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诗学与文明薪火——论袁竹的长篇小说《四川》四部曲之—《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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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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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饮食书写不再局限于味觉的感官描摹与怀旧的情感宣泄，当一道川菜的滋味成为折射百年国运、家族沉浮与文明传承的棱镜，袁竹的长篇小说《四川》四部曲之—《川菜》（“纵横中文网”2026年1月连载）便完成了从通俗题材到现代史诗的跨越。这部作品以精密的结构编排、丰饶的意蕴承载，将麻、辣、甜、酸、咸的味觉复合升华为历史之涩、记忆之甘、离散之苦、坚守之醇与新生之鲜的生命全息体验，在“何为传统”“何以传承”的根本性追问中，构建了一套独具东方智慧的“滋味诗学”。它不仅是对川菜文化的深度解码，更是对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转型困境的深刻回应，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中国方案。在泛着豆瓣酱红油光泽、萦绕着醪糟醇香与二胡幽咽的文字肌理中，我们读到的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是薪火相传的永恒命题。

一、味的哲学跃迁：从工具理性到意义建构的精神突围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的核心智慧，凝练于陈家太爷爷陈守源留下的“味在书外”四字箴言。这一箴言并非简单的经验之谈，而是整部作品的哲学基石与精神线索，它贯穿于陈家五代人的传承历程，完成了从“味在书中”到“味在书外”的哲学跃迁，最终实现了对工具理性的精神突围与意义世界的重新建构。

“书内”的局限，在以陈默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性视角中得到了极致呈现。作为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陈默最初坚信“滋味”可以被全然框定于“书内”的知识体系与理性框架之中。他的实验室成为“书内”世界的极端隐喻——色谱仪、质谱仪、基因组测序等精密仪器，试图将复杂的风味分解为可量化、可复制的数据流。当检测结果显示豆瓣酱样本“所有指标完美符合现代食品标准，却不像记忆里爷爷厨房的味道”时，工具理性的边界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科学数据的本质是扁平的、去语境化的，它能够精准解析食物的物质构成，却无法捕捉附着于食物之上的“魂魄”——那些由时间沉淀、记忆浸润、情感浸染而成的独特灵韵（Aura）。本雅明曾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会消解艺术作品的灵韵，而在《川菜》的语境中，科学理性的量化分析同样消解了食物的灵韵。这种灵韵的消解，本质上是意义的失落，当食物被简化为数据的集合，它便失去了与历史、记忆、情感的深层联结，沦为纯粹的消费品。

与“书内”的局限相对，“书外”是一个充满暧昧性、流动性与生命力的意义维度。它囊括了一切无法被标准化、文本化的存在，是滋味的真正源泉，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场域。“书外”的丰饶，首先体现在时间的沉淀之中。爷爷那罐沉睡了二十余年、每年“续气”的豆瓣酱，早已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成为时间的结晶与情感的载体。它的风味不仅是时间物理性与化学性作用的成果，更是等待、守护与期望的情感性结晶。陈建国所言“就像有些事，时间久了，不是忘了，是沉到最底下，变成底味了”，精准地道出了时间在传承中的核心价值。在这里，时间不再是空洞的流逝，而是积极的酿造者，它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家族的历史记忆融入食物的肌理，形成独一无二的“底味”。这种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滋味，是任何科学仪器都无法复制的，它承载着家族的精神密码，是传承得以延续的精神根基。

