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校何曼秋回忆在芦山县的红军军医学校
我成为红色军医的前后（续）
开国中校何曼秋
1955年9月，解放军部队正式授衔 ，女性干部可以授予军衔的只有五种职务：医院院长、副院长、军医、助理军医、工程技术人员，结果55年授衔时只有4666名女军官被授予了准尉以上军衔。
4666名女军官包括：少将1人，大校1人，上校7人，中校16人，少校18人，上尉143人，上尉283人，中尉797人，少尉2651人，准尉748人。王长德上校（1916年—1971年），四川阆中人，谭政大将的夫人。毛诚大校（1915年—1995年），吉林伊通人
毛诚是1932年入党一直在哈尔滨地区工作，授衔时担任总参谋部联络部副部长，因为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她的军职也被保留。
余伟（1910年—1983年），湖南平江人，何德全中将的夫人。王新兰（1924年—2022年）,四川宣汉人,肖华上将的夫人。陈斐然（1917年-1989年),湖南平江人,傅秋涛上将的夫人、
、唐旦（1917年—2002年），河北青县人，傅英豪上校的夫人
唐旦与傅英豪夫妻是清华大学电机专业毕业，我军无线电技术专家，空军雷达兵的正副部长，1960年唐旦晋升为空军上校军衔。
叶群中校（1917年-1971年 ），福建福州人,林彪元帅的夫人
丁志辉中校（1918年—1980年），江苏无锡人，刘德懋大校的夫人
周东屏（1917年—1997年），安徽六安人。徐海东大将的夫人
权卫华（1919年～2002年），四川阆中人，李基少将的夫人
刘御（1920年 ），山东邹平人。解放军第163医院院长
董其采（1921年～2005年），天津人 ，李作鹏中将的夫人
常凯（1924年～2014年），山东泰安人。张秉玉上校的夫人
何曼秋（1919年～2014年），四川江油人。张汝光少将的夫人
胡敏（1922年～2015年），陕西长安人。邱会作中将的夫人
李玉兰（1920年～2015年），四川营山人。张令彬中将的夫人
刘奇（1918年～2018年），山东沂南人。张鹏展大校的夫人
张苏（1921年～2007年），四川云阳人，李定灼少将的夫人
刘子文（未知）四川成都人。李开湘少将的夫人
我这位叔叔是两年前离家出走的，祖母不知道他的去向，天天默默地求神佛保佑他平安。可是我父亲对叔叔的出走却泰然处之，虽然他们的手足感情甚笃。今天，我亲眼见到已当了红军的叔叔，才领悟到他们之间是有着默契的。他们俩都读过书，在家乡一带算是有文化的人。父亲的一些激进思想，肯定是受了叔叔影响的缘故。他们亲热地谈着。这一情景，顿时使我产生了要走叔叔这条路的愿望，我一头扑到叔叔的怀里，直截了当地问道：“红军里有女兵吗？我要随你当红军去！” 叔叔没有立即回答我，先看了看父亲的脸色，见他没有表情，这才抚摸着我的头说：“以后再说吧！” 这时父亲才开了腔，责怪我不晓得事理：“啥子还不问叔父在外的起居安好？” 叔叔说：“幺女正当的问话和要求，有啥子不好，还值得你吵她。”
父亲对我的要求不表态，倒不是他不想解放我，而是考虑到祖母这一关通不过，在没有征得祖母的同意之前，他不敢贸然对我的命运做出决定。叔叔也知道我的性格和我在家庭中的处境，除了祖母外，包括我父母在内没人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从四德的封建附庸。叔叔的不表态，是另有考虑的。
来到张坝的这一队红军，属于四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他当时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的忠实代理人，在红军内部实行极左政策，搞 “肃反” 扩大化，错杀了很多党和红军的好同志，尤其仇视读过书的知识分子。由于战斗频繁，部队不断转移，“肃反” 运动有所放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叔叔担心我是读过书的女孩子，又不是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到部队中来，很可能成为 “肃反” 的对象。红军还没有根据地，各地转战不定，异常艰苦，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不仅对不起我，也不好向我的祖母和父母交代，所以他的态度既不明朗，也不积极。当时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只是想当红军。我也想到了祖母这一关，我决心用唯一的过关办法 —— 不辞而别。
旧历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听村里妇女们议论有关红军的事。祖母找到我，高兴地对我说：“刚才你到啥子嗒嗒？” 用手指着我家堂屋，“你快回去看看谁回来了！不晓得他们说些啥子，我也听不懂。”
她显得那么高兴、欣慰，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我猜想肯定是叔叔回来了，扭身就往家里跑。一进门，我就尖声叫着叔叔，扑到他的怀里。叔叔拉着我的双手站起来，走到对面一位身材适中、文质彬彬的青年面前，指着我介绍说：“这就是我曾对你说起的何恋湘，我的侄女。”
