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 （连载二）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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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彪论  （连载二）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二章：陇东之子——生命底色与精神原乡的生成

地理褶皱中的精神基因库 每个伟大作家的精神宇宙中，都必然存在一个地理的原点——它不只是肉身的诞生地，更是灵魂的铸模，是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取向最初的矿脉。对张俊彪而言，这个原点便是陇东黄土高原。这片被岁月风雨切割得千沟万壑的土地，不仅以其严峻的自然形态定义了他的童年视野，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堆积层——周祖农耕文明的古朴根系、边塞烽烟的悲怆记忆、革命老区的血色烙印——悄然内化为他全部创作的精神语法。本章将深入这片精神的“地质层”，勘探“牛圈娃”的生命烙印如何转化为不朽的文学矿藏，解析地理的乡愁如何升华为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乡愁，最终揭示：陇东，是张俊彪一切艺术探险的起点，也是其精神价值永恒的归依。

2.1 “牛圈娃”的烙印：苦难作为美学的起源

1952年，张俊彪出生于甘肃省正宁县永和乡王家寺村一个农家的牛圈。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出生地——“牛圈”，绝非一个偶然的细节，而是解读其精神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它首先指向一种原初的、与土地及底层生命紧密相连的生存状态。在农耕文明中，牛是力量与耕耘的象征，是农人最亲密的伙伴。诞生于此，意味着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质朴、艰辛却充满生命韧性的环境之中，与土地、牲畜、劳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烙印”成为他观察世界、体验生命的基点：从牛圈的视角望出去的世界，是真实的、充满泥土气息的、未经任何矫饰的。 “饥饿”与“边缘”，是张俊彪童年记忆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作为陕甘交界的“外来户”，张家生计常年窘迫，父亲日夜劳作难解温饱，母亲因操持家务饥寒早逝。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生存空间的边缘性，共同锻造了他对苦难的深切体认。这种苦难并非被动的承受，而成为其理解人性深度、同情弱者命运的内在驱动力。当他在煤油灯下偷偷阅读《红岩》《青春之歌》时，文学的微光穿透现实的沉重，不仅点燃了希望，更使他开始思考个人苦难与更宏大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这种由个体切肤之痛生发出的对更广泛“人民”疾苦的关怀，构成了他日后“为苍生立命”写作伦理的胚胎。 陇东独特的地理风物，是其美学风格最原始的调色板。千沟万壑、干旱少雨、广袤而苍凉的黄土高原，在视觉和心理上塑造了一种雄浑、沉郁、坚韧的审美感受。这种地理性格深刻地渗透进他的文学语言：其笔下无论是革命战争的宏大叙事，还是个人命运的细腻描摹，都常常带着一种黄土般的厚重质感与风沙打磨过的粗粝感。正如他在散文中所流露的，对那片“厚实且热烈的黄土地”的热爱已融入血液，成为其灵魂的底色。表1：黄土地理空间与张俊彪精神结构的对应关系清晰地展示了这片土地如何系统性地塑造了他的感知与表达： 表1：黄土地理空间与张俊彪精神结构的对应关系 地理/文化特征 内化的精神气质 在创作中的体现 千沟万壑、干旱黄土 坚韧、沉郁、对苦难的深刻体认 叙事风格的厚重感、人物性格的顽强底色 农耕文明的循环与忍耐 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沉情感、坚韧的生命哲学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土地意象、对农民命运的持续关注 革命老区的历史记忆 强烈的历史正义感、为英雄/受难者立传的使命感 《鏖兵西北》《血与火》等革命历史传记的核心驱动力 边塞文化的苍凉与悲怆 苍茫的诗意、对命运悲剧性的敏感 作品整体基调中的悲悯情怀与崇高感 “外来户”的边缘身份 对边缘者、受屈者的深切同情，独立的审视视角 传记中聚焦被遮蔽的历史人物，文学实践中对“移民文化”的关注

