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造假骗取升学就业，当追究刑事责任

灰灰太狼1

近日，香港沙田裁判法院的一纸判决引发关注。据香港多家媒体报道，现年28岁的内地“选美冠军”李思萱，花费38万元让内地中介伪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凭，并以此入读香港大学，毕业后还把港大毕业证书从“合格”PS成“优异”。外界称之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离奇的学历造假丑闻”。
检方以“以欺诈手段取得服务”与“管有虚假文书”两项罪名指控李思萱。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刑事罪行条例》第75条，“管有虚假文书”指的是“任何人知道或相信某虚假文书属虚假”而保管或控制该文书，并意图以本人或他人借使用该文书而诱使他人相信为真文书，都会在特定条件下属于犯罪，可处以监禁14年的刑罚。另据香港《盗窃罪条例》第18A条，“以欺诈手段取得服务”可处监禁十年。李思萱最终被判两罪成立，获刑240天。
这并不是香港高教界近年来第一宗类似案件。2024年7月，香港警方发言人表示，两名内地女子因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向入境处人员作虚假陈述”被捕，原因是两人涉嫌伪造学历，帮助申请人以假造的“海外学历”入读港校，伪造内容包括学位学历、英语成绩、课程成绩单等一应俱全。
就李思萱本人而言，她在庭审中供认自己向内地中介支付了高达38万元人民币的服务费，以此安排伪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学历，借此骗到了港大的录取通知书，并于2022年4月到7月间获得港大的录取，成为港大文学硕士生。回顾她的作案手法，其与已经东窗事发的两名女子的不法行为如出一辙。
这一判决不可谓不严厉。香港法律之所以如此严惩伪造学历行为，是因为这种“欺骗手段”社会危害深远。从香港法律的释义来看，“欺骗手段”被归于“盗窃罪”，伪造学历足以“导致或准许做出某行为而授予利益”，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而就“管有虚假文书”而言，其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证书已经为假，而又将港大毕业证书PS为“优异”，可谓是检方所指的“不诚实行为贯彻始终”。
信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之一。如果没有信用体系的支撑，现代社会赖以运转的社会分工、组织管理模式恐怕都将面临打击，市场经济与公共生活的根基也将遭到侵蚀。西谚有云：“信用易失，却难再得。”诚信缺失的后果不只是涉事者个人的那点不当得利而已，而是会危及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体系，造成比个案大得多的负外部性，第三方乃至公众的公共利益的损害将难以估量。
以港澳地区的招生录取政策为例，近年来的“伪造学历”风波频频，已经危及内地学生的整体信用。2024年12月，澳门大学就对外宣布，该校自2025/2026学年起将暂停招收内地非高考学生的本科入学申请。这一决定意味着，内地考生将无法以国际课程体系成绩申请澳门大学。如今又有李思萱假造“哥伦比亚本科学历”，内地学生海外本科学历的可信度，恐怕又将蒙上一层阴影。
在内地，以假学历谋取入职、入学的，也不少见。
近日《工人日报》报道，一名女子本来只有大专学历，却在简历中谎称自己是本科学历并通过面试，成功被某公司质量工程师岗位录取。公司核实发现涉事女子学历造假之后终止了她的入职流程，结果张某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已经成立，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以“提供虚假学历证书”“有悖诚实信用原则”驳回了涉事女子的诉讼请求。
在这个案例里，涉事女子应聘的职位是质量工程师。不论她是否具备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质量工程师”这份工作本身恐怕就更需要诚实守信的人方能保证其工作质量。
学历造假获取工作职位，与学历造假获取入学资格，性质相同。从法律上讲，刑法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名。中国大学的毕业证书，一般由大学盖章颁发，而学位证书，则是国务院或省级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如果说大学是不是“国家机关”还可讨论的话，那国务院和省级学位委员会，毫无疑问属于国家机关。伪造学位证书，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刑责名正言顺。同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也应视为国家机关，其对境外高校学历学位的认证证书，也是国家机关公文。如果伪造或者以虚假材料骗取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也应该追究刑责。
然而现实中，在内地往往只有造假团伙才会被追究刑责，持有、使用伪造学历的个人往往不会被刑事处罚。这也是《工人日报》报道案例中涉事女子还敢于提起诉讼的原因，这当然与现行法律缺乏对其的有效惩罚有关。
比照国外以及港澳地区对伪造学历的刑罚，内地也有必要加大对伪造学历的打击力度，司法机关应严厉打击伪造学位证书，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刑事责任。立法机关也有必要修改刑法，将伪造毕业证书也定为犯罪。如此可让伪造学历学位者受到严惩，而不只是撤销学历学位、收回应聘职位而已，可以进一步威慑心怀侥幸之人，捍卫社会诚信体系，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与学术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