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的解析一 卓文君的“当垆卖酒”

大石

         读史随笔：《史记》中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的解析

                    一   卓文君的“当垆卖酒”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记载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详细记录了司马相如的生平经历，其中就包含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这段故事，从司马相如会梁孝王卒，从成都来临邛开始，到卓王孙分钱与卓文君回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止。只有601个字。但两千多年来，被人们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演义，歌咏，是中华历史上的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但对这个故事的评说，自古到今并不是一个论调。正如鲁迅先生评说《红楼梦》一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也是如此，历史上主流的，更多认为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无所谓褒贬。但有人持异议，虽然很少，然而都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宋代大文人苏轼。就称其是"窃赀窃妻"，类似骗财骗色，认为整个是一场骗局。而到了近代的郭沫若时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却又抹上了一层粉红色，赋予些革命的味道，“反抗封建是前驱”，评价是非常高的。与扬雄苏轼他们的评价，完全相左，冰火之别。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的，他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过程，也应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能够对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这601个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结合其它史料，其实可以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得作出自己的客观的正确的评价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等同于私奔，文君文化就是私奔文化，并把私奔贴上反封建的政治正确的标签，甚至对私奔大肆颂扬。但这是一种偏颇的看法，是一个误区。卓文君的闪光点，不只是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不只是私奔。她的惊世骇俗的伟大之处，是作为全国首富的女儿，对穷困潦倒的爱人的矢志不渝爱情的忠贞，是在压力和困难面前，放下身段，自力更生，当垆卖酒。也就是郭沫若说的，文君当垆。在历史上，特别是汉代，女的私奔常有，但像她那样自力更生当垆卖酒的不常有。因为卓文君的“当垆卖酒”是故事的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没有按照故事的时间线前后来解读，而是先解读文君当垆这一段。

    史记记载，“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这一段说的意思是，卓文君晚上悄悄跑到司马相如的招待所与之相会，这是很典型的私奔行为。一个是美女，一个是才子。卓文君的这种私奔做法，给后来的才子佳人文艺作品提供了借鉴，成为才子佳人故事的模板。《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就在红娘的帮助下，私奔进了张生的房间。同时，也使以后那些穷困潦倒的文人们，有了盼望，做起了佳人私奔梦。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连夜驾着马车，跑回了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卓文君却发现司马相如并不是在临邛给人感觉的那样”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而是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但卓文君没有嫌弃，没有反悔。与司马相如共同生活，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史记用的是”久之。“

    史记记述了卓文君父亲对卓文君私奔行为的反应。“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卓王孙对卓文君私奔这这件事，非常愤怒，大怒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卓文君没有向他报告，二是发现司马相如居然是个穷光蛋，有点受骗的感觉。他对卓文君“不忍杀之’，只是当父亲的气头话。“女至不材”，不是说卓文君没有才能，而是作为父亲遇到这种事情，往往只能用这样说法。我当知青时，大队里有一个姓陈女娃娃，也是背着家里跑到一个很穷的男娃娃家里去了。父母只能唉声叹气说：女儿不争气啊，不成器啊。邛崃话不成器也是“不材”的意思。两千年前的卓王孙与现在的父母，遇到女儿私奔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口气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卓王孙为了逼迫卓文君脱离司马相如，知道了司马相如的经济状况，决定采取断绝往来，进行经济制裁的办法，“不分一钱也”。那个陈姓女娃娃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断绝往来，不给钱。这也是古往今来的父母遇到女儿私奔这类事情的基本对策。当然，旁边也往往有亲戚朋友用如亲骨肉之类理由对父母进行劝和，不过，刚开始基本都会没有效果。人们是劝过卓王孙的，但是“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

     卓王孙与卓文君，一个在临邛，一个在成都，父女之间开始冷战，时间久了，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办法还是奏效了。卓文君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出现问题，首先妥协。司马迁说“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卓文君提出要司马相如与她一起回临邛居住，向兄弟借点钱生活，何必在成都吃苦呢？

