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海军的谢阁兰1914年在乐山盗墓笔记

吕国宾龙坪山

初报：吉尔贝・德・瓦赞、让・拉蒂格与维克多・谢阁兰考察团
1914 年中国西部考古成果
第二章 四川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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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过往旅人的记述，再加上我们先前数次入川所得的札记，当筹备这次考察时，一个难题赫然摆在眼前：

四川境内数条江河的崖壁与岸坡上，凿着不计其数的人工洞穴。这些洞穴大小悬殊，高低错落，有的近在咫尺，有的悬于绝壁。每一处洞口都呈近乎规整的矩形，向内延伸出一间或数间石室 —— 可室中空空如也，没有片纸铭文，更无半件古物，简言之，它们仿佛游离于中国大地上所有已知的古迹之外。我们要探寻它们的年代、最初的用途、开凿者的族属，以及最早的居住者究竟是谁。

然而，无论是地方方志，还是中国主要的考古目录，对此都缄口不言。倒是船夫与挑夫们口中流传着一套现成的说法，欧洲旅人也大多照单全收：这些被称作 “蠻洞”（蛮族之洞）的石窟，不过是 “蛮子”—— 那些鲜为人知、备受今人鄙夷的蛮族或原住民 —— 的居所或墓穴。话既至此，便无人再深究下去。

不过，托伦斯先生近年在岷江沿岸石窟中的发现，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珍贵线索。沙畹先生据此推测：“汉代墓葬在此地定然为数不少。” 可 1914 年之前，四川境内经发掘与研究的汉代遗物寥寥无几，一切尚属臆测。因此，当我们初抵蜀地，初见那一片片石窟群时，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巴伯尔在 1886 年考察后写下的那句讽刺结论：“这些开凿于未知年代的洞穴，由身份不明的族群出于难以解释的目的所建。”

我们考察的所有石窟，都分布在长江北岸两条主要支流的流域：嘉陵江与岷江。那些最显眼的石窟穿透崖壁，俯瞰着江面；另有一些藏在次级河谷之中。它们多沿江河分布，却不能就此断言选址与水的祭祀功能有关。更合理的解释是便利：临江的砂岩崖壁最为平整，最易开凿，也最能为路人所见。

石窟的朝向全凭天然：洞口总是与崖壁的自然走向垂直，看不出古人对任何方位有特别偏好。

图一标注了四川地图上我们考察的主要石窟群分布：

• 保宁府
• 绵州
  （嘉陵江流域）
• 江口
• 嘉定东
• 下岷江
  （岷江流域）
• 嘉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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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宁府石窟群
保宁府城墙之外的石窟，各有一条两米长的甬道，通向一间约 2.5 米见方的石室，室底高出甬道一级台阶，顶部为拱顶。

入口已具备此后所有石窟共有的特征：门框呈微差的梯形；门框与门楣边缘均有凹槽，显然是为嵌入某种封门装置而设。这两点足以将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天然溶洞或废弃采石场彻底区分。此外，保宁石窟已显露一些独特细节：形如棺椁的壁龛、布满规整凹点与棱线的穹顶 —— 此处暂不细述，后文将有更典型、更完整的石窟可供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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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绵州石窟群
我们考察的第二处石窟群，位于绵州以南约十二公里处，濒嘉陵江右岸支流雎水。右岸的砂岩崖壁上，距一处 “大型” 石窟不远的地方，还留有唐代的造像。另有一处石窟（图 B）辟有四个 1.8 米 ×0.8 米的壁龛，一个开在甬道，其余三个在石室中。

仅看这些石窟的平面图 —— 第一处的几何对称，再加上精湛的工艺 —— 便足以推翻 “蛮族原住民改造天然溶洞” 的说法：这里分明透着一种文明的技艺，一种素朴而宏大的奢华。

岷江流域将为我们开启一片更丰饶的研究天地，不仅解答了我们的疑问，更揭示出四川汉代艺术中极为重要的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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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石窟群
成都下游五十里处，江水进入红砂岩台地的地方，石窟并无特别可观之处。但在江口以北十里的 “鵝子浩”，却有一片值得细究的石窟群。