2.2 革命叙事的“家学”渊源：私人家史与公共历史的交汇

张俊彪的革命历史书写，其动因并非仅仅源于宏大的历史责任感，更植根于家族血脉中流淌的切肤之痛与未竟的正义诉求。其父亲——一位普通的陕甘边农民，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不仅曾是革命洪流中的一员，更在复杂的历史漩涡中蒙受冤屈。父亲临终后留下的遗物中，那个红色粗布小包，封藏着当年他救过命的指导员和小警卫为他写的证明材料，成为这段家史无声却沉重的见证。然而，这位质朴的父亲在生活好转后却说：“家里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你也工作了，咱用不着去办什么红军证，用不着去领每月的那个什么钱了……” 这种隐忍、宽厚、不向历史索取补偿的品格，以一种更强大的精神力量震撼了张俊彪。 父亲的冤屈与沉默，成为张俊彪内心一个隐秘而持久的创口，也成为他“为受冤屈者立传”这一写作伦理最直接、最内在的心理驱动力。当他徒步穿越陇东、陕北，寻访数百位老红军，抢救即将湮没的口述史时，他不仅是在完成一项历史记录工作，更是在为无数像父亲一样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沉默者寻找回声。正如他自己所言，那些老同志“因为‘文革’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原因，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后来平反了，心里都感到慰藉。而这些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事，也给我带来一些创作想法——我想写传记文学。”这是一种将个人家族的创伤记忆，升华为对民族历史正义进行文学伸张的自觉行为。 因此，张俊彪的革命历史传记，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官方的、庆典式的历史叙述。它带着为父辈“平反”的情感温度，为无名者“正名”的伦理冲动。他选择传记文学这一文体，正是因为它要求“写真人真事，不能随意拓展”，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受难者最大的告慰。通过《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黑河碧血》等作品，他不仅用文学澄正了历史，甚至直接推动了历史问题的解决与相关人物的平反昭雪。私人的家史与公共的民族史，在他的笔端完成了深刻而动人的交汇。

2.3 文学启蒙的乡土路径：从“牛圈娃”的诗句到史诗的基调

张俊彪的文学之路，始于最朴素的乡土抒情。1970年寒冬，在陕西汉中的深山老林里执勤的工程兵张俊彪，写下了第一首诗《毛主席和咱心连心》，意外发表并转载，由此叩启文学之门。这固然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早期诗歌如《牛圈娃》中所展现的 “乡土意象”与“朴素人道主义”的雏形。评论家韩梅村指出，张俊彪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心贯穿了所有文体。这种诗心，首先萌发于对故乡风物最直观的凝视与咏叹。 他吟咏戈壁滩上的小草：“既不葱绿，也不鲜嫩，更无人将它移进庭院；然而，生命力格外旺盛，以绿色生命装点戈壁的春天。” 他俯视陇原群山，在赞美其雄浑的同时，也发出“但毕竟是没有草木的秃岭荒山；我敢对苍天起誓：终有一日，人民会用绿色将你的青春装点！”的誓言与期许。在这些早期诗作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他对坚韧生命的礼赞、对土地深沉的忧思以及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激情。这种情感基调和观察视角——立足于泥土，关怀具体生命，向往美好——为他日后驾驭革命史诗等宏大题材，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情感真实性与伦理基石。宏大叙事若失去了这种源自土地的体温与心跳，便容易沦为空洞的符号堆砌。 此外，陇东深厚的民间文化，如高亢悲凉的信天游、生动质朴的陇东道情、丰富的民间传说与民俗，都潜在地滋养了他的语言风格和审美取向。这使他的文学语言在追求书面化、艺术化的同时，始终保留着一股来自民间的、质朴而富有生命力的气息。当他书写《我的父亲是农民》这样的叙事长诗时，故乡民间艺人为送葬吹奏的《祭灵》古曲，那令人心酸泪霪的唢呐声声，便自然化入了他诗歌的节奏与韵律之中。

