米。
紧邻城内路南、北两侧，分别有建筑院落。南组建筑共4座，呈四合院式分布。两座建筑台基外包夯土台，形制规整，建造考究，应属官方建筑。以往在全国发现的较为完整、保存较好的西周文化建筑院落为数甚少，这两组院落是研究西周建筑及其礼制的珍贵资料。
宫城南门门道呈亚腰形，两侧有6.5米宽的夯土夹墙，总进深约55米、宽6—10米。门道中段最窄处和门道北端各有一块包含大量石块的夯土，判断为两道城门的地基。南部门道路面倾斜，上铺石子，存多道车辙。正对门道的南城壕原本连通，但使用不久即用夯土填堵，形成通道。夯土东西宽42、厚3.6米，其上或还有城门建筑，因被汉代路沟破坏，已不可确知。                     这两座城门的发掘促进了周原城市形态和西周城市发展水平的认识，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有字卜骨
四、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宫城南门外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后，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历史价值重大。
发现西周时期的王卜辞，如刻辞有“王呼并召…”、“壬子王其兽（狩）…”等。发现月相名“朏”，这是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证实了相关文献记载的可信性，对于研究早期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有较高价值。发现了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与金文和传世文献互相参照。
凡上可见，这批新出甲骨的内容丰富，价值重大，是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洄城等村，也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外城墙和外城壕北段航片
2019年以来，共勘探8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西周时期夯土基址、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930余处；共发掘3400平方米，包括外城墙、外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处、大型夯土井2处、墓葬52座及小型房址、灰坑等，在城市布局结构、高等级建筑位置与结构、各等级墓葬分布、社会组织与生业研究等方面得到新的收获与认识如下：
一、外城壕和城墙明确了遗址的两重城垣结构
以往发现的内城之外新发现外城壕和外城墙。外城壕可见北段、东段，探明长度约1020米，其西侧、东南侧与大石河滩地相连。北段位于内城以北约350米处，方向82°，与内城墙北段一致；东段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外城壕北段南侧有外城墙，但东段地表破坏严重，不见外城墙遗迹。
外城壕平均宽约7～8米，最宽近12米，最深约2.8米。外城壕边缘明显，壕内堆积可分12至16层：壕壁斜直、壕底近平，底部有淤土，说明曾有水流经，其上有人为填埋的灰土，壕内第2、3层堆积层下开口有祭祀牛坑8座，另有填埋在壕沟内的整羊、猪、狗等。
外城墙见于北段两处发掘地点，位于外城壕南侧3～5米开外，残宽6～9米，仅余基槽底部，为花土夯筑，可见版筑痕迹，残深20～30厘米。
根据打破关系、出土遗物、碳十四测年结果，壕沟使用年代约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废弃。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城址规模可达百万平方米。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马辔饰
二、大型夯土设施揭示了高等级建筑群的规模与结构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JZ2仅存地下基础部分，基坑挖破生土，其内填土夯筑，夯土根据质地、工艺等可分三型。C型夯土年代最早，据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西周早期，为黄色生土夯筑，夯块清晰、夯窝明显。夯土最厚处约2.3米，夯层厚6～10厘米，夯窝直径2～4厘米，疑为集束木棍所夯。B型夯土东边界与C型夯土相同，可能为扩建部分。本期夯土为青色黏土与黄色生土交替夯筑，青色黏土为该地点地下5米所见，可能与周边挖井的行为同时。A型夯土最晚，夯土版筑现象不明显，夯层厚10～15厘米，包含大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夯土质量明显下降，出土最晚陶片年代为西周中晚期。
JZ2正南方和东北方各有一大型夯土井HJ3、HJ4，井深逾10米。井外土圹内的夯土范围近圆形，面积532～560平方米，规模巨大。HJ3井口已塌毁，直径约3米，周边有大小鹅卵石铺就的铺石面。井口外东北有柱础2处；西南有南北向立石带3条，间距2.4～2.5米，可能为道路包边；井外东南有一水池打破夯土。水池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残存部分呈圆角长方形，东西残长7.5、南北残宽4.5米，壁面斜直，池底、池壁铺有整齐的大块鹅卵石。西侧有一马坑打破夯土边缘。
该片建筑区的西周遗迹内出土刻辞卜甲、刻辞卜骨、原始瓷片、铜容器陶范、陶模等高等级遗物和带瓦钉板瓦、墙皮、红烧土块等高等级建筑材料。
内城中新发现10口大型夯土井，夯土直径均在15米以上，部分存在配套设施，在城内分散分布，可能是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可为探索西周城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漆豆斗勺盘组合
三、成组大型墓葬确认了燕侯家族墓地
在系统梳理以往成果基础上，本阶段工作对黄土坡村北进行了系统勘探，共发现带墓道墓葬17座，其中带“斜角墓道”墓葬4座、“中”字形双墓道墓葬4座、“甲”字形单墓道墓葬9座，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以往出土克盉、克罍的M1193和“中”字形墓葬M202正位于燕侯墓地西端。
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作册奂器组合及铭文
四、平民墓地探索了西周基层社会组织结构
本阶段工作在内城之外新勘探出了多处小型平民墓地，与贵族墓葬在黄土坡村的集中分布有所不同，为团块状广泛分布于内城外东侧、北侧。
在城北方向发现并揭露平民墓地，发掘小型墓葬33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以南北向为主。葬具大多数为单棺，少数为一棺一椁。墓主人男女皆有，绝大多数为成年个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多为单鬲或鬲、簋、罐的陶器组合。部分墓葬在腰坑内殉狗或在填土内殉狗，有随葬动物左前腿的现象，具有较为浓厚的商文化因素。该片墓地墓主人骨骼的碳氮同位素比值较黄土坡贵族墓葬区显著偏低，与墓主人平民身份相符。
通过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的最新方法，可在该墓地中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判断该墓地的家族关系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并且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这是国内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大型墓地。经考古勘探确认，武王墩墓地存在独立陵园，陵园坐落于一条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占地约150万平方米，四周由围壕围合而成，围壕周长近五千米。陵园除主墓一号墓，还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关遗存。
