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声最盛的那天,我在空调房里翻旧相册,忽然看见一张泛黄的照片:十岁的我踮着脚,鼻尖沁着汗珠,正往冰棍车里塞硬币。照片边缘还粘着半片融化的冰棍纸,像朵褪色的花。 那时的大暑是流动的盛宴。卖冰棍的老伯总在午后推着自行车出现,车把上挂着的铁皮箱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我们这些孩子像闻到蜜源的蜂群,从各家各户涌出来,把自行车围得水泄不通。老伯掀开棉被的瞬间,白雾便裹着甜香漫出来,红豆沙、绿豆糕、盐水棒冰整整齐齐码在箱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要根盐水棒冰!"我踮着脚把钱递过去,老伯布满皱纹的手接过硬币时,总会轻轻在我掌心放颗话梅糖。那时的我总嫌他动作慢,却不知他布满老茧的手要推着沉重的自行车走遍半个城区;那时的我总抱怨棒冰化得太快,却没看见他后背汗湿的蓝布衫在烈日下泛着盐霜。 去年夏天回老巷,偶然遇见那位老伯。他坐在巷口的树荫下,自行车早已换成电动三轮车,铁皮箱也换成了保温泡沫箱。我买了根盐水棒冰,他颤巍巍地要找零,我摆摆手说:"当年您总多给我话梅糖呢。"他愣了愣,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是小囡啊?都长这么大了……" 蝉鸣依旧聒噪,冰棍车却不再穿梭在巷弄间。空调房里固然凉爽,可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夏日,那些白雾缭绕的期待,那些沾着话梅糖渍的午后,都成了记忆里最清凉的诗。原来最珍贵的盛夏,从来不在恒温的玻璃罩里,而在我们赤着脚追赶冰棍车的脚步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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