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营山双河场，提起威老爷，人们无不感叹连连

学习谢臣

在四川营山双河场，提起威老爷，人们无不感叹连连。那句好人命不长的乡间话就不该存在？

青年李葳 （李葳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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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作伴 1931年秋天，成都那边儿四川大学里头，有个叫李葳的年轻学生。大晚上的，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宿舍就着一盏小煤油灯那点儿亮光写字。他刚写完一篇稿子，题目叫《民国二十年来之感想》。墨迹还没干透呢，窗外是黑漆漆的夜，安静得只能听见打更的声音，可他心里头却跟开了锅似的，翻腾得厉害，想的全是老家营山双河乡那边的人和事。
他想起小时候在双河场摸鱼戏水，想起在高等小学堂念书，先生管得可严了；后来在顺庆师范，头一回听老师讲什么“民主”、“科学”，心里那叫一个激动，觉得咱们国家总算有盼头了。可谁能想到，自打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这都过去二十年了，国家成了啥样子？不但没变好，反而更乱了。那些个手握枪杆子的军阀，一个个就知道抢地盘，你打我我打你，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养那么多兵，说是保境安民，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称王称霸，变着法儿地刮地皮，把钱都揣进自己腰包里，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想到家乡的乡亲们被这些军阀和贪官欺负得活不下去，李葳就气得睡不着觉。
 他把这些憋在心里的话都写进了文章里，字字句句都带着一股子怒气和不平。他把写就的这篇文章，投给了一本叫《朗曙》（就是“清晨阳光”的意思）的刊物。他心里盼着，自己这些大实话，哪怕像一根小火柴，能照亮一点点黑暗，让老乡们看看清楚眼前的局面，也是好的。在文章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写下自己的心愿：“等我把学问做好了，一定要回来为社会做好事，除掉那些祸害。”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漂亮话，是他铁了心要这么做。 可是，那会儿世道太乱，家里情况也不太好，没等到大学毕业，李葳就在那年年底收拾铺盖回老家了。他一点儿也没犹豫，觉得回乡下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本来就是自己该走的路。从这时候起，大学生李葳慢慢就变成了乡亲们嘴里那个热心肠、有担当的“葳先生”。 热血不冷 时间一晃到了1934年。那时候，营山这块地方归一个叫杨森的大军阀管。而新来的县长叫王静，这家伙仗着有杨森撑腰，到了营山就跟当地的地头蛇、坏军官勾结在一起，变着花样欺负老百姓。田赋税收提前收了好几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捐税多得像牛毛，连学校那点儿赖以生存的地产、房产（学产）他都敢偷偷卖掉，把钱全装进自己口袋。更可气的是，他的手下杀了人，他居然也敢包庇，让凶手逍遥法外。全县的人，包括双河场的乡亲，没有不恨他的，背地里都骂他“王刮皮”，意思是说他刮地三尺，贪得无厌。 那时候，李葳已经在乡下做了不少事，当过小学老师、校长，也做过督学，后来还在营山中学管过事，甚至当过县里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他为人正派，经常在乡下跑，对王静干的那些坏事清清楚楚。每次看到乡亲们被税狗子逼得卖儿卖女，听说学校因为没钱快要办不下去，他心里就跟刀割一样难受。他想起了自己在《朗曙》上写的那篇文章，说要“为社会兴利除害”，现在“害”就在眼前，祸害乡里，他要是缩着头不管，还算个读书人吗？ 机会终于让他等来了。到了1935年，省里的局面有了变化，川政要统一，杨森的部队被调去了贵州。王静一下子没了靠山，正是心最慌的时候。李葳看准了这个空子，下定决心，联络了县里一些也有声望、看不下去的正派士绅，大家伙儿一起搜集王静贪赃枉法的真凭实据，然后由李葳带头，写好状子，准备冒险去当时的重庆行营（相当于重要的政府机关）告状，扳倒这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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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葳夫人 （李葳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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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一晚，他妻子一边帮他收拾行李，一边担心得直掉眼泪：“申祥（李葳的字），王静人虽然可能要走了，可他那些狐朋狗党还在，这去重庆路远迢迢的，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啊？” 李葳看着窗外黑乎乎的夜，语气特别坚定地说：“我李葳就是个念过几天书的，要枪没枪，要人没人，可还有一腔子热血，还有一支能写字的笔。王静把咱们家乡祸害成这个样子，天理难容。