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底,父亲担心我在山西老家农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远千里把六岁多的我从老家迁到他任职的邛崃县泉水乡(今属羊安街道)永安场油库,送我到永安场小学上学。因为祖母年纪大了不愿远走他乡,母亲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家。永安场家中只有一大一小两个“男子汉”,我从此吃起了油库的“大锅饭”。
早在我到来之前,父亲已经为我办好了入学报名手续。第三天,我一个人背着书包到永安场村小开始了小学生活。从此,永安场成了我这个“山西娃”的第二故乡。
永安场,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盆地腹地平原,东距省会成都市城区50余公里,西离邛崃县城22公里,位于西南交通要道的川藏线上,斜江河西岸。上世纪五十年代泉水乡政府设在场上,永安场因古茶马古道和后来的川藏公路必经斜江河永安渡而得名。1960年,在永安渡上游的斜江河上架起了混凝土墎台、木桁架桥面的羊安大桥(1998年,在羊安大桥下游约200米处改建成今新羊安大桥),当年川藏公路改道永安场北一公里处,结束了永安渡车渡船历史,泉水乡政府随之搬迁到新公路边人称“新食堂”的地方。后泉水乡撤销,并入羊安镇(今羊安街道),永安场归羊安管辖。
在我的记忆中,永安场地势平坦,一望无涯;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土地肥沃,水田、旱地兼有;物产丰富,主产大米、小麦、油菜,一年两熟。自然条件优越,比第一故乡山西省祁县东观镇武乡村更好一些。
映象中的小场只有一条独街,长不到1公里,宽不过20米。老川藏公路穿场而过,两旁平房相连,一半瓦顶,一半草盖,墙壁或由木架木板拼就,或用竹片和泥巴糊成。街道(公路)两旁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和街房后面葱笼的一片片竹林,越过房顶交相掩映。一湾清澈的渠水,从北面街房空隙处的明沟中流来,穿越街道下面的涵洞又流出向西而去。明沟两侧岸边人们用油光水滑的青石板砌上台阶,台面和沟中的水平面相差无几,方便人家户站在上面用清亮的沟水洗衣淘菜,嬉笑颜开的人们在这里给永安场带来了阵阵欢声笑语。
春天街后面旱地里漫无边际的油菜花散发出来的清香,夏季水田中沉甸甸随风摇曳的稻谷,场东湍急的斜江河及河中不停地摆渡过往客人和汽车的木船,一天到晚赤脚在田地中劳作的农民,组成了一幅川西坝子的特有幸福生活场景。
因为川藏公路从场上穿过,虽然计划经济时代不兴自由商贸,车来人往的仍吸引了一些胆大的人用自己的临街房屋开铺设店,卖点吃食和生活用品,方便过往旅客的需求。市场管理人员因为临里临舍的,平时睁只眼闭只眼,上级来检查时才让开店的人关门。记忆中的永安场比周边大一点的场镇,显得还要热闹和生气勃勃。
迈进人生地不熟的新学校第一天,像一个口中“依依呀呀”乱语的“外国人”到来似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来瞧我这个满口山西祁县土话的“假洋人”,或品头论脚,或低言细语,或交头接耳。一个六岁多的孩子,被人当作“洋人”,又听不懂邛崃地方话,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回到家中的我,赌气不想再进学校的门了。
望子成龙的父亲气得骂个不停。那天是星期天,没有午睡习惯的我开门出去透透气,“吱吱”的开门声惊醒了正在午休的父亲,气头未过的他下床追过来,一脚把我踢出宿舍门,从三级台阶上翻滚到了院坝中间的水泥地里。看着不吭声,不求饶,反抗精神十足的儿子,久经沙场的父亲流下了泪水,不得不同意我休学在家自学,给出的条件是一年后到学校参加年终考试,成绩不得落在全班第五名之后,否则“回老家当农民”。
父亲的严厉要求和爱,震撼了不懂事的我。休学在家的一年里,我一边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埋头看书学习,一年级的语文、算术书反复看了不知多少遍。一年后回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流利上口的邛崃话让同学老师惊讶不已;更让他们惊奇的是我的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全班第二名。
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既满足了父亲的条件,也使老师同学对我刮目相看。可以说,父亲的一脚,同学们的特殊对待,让我尽快溶入到了第二故乡的水土里,养成了好学上进的良好习惯。
