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思诚读过全蜀艺文志里这篇文章

吕国宾龙坪山

[color=rgba(0, 0, 0, 0.85)][backcolor=rgba(0, 0, 0, 0.04)]如果梁思诚读过全蜀艺文志里这篇文章，他看到平襄楼时候，他会如何为平襄楼确定年代？丞相平襄侯庙记徐闳中徐闳中。绍兴二年或者三年，徐闳中记云：邦家恢复，海宇混三，分[color=rgba(0, 0, 0, 0.85)][backcolor=rgba(0, 0, 0, 0.04)]恤险阻，宸飙电迅。绍兴二二年或者三年，徐闳中记载道：国家得以恢复，天下实现统一，朝廷体恤各地的艰难险阻，皇帝的旨意如疾风闪电般迅速。遂奏恺庙拓，勒勋钟鼎。[color=rgba(0, 0, 0, 0.85)][backcolor=rgba(0, 0, 0, 0.04)]于是向恺庙上奏并进行扩建，将功勋铭刻在钟鼎之上。丞相平襄侯姜公其人也。丞相平襄侯姜公就是这样的人。诸葛孔明尝谓公忠勤时事，思虑精审。诸葛孔明曾经称赞姜公忠诚勤勉于国事，思虑精细审慎。以胡塞之要，邓伯苖赋性刚简，宜尤重许可者，独知公而深器异。因胡塞的要害之地，邓伯苖天性刚强简朴，本应特别注重得到他人认可，却唯独深知姜公并极为器重。至若赖风度隽伟，何啻百夫之特，实乃万夫之望。至于他的风度出众俊伟，何止是百夫中的杰出者，实乃万众仰望的人物。是宜整严貔貅，深入敌境。假如梁思成解读《丞相平襄侯庙记》：平襄楼年代之谜的破局平襄楼与《丞相平襄侯庙记》引出平襄楼和《丞相平襄侯庙记》，阐述二者对研究古建筑年代的重要意义。
穿越时空的相遇：梁思成与平襄楼描述梁思成考察四川古建筑的经历，重点提及他对平襄楼的关注，体现其执着追求古建筑研究的精神。
剖析《丞相平襄侯庙记》的历史密码详细解读《丞相平襄侯庙记》中关于平襄楼的相关内容，从文字中寻找平襄楼年代的线索。
梁思成的专业视角与判断依据结合梁思成的古建筑研究理论，从建筑风格、结构特点等方面分析，阐述他可能如何依据《丞相平襄侯庙记》来确定平襄楼年代。
历史回响：平襄楼年代确定的深远影响讲述平襄楼年代确定后对古建筑研究、文化传承的意义，展现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价值。丞相平襄侯廟記
徐閎中
紹興二十三年，徐閎中記云：邦家恢復，海宇混三，分恤險阻，宸飆電迅。遂奏愷廟拓，勒勳鐘鼎。丞相平襄侯姜公其人也。諸葛孔明嘗謂公忠勤時事，思慮精審。以胡塞之要，鄧伯苖賦性剛簡，宜尤重許可者，獨知公而深器異。至若賴風度雋偉，何啻百夫之特，實迺萬夫之望。是宜整嚴貔貅，深入敵境。歸進圍襄武，徐質交陣而潰。拔河間、狄道、師、洮三邑，殄刺史，其髣髴哉！然勝負兵家之常，自古用兵，曷能常勝？就其不會上邽，貴聲援相接也。濟爽約不前，宜有段谷之敗。閒鍾會進表之策，緩不及事，宜爲文所摧。厥後，會擁大軍，長驅而入，列營壓境，遂破諸葛瞻于綿竹，後主趨降。其降也，譙周反復曲折之謀也。于時，廷臣保家，從其謀而甘心焉。獨北地王諶忠諫莫伸，痛憤自盡，訖死無補。向使公謀，迺身先驍鋭，乘城確守，坐困勍敵，危國復活，一反掌間，不足以言容。貴莫能破，轉輸邈絶，屢擬班師，使艾直薄城，二將勢分，又非所利。漢于此少知人涉險，會以二萬衆留劍閣，二主儻數日不降，三軍阻飢，二將難以反矣。公語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攻敵者，仲達退不敢逼，于是儀得結陣而容髮。非公勝筭明敏，出奇神速，詎能弭患于倉卒耶？抑嘗謂人有云：飾取供，輿馬取具，室無姬媵，庭無聲樂，財無儲蓄，食不過制。常以清者如彼，故其有爲者如此。及會叛魏附公，公乃陰圖克復，勢誠無蘆山圖經：縣城，公所築也，俗號姜城，遺址尚存。環皆出峭錯，爲國長慮，殆非小補。令邑户六千，夷漢混居，民風淳質，力穡敦本，明時樂國也。萬世固圉之利，公之盛德遠矣哉！土人懷公威靈不泯，莫不畏而仰之。閎中參究載籍，昭烈帝帝系出昭烈，即位武擔，爲漢中王。志在紹高、光四百年之基，理宜稱漢壽蜀人且嘗事蜀，意憚魏晉，君子薄之。皇朝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即稱漢以表其實。復讀當時楊戲所丞相平襄侯掲之，又叙公事漢始末，刻之堅珉，屬以咏意。或歌：