要是大家都怕这怕那，不敢出头，这世道还有好起来的那天吗？这趟门，就算有风险，我也必须去！” 去重庆的路果然不好走。王静的眼线多，李葳他们得偷偷摸摸的，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到了重庆，那么大个行营衙门，状纸怎么才能递到管事的大官手里，又是个大难题。他们到处找人，托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状纸送了上去。那状纸上，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王静怎么胡乱收税、怎么乱加捐费、怎么私卖学产、怎么包庇杀人犯、怎么贪赃枉法欺负百姓，证据都摆在那儿。也许是因为新政府想好好整治一下地方，也许确实是王静坏事做尽，天怒人怨，重庆行营特别重视这个案子，马上派了专门的行动队赶到营山，把还没跑掉的王静一把抓住，押了起来。那年秋天，在南充的果山公园开了公审大会，原来那个作威作福的县长王静，被验明正身，一枪崩了。消息传回营山，老百姓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个个拍手称快。 经过告倒王静这件事，李葳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大家再也不只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好人，更佩服他胆子大、有骨气，敢跟恶官硬碰硬。大伙儿再叫他“葳先生”的时候，语气里那份尊敬是实实在在的。 商道春秋 告倒了王静，李葳并没有想着趁机会去当个更大的官。他太清楚那年月官场里头有多脏了，那不是他想待的地方。到了1936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决定：把身上的那些公职全都辞了，下海做生意！ 他跟要好的朋友解释：“光嘴上说想让老百姓富、国家强，没用！得有点实在的产业根基。我去做买卖，不是为了自己发财，是想给咱们家乡找条活路，让乡亲们有口饭吃。” 他的生意，就从双河场这个小地方起步。他开了做土布的小作坊，请乡里人来织布；办了收山货的铺子，收购本地出的桐油、药材什么的；然后组织人手，把这些土特产运到重庆、合川那些大地方去卖。 李葳做生意，跟别人不一样。他脑子活，会盘算，懂得怎么买怎么卖，生意越做越红火，钱也越赚越多。从小作坊、山货铺，慢慢做到跑长途，贩运棉花、生丝这些大宗货物，成了营山、渠县一带数得着的大商人。可他自己过日子，却节俭得让人不敢相信。一年到头总是穿着粗布衣服，脚上蹬着草鞋，在街上、在乡下走来走去，看着跟普通老百姓没两样。他的钱，好像从来不用在自己享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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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都花在了那些日子艰难、需要帮助的乡里乡亲身上了。 1937年，营山遭了大旱灾，地里干得裂了口子，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饿死人的事儿到处都有，那叫一个惨啊。李葳急得不行，扔下自己的生意，到处跑，去求县里那些有钱的商人、大户人家。他好话说尽，道理讲透，自己还带头捐了一大笔钱，总算组织起一个“施粥会”。在双河场这些地方支起大锅，每天熬粥救济灾民。每到开粥的时候，人们都能看见那个穿着粗布衣服、草鞋的“葳老爷”，亲自给老人、孩子盛粥，脸上没有一点瞧不起人的样子，只有满满的难过。 平常日子里，赶上过年过节，他总会让家里人准备些钱和粮食，去帮助那些没活干、或者生病没人管的可怜人。有个靠推磨过日子翟老汉，还有个靠抬轿子养家的张姓汉子，每到粮食接不上的时候，总能收到李葳派人悄悄送来的米。有个孤苦伶仃、身体还有残疾的刘某，行动不方便，李葳就嘱咐家里人定期把钱和米送上门，好多年都没断过。还有好多穷苦的农民，或者跑江湖落难的人，要是生了病，他出钱请医生买药；要是不幸死了，他出钱买棺材，让人家能入土为安。受过他帮助的人，感激得不得了，想给他干活报答他，他总是摆摆手，客气地说：“一点小忙，不算啥，你们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江湖义侠 1941年的一天，天快黑了，李葳从外面回家，走到家门口的石台阶那儿，看见躺着三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脸色蜡黄，哎哟哎哟地直哼哼。家里佣人想把他们赶走，被李葳拦住了。他蹲下身问怎么回事。那三个人有气无力地说，他们是广元那边的人，在渠县、达县一带做点小买卖，结果得了重病，钱都花光了，病也没好，现在连饭都吃不上，更没法回家了。 李葳一看这情形，想都没想，马上让佣人把这三个人扶进院里，找个空房间安顿下来，接着就赶紧请了当地最好的郎中来给他们看病。药钱全是他出，还嘱咐厨房每天给他们做点有营养的吃的，好好调理。过了半个来月，这三个人的病慢慢好了，脸色也好看多了。临走的时候，李葳又给他们拿了足够的路费，叮嘱他们一路小心，早点回家。三个人感动得跪下就磕头，眼泪直流，问恩人叫啥名字，以后好报答。李葳直摆手，说：“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帮一把是应该的，别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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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李葳根本没当回事。