江水向西拐过一道弯，斜斜流向一座南北走向的山丘。山丘的东坡是一片倾斜 15 度的巨大红砂岩台地，古人正是选择这片坡面开凿了大量石窟，其工艺尤为特殊：为获得足够的垂直高度，工匠们沿台地最陡的坡面，开凿出一条底部水平的深沟（图 2）。因坡面平缓，有时需凿穿二十余米的岩壁，才能开出可供立门的垂直面（图 C，剖面图）。而在这样造出的垂直面上，石窟入口已具备我们此前提到的两大特征 —— 梯形门框与凹槽。

但鵝子浩石窟的内部布局极为复杂，值得详细记述。

图 C 展示了其中最宏大的一座石窟。25 米长的入口沟道，宽度从 1.2 米渐增至 1.9 米。左侧岩壁凿有两个两米长的壁龛，其中一个仍留存着一具棺木，还有一些砖块，后文再述。入口处不再是简单的凹槽，而是三层内凹的同心矩形门框，气势雄浑；跨入门槛后，内部甬道的高度与宽度，以对称的方式向外扩展。此后，甬道保持 1.95 米的宽度，一直延伸到 14.50 米深的墓室尽头。整座石窟（含入口沟道）的深度近 40 米。

甬道中段，一间 3.5 米深的石室横向展开，与甬道共同构成一间 5 米见方的宏大厅堂。厅顶中央由一根从岩体内雕出的巨柱支撑：柱身为八角形，柱础与柱头为方形，向外挑出的枋子与柱身之间，以一道凸棱分隔。

甬道左侧有三间侧室。第一间与甬道垂直，四壁素面；另外两间的长边与甬道平行，通过特意开设的开口与甬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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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把这份报告的后续章节也以同样的文学化风格译完，还能帮你整理一份四川崖墓考察路线与对应现代地名的对照表，让你更直观地理解考察轨迹。需要我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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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室深处，一道石墙沿余下的纵深将空间隔开。石墙垂直开出矩形镂空，宛如粗棂的窗。壁面在扶手高度处，还有几处小巧的凹龛，想来曾用来安放细碎的物件。最后，在格栅窗下、石室靠前的角落，一个三孔矮灶与所有造物一同，从整面岩壁中凿出。

没有一处表面被打磨光滑：柱身也好，棂格也罢，匠人只满足于将石面规整地劈出纹理。

比起鵝子浩石窟的内部布局，其中的陪葬品更让我们怦然心动。棺椁、人骨、纹饰砖、陶器、俑像一一呈现。除了黏土质地的地面上散落的残片，如前文所述，C 墓中还完整留存着一具棺椁（图 3），可即刻复原。那是一件精美的陶棺，胎质细腻，叩之有声，高略大于宽。棺身素面无纹，弧形棺盖与棺身严丝合缝，榫卯精准。

侧面饰有菱形纹的砖块，正是汉代土坑墓中屡见不鲜的形制。但另一些与棺椁同胎质的陶构件，却是前所未见的新发现：有的平板状，有的呈角尺形（¹），侧面带有线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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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件以三种样式拼接，形成防水而坚固的棺盖，无疑是棺椁的外饰。

出土的陶器多为碗、素面壶，造型却极具辨识度。俑像的完整描述留待后文，但初见之下，便知它们与河南府邙山出土的知名俑像一脉相承。但其古朴的风格，无疑指向更早的年代。石窟地面上的这些遗物，因乡民不断送来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同类物件而愈发丰富：比如一件精美的青铜壶，以不容置疑的青铜断代证据，为这片土地的艺术时代盖上了 “汉” 的印戳。

我们仍需在石窟壁面上，找到以整石雕刻的汉代纹饰 —— 那独特的刚健笔致、转折曲线与个性化的风格，错不了。在邻近的荒山中，我们终于得偿所愿：在远离水源、人迹罕至的灌木丛里，一方精美的矩形门楣（图 4）赫然在目，它盖在一座形制与先前石窟相似的洞口，刻着最经典的汉代纹样：两只修长矫健的神兽相对而立，一枚五铢钱将它们隔开。左侧是瘦劲的龙，右侧是带翼的虎，比例虽被拉长锐化，腰腹的姿态却依然遒劲有力。这正是最典型的汉式线刻，清晰笃定，与巩县石柱上的同类纹样如出一辙（¹）。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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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其与汉代墓柱做细节比对，这一线索便更清晰：门楣两侧的弧形支座，将重量集中于两根壁柱，与西部墓群墓柱挑檐下的支座如出一辙。

