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人系列之——照相的
“照相的”是家乡土话,就是照相师的意思。
神潭溪街上有两个照相的,一个叫肖厚仁一个叫李书华,两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穿着打扮从来都是恭恭敬敬整整齐齐,给人一副机关干部的模样。这也难怪,毕竟照相这个行当在当时人们的眼里那就是一个又有技术含量又能挣钱还体面的职业而广受人们的羡慕。街坊们一说起照相的,总认为那就是“打起甩手就能把一家人的肚儿馈圆的活儿”。
肖厚仁家住巴中街,李书华家住南江街。隔三岔五的当场天,他们两人就在各自所在街道上的固定位置摆摊照相。肖厚仁在巴中街中街凉亭子前面靠山坡的一块空地上挂挡子,李淑华在南江街他家老房子一侧的木架子板壁墙上挂挡子。所谓挡子,就是一块一丈见方的上面绘有彩色风景的幕布,以此作为照相的背景,同时也是照相的招牌。
肖厚仁、李书华虽然是神潭溪街上的人,但他们却是属于下两区供销社管辖的集体照相馆的员工。这个全区唯一的照相馆当时只有三个人,负责全区八个公社的的照相业务,除了肖厚仁和李书华外,还有一个是元潭街上的。因为照相馆属于自负盈亏,所以照相的也和做小生意的人一样每逢当场天就要背起照相机轮流到有场镇的公社去赶场,挂挡子照相挣工资。照相在当时属于高消费,除了家中有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比如参军招工、提干升迁、家属随军、结婚生子等等会有部分家境较好的人有照相的意愿之外,其余就是学生毕业单位开重要会议以及单位职工的偶尔为之。顾客虽然不多,但背不住全区八个乡镇的学校、机关单位和一两万百姓,不仅不愁生意,收入也相当可观。
神潭溪街上独占两个照相的,和街道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除了热闹的水陆码头外,还有就是周边五六个乡镇只有神潭溪才有猪市,所以只要不是大雨洪水,神潭溪的当场天总是人头攒动很是热闹。照相和做生意一样,只要人多总有人愿意照相,加之照相在当时很时髦,特别能激发手里有两个闲钱的年轻人的冲动,于是一个当场天下来,肖厚仁和李书华两个照相的总能照个二三十甚至四五十张照片。有人算过一笔账,各种尺寸的照片平均算下来一张三毛钱,平均一个当场天照三十张照片,全区四个场镇平均一个月赶二十场,能挣一百八十元,除去相纸底片药水和集体提留,个人至少可以收入八十元。八十元啦,而当时的公社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四十八元!
挣钱多固然叫人妒忌,但对像我这样的少年来说,更多的还是喜欢照相这个我认为有技术含量还比较轻松的职业,于是对照相的也就很有几分崇拜。神潭溪每逢一四七当场,但肖厚仁和李书华并不是每个当场天都在街上摆摊照相,他们会轮流在下两、元潭还有仁和这几个场镇的当场天去摆摊照相,只是神潭溪既是老家且业务也相对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在老家摆摊照相的频次也更高一些。
因为和肖厚仁同住在巴中街,我小时候也就有更多机会看他照相。将挡子挂在老式木头房子的外墙,把两个贴满照片的相框摆在靠街沿的堡坎边,靠墙放两条长板凳和一个木凳子,再把老式三脚照相机支撑在那块三四十平方米的土坝子中间,之后就坐等顾客来照相了。每当肖厚仁挂挡子,很快就能吸引不少赶场人的目光,除了挡子上绘制的美丽风景和相框里的照片外,那台老式照相机也特别具有吸引力,——能够在顷刻间就把人的影子关进这个小小的黑匣子里,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为此,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甚至还相信所谓照相会摄人魂魄的说法而对照相心生恐惧。
春节前后几个月是照相生意最好的时段。一到腊月,照相的人就多了起来,成圆儿子打发女的、在外地工作回家探亲的、家中年岁已高的长辈过生日的,不少人就会拖家带口来街上照张照片留个念想。那一年春节后的一个当场天,邓家山的邓老大带着一大家子来街上照全家福。三十多岁的邓老大在东北某地当军官,因为给爱人办理了随军,走之前他带着全家人来街上照全家像。
邓老大的父母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在当时算得上很长寿的年龄了。害怕照相勾人魂魄,刚开始两位老人特别是邓老大的老娘说啥也不愿意去街上照相。为了打消二老的顾虑,邓老大指着报纸上刊登的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来说服两位老人,告诉他们,要是照相会勾人魂魄,那国家领导人每天都要接见外宾都要照相,人家咋一点也没事呢。邓老大的劝导起了作用,父母最终同意去街上照全家相。
选择了一个天气好的当场天,邓老大一大早就带着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来到街上。走到中街照相的地方,邓老大笑着一边和肖厚仁打招呼一边递上香烟。说明来意并清点完人数后,肖厚仁建议最好照张七寸的,价钱是两块钱外加两张照片,如果要加洗,一张五角钱,如果上色每张再加五毛钱。和肖厚仁一番商量后,邓老大最终决定拍张七吋的上色照片并再加洗两张,一共四块钱。看着邓老大将四块钱交到肖厚仁手上,围观的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到底是在部队上当军官的,出手就是大方。
