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尔所遇

龚尔思笑

    龚尔在云南永德县政工组工作的时候，住在一座粗陋的木楼上。说它粗陋，是因为木板并没有安平顺，一间房子里都会坎坷不平。有人在楼上走动，就会咯咚咯咚乱响。木门木窗，都已变形，能大体关上，还留着相当缝隙。白天有阳光射入，夜晚有月光徘徊。他有了单身宿舍，便想法装饰一番，可惜他的字写得并不好，又懒得求人，于是把一本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找来， 剪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一联，用浆糊贴在开门可见的板壁上，以显示英雄气概。

    那是1970年1月8日的中午，吃了饭，看人下了一会儿棋，龚尔便进屋睡午觉。他一下子就回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家乡。门外的竹林阴森森的，破旧的草房，冷清清的，屋里乱糟糟的，有好些人在神色不安的走动。忽然传来他母亲的哭泣声：“三儿，快回来呀！”顿时觉得上颚右边的第二颗大牙落了下来，满口鲜血，痛入心脾。他一惊而醒，看看手表，只睡着了三分钟。 那时是午后1点16分。而那颗右牙，竟然还疼了近五分钟。他心中诧异，睡意全无，于是起床。更使他诧异的是他贴起不过半个月的隶书对联，那个“独”字脱落翻卷出了一个“死”字，倒掉着，那是毛主席的诗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中的一个字。他当时虽只有不到25岁，却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了，鬼神之类他全然不信，而且现在也不信。所以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晚，他在礼堂的坝子里看宣传得空前绝后的电影芭蕾舞《白毛女》，突然有线广播里传来了找人的通知： “龚尔同志，大门外有人找！ ”龚尔赶紧挤出人丛，来到大门口，原来是邮电局的职工，交给他一分加急电报。他慌忙拆开，在路灯下一看，电报上骇然写道： “龚尔，母病险，速归。”发报时间是1月7日下午3点45分。这是他的么兄弟拍来的，这个兄弟当时不到十五岁。他回了电报，急忙找车。

    通过熟人找到了车，这是昆明出来运粮的车队，有二十几辆车，还有带拖斗的。恰好两位天津的支边青年也搭车回家，他们于是一路同行。当时正是昆明两派武斗白热化的时期。这个车队是属于炮兵团的， 一路上怕“8·23”的拦劫，只好昼伏夜行。他们坐的那两个车的司机，收了他们的钱，给的车票却是油印的，说是为炮兵团凑集资金。而他们三位的车旅费是可以凭票报销的，这种票当然不行。那时的工资，龚尔算高一点的，每月也只有58元，这样长途往返，如果车费报销不了，那真是只好喝西北风了。他们虽然都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深知造反派的脾气。他们的不满，只有在停车休息时，下了车，才敢在一起小声议论。一次，天还没亮明白，弯月亮还不明不淡的挂在西边天际，他们停车在群峰丛中的一个小林子旁小便，议论时被一个个子不太高，但身板宽厚，面目冷峻的老司机听到了。他对龚尔说：“把票给我！谁卖给你们的？”他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肯定要大祸临头了。龚尔说：“我们知道票报销不了，早扔了。”“不可能 ！”“师傅不要多心，不就几块钱吗。”“把票给我，我来处理！” 三个人看这师傅斩钉截铁的味道，哪敢强扭，只得乖乖的把票掏出来交给了他。天亮时，车队拐进一个县城的深巷里停下了，然后到一个旅馆住下。服务员有三十岁上下，衣着平常， 师傅们都叫她“五元”，她笑盈盈的给他们开门、提开水。龚尔问走在旁边的一个司机“她怎么叫五元？”“年轻娃，别问这个！”另一个司机走过来给龚尔小声说：“上一回床，收五元，她也没有法，男人瘫了，三个几岁的儿女得吃饭。”龚尔认真看了叫“五元”的那个女人两眼，身体壮实，眉目端正，皮肤白里透红，完全没有卖淫妇的味道。

    司机们安顿好后，集中到一个会议室开会。龚尔他们三个乘客当然无权参加，但心里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们所住的县城，几乎都是“8·23”派的；“炮”派的， 被传说得像土匪一样，打、砸 、抢、烧、无恶不作，他们三人怕有不测风云，旦夕祸福，因此，想早知一点风声，好作准备，他们东窥西睃，悄悄绕到离开会地点不太远的开水房外偷听。会议室门窗关得严严的，但却听得见里面像开了锅似的，人声嚷成一片。有怒吼的，有狂喊的，有叫骂的，还有拍桌子的声音。三个人都听不明白具体内容而捏着一把汗。一会儿，屋里没有了动静。又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司机们走出来，默默无声的散回房间睡觉去了。龚尔三人仍旧心中无数，拿不定主意，商议了半天，还是决定走一步看一步，和师傅们同步，睡觉去。