2.4 “出走”与“回望”的永恒张力：作为动力的乡愁

张俊彪的人生轨迹，是一部从地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出走”史：从未满9岁离家住校读书，到17岁应征入伍离开黄土地，再到从军旅转业地方，从甘肃到深圳。每一次“出走”，都是对原有生活边界的一次突破，都意味着视野的打开与身份的转换。然而，这种物理空间的远离，非但没有割断他与故土的联系，反而在心理上加剧了“回望”的强度与深度。“陇东大地生养了我，也塑造了我，我与庆阳有着血脉相连的牵绊，庆阳是我的根，是我的魂。” 这不仅是情感的宣示，更是其精神结构的真实写照。 这种“出走与回望”的张力，构成了贯穿张俊彪所有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核心母题。在深圳特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和现代都市文明，他回望黄土地的厚重与质朴，写出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质询的《幻化》三部曲。在功成名就的晚年，他选择的不是停留在繁华的彼岸，而是以文化捐赠的形式完成了一次震撼人心的精神还乡——将毕生珍藏的书籍、手稿、字画等捐赠故乡，建立文学艺术馆。这绝非简单的叶落归根，而是一次主动的、充满建构性的文化行动。他将个人生命积累的文化成果，作为“反哺”的养分，重新注入养育他的文化母体，实现了“将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故土文化血脉”的终极愿望。 因此，对张俊彪而言，“乡愁”并非一种消极的怀旧情绪，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精神能量。它驱动着他不断从故土汲取力量，又不断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和诠释故土的价值。地理上的故乡，由此升华为一个永不枯竭的精神原乡，一个提供价值尺度、伦理参照和美学源泉的永恒坐标。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书写什么，他的笔端始终流淌着陇东黄土的色泽与温度，他的胸腔里始终轰鸣着红河谷的风声与信天游的旋律。这片土地赋予他的，不仅是可以复述的故事，更是一套理解世界、诠释历史的密码，一种在时代巨变中安身立命的文化定力。

陇东之于张俊彪，绝非一个可以被简单剥离的出生地标签。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编码系统，一套生成其世界观、伦理观与美学观的“元程序”。从“牛圈娃”的苦难烙印中，他获得了同情底层、直面真实的勇气；从父亲的革命家史中，他继承了追寻正义、守护记忆的使命；从乡土的诗意启蒙中，他练就了将宏大历史与个体生命血肉相连的叙事能力；从“出走—回望”的永恒张力中，他找到了永不停歇的创作动力与精神归宿。 理解了这个精神原乡的生成机制，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为何一个从黄土沟壑中走出的作家，既能以如椽巨笔为西北革命“鏖兵”立传，又能以哲思之镜透视特区人性的“幻化”；既能坚守“写真实的事情，抒真挚的情感”的朴素信条，又能进行文体与思想上的大胆探险。陇东，是张俊彪全部文学世界的总根源，是他穿梭于黄土地与摩天楼之间而不迷失的文化罗盘。 这一定位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个人、地域与时代如何相互塑造的精彩故事，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谱系，提供了一个坚实而鲜活的起点。

第三章、铁血丹心：革命历史传记的拓荒与重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正经历着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型。当“伤痕文学”以个体命运的泪水洗刷历史的创伤，“反思文学”以理性的锋芒刺穿教条的迷雾时，一种更为厚重、更为艰难的写作正在历史的褶皱深处悄然进行——那便是对革命历史本身的文学重述。张俊彪的《鏖兵西北》《最后一枪》《血与火》等革命历史传记，便是在这样的思想晨曦中破土而出的参天树木。他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径：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必须对历史真实的庄严承诺；不是对既定结论的文学图解，而是对已被尘封、误读甚至遮蔽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艰苦的发掘、考证与重释。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场融合了史学勇气、伦理担当与艺术匠心的精神探险。他深入历史现场，并非为了复制官方叙述的宏伟交响，而是为了倾听那些被宏大乐章淹没的、充满生命温度的独奏与叹息，最终在文学与历史的交叉地带，建立起一座属于他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的“新传记”纪念碑。

3.1 “为受冤屈者立传”的史学与伦理学

张俊彪革命历史书写的灵魂，始于一个朴素而庄严的承诺：为沉默者发声，为受屈者正名。这绝非一个抽象的写作口号，而是根植于其个人家族记忆与时代精神需求的伦理抉择。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中，他敏锐地意识到，历史正义的伸张，不仅需要政治文件的平反，更需要文学叙事的情感抚慰与精神确证。他的笔，于是成为一柄温柔而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入历史的肌理，解剖那些被长期包裹在政治话语茧房中的复杂命运。