身体的记忆，是“书外”世界的另一重重要维度。陈建国的“火候”论，彻底超越了温度与时间的量化控制，成为一种深植于身体的“体知”（embodied knowledge）。这种“体知”是“心与手的默契”，是“菜与人的机缘”，是经过千锤百炼后内化于筋肉神经的直觉节奏，如同川剧帮腔之“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身体记忆并非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主体与世界交融互动的产物，它将外在的技艺转化为内在的生命体验，使传承超越了文本与语言的局限，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实践。当陈建国在“陈师傅课堂”上将这种身体记忆升华为可传达的“知识”时，他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将私密性的经验转化为公共性的文化，使“手艺”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情感的浸染与关系的网络，则为“书外”之味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底色。永昌在前线以锅勺慰藉将士的“战时菜谱”，将家国情怀融入滋味之中；沈玉棠用一生等待酿成的醪糟，将私人情感淬炼为文化坚守；陈爱华五十载分离化入的二胡琴音，将历史伤痛转化为情感共鸣；陈默父子从隔阂到和解的温情，将代际冲突消解于滋味的联结之中。这些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作为“无形的调料”，悉数融入滋味之中，使食物成为情感的载体与沟通的媒介。莱诺女士品尝后所言“我能尝到思念，尝到等待”，正是“书外”之味的直接印证，它证明滋味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更能够传递情感、触动心灵。而从李调元与家厨陈福的知音之托，到永泰永昌兄弟的恩怨与隐性的精神共鸣，再到当代“传承共同体”的构建，滋味始终是联结人与人、代与代的媒介。五味轩最终的成功，并非陈默一人的功绩，而是学者、艺人、老饕、邻居、乃至昔日对手共同“帮腔”的结果，这充分体现了“书外”世界的关系性特质——传承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集体对话。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未陷入“书内”与“书外”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二者之间构建了辩证统一的关系。陈默的成长轨迹，正是从迷信“书内”到领悟“书外”，最终寻求二者辩证统一的历程。他用科学技术复活“天府菌”，却将其置于传统陶罐与百年老引子的环境中发酵；他用数字化技术保存陈建国的刀工，却明言这仅是辅助，真正的掌握仍需“上手”实践。这种辩证统一，喻示着真正的传承既非固守玄学般的“手感”，也非迷信数据的万能，而是让实证精神与人文情怀对话，让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相互校准、彼此滋养。在这一过程中，陈默完成了从“数据分析者”到“意义建构者”的转变，他不再将科学理性视为终极真理，而是将其作为传承的工具与手段，为“书外”的精神内核寻找“书内”的现代载体。这种精神突围，不仅是陈默个人的成长，更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时代的精神觉醒。

二、叙事的考古学实践：碎片化历史与整体性意义的编织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的叙事艺术堪称精湛，它突破了线性史观的宏大叙事窠臼，采用一种考古学式的拼贴与蒙太奇手法，将散落于百年时空的历史碎片精心编织成意义之网。这种叙事实践不仅再现了中国近现代百年的沧桑巨变，更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认知方式——历史并非线性的、连续的进程，而是由无数碎片构成的多元复合体，传承的韧性恰恰体现在碎片的拼接与意义的重构之中。

多元文本的并置，是《川菜》（《四川》四部曲之—）叙事考古学实践的核心策略。故事由多重异质文本层叠构成，包括科学报告（检测数据）、历史文献（《醒园录》、老报纸）、私人文件（永昌战地笔记、沈玉棠手札、楚云岫遗稿、陈家调查表）、实物遗迹（残匾、古砖、印章、老菌种）、口述历史（郑老先生、村中老人回忆）以及当代的媒体文本（报道、直播、社交媒体互动）。这些文本碎片如同散落的瓷片，各自承载着特定时空的局部真实，彼此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叙事者并未试图掩盖这些差异与冲突，而是将其完整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跟随陈默与马晓悦的考据步伐，见证这些碎片如何逐渐咬合、相互印证，最终还原出一幅跨越五代人、一个世纪的壮阔图景。

以《醒园录》的传承历程为例，这部承载着李调元饮食哲学与陈家技艺精髓的典籍，在历史的动荡中被撕裂为两半，分别由永泰与永昌兄弟传承。半部《醒园录》在战火中被冒死抢出，成为守护传统的象征；另一半则被带入前线，在极端条件下被因地制宜地创新发展，成为开拓进取的见证。这两半典籍的分离与最终合璧，不仅是家族命运的缩影，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命运的隐喻。而叙事者通过永昌战地笔记、沈玉棠手札、楚云岫遗稿等多元文本的并置，将《醒园录》的传承历程完整地勾勒出来，使读者能够在不同文本的对话中，更深刻地理解传统在历史动荡中的坚守与流变。这种多元文本的并置，打破了单一叙事视角的局限，使历史呈现出多元共生的丰富性，也让传承的意义在文本的碰撞与融合中得以凸显。