奕奕姜姓，系宗四嶽尚父。興周，神謀超卓。韜略。危探虎窟，身不暇顧。黠羌驕侮，談笑蕩平。連犍籌非不精，愛莫助之。謂公黷武，曽不爾思。營犍抗。允南醇懦，識闇事機。一唱朋從，騰書納璽。譙周成功信天，非人能勝。運儻荐興，公儔冠鄧。純誠終始，民心載舒。神休是憑，瑣才臨政。荷神孚祐，爰紀豐功。梁思成研究古建筑，向来注重 “文献与实物互证”，而《丞相平襄侯庙记》（徐闳中，绍兴二十三年）恰是破解平襄楼年代的关键 “文字钥匙”。他首先会聚焦文本中明确的时间、人物与建筑关联信息，梳理出可与实物对照的核心线索。​
庙记开篇即点明 “绍兴二十三年”（1153 年）的撰写时间，这是第一个重要时间坐标 —— 即便平襄楼非此时建造，至少在南宋初年，纪念 “丞相平襄侯姜公”（姜维）的祠庙已存在，且徐闳中 “参究载籍” 后为其作记，说明当时已有关于姜维与当地建筑的历史记载流传。更关键的是文本中 “县城，公所築也，俗號姜城，遺址尚存” 一句：这里的 “公所築” 明确指向姜维（平襄侯）曾主持修建县城，而平襄楼作为纪念姜维的核心建筑，极可能与 “姜城” 存在时空关联 —— 或为同期修建，或为后世在姜城遗址旁增建的纪念性建筑。​
此外，庙记中 “土人怀公威灵不泯，莫不畏而仰之”“刻之坚珉” 等表述，揭示出南宋时当地对姜维的祭祀传统已成型，平襄楼作为祭祀载体，其建造年代应不晚于这一祭祀传统成熟的时期。梁思成会敏锐地将这些信息标注为 “待证线索”，下一步便是通过平襄楼的建筑形制，与南宋及此前的建筑风格进行比对。​
二、建筑形制的 “密码解码”：实物与文献的双向验证​
若梁思成亲至平襄楼考察，他会带着《丞相平襄侯庙记》中的线索，从建筑结构、构件装饰、形制特征三个维度展开考据，这正是他在《中国建筑史》中贯穿始终的 “以形制断年代” 方法。​
首先看建筑结构。南宋时期的楼阁建筑，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形制：比如抬梁式构架中 “梁栿的卷杀”“斗拱的出跳方式”（通常为四铺作或五铺作）、“檐角的起翘弧度”（较唐代平缓，较明清柔和）。若平襄楼的梁架存在南宋时期典型的 “月梁” 造型（梁身略呈弧形，两端有卷杀），或斗拱符合 “偷心造”“计心造” 的南宋特征，结合庙记中 “绍兴二十三年” 的祠庙记载，可初步推断楼阁主体结构可能为南宋遗存 —— 即便后世有修缮，核心构架仍可能保留始建时的形制。​
其次是构件装饰。南宋建筑装饰趋于简约，多以素面构件为主，少见繁复雕刻，尤其纪念性建筑（如祠庙楼阁），更注重庄重感。庙记中评价姜维 “室无姬媵，庭无声乐，财无储蓄”，其纪念建筑大概率也延续这一 “清简” 风格。若平襄楼的柱础、门窗、栏杆等构件无明清时期常见的龙纹、凤纹等华丽雕刻，反而有南宋时期常见的 “莲瓣纹”“如意纹” 等朴素装饰，便与文献中姜维的形象及南宋祠庙的审美倾向相符，进一步佐证年代。​
再者是建筑形制与功能的匹配度。庙记明确平襄楼是纪念 “平襄侯姜维” 的建筑，而姜维的历史功绩集中在 “整严貔貅，深入敌境”“为汉守边”，因此楼阁形制应兼具 “祭祀功能” 与 “瞭望功能”（呼应其守边身份）。南宋边疆地区的纪念性楼阁，常采用 “两层或三层楼阁式”，底层开阔便于祭祀，上层高远可瞭望 —— 若平襄楼符合这一形制，且楼阁朝向与 “姜城” 遗址（姜维所筑县城）的方位一致（如正对遗址或位于城中心），则与庙记中 “公所築”“遗趾尚存” 的空间关联形成闭环，强化 “南宋始建” 的可信度。​