史记继续讲到：“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这一段，与前面的文意有点脱节。司马相如跟着卓文君回到了临邛娘家找兄弟借钱，司马迁应该顺理成章交代他们回到临邛后，找到她的兄弟没有，向兄弟借到钱没有。但文字没有提到。故事的发展脉络好像断了，没有接上，不过从故事的后来发展来分析，估计卓文君应该找到了她的兄弟，但没有借到钱，可以想象，这与她的父亲有关，与卓王孙要继续实施经济制裁，进行干预有关，卓王孙肯定不会允许儿子借钱给卓文君的。

    但正因为如此，故事的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卓文君面临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囧境，在这种情况下，她毅然决定卖掉车骑，开酒肆，与司马相如一起。自己挣钱，自食其力，自谋生路，自力更生。这是对她父亲的反抗，也是一种宣示，不管经济压力多大，她与司马相如的不离不弃的爱情不会改变。

    一个是全国首富的女儿，一个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人，在临邛的闹市街头，首富的女儿卓文君站在柜台前，抛头露面，当一个小老板。站在柜台前招呼客人为他们服务递酒，著名的文化人司马相如当跑堂，拴起围腰在打杂洗盘子。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现代，肯定也是匪夷所思，引起轰动，成为新闻头条。

    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这种做法，却体现了一种精神。卓文君的面对压力，仍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面对困境，抛弃世俗的身份负担，坚持自谋生路，自力更生。正是这一种精神，被千古传颂。它是文君文化的核心。

    自食其力，自谋生路，自力更生，这也是邛崃人的文君精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两情相悦，相亲相爱，结婚成家，但是双方家庭贫困，他们不埋怨，自谋生路，自力更生，只要能挣钱，完成房贷，车贷，养家糊口，可以干最脏最累的活，甚至做被社会认为“闻而耻之”的工作，这与卓文君的做法是相似的，这是新时代的文君精神。

    在解读文君当垆的这段文字中，除了反映卓文君的精神外，还有一句话”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这引起了我的好奇。话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卖了车骑买酒肆，卖的车骑，是谁的车骑？二是卓文君他们为什么选择酤酒创业，而没有选择其它行业。

     我一直认为，车骑是卓文君家的，或者是县令王吉送的，但仔细对文字分析，那个卖掉的车骑就是司马相如的。因为卓文君从家里私奔，是不敢也不可能动用家里的车骑的。还有，司马相如住的都亭，离卓家不远，步行也可以到。是县令王吉的车也不可能，司马相如不敢开起夜奔到成都，更不敢卖。

    这车骑，应该是司马相如应王吉的邀请，从成都“开“到临邛来的。史记说，“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

司马相如很穷，司马迁说他，”家贫，无以自业“，居然还有车骑，而且还不便宜，可以换一间商铺。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我在想，会不会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车骑是有一定身份人的标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司马相如为了显摆自己的身份，即使再穷，也要绷起买一辆车骑。与现在一些好面子的年轻月光族贷款买豪车的做法一模一样。

     但是这里确实应该点赞司马相如，为了生存，为了与卓文君一起打拼，司马相如卖掉了“宝马汽车”，抛弃了所谓文人的”颜面“了。

     第二，卓文君为什么选择开酒铺子而不是其它行业？西汉的零售业门类应该是很多的，例如粮食、布匹、陶器、铁器、珠宝、玉器、丝绸等。有人认为是因为临邛产美酒，而且酿造酒的技术也不复杂，卓文君自己就可以自己亲自操作，于是选择开酒肆了。这些都有道理。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卓文君选择开酒肆，正是国家对酿酒的管理政策调整转折时期。卓文君利用了这个时机。

     酒因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为了粮食安全，汉代对酒的的管理是很严的。很多时间是禁酒的。三人以上聚众无故饮酒者，就要罚款。  

    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汉景帝就下达了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一直到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才借着大赦天下的时机，允许民间酿酒。 据高祥君老师考证，流传千古的文君相如的爱情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一年，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是刚刚容许民间酿酒的时间点。