在江口方向延伸考察时，我们意外有了新发现。随行的孩子钻进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洞口 —— 那是岩壁坍塌形成的天然通道，仅容一人通过。我们紧随其后：匍匐数米后，改为手足并用，沿 15 米的通道抵达第一间石室，接着是第二、第三间，皆空无一物，也无纹饰。直到第四间，这场冒险终于得偿所愿：两具大型砂岩棺椁，刻满叙事浮雕，却已空无一物。

其中一具（图 5）仍保留着棺盖的三段弧形构件，棺盖原本极厚。它们造型粗犷，工艺厚重，棺身表面是劈削而非打磨而成；凿子留下的平行刻痕，在细密工具凿出的斜纹地子上，生硬地勾勒出凸起的人像。但这些形象毫不含糊：从姿态、风格到题材，都确凿无疑是汉代人物。那位骑鹿的纤瘦女子，已在多根墓柱的顶部出现。那匹拴在桩上的马，线条笨拙沉重，仿佛与河南晁氏及开母庙墓柱的浮雕出自同一人之手（¹）。中央的人物群像，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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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央群像的解读尚存模糊 —— 两位女子之间的物件，是棋盘、骰子，还是乐器？—— 但其时代归属却毋庸置疑。棺椁侧面与另一具棺身的纹样，进一步印证了汉代风格：两座纤细的重檐阙楼，与包氏墓砖上的阙楼如出一辙（¹）；还有一只虽不雅致、却与巩县石柱精美浮雕中的鸟类同属一类的禽鸟（²）。

这座地下墓室内，除了两具棺椁，唯有别处常见的陶片，其中还能辨认出前文所述的拼接构件。但这条意外的通道让我们抱有希望：即便墓葬曾遭盗扰，主入口或许仍完好无损。果然，一条短甬道从内部通向外界，其入口被荒草泥土掩盖，我们花了数小时才清理出来。封门由两块巨大的红砂岩立板构成，紧密拼接，嵌入门框与门楣的凹槽中。

四、嘉定东石窟群
嘉定东石窟群正对嘉定城，坐落在岷江左岸。这里的石窟入口便捷，不仅宜居，更已成为乡民的居所 —— 孩童嬉闹，猪犬穿梭，一如丰饶的四川随处可见的景象。石窟规模宏大，空间开阔，远超此前所见，巨大的洞口敞向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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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它们扮演着穴居的角色，一如我们在陕西见过的数百处黄土窑洞，有时我们自己也曾栖身其中。每座石窟都有其功能，常常兼而有之：粮仓、奶酪坊、厕所、育儿室、牛棚与人居。昔日的葬具几乎未加改造，便为生者所用：水牛食槽的边缘，分明是一具古旧的棺椁。

嘉定石窟的新异之处，在于门楣的建筑性发展。尽管紫砂岩饱受雨水侵蚀、虎耳草扎根裂隙，我们仍能清晰辨认出仿木梁架的装饰性端头 —— 正如墓柱顶部所见：檐口呈雅致的垂幔状，反向的拱券支撑着厚重的拱顶。嘉定石窟的装饰意趣，显然远胜嘉陵江流域。比如在两个入口之间的空隙，设有一道假门，酷似欧洲建筑立面上的假窗；在未开凿的岩壁上，原本应安置封门石板的位置，还刻出了门栓的浮雕，以固定石板。这三道假门嵌在一处宽阔而浅的天然溶洞的弧形岩壁中（图 6）。

现存的棺椁多直接凿于壁龛内，而非独立雕成。我们还发现了双棺椁，两具棺身平行排列，以厚墙相隔。

东群最重要的石窟，嵌在一处宜人的山谷坡上，背对着著名的毗卢寺 —— 这座寺庙在通河与岷江的交汇处，矗立着一尊为船民所敬仰的巨型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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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展示了一组六座墓葬的平面图，它们朝向一处 23 米长、7 米深、高逾 3 米的巨型矩形露天坑。正面的一角已坍塌，初看之下，仿佛是利用了一处天然溶洞作为共用的外前庭。但在左角仍清晰可见、右角依稀可辨的地方，残留着大型门楣的遗迹 —— 它显然曾装饰整个立面，并可能支撑在现已坍塌的中央立柱上。在转角处，最外侧的支撑由壁柱承担。左壁柱保存最完好，尺寸与墓柱相当，檐部为层层挑出的斗拱结构。门楣的额枋饰有檐口垂幔，下方是一排托臂与小型浮雕。厚重的反向拱券将挑檐的重量集中于壁柱，想必也曾如此支撑中间的立柱。