3.1.1 历史正义的文学伸张：突破禁忌的勇气

以《鏖兵西北》为例，张俊彪将叙事焦点对准了彭德怀元帅在西北战场这段相对被简化的军事生涯。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在一个尚未完全摆脱特定历史结论阴影的时代，客观而充满敬意地书写这位功勋卓著却命运多舛的元帅。张俊彪没有选择回避或美化，而是通过海量的档案爬梳与亲历者口述，重构了彭德怀作为军事家的果决、作为政治家的原则性，以及在复杂党内斗争中的困惑与坚韧。他写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的“横刀立马”，更写他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背后的忧国忧民；写他对士兵如父如兄的关爱，也写他面对错误批判时的孤独与不屈。这种书写，在八十年代初，无疑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洞察力。它使得彭德怀的形象从一个扁平的政治符号，恢复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功绩有局限、在历史激流中奋力搏击的立体的人。这不仅仅是文学塑造的成功，更是通过文学参与历史评价、推动历史认知深化的实践。 这种对“受冤屈者”的关注，在《最后一枪》对董振堂、季振同等西路军将领的书写中达到了一种悲怆的极致。西路军的历史，长期是中国革命史叙事中一个沉重而晦暗的章节。张俊彪以文学之笔，深入这段历史的腹地，他不仅书写了战役的惨烈与失败，更着力刻画了董振堂等高呼“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将领们，在极端困境下的忠诚、挣扎与绝望。他将历史悲剧从简单的军事失利，提升到信仰、命运与历史复杂性交织的悲剧美学高度。通过为这些曾长期被历史叙述边缘化的英雄立传，张俊彪完成的不仅是对个人的纪念，更是对一段被遮蔽的集体记忆的抢救与激活。他的作品，成为后来史学界和公众重新认识、评价西路军历史的重要文学触媒。

3.1.2 英雄祛魅与人性复归：从“神”到“人”的降落

张俊彪的传记写作，彻底告别了“高大全”的英雄神话模式。他笔下的英雄，不再是天生完美、毫无瑕疵的革命化身，而是在血与火、信仰与困惑、公义与私情中挣扎前行的复杂个体。他揭示英雄的困境，如彭德怀在军事决策与政治压力间的两难；他不回避英雄的失误，如对某些战役指挥细节的客观分析；他更深刻展现英雄的悲剧性，如董振堂壮志未酬的陨落。这种写法，非但没有削弱英雄的光辉，反而因其真实而愈发震撼人心。 他尤其擅长捕捉英雄人物身上那些充满人性温度的细节。在《血与火》中，他可能写到一位将军在战前如何思念家乡的亲人，在战后如何为牺牲的普通士兵落泪。这些细微的情感流露，如同强光下的阴影，让人物的形象顿时饱满、立体、可亲可感。张俊彪坚信，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而是在深知恐惧、痛苦与局限后，依然选择的坚守与牺牲。因此，他的“祛魅”，实质是一种更深刻的“复魅”——让英雄主义回归人性的大地，在泥土与鲜血中生长出足以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充满现代意识的英雄观，使其传记作品超越了特定时期的宣传功能，获得了持久的文学感染力。

3.2 文体创新的自觉追求：“史传小说”的熔铸

张俊彪在革命历史传记领域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其自觉的文体创新。他成功地将历史的严肃性与文学的生动性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可以称之为 “史传小说”或“新传记体” 的独特文体。这种文体，既是对中国传统史传文学“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也是对西方现代传记文学叙事技巧的有机借鉴。

3.2.1 “史”与“文”的化合：考证与想象的双翼

张俊彪的写作建立在异常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为写作《鏖兵西北》，他历时数载，行程万里，走访了数百位历史亲历者，查阅了大量尚未公开的档案、电报、日记和回忆录。这种近乎历史学家的考据功夫，确保了他叙事的历史可信度与细节真实性。然而，他并未止步于史料的堆砌。他深知，历史真相的碎片需要通过文学想象的黏合剂，才能复原为有生命、有温度的场景。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精妙的化合：严谨的史料考证为骨架，小说化的叙事技巧为血肉，诗性的语言为气息。他运用小说中常见的场景描写，将读者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指挥部或艰苦的行军途中；他借助细腻的心理刻画，潜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思虑与抉择；他铺陈富有时代感和地域特色的细节，从将领的衣着饮食到西北的风物地貌，使历史现场栩栩如生。例如，他可能通过一封真实家书的片段，结合合理的想象，铺陈出一个将军在战隙灯下写信时的复杂心绪，将历史大事件与个体最私密的情感颤动相连。这种写法，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抽象与枯燥，也超越了小说虚构的任意性，在“信”与“美”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平衡点。