三、历史语境的 “补位论证”：排除后世附会的关键​
梁思成研究古建筑，从不孤立看待建筑本身，而是将其置于宏观历史语境中分析 ——《丞相平襄侯庙记》中蕴含的宋代政治文化、地域历史，正是排除 “后世附会”、精准断代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政治文化来看，南宋初年 “邦家恢复” 的背景下，朝廷推崇 “忠义” 之士，姜维作为蜀汉 “鞠躬尽瘁” 的代表，符合当时的价值导向。徐闳中在庙记中批判谯周 “反复曲折之谋”，赞扬北地王谌 “忠谏莫伸，痛愤自尽”，实则是借姜维事迹呼应南宋 “抗金复国” 的时代需求。这种政治语境下，地方修建纪念姜维的平襄楼，既是民间 “怀公威灵” 的情感表达，也暗含朝廷倡导忠义的意图，因此楼阁的建造极可能得到地方官府支持，且建造年代不会晚于南宋 “忠义文化” 盛行的时期（绍兴至淳熙年间）。​
从地域历史来看，庙记中 “令邑户六千，夷汉混居，民风淳质” 描述的是南宋时期当地的人口与社会状况，而 “姜城遗趾尚存” 说明姜维筑城的历史记忆在当地未中断。梁思成会结合地方志（如《芦山图经》，庙记中已提及）进一步考证：若地方志中记载 “平襄楼，宋绍兴间建，祀姜维”，则与庙记形成 “文献链”；若地方志未明确年代，但提及 “楼旁有宋碑，即徐闳中《丞相平襄侯庙记》”，则可通过碑刻的形制（如碑额、碑座的宋代特征）佐证楼阁与碑记的同期性。​
此外，梁思成还会对比 “同期同类建筑”—— 比如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纪念三国人物的楼阁（如成都武侯祠旁的楼阁），若这些建筑的形制、结构与平襄楼高度相似，且有明确的南宋建造记载，则可通过 “类型学比对”，最终确定平襄楼的年代上限为南宋绍兴年间（与庙记撰写时间相近），下限不晚于南宋中后期（避免与元代建筑风格混淆）。​
四、考据结果的 “学术价值”：古建筑研究的 “范式意义”​
若梁思成通过 “文献 — 实物 — 语境” 三重考据，最终将平襄楼年代确定为南宋，这一结论不仅解决了单个建筑的年代谜题，更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具有 “范式意义”，而这也正是《丞相平襄侯庙记》作为文献的核心价值所在。​
对建筑史研究而言，平襄楼将成为 “南宋边疆地区纪念性楼阁” 的典型案例 —— 其 “祭祀与瞭望结合” 的形制，填补了四川地区南宋楼阁研究的空白；其 “清简风格” 与姜维人物形象的契合，也为研究 “建筑形制与纪念对象关联性” 提供了实证。而庙记作为 “同时期文献”，证明了南宋时期地方建筑与历史人物纪念、政治文化导向的深度绑定，为理解宋代 “建筑的社会功能” 开辟了新视角。​
对文化传承而言，这一考据结果让平襄楼从 “模糊年代的古建筑” 变为 “有明确历史脉络的文化遗产”—— 庙记中 “公之盛德远矣哉” 的评价，与平襄楼的建筑实体相结合，使姜维 “忠勤时事”“为汉守边” 的精神有了具体的物质载体。梁思成曾说 “古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而《丞相平襄侯庙记》则是解读这颗 “活化石” 的 “说明书”，二者共同构成了 “历史记忆 — 文字记载 — 建筑实体” 的完整文化链条。​
至此，《丞相平襄侯庙记》不再是单纯的碑文，而是梁思成破解平襄楼年代的 “关键拼图”；平襄楼也不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南宋政治、文化、社会的 “立体缩影”。这种 “以文献证实物，以实物补文献” 的考据方法，正是梁思成留给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宝贵遗产，也让《丞相平襄侯庙记》的学术价值超越了文本本身，成为连接历史与建筑的 “桥梁”。​