断裂与连续的张力，是《川菜》叙事的另一重重要特质。历史在小说中呈现为一系列的断裂：战火焚楼、兄弟决裂、运动毁物、母女离散、老泉填塞。五味轩的牌匾本身便是“残”的，它如同历史的伤疤，见证着岁月的沧桑。然而，正是在这些断裂处，传承的韧性得以极致凸显。永昌的半部《醒园录》虽焚，一页菜谱却因偶然飘出而得以保存；楚云岫的记忆虽濒湮灭，一把钥匙与提前寄出的包裹却让线索重现；家族的脉络虽几近中断，陈芸的归来却使支脉重续。小说暗示，文化的基因如同“天府菌”的孢子，能够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休眠，等待适宜的时机复苏。断裂不是终结，而是记忆转入地下、以更顽强方式延续的契机。这种断裂与连续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本质——它并非一帆风顺的线性传递，而是在历史的波折与动荡中不断挣扎、不断重生的过程。每一次断裂都是对传承的考验，而每一次重生都让文化的基因更加坚韧。

时空的折叠与对话，进一步深化了叙事的历史纵深与哲学意蕴。叙事者巧妙地将不同时空并置，使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全球、乡村与城市产生深刻的对话效果。李调元乾隆年间的刻砖、民国永昌的战地书信、当下陈默的实验室数据，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中交汇；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论坛与成都老家的菜园，通过视频连线与思想共鸣相连。这种时空折叠的手法，消解了传统/现代、本土/全球、乡村/城市的简单对立，呈现出文化传承作为一种“同时性”存在的本质——过去并非已经消亡的历史，它作为“活的传统”持续参与着当下的建构；本土也并非封闭的存在，它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的对话。当陈默在巴黎论坛上讲述五味轩的传承故事时，他所传递的不仅是川菜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生存智慧。这种时空对话，让传承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实践。

三、人物的谱系建构：作为文化精神载体的代际肖像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中的人物并非简单的功能性角色，而是构成了一个象征中国文化精神不同面向的丰满谱系。陈家五代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角色，各自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不同维度，他们的命运轨迹相互交织，共同演绎了一场关于坚守、开拓、寻根与整合的文化传承大戏。这一人物谱系的建构，不仅展现了家族的百年沉浮，更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以来的精神流变。

陈守源（太爷爷）是理想主义者与文化传承的奠基人。他怀揣“饮食之道通于治国”的文人抱负，将李调元的饮食哲学从书斋引入市井，创立五味轩。他代表了文化传承中“道”的层面——对饮食作为文化实践的高度自觉与价值赋予。在陈守源看来，饮食绝非简单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承载着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与文化理想的实践活动。他将文人的精神追求融入饮食技艺之中，使五味轩超越了普通餐馆的范畴，成为承载文化理想的精神家园。这种对饮食文化的价值赋予，为陈家的传承奠定了精神根基，也为整部作品的“滋味诗学”埋下了伏笔。陈守源的理想主义，在动荡的年代虽显得脆弱，却为后世子孙树立了精神标杆，成为传承的精神源头。

陈永泰与陈永昌（爷爷与叔公）构成了“守正”与“出新”的一体两面，他们的冲突与互补，是文化传承中最核心的张力的戏剧化呈现。永泰是“守护者”的象征，他在战火中冒死抢出祖传印信与半部《醒园录》，代表着对传统形制与技艺规范的坚守，是对“根”的执着。他坚信传统的价值在于原汁原味的传承，反对任何形式的创新与改变，这种坚守在动荡的年代为文化传承保留了火种，却也带有一定的保守性。永昌则是“开拓者”的象征，他携另半部《醒园录》奔赴前线，在极端条件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提出“味在心，不在境”的深刻领悟。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菜谱与形式，而是将传统精神与现实语境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滋味。永昌的创新，并非对传统的背叛，而是传统精神在流动中的创造性转化，是对“魂”的发扬。

兄弟二人的“永诀”是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化割裂，他们的冲突本质上是文化传承中坚守与创新的张力的体现。而他们的后世子孙最终将这两种精神“合璧”，则喻示着完整的传承必须包含保守与创新的辩证运动。没有坚守，创新便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坚守便会沦为僵化的教条，失去生命力。永泰与永昌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传承的辩证法则——唯有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才能使传统真正焕发生机。