我这才发现屋中还有一位陌生人，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木然不知所措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镇定下来，知道这位陌生人是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李科长，是特意随叔叔来看望军属的。父亲叫我给李科长行礼问安，我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鞠躬礼。李科长忙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们红军里可是男女平等，官兵一致，打拱作揖是封建。”
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了红军中是有女兵的，我乘机提出了当红军的请求。他表示欢迎，并说军政治部里有，医院里有，女红军多得很。我兴奋地大声问：“你看我够资格吗？” 父亲忙向我使眼色，要我把声音放低，怕祖母听见。因为在祖母的心目中，是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一个女孩子去当兵，更是天大的笑话，是绝对不会允许的。经过和李科长的这次见面，我参加红军的幻想竟要变成现实，真是心花怒放，偷偷地背着祖母准备行装。
当红军去
旧历四月初，我在李科长的领导下，成了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和我同时入伍的，还有我的好朋友李香玲。老队员连夜为我缝制了缀着红五星的黑布斜纹大檐军帽。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有人看着我发笑。我意识到她们笑我的绑腿没有打成均匀的人字形，感到十分尴尬，额头上直冒冷汗，唯恐因军容不能自理而当不长红军。
但李科长却不在意，他在讲话时说：“我们宣传队要去江油前线，除了对敌人进行宣传外，还要协助医务人员作战地救护工作。” 解散后，老队员们议论起红军打仗的事，说四川军阀刘湘比田颂尧顽固等等。我对她们的议论似懂非懂，插不上嘴，但我对李科长的讲话特感兴趣，因为女人也能上前线，干男人干的工作，男女真的平等了。
我们宣传队是随特务营一起出发的。途中休息时，我才发觉这个特务营原来就是我印象最深、最敬慕，从我家门口路过的那支队伍。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像跟家里亲人们在一起一样，一点也没有拘束。况且这次出发去的前线，距我生活过多年，一草一木都比较熟悉的老家不远，心里更感到踏实。在行军途中，李科长和特务营的杨队长以及宣传队的老队员们，对我和李香玲两个新兵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告诉我们一些军事知识。沿途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中坝素有 “小成都” 的美称，而现在这里成了前线、战场。一走到中坝，就听见了枪声、炮声，到处弥漫着硝烟。我随老队员们成天奔跑在战壕当中，向敌人喊话作宣传，抢救负伤的战士，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和疲劳。我为自己一当上红军就能经受战火的洗礼而感到光荣与自豪。
这一天，轮到我和李香玲作宣传队的后勤。我手捧宣传品，她手拎浆糊桶，无所畏惧地向前沿跑去时，流弹在我俩的头上嗖嗖地飞过，我们根本不予理会。突然，李香玲 “噢” 了一声倒在地上，我以为她绊跌了，待一细看，鲜红的血液从她右肩透过单薄的内衣和外衣往外流。她负伤了。我紧忙喊：“香玲挂彩啦！香玲挂彩啦！” 找来了卫生员。他敏捷地剪开袖管，在纱布上撒点当时被视为外用药珍品的海碘粉末敷在伤口上，用粗布撕成的绷带扎好，匆匆将她抬下阵地，送到陈家坪总医院去了。我目睹了卫生员救活李香玲的全过程。从死神手中把她的生命又抢救回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呀！我对医务工作者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萌发了想成为一名红色军医的愿望。
四方面军在攻打江油之前，一直遭受四川敌军的围追堵截，从没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加之张国焘极左路线给红军造成的危害与损失，使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均受到相当大的削弱。这次挥师南下攻打江油，也是张国焘作出的错误决定。
由于敌众我寡，江油久攻不下，而敌军又不断集结兵力反攻，我军只好撤出战斗，三十一军奉命移师西进。正当这个时候，我发高烧，体力不支，被送进了陈家坪总医院的中医分院。入院不几天，我就碰见了情谊深厚的好友李香玲。
