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饭碗
洛 澍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歌词
量子理论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普朗克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所有物质都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这些量子通过一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振动和结合,则需要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无法用纯物理机制来解释,因此他推断,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智能因素。他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意识是根本的,物质是意识的衍生物。”
我们知道,一个有位格的存在才拥有意识。普朗克所说的意识,只能就是那书卷上所指的“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的那个老天爷的意识了。
老天爷之所以创生万物,旨在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伟大的爱因斯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上帝从不掷骰子。”
我一直喜欢爱因斯坦这句话。我相信在生活中一切不确定性的背后,在一切都被人解释成量子纠缠的背后,其实始终都有一个确定性的隐性变量存在:生活里有许多现象表面看起来很不如人意,甚而与我们的期望完全相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我们生命中最适当的时候发生或与之相遇的。
在我们看来,生活在在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与偶然,笼罩了我们眼前的一切。然而我们当明白,天老爷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老天爷恰恰是借着为各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体验此世人生是如此的惊奇,如此的刺激。而在这种不确定性背后,每个人都有一根专属于自己的确定性暗线,我们一生的行走,都有它暗自的牵引。
因此,我们一生的际遇,都绝非偶然,更非随机,一如书上所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而且基于“天公作美,神明本善”的天道原则,一切都会“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为,这是老天爷的意旨所在。
这样,一生中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老天爷定意要我们有所经历的,并且都有他美善的意图;即便是我们经历一些乖谬弯曲的事件,遭遇某个心性丑陋的人,其实无一不是天老爷对我们画了妆的祝福。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最奇特的一个世纪,然而老天爷却定意要让我们这一代人去亲历它,目睹它,借此让我们看清人性里面的那个恶是何等的幽暗与不可思议,从而让我们晓得:原来老天爷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是何等幸运与特别的一代啊!
明白了这一点,人就能常存一颗谦卑感恩的心,以坦然无惧的心志,去从容面对生命里每一个际遇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机会,以一种超然属灵的眼光去经历,去接纳,去承受一切无常带给我们的生活惊奇。
1835年8月,17岁的卡尔·马克思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学毕业论文。
对于青年该如何选择职业,马克思在文中写道:“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大凡读过这篇论文的人,都会被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尚在中学少年时代便有如此深透的人生看见及崇高的精神境界感动而心生敬佩。
上世纪五○、六○那一年代的国人,尤其是小县城普通家庭中,有志存高远者甚少,绝大多数人对未来不是没有寄望,而是根本就没有所谓“未来”这个概念,除了本能性的对活着的执着,我们对“人生”,完全处于盲然无所知的情况。
那个时候,每个人就如汪洋中的一条没有划桨的小舢板,一切都被社会随意裹卷。那样的一种生存光景,人哪还能萌生什么“择业”的概念?严酷的生存现实早已将人所有可能性的想象抹杀殆尽,“择业”之于我们,那就好像是在说一种宇宙语言,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玄想。
那时的我们,唯一的念想,就是如何能找到一个饭碗,不管这饭碗是金的,是土的,还是木头的,只要有饭可舀,就行。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像现代的人有那么多问题要问:什么是生命的真谛啦,什么是活着的意义啦……我们对于人生和生命,从来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们只执着于生命就是活着,不管以什么状态活着,只求活着,而且仅仅就为了活着,这是我们那时所理解的“生命”全部意义之所在!
至于什么生命的尊严,什么人生的价值,从来就没进到过我们的意识之海,它们与我们当时的生存实境太不搭界。在面对生存性压力绝对的碾压面前,惟有苟活,就如王小波所说的:“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
那个年代,出生普通人家如我辈等,要想找一份工作,要想一个稳定的饭碗,即便费煞了移山气力,动用全家一切洪荒之力,都不一定就能搞定。那种窘境,那种艰难,那种极具虚无的生存光景,今天的青年如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而如果有幸进到锦江油泵油嘴厂这样的大型国企单位,那简直就是一个能引起街坊邻居同学朋友羡慕嫉妒恨的轰动事件。
所以,每当我想起锦江厂,我心里就特别地感恩,感谢天老爷如此地恩待我,眷顾我。
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一个人通过体力或脑力劳动,赚取生存所需收入的活动。
但在那个年代,哪有这般的清晰认知,更不会这般理性地去定义。
我只晓得:有了工作,就有了饭碗,有了饭碗,就可以活下去了。
就这么直接,就这么简单。
那时候,工作之于我们,不过就是有一个饭碗混饭吃的地方。所以人们惯常将工作、上班、找饭吃等等,一概地都称为“混”。
久未见面的熟人在路上不期而遇,彼此问安,习惯性的会说:“哥们儿,如今在哪个地方混啊?”意思就是问你现如今在哪里找饭吃。
如果两人又聊起了第三人的现状,便会说:“不知他老几现在混得怎样啊?”或者“他现在混得不错啊!”混得不错,意味着饭碗端得稳,且饭吃得滋润饱载。
当代人不讲“混”了,当代人讲“漂”:在北京混饭吃,叫“北漂”;在上海混饭吃,叫“沪漂”。在锦江厂混饭吃,自然就叫“锦漂”了。
漂与混近义,皆有暂时苟且度日,迁移不定之意。于是,便都有“跳槽”的后续现象。
“职业”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社会被广为普及,还是要到九十年代开放改革有一段时间之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拓宽了人们找饭碗的范围,增加了人们找吃的渠道且能吃饱饭的背景下,人们才有了按着自己兴趣、喜好去选择工作、挑选职业的可能。
一般来说,一个人喜欢的“工作”,才有可能成为他自己预想从事的“职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职业”是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是将工作作为人生的一种“志业”。
比如,韦伯就把以“政治为业”的人称作是“为了政治而活”的人;这些人从事政治,是听从某种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自己“志业”的人。
这与我们传统社会的“仕途”观,完全就是两码事。
中国人传统上所谓的仕途,纯粹就是将它视为一种找吃的途径,有句俗话就是这么说的:“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一句话,当官为宦,只是为了吃好饭。
没有韦伯所谓的那种“志业”精神的仕途,一个人最终也就只能混成一个有一官半职的官僚,有更多好吃有好喝的机会,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法国思想家约翰·加尔文对“职业”有特别的看见,他给职业的定义有更深层的意味,他说:“‘职业’一词含有‘呼召’的意思,而所谓‘呼召’,乃是神用他的手指头指向某一个人说:‘我要你如此如此地生活。’”
加尔文这话的意思是,职业不是人去找的,而是老天爷早就为一个人预先定意了的,每个在世的人都有老天爷赋予的一个“天职”,老天爷对每个人工作的应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地位完全无关。既然同是老天爷所赋予的,因此,社会上所有工作岗位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并且都还具有其高尚的神圣性内涵。
如果事实真就是这样,那么,锦江厂就是我生命中一个回避不了的一个必然,是老天爷特意为我命定的一条通往完整人生的必由之径,惟其如此,我此世的生命才得以圆满而不至有所缺撼。
这还真有点像中国人老爱挂在嘴边说的两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命里有的终归有,命中若无莫强求。”
天老爷啊!我的要从灵魂的深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因为你的爱。感谢你如此定意了我此世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