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北京当月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大跌9.9%至1049亿元，跌幅接近10%。
上海3月份的商品零售总额为1280亿元，比去年3月的1491亿元，大幅下降了14.1%。
分商品类别来看，在“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全国数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3月北京通讯器材、汽车、家用电器零售额分别下滑38.2%、20.2%和6.7%，显示“两新”政策在北京效用减弱。
北京、上海的消费数据出现断崖式下滑，尤其是汽车、通讯器材（手机）等领域领跌，暴露了消费领域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短期刺激政策失效，消费意愿未被真正激活。
面对近两年疲软的消费局面，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消费券、购车补贴等措施，试图以短期刺激提振内需，挽回消费颓势，重塑消费信心。然而，北京、上海的数据告诉我们：传统的刺激手段效果正在递减。
这次北京上海领跌的消费品零售额，恰恰就是补贴领域。
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支出可以在短期内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理论假设的前提是：居民愿意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
但当前北京、上海居民的经济行为模式正在改变，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补贴，消费者也更倾向于储蓄或偿还债务，而不是立刻消费。
按理说，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至少能在一两年内促进经济，但现在这个边际效应消失的速度，有点太快了。今年下半年的消费数据，将更加不可想象。
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经济预期转弱。
过去，中国一线城市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有强烈信心，因此敢于超前消费；而如今，在就业压力、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居民普遍倾向于“未雨绸缪”，提高储蓄率。这种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
除此之外，家庭债务高企，也压缩了消费的“弹性空间”。
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已经飙升，让大量中国家庭越来越不堪重负。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尤其是一线城市居民，近年来在房贷、消费贷方面承担了大量债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已逼近65%，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居高不下。
2025年以来，银行的个人贷款坏账率普遍上升，也成为相应的信号。
在高负债环境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大量挤占，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实际可用于消费的资源大幅减少。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房价高企的城市，房贷支出往往占据家庭收入的三成甚至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经济下行压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已经被结构性限制，更遑论在经济预期悲观时主动扩大消费了。
据一些网友反映，在上海，因为房价下行导致家庭负债数百万已成普遍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大宗消费如此疲软的原因之一。
这个现象，符合经济学中著名的“债务削减周期”。
也就是说，当家庭部门整体负债率过高时，居民会主动减少消费和新增负债，优先偿还已有债务，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反向压力。
除了即时的消费意愿和偿债压力，一线城市的人口变化也在加剧零售和消费行业的颓势。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速已经明显放缓，甚至局部出现了净流出。
常住人口下降意味着潜在消费人口减少，需求侧基础正在被削弱。
按照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理论”，总消费支出由人口数量与人均消费支出共同决定。当人口基数收缩，即使人均消费水平维持不变，总消费量也难以扩张。
更何况，当前的人均消费支出也因为收入预期和负债压力而下滑，导致消费总量呈现双重压缩。
此外，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速。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偏向医疗、保健、基础生活支出，而对汽车、通讯器材等大宗商品的消费需求天然较低。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将长期抑制高价值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说到底，这一切就还是内需不振带来的连锁反应。
当消费链条末端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销售低迷时，对上游钢铁、化工、能源的需求自然随之减少，价格也随之下滑。这种由需求端引发的价格下行，往往意味着经济内生动力减弱，而非单纯的价格波动。
这个现象更会带来经济的系统性衰退，值得警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本身是高端消费、大宗流通的枢纽城市，消费疲软导致的大宗商品需求减速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因此价格跌幅也更大。
“全国消费看北上广”，现在的信号，其实是全国消费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目前来看，单纯靠刺激已难以解决问题，结构性改革才是关键。
经济学上讲，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时，即便政策利率降低、货币供应增加，居民和企业依然不愿扩大支出和投资，经济增长仍会停滞。
北京、上海目前面临的正是类似的局面：消费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而背后的债务、人口、收入分配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总之，北京、上海的消费下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综合体现。
目前的这些趋势，与其说是短期波动，不如说是警笛响起：如果不进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全国更多城市也可能步其后尘，消费低迷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25-4-28 20:50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