    觉睡醒时已经下午四点过了。龚尔刚把门打开，那个卖油印票的司机就蹩了进来，说：“对不起，给你们正式票。”龚尔他们都热情的招呼他坐。那个司机把票放在龚尔的床上便退出去了。龚尔他们三个人议论说： “看来这支队伍还真不简单！有点工人阶级的味道！”

    天黑了，车队又在山道上盘旋。到凌晨两点，他们到了一个县城的加油站。车子都没油了，必须加油。加油站的工人却不肯起床。司机们再三恳求，说他们必须赶路，前面路程很远，只能在这里加油。加油工，连腔也不搭了，任他们在外面求爹爹告奶奶的说好话。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师傅，随手捡起一块断砖，“砰”的一声砸在门上，门开了碗大的一个窟窿。屋里的人拉开灯，开了门。说：“我也没有钥匙！”那个络腮胡说：“找呀！”“我到哪里去找！”“我给你找！”另一个胖司机说着，从车上提下来一把大铁锤。“把他押到厕所里去！”不知谁在下命令。两个年轻司机一边一个把管油人押进了路边的厕所。司机们砸开油库门，挨次加好油就朝前面开去。所有的车都加满了油，管油人才被押回来。那个一脸严峻的老师傅说：“数好钱，开发票。”管油人只得哭丧着脸照办。他们的车子开出去一百来米，后面便响起了枪声。车队风驰电掣翻山越岭。龚尔旁边的司机说： “‘8.23’在给我们送行哩。”

    车，足足开了十一天才到昆明。进城时只是下午五点钟，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而大街地面上的巨大的标语，十分惊人。一是字大，每一个字比一辆解放牌汽车还大；二是内容：“和李成芳血战到底！”李成芳可是云南党政军的第一把手。越往里走，越觉得奇怪，稍微宽一点的地方，都搭满了帐篷，那帐篷又是千奇百怪的，有的是帆布的，有的是塑料的，有的干脆就是床单，甚至是草席。有的小得来像小孩搞起玩的，有的大得能容下几百千把人。形状五花八门，看去五颜六色。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呢？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龚尔他们告别师傅们下了车向一个大娘问旅馆，那个大娘却说： “还找什么旅馆，旅馆都还在找人搬呢。”原来他们在路上时云南发生了大地震， 这两天还有余震，昆明人都在外面搭起帐篷住宿。

   龚尔他们人生地不熟的，露宿也总得有个地方呀。先找到食店，各吃了一碗米线后，东问西问，终于问到了一个旅馆搭的帐篷。一溜的草席，杂乱的棉被，服务员指了块三尺来宽的空隙给他们，就是三个人的安身之处了。季节虽然是深冬，好在昆明四季如春。一帐篷的人都在说地震。三个人都挨挤躺下，尖起耳朵听。
“邮电大楼，才几秒钟就没有了！”“一辆客车，正在开，突然地下裂开一个大口，车落下去，地就合拢了。”“一个大学的十几个学生，在那里实习，一个男的，起来小便，不小心，脚踏在阳沟里了，他到处找水洗脚，活下来了，其余的，都埋在了楼里。”“山形水势都变了，在外地的人闻讯赶回去，哪里去找家呀，后边山跑到对门边去了。”“说不清死了多少人，几千几万吧。”龚尔听见那人说到“死”，就想到了自己房间里的那个“死”字，不由得又想起了母亲，不知病好了没有？一夜不能成眠。

    两个天津小伙原来和龚尔就熟，经贵阳回天津，那路不好走，于是一同乘火车到了成都。挥手而别后，龚尔就急如星火的往家里赶。回到县城，一见到年迈的父亲就问：“妈住在哪个医院？”父亲老眼昏花，还没有认出面前的小伙子是谁。迟疑的望着他，不好回答。龚尔说：“爸，我是老三呀！”“你怎么才回来！”父亲抓住龚尔的肩说，“你妈元月8号就死了！”龚尔抱紧父亲，泪水滚滚涌出。龚尔赶到母亲的坟前，黄黄的泥土颜色尚新，稀稀疏疏的草芽已经有半寸多长了。大家又免不了痛哭一回。龚尔问明了母亲逝世的具体时间，是1970年1月8日午后1点16分。他十分骇异，他从梦中惊醒时正好是那天的午后1点16分。

    龚尔至今仍不相信鬼神，因为那个“死”字，纯粹事出偶然，如果真有鬼神示警，示警给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至于那个梦，他相信事出有因。是不是人在极端痛苦的时候释放的脑电波可能会对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产生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