永安场油库共有三重大的院落。刚进大门的第一个院子里有停车场、加油站、篮球场和一大片菜地,菜地与围墙之间生长着几十棵柚子树,我和家属区的小朋友们常钻进柚子林游戏玩耍。第二重院子为仓库区,砖墙高筑,墙上有铁丝网,东西墙角各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圆形炮楼,里面是禁区,家属小孩是严禁进入的。第三重院落是住宿区,两侧有两排平房宿舍,靠街道一侧套着一个小院子,从一个圆门进去,里面有厨房、食堂、水井与烧开水的锅炉房。
最初油库没有专门的家属住房,只有一模一样一般大小的宿舍,我们一家人只好挤在父亲的单间宿舍里,几年后才搬进新修的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套干部房里,煮饭炒菜和大小便才不用出家门。
1968年我当兵离开邛崃后,家里分配到了一套砖木结构,瓦顶砖墙,有三间寝室一间厨房的住房,可惜我离开了没福享受,但仍为留在家中的父母和弟弟们高兴。
虽然那段时间生活艰辛,但住宿区里还是有我最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图书室,一个是俱乐部。据说油库的前任领导是个爱好读书的高中生,他主持设立了图书室,他调走后疏于管理,小孩子们拿走一两本图书不还也无人问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图书室成了我放学后最喜欢去的地方,后来图方便,干脆将所藏的喜爱之书“借”回家中慢慢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晋阳秋》《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古今文学书籍,最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书看多了,知识面宽了,原本颇觉困难的作文功课,一下子变得容易多了。我喜欢俱乐部的理由,是因为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在里面打乒乓球。
70年后在邛崃城里翰林雅居小区生活的我回顾永安场的陈年旧事,映象深刻的除了图书室、俱乐部和神秘的油库库区外,还有一件不能忘怀,那就是亲自经历的1958年全国性“灭麻雀”运动。
“灭麻雀”离今天巳经很遥远了,年轻人对其一无所知,可在我们这批上了岁数的人心中,它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时间回到1958年,那时上级要求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老鼠为罪魁祸首,麻雀排行老二,罪名都是与百姓争口粮。
可有人说,邛崃当时不是“除四害”,而是“除七害”。长大后我翻阅了1993年出版的《邛崃县志》,上面记载真的是:1958年邛崃县成立除七害运动委员会,制定“七天规划”,组织全县21万人开展消灭“七害”(雀、鼠、蚊、蝇、蟑螂、臭虫、钉螺),要把它们赶尽杀绝。至于为什么“除四害”在邛崃变成了“除七害”,麻雀代替老鼠升到了老大的位置,9岁的我一头雾水。
那一年的四五月间,学校办了一期“除四害”专栏,上面有一篇讲麻雀毛病的文章,麻雀是怎样繁殖的,一只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粮食,全国的麻雀会从人口中抢走多少口粮,活灵活现地把麻雀说得罪大恶极。活动前一天,学校开了一个动员会,校长、老师向我们宣讲消灭麻雀的意义,称其公然与人争抢口粮,须全民共诛之,小学生也要积极参加。会上宣布第二天停课,老师学生回家参加所在生产队或单位的灭麻雀大会战,完了后将捕捉的活麻雀或拾得的死麻雀上交学校,以记战果评先进。
要消灭麻雀,今天看来仍是天方夜谭,恐怕当时的组织者也知道并非易事,所以决定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农村公社、驻军部队、学校一律停止办公、生产、训练和学习,统一用几天时间开展灭麻雀歼灭战。
那几天,泉水的干部群众和驻泉水的单位,悉数投入到了与麻雀争口粮的战斗之中。“大会战”的那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家乡的田边地角、街道院落,已是人山人海。好奇的我到街上走了一遭,见到的人或手拿顶端劈成刷把一样的竹竿,或持锣鼓、盆具、扫帚等能发出声响的物件,正在朝指定的各自地点集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麻雀整得没有藏身落脚的地方,赶得它们精疲力竭,然后捕杀活捉。
