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出川民工有序流动纪实:吴端阳与五五职介所,以政策为帆送乡亲闯天下
1998年正月初九,四川南充营山县礳子街197号的五五职业介绍所里,挤满了背着行囊的出川民工——他们攥着刚办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等着登记订票、领取乘车证,盼着能顺利坐上开往广州的火车。这一幕,是当年国家“民工有序流动”政策落地的缩影;而背后推着这一切运转的,正是五五职介所负责人吴端阳,以及他带领的团队。
一、1998年出川民工流动:有哪些“硬政策”保驾护航?想理解吴端阳和五五职介所的行动,得先搞懂1998年国家和地方对“民工有序流动”的顶层设计——这些政策不是“口头号召”,而是有明确法规依据、能落地的“保障网”:
1.民工就业“先登记”:法定流程护权益早在1994年,劳动部就出台《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须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在就业地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到1998年,这一规定已成为各地执行的“硬标准”。
就像原文中南充市1997年12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民工有序流动管理的通告》要求:“凡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出发前必须在常住户口所在地就业局或受委托的乡镇劳服站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这也是为什么1998年2月4日,营山五五职介所里的民工都拿着“登记卡”——这不是额外要求,而是当时国家保障民工有序就业的法定流程,能避免民工“盲目外出、无保障就业”。
2.春运“专列+临客”:铁路部门的政策兜底1998年春运,出川民工积压严重(仅广安就有3000多民工等着去广州)。针对这一问题,铁道部直接出台“应急政策”:
调车底:从沈阳局紧急调集备用车底,专门开“图外临客”(不在常规运行图内的临时列车);
设专列:开通“广安到广州花都”民工专列(因广州站接车能力有限,先到离广州27公里的花都),还计划在永川开通同类专列;
专人保障:铁道部春运工作组(如机务局副局长丁圻谔)现场指导,重庆分局组织“青年团突击队”负责列车服务。
这些举措不是“偶然安排”,而是1998年国家“春运期间保障民工安全有序流动”政策的具体落地——通过行政协调打破铁路部门壁垒,优先解决民工“出行难”,这也是当年国家支持“民工创收就业”的重要体现。
3.地方政府“协同支持”:从服务到优惠的政策倾斜除了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也在主动衔接政策:
营山县政府:委托五五职介所开展“民工有序流动服务”,给予政策支持(吴端阳后来提到“县政府和各级部门政策倾斜”);
广安地区行署:专员邓健带队赶往前锋火车站,指导专列出发准备,明确“凡营山通过广安口岸输出民工,全力支持配合,可给予优惠”;
公安部门:五五职介所护送民工时,营山城郊派出所派干警执勤,保障民工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些“协同动作”,让国家政策从“顶层设计”落到了“最后一公里”,也为吴端阳和职介所的工作提供了底气。
二、吴端阳与五五职介所:政策落地的“执行者”,民工的“护航人”有了政策“蓝图”,还需要有人把它变成“实景”——吴端阳和营山五五职介所,就是1998年政策落地的“关键角色”。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踩着政策的“节奏”,也贴着民工的“需求”:
1.从“代办车票”到“一条龙服务”:合规经营是底线吴端阳回忆:“1995年受县政府委托开始民工服务,最早是代办车船票;1996年5月申请职业介绍许可证,12月31日拿到四川省劳动厅发的证,之后才正式做职业介绍+票务+团体服务”。
这一过程藏着“合规关键”:1998年国家对职业介绍机构有明确要求(依据《职业介绍服务规程(试行)》),必须取得“职业介绍许可证”才能开展服务——吴端阳的做法,既符合国家对职介机构的监管政策,也让民工能放心找他办事,避免遇到“黑中介”。
到1998年2月,五五职介所已形成“吃、住、行一条龙服务”:民工登记后领“乘车证+饭票”,凭乘车证坐汽车去火车站、领火车票,凭饭票中途就餐住宿——这不是“额外福利”,而是对国家“保障民工流动便利”政策的细化,解决了民工“出门后吃住行没着落”的痛点。
2.应对“超员危机”:用政策衔接化解难题1998年2月4日傍晚,五五职介所护送的500多民工到了渠县火车站,却遇到“开往重庆的列车超员,停止检票”——原计划全到前锋火车站的方案泡汤了。
这时吴端阳的应对,完全是“按政策、找协同”:
对接铁路:立刻联系渠县火车站,协商“分批输送”,最终定好“当晚12点送300人到广安,次日8点送200人,中午坐广安到广州的专列”;
保障民生:先安排民工吃晚餐,留渠县的民工落实住宿,避免混乱;
跟进进度:派人事先去前锋火车站对接,正好遇上铁道部工作组,确认专列情况——这一系列动作,既符合铁道部“分批疏导民工”的政策要求,也守住了“保障民工安全”的底线。
3.凭“乘车证”领票:政策流程的“闭环管理”在广安火车站,民工们凭五五职介所发的“乘车证”,就能领到“广安到花都”的专列火车票——这看似简单的环节,其实是政策流程的“闭环”:
乘车证是职介所对民工的“服务凭证”,也是铁路部门确认“民工身份、乘车资格”的依据;
结合之前办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民工从登记到乘车,每一步都有政策依据,既避免了“无票混乘”,也保障了“就业后可追溯”——这正是1998年“有序流动”政策的核心:让民工流动“有记录、有保障、不盲目”。
三、政策好不好?民工和多方的反馈最真实1998年的“民工有序流动”政策到底有没有用?不用空谈,看看当时的的民工怎么说:
1.民工说:“春运能顺利出发,以前想都不敢想”一位有过独自外出经历的民工坦言:“春运期间以前根本走不了,今年听人介绍来五五职介所,从昨天下午出发到今天中午就能上火车,太满意了!要是每年都这样,我们去广州就放心了”。
简单的一句话,道破了政策的价值——1998年之前,民工春运外出常面临“买票难、上车难、安全没保障”;而有了政策护航、职介所服务后,“顺利出发”从“奢望”变成了“现实”,这正是国家“支持民工创收就业”政策的直接效果。
2.铁路和地方说:“组织有序,政策落地很到位”1.广安火车站工作人员评价:“营山组织得很好,我们按他们的方法运送,虽然超员50%,但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保证旅客安全”;
2.广安地区行署专员邓健肯定:“铁道部、成都铁路局、火车站都满意,营山组织民工有序流动有经验、很成功”;
3.吴端阳自己也说:“有县政府的政策支持,我们有决心把民工安安全全送到目的地,为营山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些反馈不是“客套话”,而是1998年国家政策、地方协同、职介所执行“三方发力”的结果——政策定方向,地方和职介所抓落地,最终让民工受益,形成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回望1998:政策的温度,藏在“护航”的细节里今天再看1998年的这段故事,我们会发现:当年的“民工有序流动”政策,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藏在一个个细节里的温度——
是吴端阳为500多民工分批对接火车站的奔波,是铁道部从沈阳调车底开专列的应急,是广安地区承诺“给予优惠”的支持,更是民工拿到火车票时“满意的笑容”。
1998年,国家通过“法规明确流程、铁路兜底出行、地方协同服务、职介落地执行”,为出川民工搭起了“有序流动、安全就业”的桥梁;而吴端阳和五五职介所,就是这座桥梁上的“护航人”——他们把国家政策的“大方向”,变成了服务民工的“小细节”,让“支持民工创收就业”从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理解现在。1998年的这些政策和实践,不仅让当年的出川民工受益,也为后来国家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政策积累了经验——而像吴端阳这样的“政策执行者”,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好政策需要有人落地,才能真正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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