在这份初步报告中，无法一一列举这片地区众多石窟的所有细节，但仍值得一提：

• 一间 5 米见方的宏大石室，高 3.5 米，四周有两层台阶形成的矮座；
• 一座带上升甬道的石窟，入口前庭的门槛高出三级台阶；
• 一些与道路边缘相连、呈 45° 倾斜的甬道入口，深入 5 米后转为水平。这些甬道因堆满厚重的渣土与荆棘而无法探查，清理工作将极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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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你把这份报告的剩余章节也以同样的文学化风格译完，还能为你整理一份汉代崖墓核心特征清单，让你更系统地理解这些发现的意义。需要我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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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岷江石窟群
巴伯尔在 1886 年就精准定位了这处石窟群，以及更南边一处因路途遥远而未能探访的遗址。他在著作中对这些石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给出的解释虽巧妙却难以服众。在犍为石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关键线索之前，我们不得不暂且停下对 “蛮王洞” 的深入探讨 —— 围绕它的种种误解，本就该从一开始就摒弃。

在以漩涡闻名的淘江下游，江水与一道重要崖壁相遇，崖顶是一座道教圣地。这里是所有船夫、官员与旅人都熟知的江段。陡峭的崖壁上刻满了人物造像与佛龛，任何乘船前往嘉定或顺流而下的人都会被吸引。当地人称之为 “蛮王洞”，并立刻围绕这个名字展开联想：有人说 “蛮” 指蛮族之王，意为 “蛮族之王的洞窟”；另一种解读则称其为 “麻王洞”（麻指天花）。人们在最显眼的造像中，挑出一尊相貌殊异的雕像，称其为蛮族之王，并坚信正如巴伯尔所记，这是一位名叫 “黑波” 的倮倮首领 —— 他统辖四大部落，领地从越嶲延伸至嘉定。倮倮人自称 “麻王” 为 “马王”（马王即神马），说它一日能驰五百里，快过烹鸡。若采信 “麻王” 之说，那尊面部布满孔洞的雕像便成了天然的证据。但巴伯尔早已阐明，这些孔洞是后世为安装石膏面具所凿，而那位修复者正是为了让这张脸更贴合民间神祇的模样。

总之，亚历克斯・怀利首次发现的这组造像，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李希霍芬也曾对其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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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引了众多领事、商人与传教士的关注，巴伯尔更是对其详加评述。

这些不过是佛教的佛龛而已：所谓的 “蛮族之王”，实为印度风格的佛陀造像。我们将在后续章节（¹）看到，邻近的石碑足以证明，这里属于北周时期 ——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在四川发现过北周的佛教或世俗遗物。

拨开这些迷雾，我们终于可以转向犍为县上游、右岸崖壁上那些同样醒目的石窟。湍急的大渡河侵蚀着崖壁底部，临江的道路不得不在石窟下方、甚至有时凿穿石窟立面，在岩壁中强行开辟出一条通道。

船夫们称这一系列石窟为 “九洞”，巴伯尔为其绘制了详尽的平面图，甚至细致到内部陈设：灶台、坐凳、厨房灶具的位置、家神龛，还有舒适的卧榻。

我们仅从考古学核心要素出发，描述亲眼所见：一座精美的石窟门楣现已为人熟知，其额枋饰有檐口垂幔，由厚重的反向拱券支撑，矩形壁龛内的浮雕清晰可辨 —— 一只卧兽正对另一只，还有其他汉代风格的人物。内部布局并无新意，但值得一提的是，所谓 “卧榻” 实为一具棺椁，古人将其前壁敲掉，改造成座椅：在榻的两端，仍能看到粗糙的残壁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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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座石窟最初仅为逝者而建，也和其他许多石窟一样，后来成了生者的居所 —— 那些家庭并不在意是否保留古物原有的样貌。

六、嘉定西石窟群
嘉定城北门外十五里，雅安大道左侧，一道极为秀美的紫砂岩崖壁从远方便可望见，其上遍布着密集的开凿痕迹。这里便是白崖。此处的地下墓葬规模宏大，已很难再用 “洞穴” 来称呼，更像一座气势恢宏的墓群。