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覆斗状封土东西长约134、南北宽约114、高约14？米的。墓圹开口近方形，边长51米，东侧有长约42米的斜坡墓道，墓圹四壁有21级台阶逐级内收至墓室土坑顶部，填土层层夯实，夯窝清晰密集。墓室土坑近正方形，边长约23米，中央由长条形方木垒砌“亞字形”木椁室，四角为填土，坑壁、四角填土及木椁室盖板上均铺设竹蓆。
器物提取结束后的椁室（上为北）
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是首见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由方木、薄板搭建而成，总体呈“亞”字形，中间为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由隔墙界隔，分室有独立墙体，共九室。棺椁搭建工艺多样，有垒砌、平铺、扣接、搭接、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椁木均为素面枋木，棺木髹漆。椁木上发现有墨书文字，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先秦墨书文字。椁室盖板、墙板、底板，均有书写，内容格式基本一致，分为四部分：椁木方位、分室名称、椁木性质、椁木编号。在盖板、墙板、底板接缝处可以观察到呈锥形分布的刻凿痕迹，刻痕间距一端宽一端窄。墨书文字编号与刻痕存在对应关系：编号越小，刻痕间距越窄。
漆耳杯
武王墩一号墓共发掘出土器物1万余件，包含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的“木俑坑”，以及大量漆木生活器、车马兵器、玉器、卜甲等，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礼容器主要埋藏于东I室、东Ⅱ室。东I室保存完整，出土各类铜器154件，种类较为齐全，主要类别有鼎、簋、簠、敦、豆、甗、盘、匜、壶、钫、鉴、尊缶、浴缶、炉等。其中铜鼎共有44件，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鑊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基础器物组合为九升鼎八簋八簠、七卧牛钮鼎六豆六敦、三件镬鼎、三件箍口鼎。
礼乐器主要埋藏于北室和西Ⅱ室，根据出土器物、追缴文物可以基本复原其器物组合全貌。出土乐器发音构件完备，部分可见使用痕迹。材质包括铜、石、漆木、匏竹。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大量的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出土超过280个木俑，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绘，有纺织品残留。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武王墩一号墓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
大鼎
经初步整理统计，出土器物以漆木生活器数量最众，工艺精湛，纹样精美，器型包括案、俎、耳杯、盒、豆、盘等。玉器主要埋藏于南室、东Ⅱ室、中室，主要为佩饰用玉，也有部分丧葬用玉，部分器物可见明显改制痕迹。器类包括玉璧、玉环、玉璜、玉管、玉珩、玉龙、玉带钩、玉韘等。另外发现大量卜甲，主要埋藏于南室，初步缀合背甲7、腹甲48件，少量卜甲发现有墨书文字。腹甲反面均有钻凿痕迹，正面有兆纹，钻均为方形，边缘规整，多数钻内中部凿一道竖槽。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文字资料，包括椁木墨书文字、青铜器铸刻铭文、漆器针刻、彩绘文字以及竹简等。
武王墩一号墓椁室发掘期间，发掘资料整理、多学科研究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同步进行。东Ⅰ室的青铜器和漆木器中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目前，已鉴定动物种类达17种，包括牛、羊、猪、狗、鹿、鸡、鱼等。植物遗存有瓜类、果类和香料三类共13种。另外，在东I室内共提取200余个植物包。农作物粟、黍和水稻（都带壳）主要包裹在槲树树叶中随葬，其中水稻的数量最多，粟和黍数量较少。
彩绘铜包边漆木案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一、遗址概况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东北距出土 “滇王之印” 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的四次考古发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涵，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实证了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9000余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两汉时期的城墙
二.前期工作成果
通过大面积考古调查、普探及重点钻探，基本廓清了遗址的宏观聚落形态及结构布局。河泊所遗址地理位置优越，选址考究。遗址西面紧邻广袤的滇池水域，东部自北向南由梁王、左卫、金砂、龙潭四座独立山体围合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作为中心聚落的河泊所遗址和高等级墓地——石寨山居中。因水资源丰富，河泊所遗址被庞大的水系分割成多个面积、形状不一的台地，台地被河道分隔、联通，形成了独特的河网交织、台地错落的聚落文化景观。台地上分布着丰富的文化堆积。经考古发掘，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该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现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的线索。
大型木构遗迹（从西向东拍）
三.重要发现
1、明确了益州郡城址主体结构布局
通过钻探明确了城址核心堆积区，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堆积区外围发现周长约1800米的环壕。核心堆积区西南部的发掘揭露出两汉、魏晋两个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壕沟结构以及东周时期的坝墙?和大型木构遗迹。2、初步揭示城内主要功能分区
在核心堆积区西南部揭示了汉晋时期的主干道路、建筑区和河道等功能分区。建筑区位于道路的南北两侧，发现两汉、魏晋两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尤以前者最为重要，分为早晚两期， 在堆垫的黄土台基之上，发现柱坑、柱础石、散水、水井和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铭文瓦当、封泥、有字简牍等重要遗物。
封泥
3、确定益州郡治的准确位置