陈建国（父亲）是沉默的承载者与技艺的肉身化，他是前现代匠人精神的化身。手艺精湛的他却囿于时代，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在商业理性占主导的社会中，他的匠人价值被低估甚至无视，技艺也只能作为个人的肌肉记忆存在。五味轩的重生，首先是他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重生。当他走上“陈师傅课堂”的讲台，将世代相传的技艺从肌肉记忆升华为可传达的“知识”时，他完成了从“匠人”到“文化传承者”的转变，标志着“手艺”从私密性经验向公共性文化的转化。而他最终选择回归乡土，用古法做“最土的川菜”，则象征着文化传承向生活本源与土地智慧的深情回归。这种回归并非倒退，而是对文化根脉的重新审视与坚守，它提醒我们，文化传承最终要扎根于生活，扎根于土地，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陈默（儿子）是现代的寻根者与整合者，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他，初时试图以理性规划一切，对模糊的“传统”抱有疏离甚至轻视的态度。家族的召唤使他踏上“寻根”之旅，而这一旅程也成为他的精神觉醒之旅。他的成长弧光，是从“数据分析者”转变为“意义建构者”的过程。在寻根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传统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内核；科学理性也并非终极真理，而是传承的工具与手段。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运用现代组织管理、品牌运营、数字技术和国际视野，为传统的“魂魄”打造了一个能够栖身与成长的当代“躯体”。他是桥梁，连接了实验室与灶台、数据与手感、全球标准与地方知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女性谱系——沈玉棠、陈爱华、陈芸、马晓悦，展现了传承的另一重维度——非正式的、情感性的、往往被正史忽略的脉络。沈玉棠以戏曲艺术延续爱人的饮食美学，用一生的等待将私人情感淬炼为文化坚守；陈爱华在政治风暴中守护遗物，其存在本身即是历史伤痛的见证与愈合；陈芸的写作，将家族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史料，完成了从“身世飘零”到“主动叙事”的升华；马晓悦则代表了兼具学术素养与实践热情的新一代文化工作者，她以专业的视角为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女性角色证明，传承不仅通过父子相袭的技艺谱系发生，也通过母女相继的情感记忆、通过婚姻与友缘缔结的文化网络而延续。她们是记忆的守护者，是情感的传递者，为文化传承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底色。

四、现实观照：非遗传承的实践诗学与文化自信的建构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它并非一部脱离现实的架空小说，而是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诗学”或“案例小说”。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非遗传承面临着“博物馆化”与“原教旨主义化”的双重困境，而《川菜》通过五味轩的重生历程，提出了“活态传承”的范本，为当代非遗传承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小说首先对两种僵化的非遗观进行了批判。一种是将非遗“博物馆化”，即把传统视为僵死的、仅供展示的标本，忽视其活态的生命力。如赵主任最初想做的商业化猎奇，便是将川菜文化简化为可供消费的符号，失去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另一种是将非遗“原教旨主义化”，即拒绝任何适应时代的改变，固守传统的形式与技艺，使传统失去了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如永泰初期对弟弟创新的排斥，便是这种僵化思维的体现，它将传统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与这两种僵化的非遗观相对，五味轩的实践提出了“活态传承”的范本。小说通过李调元古砖上所刻的“和、时、宜、趣”四字精神，深刻地阐释了“活态传承”的核心内涵——传统是河流，而非冰块；是生命体，而非化石。“和”强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和谐共生；“时”强调传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宜”强调传统要因地制宜，适应不同的语境；“趣”强调传统要富有生活情趣，扎根于日常生活。这种“活态传承”的理念，打破了对传统的僵化认知，使传统在坚守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元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了实现“活态传承”，小说详细勾勒了一个多层次、可操作的传承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包括核心层（商业实体）、研究层（学术支撑）、教育层（代际传递）、社区层（社会根基）与传播层（话语构建）五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核心层的五味轩餐厅，以高品质菜品和深度文化体验实现经济自立，反哺文化事业，为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研究层的高校合作研究计划、数字化档案库、陈芸的著述，为实践提供了历史纵深与理论高度，使传承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教育层的“陈师傅课堂”与“川菜文化校本课程”，实现了技艺的代际传递与文化认同的从小培养，为传承储备了后备力量；社区层的社区厨房，让文化回归日常生活，服务邻里，重建社群纽带，使传承“生根”于社会基层；传播层的媒体叙事、国际论坛、出版物，将地方经验提升为可交流的全球话语，扩大了川菜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文化自信。

这一传承生态系统的构建，强调了传承的“公共性”与“参与性”，打破了家族秘传或政府包办的旧思路，使其成为一项社会共同事业。它证明，非遗传承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只有调动各方力量，形成传承合力，才能使传统真正焕发生机。同时，这一生态系统也回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焦虑。在标准化、快餐化的全球饮食浪潮中，五味轩的成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宣言，它证明了“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怀旧，更在于为现代人提供“深度感”和“意义感”。莱诺女士和米勒先生的激赏，代表着一种世界性的渴望——在同质化的洪流中，寻找具有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身份识别度的文化体验。五味轩的巴黎之行，象征着中国饮食文化（乃至更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有能力以其独特的哲学智慧和实践创新，参与全球文明的对话，并提供宝贵的中国方案。