它们的特征是巨大的立面，高阔到足以覆盖并框住门廊，有时垂直高度超过 50 米。每座墓葬通常有两到三个开口，由粗壮的方柱与壁柱隔开。上方是层层挑出的斗拱，构成了纵向发展极盛的门楣，其规模堪比支撑它的墓柱。穿过洞口，进入前庭，后壁开有甬道，通向墓室。

我们将描述几座由南向北考察时所见的墓葬：

• 一座奇特的岩壁立面，若不拆分其元素，会因过于复杂而令人困惑。其中一些是纯粹的中国古典元素，另一些则是佛教元素，它们切割并改造了前者，显然是晚了数百年的后世添加之物，简言之，是 “伪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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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是前庭布局，由两条宽阔的通道进入。壁面上首次出现了铭文，保存状况良好，其中可辨识出一些宋代年号（¹）。
2.  一座气势恢宏的方形立面（图 7），紧贴崖壁的突出部。尽管雕刻细节已风化，但并未被后世的附加物破坏。门廊有两个极宽的洞口，上方是双层斗拱构成的门楣，饰有瓦当垂幔与椽子端头；在这些构件之间，还能看到禽鸟与人首，其中一人首为 “神兽”，其利爪似要挣脱横梁的重压 —— 这是墓柱上常见的母题。在顶层门楣的正中立柱垂直延伸处，两块矩形浮雕框住了两只清晰可见的对兽轮廓。崖壁的岩石从门楣粗犷的挑檐上方突兀地探出。
这座前庭极为宽敞，两向各长 7 米（图 E）。其铭文比前者更为丰富。立柱外侧刻有巨大的现代汉字 “白崖洞”，现已半毁，这正是当地人对这些墓葬的称呼：“白崖洞”。左侧壁面以半浮雕形式刻有一块高 2 米的石碑，顶部为三角形门楣，方形基座，边缘饰有叶纹。铭文大部分清晰可辨，为隶书，首字虽已漫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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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虽已漫漶，仍可辨认出 “汉” 字。若铭文属实，这便是一份确凿的证据，或许能提供精确的年代。但对字体与边缘装饰的细致研究表明，此问题尚需存疑。前庭左壁还可见到一块清代的长篇铭文。
3.  另一座特征相似的墓葬，在内部转角处保存着一根极为精美的壁柱，其顶部刻有挑出的梁架与斜向的枋木 —— 这是我们在墓柱上从未见过的样式。壁柱柱身仅以菱形纹饰带环绕，风格素雅。门廊立柱上还有一处新的隶书铭文，但几乎已完全磨灭。
4.  最后一座前庭（图 F），长 8 米、宽 4 米。尽管立面因坍塌而损毁，但其内部装饰却保存得极为完好，让我们得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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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首次清晰地看到汉代艺术最令人惊叹的遗迹。其简洁与克制，在此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既然我们已描述了亲眼所见，接下来将整合所有证据，支撑我们的研究结论：

四川崖墓是汉代的中国墓葬。

我们此前已多次提及巴伯尔，他的研究止步于 “石器时代”。这是另一个需要单独探讨的问题。四川确有史前遗迹、原始武器与石棚，但它们与这些技艺精湛、风格明确、年代清晰的宏大工程毫无关联，除了沉默，再无其他共同点。

佛教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诚然，佛教徒也会在崖壁上开凿佛龛，数量甚至超过石窟；他们也会雕刻无数清晰可辨的造像。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处女岩上创作，还会改造前代的建筑，比如我们后续将提到的平阳墓柱（²）。最后，佛教在四川的图像学贡献相对较晚，其最早的可考年代为 529 年，而那时这些石窟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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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存在了三个世纪；佛教徒不过是对其进行了改造与重新利用，有时甚至冒险为之 —— 恕不赘述。

相比之下，将这些石窟归于原住民的说法，至此已不攻自破。人们曾以此解释铭文的缺失与中国文献的沉默，我们自己也曾受此假说的便利，让发掘与考察变得容易。毕竟，在中国，进入一座被认为是 “中国人” 的墓葬是微妙且危险的。包氏墓的发掘就曾引发争议，若在古代，村民绝不会允许如此长久的亵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乡民们顺从地清理石窟入口，还主动提出为我们引路，并满不在乎地说：“这些是蛮子的洞。”

