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人民。哪些人能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是精英人才。顶尖人才创办创办企业、创造知识、夯实制度，以各种方式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独拥全球最大份额的全球顶尖人才，却尚未才尽其用，许多人未能在祖国尽展其才。中国将如何发挥这份优势，美国又如何借力其中，将塑造本世纪乃至更长远未来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独占全球一半以上的天才
精英人才的定义很多元，但智力始终是其核心特征。人们通常通过学术测试或大学学位间接衡量智力水平（IQ）。门萨国际仅吸纳智商排名前2%的成员，相当于IQ≥132。作为参照，根据SAT分数及简易换算方式，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的IQ中位数约为129。本文将IQ≥135的人视为“天才”，该标准在均值100、标准差15的正态分布中对应前1%——这是智商分布的标准假设模型。
现实中，全球IQ均值较低。心理学家戴维·贝克2023年发布的NIQ数据集显示，全球IQ均值为86。若各国（地区）仍以15为标差做正态假设，可推算全球天才规模约为3600万，相当于人类总数的0.5%。这份逐国估算的心血之作基于与理查德·林恩2019年合著书籍，是目前最可靠的数据基础。尽管智商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争议，该指标仍是极具价值且具有预测效度的测量工具，尤其在进行跨国比较时。
全球3600万天才中，有多少在中国？
根据贝克的数据集，中国平均智商为103，显著高于全球均值86。这种均值差异在分布尾端将产生巨大倍数效应——经计算可得，中国智商超过135的群体达到2200万人（美334万人，印度5.5万人）。通过这一基础测算可以判定：中国独占全球天才总量的61%。在此意义上，数据印证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这一普遍认知。
全球高智商人群（IQ＞135）的国家分布：前六大国家占比。
1，中国：平均智商约为107.43，位居全球第一。
2，伊朗：平均智商约为106.63，排名第二。
3，韩国：平均智商约为106.57，排名第三。
4，日本：平均智商约为106.54，排名第四。
5，俄罗斯：平均智商约为103.31，排名第五。
6，以色列：报告中显示其平均智商较高。
二、与印度的比较
印度人口与中国相当，常被视作一个更贫穷但更自由的“中国”。这种简单化视角忽视两国间的巨大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的鸿沟最为显著。尽管印度政府长期推行教育改革，但其21世纪的平均智商仍在80左右波动。贝克的数据显示，印度平均智商为76，按标准差15的正态分布推算，该国智商达135及以上者仅有5.5万人。换言之，中国高智商人口规模是印度的400倍。印度构建的学业成绩测评分数约低于中国1.7个标准差，这与双方的智力差距相符。即使当前对中国的智商估值存在一个数量级的高估，中国顶端人力资本储备仍令印度难以企及。
改善营养与卫生条件能够改变现状吗？印度的人口身高趋势表明，历经数十年的公共卫生干预后，其生长发育水平仍未见明显提升。过去十年间，儿童及青少年的身高增长几乎停滞，部分群体甚至出现倒退。印度政府开展的第三至五次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数据显示，2005-06到2019-21年20-24岁男性的平均身高下降了约2厘米。
无论根源在于文化因素或其他方面，停滞的身高与IQ数据共同揭示低水平人力资本问题在印度已根深蒂固。
三、文化因素如何？
中国人民尽管表现出趋同性与内敛特质，但秉承着儒家传统中恪尽职守与务实求真的精神。整体上看，这种文化特质对文明发展有贡献而非阻碍。从课堂到职场，中国人都进行高度的投入。根据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的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55小时，位居全球第二。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42小时，而欧盟均值仅为36小时。国际劳工组织的跨国调查研究发现，“中国超过40%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多于48小时”，这一比例在全球尤为突出，欧盟同期仅为15%。
务实主义是被低估的文化特质，而中国人恰恰尤为擅长。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是全球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相当。当西方基督教衰落催生出各种世俗教条时，中国人则对极端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他们既致力于发展自由市场，又避免接受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新潮观点；无论气候灾难或人工智能末日论调如何调动情绪，都难以引发他们的响应。
实证研究也突显华人移民文化的贡献。在《文化移植》（2022年）一书中，经济学家加雷特·琼斯考察东南亚的华人迁徙。他发现华人族群比例较高的地区往往更富裕，治理方式更亲市场且腐败程度更低。这与经典的华人网络研究文献相契合——那些文献表明，华人网络越密集的地区，贸易增长效应越显著。
最后，中国的谋杀率仅为美国的9%，这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致。
四、未得善用的中国人才
遗憾的是，中国尚未能充分发挥其天才群体的潜力。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二年间，中国学生必须经历以应试为核心、高度固化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终极考验便是竞争激烈的高考。与美国顶尖高中生可修读大学先修课程、各高校拥有多元录取标准不同，中国学生几乎完全依靠高考成绩进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几乎没有提前修读大学课程的机会，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在录取中脱颖而出。教育过程过度侧重经典文本背诵、书写训练及人工运算能力。频繁的考试使学生对排名高度敏感。其结果是，敏锐的年轻头脑被禁锢在不仅压力巨大、且传授的有效知识有限的教学体系之中。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活力进一步减弱——课程设置更加集中化，重点高校的有限自主招生权被压缩，国际化办学也受到严格限制。
其次，大量中国顶尖毕业生被吸纳进入公务员体系或国有企业——这些恰恰是经济体系中生产率最低的部门。2024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因报考需求激增，将报名门槛提升至大学本科学历，录取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的1:86。202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有47%选择进入公共部门。驱动这种选择的往往并非服务公众的意愿，而是国家保障的工作稳定性与附带福利。新冠疫情和经济减速加剧这一现象。由于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强调从市场转向党，私营部门对应届毕业生的吸引力正持续减弱。即便在理应汇聚社会最高效群体的创业领域，2018年以来风险投资规模与新创企业数量也出现断崖式下跌。研究人员发现，高考分数越高者创业概率越低、进入国有部门的倾向越显著——这完全在预料之中。
楼主: 日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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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0-25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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