发现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 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滇池、俞元、云南等益州郡下辖24县封泥。发现简牍5万多枚，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简牍内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
另外还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长乐”瓦当、纪年瓦当、云纹瓦当、花纹砖、铺地砖等重要遗物。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木构遗迹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为准确确定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实证，表明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四、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期的系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二.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春秋至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大型木构遗迹，揭示的城内主干道路、高等级建筑区，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为准确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三.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过程的典型案例。简牍中有关秦汉时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郡县制考古实物记录的缺失，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
四.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与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等相互印证，表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一、遗址概况
莫尔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3公里处，坐落在固玛塔格山东南洪积台地上，是我国古代西域城国疏勒的重要佛教寺院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了6次发掘，取得了诸多重大收获。
莫尔寺远景
二、主要考古收获
（一）较完整揭露寺院建筑群，明确主要建筑的结构性质
遗址范围约20000平方米，遗迹主要分布于两个紧邻的台地上。考古发掘清理出密集的建筑群遗迹,包括两座佛塔的塔基，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以及两条阶梯式踏道。这些建筑均以土坯砌筑，部分有较浅的基槽，墙面及地面多抹草拌泥并粉刷白灰面。
18座单体建筑可细分为僧舍、回廊式佛殿、长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及其储物间和餐厅等。东面13级踏道顶端通达的山门建筑内，发现有倒塌的拱顶结构。该建筑南面的边廊通达台地顶部的其余建筑。遗址中还出土一件泥瓦，提供了坡屋顶的线索，显示了中原建筑影响。
（二）明确佛塔的结构，更新了对佛塔的认识
一圆一方两座佛塔是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对佛塔底部堆积的解剖表明，两座佛塔下还各有两层基座和方形台基，方塔台基边长39.36米。这些发现更新了圆塔为三层方形塔基和方塔分三层的原有认识。
（三）确定兴废年代，廓清布局变迁
寺院建筑主要分布于大台地西南部和小台地，以台地四周断崖为天然屏障，未起围墙。小台地北坡下发现人工地面和排水沟遗迹。不同建筑间存在11组打破、叠压关系，结合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明确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废弃，前后延续约900年，分为两期：
公元1-3世纪为始建期，包括山门踏道、X号基址（山门建筑），I、II（左半部）、V、XII号基址（僧舍），圆塔及其附近的VII号建筑（塔殿）。以圆塔为礼拜中心，附近或旁侧分布僧院，为佛灭后不久在印度创始的平面布局类型。
4世纪以后至废弃为融合期，增修各种类型的佛殿、厨房、讲经堂和方塔。礼拜中心转变为塔、殿并重，出现了印度、中亚、犍陀罗、当地和中原诸文化元素融合的现象。
（四）出土遗物与历史文化反映
出土遗物丰富，涵盖陶、铜、石、木、骨、纺织品等类别，以及剪轮五铢、开元通宝、龟兹小钱和石膏佛教造像残件共3万余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联想到《隋书》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记载，泥瓦体现中原建筑影响。一件面相丰满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佛像特征，长达41厘米的佛掌说明佛像有两倍于真人大小。
（五）多学科研究与寺院生活、古环境变迁揭示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鉴定出18种蔬果；孢粉分析发现40余种植物种属，为研究荒漠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建筑木料多为当地的杨、柳属木材。
方形塔
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这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古疏勒及丝绸之路佛教考古和我国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2、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诸多迹象有理由以之与武周时期建造的汉大云寺关联，当地特色和中原影响表明佛教进入西域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印证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3、实证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
石膏大佛脸
木质佛足
四、重视保护、传播，发挥文物的当代价值
1、秉持发掘和保护、传播同步进行的理念，同步研究编制了莫尔寺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已于2024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推动了申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
2、已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10篇学位论文；人民日报等报纸刊布6篇专版报道，央、地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宣传报道50余次；成功举办“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