然而，我们既不能将其归于石器时代的人类，也不能归于佛教徒，更不能归于 “蛮子”。关于古代中国的 “中国人” 与 “非中国人” 定义的冗长争论，可以就此打住。直到公元前 3 世纪，四川似乎仍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社会生活之外；但这片富饶肥沃的省份迅速弥补了群山造成的隔绝，到东汉末年（基督教时代初期），它已完全融入中华文明，如同渭河平原的核心地带。试问，在这样一个时代，怎能想象有 “蛮族” 在本省最宜居的河谷中，保留着非中国式的丧葬习俗？更何况，这些墓葬的布局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其装饰也出自古典装饰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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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只是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选择了崖葬，正如古埃及人在底比斯的山中开凿岩墓，也如弗里吉亚与本都地区同时存在土墩墓与崖墓。

至于石窟是为活人而非死者开凿的说法，同样不值一驳。唯有防御需求，才能解释如此浩大、高昂的工程。诚然，传说四川有些难以抵达的石窟曾作为躲避入侵的避难所。但江口石窟群的例子表明，那些极为精巧的石窟，是在一片缓坡且极易接近的岩壁上开凿出长达 40 米的通道。石窟中发现的日常用具也并非障碍：我们已看到，“卧榻” 与 “食槽” 之下，分明是棺椁的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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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就此展开讨论。如果这些石窟最初是由考古学家探访，这场争论本就不会发生。犍为门楣上的装饰被认为 “与中国图案毫无关联”，这是典型的欧洲人误解 —— 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认知，仅来自港口商店里的商品。

即便结论已确凿无疑，我们仍需承认一个令人困扰的反常现象：中国考古学对这些珍贵遗迹保持着绝对的沉默。不仅地方方志与文献对古典时期的这些墓葬只字不提，就连《金石苑》这部本省最严谨的考古目录，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曾给予极大帮助，也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事实上，我们早已注意到，除了极少数例外，考古学家们只描述与评论带有铭文的遗迹。在中国，金石学的地位远超对建筑、雕塑等艺术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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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金石苑》（金石，即金属与石头）在彭山县条目下，有这样一段标题：

汉张叔子穿中记

汉代张氏家族石窟铭文（¹）
我们在此给出译文：

乡民耕地时，听到异响，发现一道裂缝并进入其中。岩石间有一座如居室般宏大的石窟。内部有两道岩壁，由柱子隔开为两间石室。左侧有破碎的砖块与一具埋在泥中的棺椁；右侧有三具凿于岩壁的棺椁，完全被淤泥覆盖。人们举烛探查，在三处发现了铭文：

• 门楣上的铭文被泥土掩埋，仅余十余字可辨。石窟内的砂岩质地疏松，游客触摸数日后，字迹便完全磨灭。
• 两根立柱的正面高处，在发现时（1157 年）尚可拓印。据《隶释》记载，此为张宾妻子的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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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你把这份报告的最终结论与附录部分也以同样的文学化风格译完，还能为你整理一份四川汉代崖墓发现大事记，清晰呈现从巴伯尔到谢阁兰的研究脉络。需要我继续吗？

吕国宾龙坪山

吕国宾龙坪山

张氏穿中记。　　建初二年。字原云：“在眉州碧鸡岩。”

隶释云：武阳城东彭亡山之巅，耕夫㔉地有声，寻罅入焉。石窟如屋大，中立两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秽充仞，执烛视之，得题识三所，一在门旁，为土所蚀，廑存其上十许字，穿中沙石不坚，数日间观者揩摩，悉皆漫灭。其二在两柱前稍高，故可拓，时绍兴丁丑年也。