川康边风云

二十九日，擢斯甲老土司擢结带领莎罗奔、狼卡以及各位头人，来到营帐中请求投降。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众人）看着莎罗奔、狼卡、擢结在喇嘛庙中宣誓完毕后，再次乘坐皮船，经过纳尔刍噶固脚、硕拔正地、独松、邓生怡、呷喃在呀庙、独吕固务卡尔卡、纳达脚、阿尔谷勒尔等地，路过巴斯利、安母、夹卓等村寨的险滩，从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一直到酉时（下午五点到七点），抵达刮耳岩，驻扎在狼卡的聚居地。刘仕伟（文中 “将军” 均指刘仕伟）把这些沿途景象都绘制到地图中，之后才返回军营。​


第二天，（众人）翻越刮耳岩，这里岩石陡峭嶙峋，石板路倾斜不平，士兵们需手撑地面攀爬，马匹则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向上走。翻过岩石、越过山嘴，从纳脚、十旺九寨、木须、巴朗快速抵达骤锁色底，最终到达卡撒大营。刘仕伟跟随大军统帅（元戎岳中琪）在营帐中拜见了经略傅恒。


初三日，（刘仕伟）见证了金川土司的军师王秋被处死的过程。第二天，刘仕伟又跟随统帅前往巴朗。初五日，抵达木须后，（刘仕伟）带领莎罗奔、狼卡来到受降坛，献上俘虏、缴纳钱款（表示臣服）。莎罗奔、擢结请求先让狼卡拜见（经略），之后按等级依次匍匐跪地，拜见了经略以及参赞大臣、尚书、总督和各位都统、提督、总兵。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受降仪式结束，经略返回军营，撰写奏疏将此事上报朝廷。​
初六日，大军开始班师回朝，先命令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兵马陆续离开卡撒大营，总督策楞、统帅岳钟琪率领四川兵马在后方掩护，并宣布朝廷谕旨。乾隆皇帝拥有如上天般的仁厚，赏赐给各个土司粮食，大小金川的藏族首领们欢喜雀跃，都面向北方叩头谢恩。等到军务彻底完成，已经是二十三日了。​
随后，（清军）将军队转移到美诺，召集擢斯甲、草什咱、杂谷、沃日、小金川五个土司，宣读朝廷谕旨并对他们进行教化引导；同时修缮各个隘口的碉楼村寨，防止有人外出作乱；给（土司们）发放通行凭证，核查人员往来，以此表明朝廷永久安定边疆的意图。此时已经是三月初一日了。​
边疆善后事务完成后，刘仕伟在初三日奉命返回成都。沿途经过大尾、木耳、沃日、日龙等碉楼村寨，以及松林、斑懒、老鸦、天射等险峻山峰，即便登山下山极为艰难，刘仕伟却毫不在意。啊，真是英勇啊！​
回溯到乾隆十三年（戊辰年）九月，（刘仕伟）攻克跟杂，夺取葛布基等地，统帅记录下他的功绩，多次向负责事务的大臣们提交公文（举荐他）。凯旋之后，统帅上奏朝廷陈述他的功劳，请求录用他以激励军中士气，（刘仕伟）因此得以入朝拜见天子，随后被就近安排到巡捕营任职。乾隆十五年（庚午年）春季，朝廷论功行赏，（刘仕伟）被加授都司佥书之职，不久后又被任命管理南营守备事务。​
在这次金川战役中，经略大学士傅恒被封为忠勇公，统帅提督岳钟琪被封为威信公，跟随出征的官员、士兵，也都依据功劳大小获得了不同的奖赏和提拔。刘仕伟慷慨参军，最初并未列入官兵名册，却心系国家大事，最终能抓住时机建立功勋。从天子到文武百官，都认为他是个奇才，得到赏识重用，最终官至四品，过了一年又获得封赏，使亲人也得以享受荣誉。他母亲当初对他的教诲，也可以说得到了回报。​