3.2.2 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的交响：历史的立体声

张俊彪擅长驾驭宏大的历史题材，但他叙事的魅力，往往在于将望远镜与显微镜交替使用。他既能在《鏖兵西北》中勾勒出解放大西北战争的恢弘全景、国共两党的战略博弈，更能将镜头急剧拉近，对准一场具体战役中某个连队的冲锋，甚至是一名普通士兵中弹倒下的瞬间。他让历史的洪流与个体生命的浪花同时呈现。 这种“交响”叙事，构建了一种立体、饱满、多层次的历史图景。读者不仅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感受到个体在历史中的偶然与无常；不仅理解统帅的运筹帷幄，也体味士兵的恐惧与勇敢。他特别注重书写历史中的“小人物”——支前民工、根据地百姓、普通俘虏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了历史底色的丰富肌理。这使得他的革命历史叙事，摆脱了单纯的军事史或领袖史，成为一部融合了政治、军事、社会与普通人心灵的综合史诗。这种视角，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也使得历史叙事获得了更为普遍的人性共鸣基础。

3.3 记忆政治与历史反思：在“重写”思潮中的坐标

张俊彪的传记实践，必须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重写文学史”与“重述历史”的宏大文化思潮中来审视。这股思潮的核心，是对既定历史叙述的反思，对单一历史解释的突破，以及对被压抑的历史记忆的释放。张俊彪以其扎实的创作，成为了这股思潮在革命历史传记领域最具分量的实践者之一。 他的作品，积极参与了民族集体记忆的重新构建。在官方史学尚未及充分展开细节梳理和评价调整的领域，他的文学叙事率先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人性化、也更具悲剧美感的历史图景。他通过文学的方式，将“西路军”“彭德怀的西北岁月”等议题，从专业史学领域和尘封档案中，推向了更广阔的公众阅读与讨论空间，促进了社会集体记忆的修正与丰富。 更重要的是，他的书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他通过对革命过程中内部斗争、战略失误、英雄悲剧的书写，实际上触及了对革命暴力、历史代价、理想与现实冲突等沉重命题的思考。他并非简单的否定者，而是带着理解的同情与理性的审视，试图在文学的维度上探讨：革命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其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残酷性以及它对个体命运的无情碾压，应当如何被后世理解和铭记？他的作品，因此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的哲学叩问意味。 在当下的“新历史主义”视野下，张俊彪的创作可以被再度激活和解读。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文本的叙事性、权力关系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以及历史与文学在“叙述”层面的同构性。张俊彪的作品，恰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他如何在一个权力话语转型的时期，利用文学这一相对灵活的形式，参与到对官方历史叙事的补充、修正甚至潜在地对话之中？他的“诗性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张力？他对“受冤屈者”的关注，如何体现了一种边缘对抗中心、个体叙事对抗宏大叙事的潜在努力？这些追问，将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张俊彪创作的当代价值与理论潜能。 结论与反思：拓荒者的遗产与限度 综上所述，张俊彪的革命历史传记创作，以其伦理的勇气、文体的创新与反思的深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拓荒与重铸”。他将传记文学从简单的生平记录或政治颂歌，提升到了一个兼具历史厚度、文学高度与思想深度的新境界。他成功地将“黄土地之子”所特有的那份对苦难的感知、对正义的渴望、对土地的深情，灌注到对现代中国革命这一宏大主题的书写之中，从而使其作品获得了独特的情感温度与精神印记。 当然，以学术的冷静审视，其创作亦存在一定的时代烙印与探索中的限度。例如，在史料运用上，虽然竭泽而渔，但受制于当时档案开放程度，某些叙述仍可能留有空白；在历史观的表达上，虽然力图复杂化，但整体框架仍建立在革命合法性与进步史观的基础之上，其反思的边界是清晰的；在艺术层面，部分早期作品可能在文学加工的“度”的把握上，或有可商榷之处。然而，这些限度恰恰反衬出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之不易。 张俊彪在革命历史传记领域的实践，犹如在历史的莽原上树立起一系列坚实的路标。这些路标不仅指向过去，提醒我们勿忘那些血与火锻铸的忠诚与牺牲；更指向未来，启示我们关于历史书写应有的诚实、复杂性与人文关怀。他的“铁血丹心”，既献给笔下那些不朽的英魂，也献给了文学面对历史时应持的那份庄严与敬畏。这份遗产，构成了他从“黄土地”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坚实基石，也为我们理解其后续在小说、诗歌乃至文化管理中的全面探索，提供了关键的精神密码。他的传记写作，最终证明：最有力的历史重述，往往源于最深沉的生命共情与最执着的艺术求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