我的父亲是油库主任。他负责的永安场油库三大区里生长着上百棵七八年树龄的柚子树,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两三丈高的大杂树。由于油库平时禁止打猎,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库区内外大树的枝Y上,房屋顶上盖瓦的空隙里,构筑了不少麻雀窝,天天有无数的麻雀自由自在地飞翔,俨然成了它们的乐园。公社领导认为泉水要消灭麻雀,油库是关键所在,三番五次地催促采取行动。
父亲不敢怠慢,提前安排人员在屋顶和一些高大树枝上绑上穿挿着红布条的竹竿,再在竹竿上牵好落地长绳,并准备了不少响竹、扫帚、锣鼓、金属盆桶,以保证届时灭雀任务能顺利进行,不让地方的同志说闲话。
上午10时左右,清剿麻雀的“大会战”正式打响。泉水公社土地上锣鼓鞭炮齐鸣,响竹、盆盆、桶桶乱敲,人们扯开嗓门吆喝“啊嗬”“啊嗬”,一片杂乱的响声惊天动地般响起。各种鸟儿不论是在窝里歇息的,还是在天上飞翔的,猛地听到这些剌耳的声音,一只只惊恐万分地向远处的树林里飞去,刚要落脚,树丛中猛地冒出无数竹竿,顶端绑着红布条拼命晃动,使惊慌失措的鸟儿(大部分是麻雀)一股脑儿向部队仓库或更远的地方飞去。
麻雀飞到原先的福地,原以为可以歇口气了。谁知早已准备好的油库人员一起动手,拉动绑在屋顶和树梢上的竹竿上的绳子,让竹竿上的红布左右上下晃动,家属子女则敲打手中的响具,使原本安静祥和的库区,变成了竹枝、红布条不停晃动,锣鼓声、竹筒声、吆喝声轰响的场所……经不住劳累和惊吓的麻雀无助了,不时有一些脆弱的小鸟掉在地上。
让麻雀遭受灭顶之灾的,实际上是下午开展的上房上树掏鸟窝行动。午饭后,一些身手敏捷的叔叔登房揭瓦上树,把那些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鸟窝一个个拆毁,将其中来不及孵化的鸟蛋和孵化出来不久还不能飞起的幼鸟全部取出来,丢在地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完好的鸟蛋尚有60多个,小麻雀近百只。
我和几个油库子弟连忙拣拾地上挣扎的麻雀和死麻雀,第二天回学校交差。由于我上交了16只小麻雀和4只死麻雀,受到学校的表扬。
那天,泉水公社总共“消灭”了多少麻雀不得而知。当时觉得怪好玩和有“成就感“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被人们捕杀,当时的我们是不是太无知了!好在“七天”运动,我只参加了一天,也没有亲手捕杀过一只麻雀,心里还好受一点。
长大后才知道,四川的“灭麻雀”运动起因是这样的。1958年3月,有位领导阎秀峰到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调查,农民穆青云说,“我们每年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要派人守候吆喝,不让麻雀停下来,麻雀飞累了,就会跌下地来!”阎秀峰认为是个好办法,就组织群众试验,结果第一天只拣到几只飞累坠地的麻雀,看来光守候吆喝效果并不好。阎秀峰又到新繁县新民农业合作社,叫社长罗世发组织群众打麻雀,千军万马吆喝,加上敲锣、敲盆、敲尿桶、敲竹筒……吓得麻雀飞过几个田块便坠下地来,阎认为这个办法管用,通过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推广新民社的经验。后来,四川叙永县认为只在一个农业社消灭麻雀效果有限,必须全县范围同时动手,才有了全省“除四害”的统一行动。
四川“灭麻雀”的“先进经验”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终于在全国推广。
邛崃的这次战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打响的。向麻雀开战的“辉煌战果“,使家乡以后许多年都很少见到鸟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大规模开展环境生态建没,爱鸟爱各种动植物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以后,麻雀等鸟类才逐渐多起来,再次成为人类的好朋友好伙伴。
虽然不少往事随着岁月的年轮变换渐渐模糊,但幼年生活的永安场和亲身参与的“灭麻雀”歼灭战却让我记忆犹新。特别是参与过“灭麻雀“这样遗憾之事,总让我的心里有点耿耿于怀的感觉。
注:永安场老照片和“灭麻雀”宣传画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