原来她伤愈后又染上了疟疾，转院到这里来了。我们在病中相逢，倍感亲切。入院不久，专治疟疾的奎宁在我身上显出了它的效用，症状全部消失，只是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我是个好动的人，就主动学着看护们给伤员端水、送饭、倒便盆、洗敷料。医院的医官都是男的，在给女病人诊病时，医生和病人都感到十分不方便。特别是一些年轻未婚的女同志，常常拒绝医生的触摸，不能配合医生诊断，这就影响了确诊和治疗效果。男医官的医术都比较高明，对创伤外科都有经验，但对妇女病恐怕不是内行，动不动就给女病人下 “干血痨”（月经不调）的结论，常闹出笑话来。由于误诊，有的女病人失掉了救治的时机，以致不该残的残了，不该死的死了。我在住院期间，就多次见到过这类医疗事故。我心想：假如有一位女医生，那该多好呀！女病人们也经常在议论：为什么不培养一名红色女军医呀！当时四方面军的女兵占多数的单位很多，如妇女独立团、妇女工兵营、医院、工厂、运输队、洗衣队等等，是应该有女军医的。不用说，女军医要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精湛的医学技能，“我行吗？” 我常这样默问自己。对女军医，我既充满了深情的向往，又感到自己不具备条件而自我否定。
一天，我又匆匆地走过田间小路，去重病人居住的村子看望好友李香玲。一见到她，我大吃一惊。她那红黑圆胖的脸蛋，变成了黄白瘦削的尖长脸，清秀有神的双眼凹陷下去了。她躺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床上（非特重病人都睡在用草垫起的通铺上），不停地在呻吟着。她一见到我来，忙伸过颤抖的、骨瘦如柴的双臂，想把我抱住，但又立即把手缩回，喃喃地说她患了不治之症 —— 关节炎和肺结核，让我离她远一点，免得传染给我。看她吃力的样子和痛苦的表情，我惊呆了。她就是不久以前我还见过的、有说有笑的李香玲吗？她见我发呆，反倒安慰起我来：“这么多的人得病，都会死吗？我才不相信呢！这里的医官治不好，还有能治好的医官，你不要为我难过！” 我也不相信她会死，只是为不能消除、减轻、分担她的病痛而难过。这时，曾被我自己否定过多次的想当女军医的愿望，又来向我冲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现在就当一名女看护，守候在她的身边。
既然想当女看护，就要做有心人。从此以后，每当总医院医务主任周吉安带领医官查病房时，我就悄悄地跟随在左右，仔细观察如何询问病人、看舌头、翻眼皮、叩胸部、扪肚子、处置伤口等手法和程序，暗自记在心里。每当看护们对伤病员进行处置时，我就主动打下手，向他们请教。由于我干这些事主动、勤快，渐渐地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在伤病员的心目中，也成了一名颇受欢迎的 “女看护”。
白衣战士
旧历五月，接连阴雨，好动的伤病员也只能躲在屋里聊天。一天清晨，外边的雨还在下着，我和看护们忙着消毒、煎药，都说今天总医院不会有人来查房了。话音刚落，总医院看护学校女连长谢朝明，由总看护长林春方陪同，来到我们面前。这位谢连长拉开男人似的粗哑嗓子说：“大家注意，现在由总看护长来宣点病愈出院人员名单，被点到名字的人，宣点后做好出院准备，天一晴就归队去！” 大家都静下来听着。在宣点的名单中居然也有我，这既是我盼望听到的，也是我害怕听到的。说盼望，因为这就证明我已经是个健康人了；说害怕，因为很快就要离开我已经熟悉并热爱着的看护工作，想当一名女军医的理想将要成为泡影了。自从我上次探望病重的好友李香玲之后，曾多次打算向领导提出留在医院学医，但一直犹豫着，怕被误解为不愿回前线，视我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而难于启口。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再不提，就错过了机会。说真的，这时我没有考虑什么影响，毫不迟疑地向这两位领导人表明了我的态度：“请求你们把我留下，学军医、学护士、当看护都行。” 谢连长见我一本正经的表情，只是看着林看护长发笑，意思是要她表态。
林总看护长上下打量着我，用她那湖北口音说：“这个小同志，可不简单，有点志气！” 然后拍着我的肩头，问我年龄，问我识不识字。问到识字，我不太好回答。参加红军时，叔父一再嘱咐我，不能暴露自己有文化，否则是会挨整的；说不识字吧，可我在这一段帮助工作中已有所暴露，别人也不会相信。于是我回答说：“我在军宣传队里学过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 同病房的病友罗经武见我要留下，也提出了想当看护的请求。谢、林两人交换了意见后，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医院里看护很缺，正在设法谋求补充呢。
第二天上午，谢连长把我俩领去见护校校长苏井观同志，因为最后得由他审查批准。