　一柱二十五字，一柱四十九字。隶释云：本张公宾之妻之穴也，其子伟伯及伟伯妻与其孙陵皆祔葬右方曲内中，故志之。其一则伟伯之孙元益葬其父长仲并弟叔元所志也，其字古而拙。 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金石》（Kin-che，意为 “金属与石头”）这部书在彭山县条目下，收录了一段题为：
汉张氏穿中记
汉代张氏家族石窟铭文（¹）
我们在此给出译文：
乡民耕地时，听得地底有声，循声发现一道裂缝，便俯身钻了进去。只见岩壁间凿出一座宽敞如居室的石窟。内部以岩壁隔为两间石室，立柱相撑。左侧散落着碎砖，一具棺椁半埋在淤泥里；右侧三具直接凿在岩壁中的棺椁，已完全被淤土覆盖。人们举着烛火探查，在三处发现了铭文：
门楣上：铭文被泥土掩埋，仅十余字尚可辨认。石窟内的砂岩质地疏松，游客们用手触摸数日后，字迹便彻底磨灭了。
两根立柱的正面高处：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发现时，铭文还能完整拓印。据《隶释》记载，这是张宾妻子的 “窟”。
脚注译解
（1）《周碑记》将年代定为建初二年（公元 77 年）。《隶韵》将其定位于眉州的毗连岩；《隶释》则指向彭山县北的彭亡山，在古武阳城以东。两处记载吻合：彭亡山确在武阳城以东十里处，而 “毗连岩” 之名，正指向彭祖山脚下的一座寺庙 —— 此处正是彭氏先祖（张姓家族的祖先）墓葬的所在地，其布局虽经后世改造，但原址当为真实。
（2）“崖” 在此处指天然岩壁。
（3）“凿” 字在此显然意为 “在整块岩石中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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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续）：张公宾之妻；其子魏伯（乡侯），以及魏伯的妻儿，皆合葬于此（¹）。
3. 残损的古文字：记述了魏侯的后人云蒙，将自己的兄弟（无论长幼）一同葬入这座墓中。
这段描述与墓葬发现的经过，精准对应着我们时常探访的、田边一处崖墓。它绝不可能是那种典型的 “砖室土墩墓”（如包氏墓）。裂缝通向岩窟、左右分室的布局、支撑立柱、棺椁与碎砖，所有细节都明确指向这是一座崖墓。而那方汉代铭文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些无名、无铭石窟与沉默文献之间的缺失链条。
尽管原文字迹大多已湮灭，但对张氏家族墓葬的辨识仍具有极高价值。我们在江口周边调查期间，曾长期在其标记的山坡上搜寻，向乡民与寺僧反复询问，却一无所获。我们推测，这座石窟的入口在宋代因偶然暴露，才被一位考古学家意外发现 —— 他正是据此描述并抄录了铭文。这位学者似乎也对墓葬的性质感到意外，因此将其归入 “金石” 类，而非 “冢墓” 类；文中也明确提到，家族成员皆 “葬于同一处”。
脚注译解
（1）陵皆附葬：意为家族成员皆附葬于此。