没想到第二年，他给年纪很大的奶奶办超度祈福的法事，场面很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来了很多人。法事那天，突然来了三个陌生的壮汉，抬着挺贵重的礼物，直接走到李葳面前，跪下就拜。李葳仔细一看，才认出就是去年他救的那三个“广元小贩”。可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三人不是自己来的，他们还带了二十多个精壮的小伙子，这些人也不声不响，自动就散开到李家大院周围的山头、路口上站着，眼神机警地四处看，像是在放哨。 李葳吓了一跳，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领头的那个汉子这才说实话：“恩公在上，实在对不住，去年我们骗了您。我们不是什么做小买卖的，其实是在东河（指川北一片地方）一带‘拉杆子’（当绿林好汉）的。今天您办大事，我们怕有坏人或者仇家来捣乱，特意带兄弟们来给您护着场子，报答您当初的救命大恩！” 李葳一听，心里真是感慨万分，他万万没想到，当初顺手帮了一把，救的竟然是这么一帮人。 整个法事期间，这些绿林好汉们还真尽心尽责，确保了事情顺顺当当办完。这事后来就传开了，李葳讲义气的名声，在广元、旺苍、汉中一带的江湖上传得更响了。那些刀口上过日子的人都敬重地叫他一声“葳大哥”。从那以后，李葳虽然自己很少去那些地方，但他的名头比官府的公文还管用。跑生意的人，要是能想办法弄到一张有“李葳”或者“葳大哥”几个字的名片带在身上，走过东河那些不太平的地方，基本上就没人敢找麻烦，一路平安。有一次，一个姓刘的商人货被抢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求李葳。李葳就写了一封信让带去。结果没过几天，被抢的货物原封不动地就给送回来了。他这侠义的名声，算是到了顶点了。 就算是对待要饭的乞丐，李葳也一点不歧视。给他奶奶办法事那天，来了很多讨饭的，他不仅不赶人，还让家里人专门摆了整整三十二桌席，像招待客人一样让他们吃饱。吃饭的时候，他还亲自举杯跟他们打招呼，一点看不起人的样子都没有。 山河垂泪 李葳特别看重教育和读书，在办学校这方面也舍得花力气、花钱。他明白，要想让家乡摆脱贫穷落后，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们有书读。他带头出钱，又号召大家集资，把培养过他的双河高等小学的校舍扩大了不少，还积极参加，帮忙创办了私立明镜初级中学。对于家里穷但又想读书的年轻人，他更是能帮就帮。 普岭乡有个少年叫杨鹏，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又都去世了，眼看就要失学。李葳听说后，主动出钱供他读完了高小。消水乡有个叫曹仲春的小伙子，很聪明，考上了高中，可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正绝望呢，李葳找上门来，出钱帮他，鼓励他好好念书，将来为家乡、为国家做点事。像这样得到他帮助才能上学的年轻人，多得数不过来。在他心里，这些年轻人，才是家乡未来真正的希望。 可是啊，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你太讲义气、太有名望、太有钱，虽然能交到很多朋友，帮到很多人，但也容易惹来一些人的红眼病和忌恨。李葳做的这些好事，肯定也碰了一些地头蛇、恶霸的利益，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也让某些人心里不踏实，觉得是个威胁。 1945年农历三月初八，是个阴天。李葳出门去办事后，在回来的时候，要走过一个叫琵琶岭的地方。那地方山高林密，路很险，平时就不太安全。也许他觉得自己“葳大哥”的名声能镇住场面，也许他根本没想到，危险不是来自明处的土匪，而是来自躲藏在暗处的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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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岭上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突然“砰”的一声冷枪！李葳中弹倒下了。开枪的人早就钻进林子里跑没影了。这个一辈子想着“为社会兴利除害”的好人，没倒在贪官污吏的陷害里，没倒在绿林好汉的刀枪下，却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被这种背后打黑枪的卑鄙小人给害了，那一年，他才三十八岁，真是太可惜了。 他被暗算的消息一传开，四乡八镇的人都震惊了，老百姓没有不伤心难过的。大家感念他的恩情，自发地凑钱，在他生前常路过的一个叫“一碗水”的悬崖下面，给他塑了个像，还盖了座小庙，年年过节都去祭拜他，香火一直没断过。庙虽然不大，但装着乡亲们说不尽的思念和尊敬。 从那儿以后，大家再也不叫他“葳先生”或者“葳大哥”了，都恭恭敬敬地尊称他一声——“葳老爷”。那尊立在悬崖下的塑像，清瘦的脸，眼神看着很平静，好像还在看着他深深爱着的、并且为之付出了一切的这片土地，看着这里的云来云去，看着世事的变迁。他的故事呢，就在嘉陵江边、秦巴大山里，一辈一辈地流传下来，成了当地老百姓心里面，一个关于侠义、仁爱和担当的，永远也讲不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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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转载的，主要帮忙宣传营山名人。

哪年哪月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