   国家突然放开某个行业，容许民间经营。经商人都知道，如果能够介入经营， 发财的机会比较大。卓文君凭着她的敏锐经商直觉和父亲做生意对她的耳濡目染，决定开酒肆。应该不是随意之举，是利用政府政策调整的有利机会。酒类长期被国家管理，官方干预也大，但司马相如有王吉县令的加持，解决许可证之类，打通关节不成问题。

   卓文君的酒铺子应该开张了，生意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在汉代，酒的售卖，有两种形式，一直是推着车，沿街售卖，还有一种像卓文君开的这样的酒铺子，这种酒肆，还具有有社交场所的功能。沿街的酒家经常挑选年轻貌美的女子当垆招揽客人。她们主要是从事售卖和收银的工作。不是后来的陪酒，其实这种经营策略现在也司空见惯。例如空姐的颜质挑选，本质也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以色事商的行为。

    卓文君敢当垆卖酒，确实是一个勇敢的非凡女性。卓王孙觉得自己的女儿，不应该从事这样低贱丢人的工作，所以深以为耻。杜门不出。

      父女之间开始僵持。这种情况下，是“止战劝和方”介入的最佳机会。《史记》记述，“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文君的兄弟和亲戚朋友劝卓王孙应该放弃经济制裁，接受卓文君的选择，没有必要“相辱如此！”他们提出四个理由。

  一、家里不差钱，应该资助他们。

  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已经成“事实婚姻”了。

  三、司马相如虽然穷，但是一个人才。卓文君以后的生活足可以依赖他。

  四、司马相如是县令王吉的好友。

     前三条理由，符合人之常情，也是需要解决卓文君私奔，化解父女矛盾的依据。但第四条总感觉是在暗示，王吉对卓王孙有一种压力。从中也看出西汉当时官商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中国古代以来，一直重农抑商，商人的地位低微，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是证明。虽然卓王孙是全国首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但在一个小小县令的面前，仍然显得很卑微。从卓王孙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事情的态度来看。以他的个人内心来说，未必对司马相如有好感。但因为他看到王吉对司马相如很恭敬，才专门为司马相如举办了100多人参加的盛宴，明显看出这是投王吉之所好的溜须拍马的奉迎行为。

   在汉代，政府一直在商人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可以让你活得很滋润，也可以分分钟令你死。所以，卓王孙在王吉的面前也只能卑躬屈膝。说司马相如“且又令客”，其实是对卓王孙的提醒警告，处理卓文君的事情，不只是父女关系，还涉及与官方的关系。要想做好生意，官方不能得罪啊。后文提到卓王孙”不得已“分给了卓文君钱财，恐怕也有与考虑官府的因素有关。

故事的结尾，史记说”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卓王孙的条件是不容许他们在临邛开酒肆了。

    应该说，整个故事是以喜剧收场的。在过去，这种不同阶层的之间的恋爱，受到父母反对阻扰的事例，其实在现实社会中是很多的。在知青时代，女知青与农家子弟恋爱，受到父母反对的尤其多。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也是以喜剧收场。我前面提到的私奔的陈姓女娃娃，最后也被父母接受，与一家人重归于好。

   卓文君“当垆卖酒”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的经典，也是最精彩部分。历代诗人多有咏叹。表达对卓文君的“当垆卖酒”的行为的敬佩。

   杜甫《琴台》的”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李商隐的《杜工部蜀中离席》的“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陆游的《文君井》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元好问的《后平湖曲》 “ 当年当垆笑倚市， 世上何有金马堂？”  

   徐渭的《题史甥画卷》 “闻琴解佩俱尘土， 垆下当歌有几人？”   

    清代王闿运的《卓文君》更是将卓文君“当垆卖酒”说成一种侠义行为。

  “卖酒能令相如贱， 当垆真见文君侠。”

  “当垆真见文君侠”， 一个“侠”字定义了文君精神，指出当垆卖酒实为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赋予其女性自主的先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