收了钱就开始干活,肖厚仁打着手势说着话将所有人叫到景布前面,按老幼尊卑对一家人进行一番排列。在众人的围观下,除了邓老大比较放松外,其他人或正襟危坐或手足无措个个都显得有些紧张,似乎手脚都不知该放到哪里才好。倒是肖厚仁不紧不慢,除了不停挥手指示人们的坐姿站姿,还时不时靠近他们指点谁谁往左靠一点谁谁往右站一点谁谁头要低一点谁谁脚再踮一点。来来回回一番拨弄,肖厚仁最终站在相机后面,又是一番审视后,他对人们的表情似乎并不满意,于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告诉邓老大,要他告诫家人尽量放松,脸上尽量带着自然的微笑。在肖厚仁和邓老大的努力下,两位老人脸上有了几分疲惫的神情,几个妇女脸上的表情也显得越来越僵硬。自知一切只是徒劳后,肖厚仁只得示意邓老大回到座位上坐好,自己随即将头钻进那块固定在相机机身上的外黑里红的绒布帘子里。
蒙着布帘子什么也看不见,但眼尖的人却发现相机前面的机箱在前后移动,这更让人们觉得厚仁的操作很神秘。就在围观的人对其进行各种猜测的时候,却见肖厚仁将头从厚绒布帘子里伸了出来,随即伸出右手将卡在三脚架缝隙中的赭红色橡皮球握在掌中。皮球上有一根长长的连接到镜头下方的橡皮管,有懂行的人说橡皮球就是照相机快门的“发芽子”,用手快速拿捏橡皮球,快门随之启闭,相机里面的胶片被曝光,人像就被留在胶片上了。快门、胶片、曝光这些新词对小乡场上的人来说既陌生又新奇,但更让人觉得新奇的还有肖厚仁用手拿捏橡皮球的动作。
手握橡皮球的肖厚仁一脸凝重地再一次告诫镜头前的人千万不要眨眼不要乱动,否则照出来的照片是“虚”的。虽然不知道“虚”的具体含义是啥,但他们肯定知道最重要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都下意识地将身体挺一挺,努力让脸上的表情显得自然一些。最后一次扫视众人并确认一切无误后,肖厚仁举起左手叮嘱大家看镜头,庚既,就见他上半身往下一沉右手快速将手中的橡皮球使劲捏了一下。在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后,肖厚仁迅速将腰板挺直,说了一声“好了”,就开始把手中的像皮球重新卡回到相机三脚架的缝隙里。
一声“好了”,让镜头前的人们个个一脸狐疑。花四块钱——差不多是当时街上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饭钱——来照相,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调整好姿势和脸上的表情,可我们什么事都没做呢,咋就好了呢?这样的疑问别说镜头前照相的人,就是在一旁看围观的人也觉得少了点什么。花钱照相,好歹也该有个过程,至少也要弄出点什么动静出来吧,再不济也应该让照相的人看到点什么东西才对呀。面对满脸狐疑的顾客,肖厚仁再一次对他们说,相已经照了,等下次赶场就可以取照片了。好在邓老大清楚照相的流程,在他的招呼下,一家人好不容易接受了事实并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1974年6月,我初中毕业,学校请肖厚仁来给我们拍毕业照。那时候我们一帮发小靠节假日背力挣了点零钱,我便有了第一次为自己照张照片的自由,于是花五毛钱照了一张两寸的平生第一张全身像。那天除了毕业照,还有不少同学或照单人像或与要好的同学照合影照,让肖厚仁好一番忙活。在拍照的间隙,有老师初略算了一笔账,那天肖厚仁至少照了六十张照片,收入超过了二十元,这让我们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很是惊讶。但肖厚仁却说,给学校照毕业照一年就那么几天,算上春节前后,一年最多只有三四个月是生意旺季,除去成本和集体提留,进入个人口袋里的的收入一年最多也就四五百元。话虽如此说,我们还是觉得照相这个职业是个收入比老师高且还是比当老师更体面的工作,为此有同学甚至当即询问肖厚仁愿不愿意收他当学徒。
1977年后,个体户进入照相行业,很快,南江街的杨华山和巴中街的张楷佳就开始背起海鸥相机为人照相了。照相本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可人家小媳妇张楷佳居然也能照相,这让不少街坊对她刮目相看。每次看到她将刚刚冲印出来的照片拿到她家门口的三合泥坝晾晒时,总有街坊以此教育自家孩子要学习她的榜样,长大了照相挣钱。因为是女性且能吃苦,自从开始照相,张楷佳家里的日子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到三个月她就买了一台“七管收音机”,在当时那可是人人羡慕的奢侈品。
照相能赚钱,进入这个行当的人很快就多了起来,竞争变得激烈,收入开始下降。为了填补照相收入的不足,肖厚仁开始为人修锁配钥匙,李书华也坐车到更远的乡镇或步行到更偏远的农村为人照相。几年后,彩色照片开始流行,南江、巴中县城里的摄影师也骑着摩托车来到乡镇上为人拍摄彩色照片,这让照相市场的竞争更加剧烈。短短四五年时间,杨华山张楷佳等个体照相便不得不转行另谋生路,街上照相的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现而今,神潭溪街上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照相的了,但复印店、婚庆店却开了起来。因为使用了数码产品和彩色打印机,复印店婚庆店不仅可以拍摄各种证件照,纪念照,大尺寸合影照,还有无人机拍摄、摄像和通过AI为顾客定制各种需求的专题片。有街坊说,现在神潭溪街上虽然没有照相的了,但比起肖厚仁李书华那二年,人家整出来的照片和录像,那硬是比电影还好看,真个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 . . . .
看来,即便是照相,也必须与时俱进,方能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