五、滋味叙事的美学革命：通感盛宴与诗意建构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的语言本身便是一场“滋味的叙事”，作者成功地将川菜特有的复合味型转化为文学修辞，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滋味美学”。这种美学革命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更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全息式的感官体验与精神共鸣，实现了味觉与文学、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融合。

通感的精妙运用，是《川菜》滋味美学的核心特征。文本中，视觉（“鸡血红”的糖色）、听觉（二胡如“豆瓣酱发酵”的哭腔、川剧锣鼓与颠勺节奏的共鸣）、嗅觉（复杂菌种产生的“类似老木头或旧书籍的陈韵”）、味觉、触觉（田黄印章的“温润如玉”）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一个饱满的感官世界。作者通过通感手法，将不同感官的体验相互转化，使“味道”超越了单纯的味蕾刺激，成为一种调动全部身心参与的文化体验。例如，当作者将二胡的哭腔比作豆瓣酱的发酵过程时，听觉与嗅觉、味觉便产生了奇妙的联结，读者在感受到音乐的悲怆之情的同时，也仿佛闻到了豆瓣酱的醇厚香气，尝到了其中蕴含的岁月沧桑。这种通感体验，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更使滋味与情感、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层的联结，让读者在感官的愉悦中领悟到传承的深刻内涵。

史料与诗意的交融，是《川菜》（《四川》四部曲之—）滋味美学的另一重重要特征。小说在严谨的史料考据（版本学、档案引用）与深情的文学想象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永昌的战地笔记、沈玉棠的手札，其内容虽属虚构，但其笔触、质地与情感却极具历史真实感，读来令人动容。作者将史料的严谨性与文学的诗意性相结合，使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献记载，而是充满温度与情感的生命历程。例如，当作者描写永昌在前线用简陋的工具制作川菜时，既引用了战地笔记中的具体细节（食材、做法、环境），又通过文学想象渲染了当时的氛围与永昌的心境，使读者在了解历史细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永昌对传统的坚守与对生命的热爱。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增强了故事的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使滋味叙事既有史料的支撑，又有诗意的升华。

象征系统的丰富性，进一步深化了《川菜》（《四川》四部曲之—）的滋味美学。“残匾”是破碎而待修复的历史；“印章”是正统与信用的符码；“古砖”是思想铭刻于物质基底的隐喻；“醪糟缸”是微生物与人类共同书写的时间胶囊；“老泉”是失落的源头，但其滋养的生命（菌种）已在他处新生。这些物象贯穿始终，成为意义凝聚与流转的枢纽，它们不仅具有物质的属性，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例如，“残匾”不仅是五味轩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命运的隐喻，它的修复过程，便是文化传承与历史愈合的过程。这些象征物象的运用，使文本的意义更加丰富多元，也使滋味叙事更具哲学深度与艺术张力。

结语：文明传承的永恒“火候”

《川菜》（《四川》四部曲之—）最终将一切凝聚于“火候”这一至高概念。它不仅是烹饪术，更是存在论——是个人在时代洪流中把握时机的智慧，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等待其复兴契机的耐心，是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传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固步自封的审慎态度。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被供奉得多高，而在于它被生活得多深。真正的传承，是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开口说话”，是让集体的记忆在个体的实践中再次“鲜活跳动”。

就像那道永昌醪糟红烧肉，它的美味不只来自故纸堆里的配方，更来自后来者理解了前辈的遗憾、思念与创造激情后，以当代之手、当代之心、当代之材，所完成的充满敬意的重新演绎。《川菜》（《四川》四部曲之—）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川菜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时间、记忆与爱的寓言，是一部为中国乃至所有面临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传统所书写的、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新生记”。

在泛着豆瓣酱红油光泽、萦绕着醪糟醇香与二胡幽咽的文字里，我们品尝到的，是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至味。这味道，在书外，在时间的沉淀中，在身体的记忆里，在情感的联结中，更在每一个愿意守护与创造的心灵之中。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传统如何流转，只要我们坚守文化的根脉，把握传承的“火候”，就能让文明的薪火永远燃烧，让传统的智慧永远照亮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