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汗的人,为何流泪养老
何壮远
这是一个沉重又无法回避的话题。当我们享受着城市的繁华,品尝着碗中的米饭时,很少会去想,那些建造了城市的双手,那些耕种了土地的肩膀,在他们年老力衰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是城市这部庞大机器能持续运转的螺丝钉。他们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在工厂流水线上重复着成千上万次的动作。可他们的付出与保障却严重失衡。特别是在建筑业,社保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层层转包的用工模式让责任最终消失在灰色地带。
即便是在制度相对规范的工厂,他们的处境也并非表面那般光鲜。其中有一个尤其值得深思的现象:有些农民工,甚至在国营工厂里一干就是七八年、十几年,从青年干到中年,却始终顶着一个“劳务输出”的身份。国家本意是用于短期、临时性用工的“劳务派遣”制度,在这里成了一些企业长期规避法定责任、降低用人成本的“妙招”。于是,一道无形的围墙在工厂内立了起来:墙内,是“在编”的正式工,享受着完整的社保、公积金、年终奖和各类福利;墙外,就是这些“劳务工”,干着最一线、最繁重的工作,却拿着更低的工资,社保按最低标准缴纳,其他福利更是想都别想。
他们心里没有委屈吗?当然有。但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有意见不敢提,有委屈不敢诉,生怕被“优化”掉,丢了这个赖以养家糊口的饭碗。这种长期的忍气吞声,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不对等和深深的就业焦虑。
这就导致一个普遍的结果:无论建筑工地还是工厂车间,无数农民工按月缴纳社保二三十年,退休后每月却只能领取一千多元的养老金。这笔钱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勉强够维持温饱,任何一场小病、一点意外都可能击碎这点微薄的保障。他们用最好的年华参与了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却难以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
而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处境或许更为艰难。他们守护着国家粮食安全这条生命线,却几乎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新农保每月百元左右的养老金,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很多老人七八十岁仍要下地劳作,不是闲不住,而是真的停不下来——“手停口停”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反观体制内的退休人员,每月领取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养老金,生活从容安稳。我们当然要承认教师教书育人、公务员服务社会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同样是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何养老待遇的差距会如此悬殊?
这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首先是制度设计上的“路径依赖”。我们的社保体系最初主要覆盖城镇职工,特别是体制内人员。等到将农民工和农民纳入保障范围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轨道。体制内人员的养老金有财政兜底,而农民工的养老金主要来自被压低的缴费积累,农民的养老金则更多依赖水平不高的财政补贴。这种起点的不公平,造成了结果的巨大差异。
更深层的原因,是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留下的欠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和农村事实上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默默奉献,农民工则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支撑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但当他们需要养老保障时,却发现自己处在体系的边缘。
再说具体的社保规则,“多缴多得”本是公平的原则,但在执行中却产生了新的不公。一个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社保的公务员,与一个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社保的农民工,甚至是被“劳务派遣”身份限制了待遇的国企工人,即使工作年限相同,退休后的待遇自然天壤之别。这不仅仅是规则问题,更是监管不到位、企业刻意规避责任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
话分两头,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的进步。新农保从无到有,基础养老金在缓慢提高;针对农民工,国家在推动社保异地接续,也出台政策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这些变化虽然细微,但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现有的改善速度,还远远跟不上社会公平的期待和老一代劳动者老去的脚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超越修修补补的思维。一方面,必须强化执法,不仅要严查企业不缴漏缴社保,更要彻底清理这种长期存在的“假劳务、真用工”现象,让“同工同酬”不再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需要财政拿出更大勇气,承担起对农民群体的历史责任,显著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说白了,就是要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更大幅度地向这些曾经的贡献者倾斜。
说到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它建造了多少高楼大厦,更要看它如何对待那些建造者;不仅要看粮食产量有多高,更要看那些耕种者晚年能否安心。农民工和农民用最质朴的劳动,托举起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他们在年老时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安享晚年,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所在。这条路还很长,但每一个前进的脚印,都关乎我们每个人对公平正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