吕国宾龙坪山

诗意化翻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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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能用 “穴” 或 “坑” 这类模糊的词来指代它。后来，入口被荒草掩盖、淤土封堵，彻底从记忆中消失。唯有通过系统且漫长的钻探，才有可能让它重见天日。
在此，我们带着保留地提出如下解释：
汉人在四川的统治，经历过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在汉代文明鼎盛期，人们在当地盛产的软砂岩崖壁上开凿墓葬，这种岩石极易开凿。
随后的动荡年代里，原住民被迫 “下山”，摧毁汉人聚落、盗掘墓葬，并将其中一些改作居所，驱逐了原有的使用者。再后来，当中国重新强盛并再次将此地纳入版图时，考古学家前来寻访古物遗迹。但由于他们并无前人指引（¹），也找不到任何关于这种地方特有葬式的记载，便只关注那些符合他们认知模式的土墩墓，对崖墓的存在毫无察觉。
我们并非随意或为了忠实于旅行日志，才按发现的先后顺序来呈现这些成果。事实上，我们的考察路线 —— 从汉州府到雅安，横穿整个四川，从东北走向西南 —— 恰好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我们暂且不将其视为定论）：从保宁府简单的方形石窟，到绵州精心构筑的墓室，再到江口饰有门楣的石窟，最终在嘉定西部石窟群中，那些宏伟的立面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决定性结论。
脚注译解
（1）中国考古学始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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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递进并不意味着功能上的差异。无论工程是地上还是地下，其用途始终一致。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崖墓中推断出的丧葬仪式，与土墩墓中的仪式并无二致。因此，这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所产生的习俗，而是同一国度内、在特定时代（约公元初年）并存且相互渗透的两种墓葬营造方式 —— 其选址与年代都指向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的土墩墓与四川的崖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正是那些立于河南、陕西与四川墓地入口的 “阙”（墓柱），为崖墓中支撑宏大门楣的立柱与壁柱提供了装饰灵感。
这种风格上的亲缘性，在以下发现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崖墓最集中的区域（如嘉定周边），恰恰也是墓柱最为庞大、装饰最为繁复的地方。
若我们逆着原路线，从西南向东北而行，经由渭河流域进入中国，便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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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墓与墓柱的装饰会逐渐简化，甚至走向退化 —— 简言之，呈现出平行的演变轨迹。
因此，两种建筑影响源自两个对立的中心：一个来自东方（渭河与关东地区），另一个来自西方（其起源有待研究），它们在四川相遇，共同覆盖了相同的核心丧葬仪式。前者以土墩墓为代表，其传播路径已为人知；后者则如古埃及与波斯那样，学会了在崖壁中开凿墓葬，但地形的性质与分布尚未揭示其发展阶段。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源自极西之地的非中国起源，将在后续综合研究中得到证实 —— 我们的文献（文本、平面图、照片与随葬品）将成为研究对象，而本报告无意对此展开详述。
印度佛教教会体系中的若干神秘头衔
（西尔万・莱维与爱德华・沙畹 著）
补遗与勘误
（原载《亚洲学报》1915 年 3-4 月号，第 193-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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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伯希和先生提供的新文本，其中出现了 “mo-mo-ti” 一词。这是一篇刻于开成四年（839 年）二月初一的铭文，出自著名诗人白居易之手，纪念他在苏州府南禅寺建造的一座转轮经藏。铭文收录于《吴郡志》（范成大，1126-1193 年），后在《守山阁丛书》中重印；在此版本中，白居易的铭文见于第三十一卷第 14 页，亦载于《文苑英华》（卷 820，第 2-3 页）。
据铭文记载，白居易在担任吴郡（今苏州）刺史期间，主导了这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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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始于 828 年，竣工于 836 年：“大殿造价共 10,000 缗；经藏与经书耗资 3,600 缗。大殿中央，上设佛坛，下置经藏；经藏与佛坛之间设有转轮装置（¹）……（佛坛有）1,000 个佛龛，分九层排布；装饰以丝绸、金箔与绿彩；佛坛周围悬挂 62 面铜镜（²）；经藏为八角形，每面设两扇朱漆包铜门；经藏四周设 64 个座位；经藏内部通过轮轴（³）转动，以制动装置固定；共藏有 256 函经卷与 5,058 卷经文（⁴）。”
脚注译解
（1）《文苑英华》作 “薰莸之间转九层佛千龛”。《吴郡志》误将 “薰” 写作 “董”，无论何种读法，此句均存在明显错误。从文体的严格对仗来看，佛坛与经藏的描述应相互对应；我们虽不知白居易在此间隔中提及了什么，但显然他在 “佛坛” 前省略了 “薰” 字，以与 “经藏” 前的 “薰” 字形成对仗。
（2）《文苑英华》作 “薰盖”，《吴郡志》遗漏 “薰” 字；合理的推测是，铜镜悬挂于佛坛周围，而座位环绕经藏，这也符合对仗要求。
（3）“轮” 在此很可能指一种类似绞盘的装置，与轮辐相似；正是通过这种装置，垂直插入基座卯口的木构件带动了经藏转动 —— 这与吴县大塔寺的转轮经藏原理相同。
（4）此数字与《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603 年）中记载的数量完全吻合（见 Nasu《目录》导论第 18 页末行）。在一篇昭庆年间（1131-……）的铭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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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强调，这座神圣的建筑对宗教发展至关重要，他祈愿道：“呜呼！愿我州所有地方长官、支提（caitya）首领与摩摩帝（mo-mo-ti），都能悉心守护此经藏，使其免遭损毁，得以存续、扩建与修复！”
在这句话中，“支提首领”（tche-t'i）无疑指寺院住持；而 “摩摩帝”（mo-mo-ti）则为 “vihārasvāmin”，即寺院财产的合法代表。
我们在此指出若干需要更正之处：
第 206 页第 2 行：将 “5° 若有过失……” 改为 “5° 若已完成……”
第 206 页末行：将 “扫地，五事：1° 侧行……” 改为 “洒水，五事：1° 退行……”
第 207 页第 15 行：删除第 3° 条中的 “于内”（“内” 与 “中” 同义）。

吕国宾龙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