苏井观校长很魁梧，我开始见到他时还有点胆怯，但一经接触，我的不安也就消除了。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问了我们各自的简历，为什么要学医，怕不怕苦，怕不怕脏，让我们写出自己的名字。罗经武的名字是她让我代写的。苏校长对我们的回答感到很满意。他对谢连长说：“给你们增加两个女娃兵。” 这使我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满足，因为这话意味着他不仅同意把我们留下，而且还让我们进护士学校学习。我在向苏校长告辞的时候，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决不辜负他的接收之情。
这个看护学校是由总医院领导的。总医院的政委周光坦是护校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护校有 200 来名学生，分编三个连队。我被编入第三连三排一班。班长金秀琳指定两名老学员与我交朋友，对我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使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天，我被召到总医院去，周光坦找我谈话。他特别严肃，对我详加询问。我感到他是在审查我，随着他的盘问我也逐步提高了警惕，我按照叔父告诉我的注意事项，矢口否认自己读过书，也不多说一句话。
周政委没有再问什么问题，表情和说话的声调才有所缓和：“回去吧！好好学习啰！” 回到班里，金班长忙走过来，关心地说：“我为你吓出一身冷汗。你们新同志不知道，在南（口）通（江）巴（中）杀‘AB 团’时才凶呢！” 她说的 “AB 团” 就是极左路线臆造出来的特务组织。我自己也暗自庆幸，多亏我牢记了叔父的提醒，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
部队改变了攻打江油的作战计划，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强渡岷江，占领松潘、理番。6 月中旬，先头部队进入懋功达维地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了。
达维会师后，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决定进军甘南。但张国焘个人野心发作，不顾党中央的决定与指示，擅自强令左路军转头西进南下。我们护校也跟着随左路军行动的总卫生部到达了西康境地的重镇马尔康。在行军途中，我们护校的课停下来了，所有学员都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我边工作边抓紧时间自学。到马尔康后，我第一次见到由中央红军派来的医生游德胜、朱经模等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有文化，有知识，态度可亲，平易近人，谈吐不俗。我为了探询几种不治之症向他们请教时，他们总是耐心、细致地向我讲解各种病的病因、症状、治疗等要点，我十分敬佩。他们还热情地领我去看病人，使我增加感性知识。我想起了好友李香玲，想让这些高明医生把她从病痛中解救出来。我到处寻找，逢人就打听，终于知道她已死于这次西进的行军途中。她自己和我都不相信她会死，但她毕竟死了，这一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马尔康一带是汉藏两族杂居的地区，生活习惯不同于内地。部队由吃大米，改吃青稞炒粉、玉米豌豆粥，许多人发生腹胀、腹泻，影响了工作和行动，有的竟因之卧床不起。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病倒的也很多。没有病倒的人的任务就加重了，除了风雨无阻的军训、早操和护理伤病员外，还要帮炊事员搓青稞，碾豌豆，晚上还要上课，我算是个 “健康人”，所以整天忙得四脚朝天。
此地对我太陌生了，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顺着马尔康大河南下，也许会把我们带回原来的驻地 —— 王坪。
一天早操刚做完，护校政委戴富阶从远处走来，老远就大声喊：“不要解散队伍，有要事向你们讲！” 我们互相交换着眼色，有的说可能又要出发，有的盼望他给我们带来打牙祭的好消息。
戴政委一瘸一拐地走到我们跟前，以兄长自居的口吻，笑盈盈地说：“同志弟妹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中央红军卫生学校到我们护校招生来了，谁都可以报名，从今天起就报，后天要去总卫生部考试。” 这真是个好消息，队里顿时活跃起来。我更是激动，因为我听说卫生学校是红军的一个高等学府，是培养军医的，假如我能考取，一直神往当一名军医的理想，不就变成现实了吗？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具备什么条件，一想到周光坦政委找我的那次谈话，就更加心中没底。我若继续装作目不识丁，做个不诚实的 “文盲”，能考上吗？若是暴露了自己读过书，那后果又会是什么呢？我想不出好办法，也拿不出主意，转身悄悄地问身边的罗经武：“你报名吗？” 她无所顾忌地大声说：“为啥子不试一试！” 说着抓起我的手，一齐举起来。在我俩的带动下，很多同学也举起了手。