旧史氏（作者自称）说：我和刘仕伟原本就相识，乐于听闻他参军的经历，他讲述的事情，我就记录了下来。古往今来，国家遇到战事的时候，身处局中的人常常像旁观者一样（消极避事），而刘仕伟却主动投身其中。为什么呢？他遵从母亲的命令（参军），这是孝顺；报答国家的恩情，这是忠诚。啊！这种品德值得世人学习啊。​
（以下为《来瞿唐先生行状》节选翻译）​
明代王德元（所著）​
（来瞿唐先生）是被朝廷征召却未任职的贤士。瞿唐先生，是夔州、梁州一带隐居的君子。我们四川有长江、汉水孕育的灵气，而夔州是四川的门户，先生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求学的人都称他为瞿唐先生。（他）多次梦见登上巫山十二峰，所以也自号十二峰道人。在此之前，我（王德元）在宫中担任掖垣官（负责宫廷侍卫、文书传递的官职），又因为亲戚关系（与先生有交集）。​
重点注释​
一、专有名词注释​
受降坛：专门用于举行投降仪式的高台，是清代边疆战役中 “彰显朝廷威严” 的象征性场所，文中莎罗奔等人在此 “献俘纳款”，标志其正式向清廷臣服，仪式感极强，体现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管控权威。​
参赞大臣、尚书、总督、都统、提镇：清代军政要职​
参赞大臣：协助经略、将军处理军事事务的高级官员，多由满蒙贵族担任；​
尚书：中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最高长官，正二品，文中 “尚书” 参与受降，体现中央对金川事务的直接掌控；​
总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正二品（可加尚书衔升从一品），文中总督策楞负责 “殿后”，统筹地方撤军事务；​
都统：八旗军最高长官，从一品，负责八旗军队指挥；​
提镇：“提” 指提督（省级最高武官，从一品），“镇” 指总兵（正二品），文中泛指地方高级武官，共同参与受降，体现军政官员协同处理边疆事务的格局。​
班师、殿后：军事术语​
班师：指出征军队胜利返回，文中 “班师先令云、贵、陕、甘兵马陆续离卡撒”，体现清军撤军的有序性；​
殿后：指军队撤退时在后方掩护，防止敌军追击，四川兵马 “殿后”，因四川是金川战役的后方基地，需保障其他省份军队安全撤离。​
都司佥书、南营守备：清代武职官阶​
都司佥书：正四品，是都司的辅佐官职，主要负责军营文书、军务协调，刘仕伟获此职，标志其从 “战时临时任职” 转为 “正式编制官员”；​
南营守备：正五品，“南营” 指地方军队中驻守南部区域的军营，守备负责该营的防御、操练事务，是刘仕伟战后的具体任职，体现朝廷对其 “量才使用”。​
忠勇公、威信公：清代爵位​
忠勇公：傅恒因平定金川的功绩被封的公爵，清代公爵为异姓爵位最高等级，“忠勇” 体现其忠诚与勇猛；​
威信公：岳钟琪被封的公爵，“威信” 体现其在军中的威望与诚信，两人获封公爵，是乾隆朝对功臣的最高奖赏，也凸显金川战役的重要性。​
夔州、梁州：古代地名​
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清代属四川，是长江上游的重要门户，文中 “夔为蜀门” 即指此；​
梁州：古代九州之一，清代大致对应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地区，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区域。​
掖垣官：明代官职，指在 “掖垣”（宫廷旁的官署）任职的官员，主要负责宫廷侍卫、传递奏章、记录起居等事务，文中王德元曾任此职，体现其与朝廷的密切联系，也为其撰写《来瞿唐先生行状》提供了身份基础。​
二、历史背景注释​
金川战役后的边疆治理策略：文中 “修缮诸隘口碉寨”“给以信票，稽其往来”，是清廷战后巩固边疆的核心举措 —— 通过军事防御（修碉寨）和行政管控（信票制度），将大小金川纳入中央直接管理体系，改变此前 “土司自治” 的松散状态；同时 “宣谕而化导之”，通过教化引导土司认同清廷统治，实现 “永靖边陲” 的目标，这是清代 “改土归流” 政策在藏区的灵活体现（未彻底废除土司，而是加强管控）。​
论功行赏的政治意义：战役后傅恒封忠勇公、岳钟琪封威信公，刘仕伟从 “无籍弁兵” 升至四品官，体现清廷 “赏罚分明” 的政治逻辑 —— 对高层将领封爵，激励其继续为朝廷效力；对基层立功者提拔，鼓舞普通官兵士气；这种分层奖赏制度，既维护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又强化了军队对朝廷的忠诚度。​
“孝忠两全” 的价值观塑造：文中 “奉母命，孝也；酬国恩，忠也”，是清代官方对刘仕伟行为的核心定性，将 “孝”（遵母命）与 “忠”（报国家）结合，塑造 “忠孝两全” 的道德典范。这种价值观不仅是对刘仕伟个人的褒奖，更旨在引导社会大众（尤其是士绅阶层）以他为榜样，主动为朝廷分忧，是清廷进行思想教化的重要手段。​
三、文本细节注释​
“人手行地，马绊援升” 的行军细节：描述翻越刮耳岩时的艰难 —— 士兵需手撑地面攀爬，马匹依赖绳索牵引，直观展现金川地区 “山地险峻” 的地形特点，也解释了清军为何在战后 “修缮隘口”（地形易守难攻，需加强防御以防叛乱）。​
“献俘纳款” 的臣服象征：“献俘” 指献上俘虏，“纳款” 指缴纳钱款或贡物，是古代边疆部落向中央政权臣服的标准仪式。莎罗奔等人此举，不仅是军事上的投降，更是政治上承认清廷主权的象征，标志大小金川正式纳入清朝疆域的管控范围。​
“颁赏各土司米石” 的安抚策略：清廷在平定叛乱后，未对土司进行报复性打压，反而赏赐粮食，体现 “恩威并施” 的治理智慧 —— 通过 “威”（军事威慑）迫使土司投降，再通过 “恩”（赏赐安抚）稳定其情绪，避免因过度压制引发新的叛乱，这是清代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常用策略。​
“名不在弁兵之籍” 的特殊性：刘仕伟最初未列入正式官兵名册，属于 “自愿参军”，却最终立功受赏，这一特殊经历被作者强调，既凸显其 “急国家事” 的主动性，也打破了 “只有在编官兵才能立功” 的常规，为后世树立了 “无论身份高低，只要为国效力就能获得认可” 的榜样。​
四、非官方视角补充​
“蛮酋欢忭” 的叙事偏差：文献中 “蛮酋欢忭，皆望北稽首谢”，是清廷官方对土司态度的美化表述。从藏区视角看，土司的 “欢喜” 更多是迫于军事压力的无奈顺从 —— 战后清廷加强对金川的管控，限制土司权力，征收赋税，土司实际处于 “臣服却失去部分自治权” 的状态，所谓 “欢忭” 更多是表面姿态，而非真心认同。​
刘仕伟 “孝忠两全” 的现实考量：文中将刘仕伟参军归因于 “奉母命” 与 “酬国恩”，但从实际来看，其行为也有个人发展的考量 —— 清代武进士虽有做官资格，但晋升缓慢，而边疆战役是 “破格提拔” 的重要机遇。刘仕伟主动参军，既符合 “忠孝” 价值观，也为自己争取了仕途捷径，这一现实层面的动机，是官方叙事中被淡化的部分。​
善后事务的长期影响：清廷 “给以信票，稽其往来” 的制度，虽短期内实现了边疆稳定，但也限制了金川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修理诸隘口碉寨” 虽加强了防御，却也加剧了藏区民众对清廷的戒备心理。这些措施为后来第二次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埋下隐患 —— 长期的管控与压迫，导致金川土司再次叛乱，反映出清廷边疆治理策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