汪荣华（1917年—2008年），安徽省六安人，刘伯承元帅的夫人
戴觉敏（1916年—2003年）湖北红安人，饶正锡中将的夫人
马忆湘（1923年—2016年）湖南永顺人，晏福生中将的夫人
李光明（1921年）四川省通江人，谭冠三中将的夫人
杨磊（1920年）四川通江人，解放军总医院保健科长。
李则文（1916年）河北玉田人，张步峰少将的夫人
考试的那一天，由护校的任文秀连长把我们带到总卫生部所在地松岗镇，总卫生部贺诚部长、我们护校的苏井观校长、卫生学校政治部的周越华主任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这群考生。看到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能当上红军的负责干部，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 ——“读过书的人没有罪！”
我决心在这次考试中 “暴露” 自己，盼望能交上好运。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带进考场。考场是一座喇嘛庙。庙很大，显得空荡荡、阴森森，壁上的彩绘已剥落得模糊不清，地上用木板搭起桌凳作为主考人和考生的座位
我们坐定之后，监考人苏井观和周越华分别向我们介绍主考人和考试科目。
主考人都是卫校教员；考试科目共四门：专业、政治、语文和算术，考试方法是面问口答。考题都很容易。
政治考试的内容是：你为什么要当红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任务是什么？语文考试，是让每个考生把事先写在门板上的短文朗诵一遍，然后解释文意，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专业考试：说出自己知道的人体骨骼名称和内脏名称，疟疾和痢疾的主要症状，内外常用药的名称。算术是三位数的加减乘除。考试的结果，只录取了十几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我的成绩最好。我自己心里明白，在考试中我还是有保留的，故意答错了几个问题，生怕太冒尖了惹人注意。
长征中的卫校生活
我被编入卫生军校军医班第六期。卫校举行了极其简单的开学仪式，先由贺诚部长讲话。接着卫校教务主任孙仪之和政治部主任周越华分别向学生们介绍卫校的教员和他们所担任的课程。课程有生理、解剖、病理、微生物、政治和文化课。没有任何教学设备，连起码的桌凳纸笔都没有。我心想，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教员和学生除了一双手和一张嘴外，别无所有。听老学员讲，从江西出发时还有一架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和一本解剖学图谱，后来在行军作战中被当作负担扔掉了，老学员们也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各部队、医院去工作，直到遵义休整时，他们才又返回学校复课。老学员们在行止不定、环境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尚且能坚持下来，我们新学员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 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学解剖，没有人体实物是很难理解肌肉、骨骼、血管、神经和脏器的走向与部位的。但是，在藏族居住地区想找到一具尸体，比登天还难，因为藏族的习惯是天葬与水葬。凡是死了的人，不是割成一块一块地喂乌鸦，就是放进河里去让急流冲走。一天，教务主任孙仪之和教员谭锦荣想碰碰运气，提出去野外搜寻弃尸。几个男同学和胆大的我从日出一直到傍晚，踏遍了松岗附近的大小山谷，连一只鸟兽的尸体也没有发现。大家都有些气馁了。老天不负有心人，当我们无精打采地往回走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具暴野不久、无人认领的男尸。我们七手八脚用野草树枝把尸体捆扎好，抬回教室。谭教员连夜以其熟练的技巧把尸体肢解开来，我们围观的同学都看得出神，对这位年轻、有才华的教员无不表示钦佩。
他又吩咐把刚剥光的骨架用草木灰煮泡起来，这个任务恰巧落在了娇小文静、胆子很小的黄玉书身上。她死活不肯接受，经过反复动员，她才勉强接受。谁知，骨架放到大锅里一加热，韧带受热收缩，头骨挺出了水面，她被吓得连声尖叫着跑开了。从此，她精神不振，神态失常，无法继续学习，终于退了学。男同学出于好心的这场恶作剧，毁了这位女青年学医的前途，我感到十分惋惜。
很多课程是齐头并进的，虽然教员讲得很清楚，听时也明白，但要想记住可不容易，非下大功夫不可。学习中感到最困难的，是没有纸和笔。教员全凭口授，学生只凭耳听，还要死记硬背下来，这该多难啊！
教务主任孙仪之对我们说：“大地作纸，用之不尽，树枝作笔，取之不完。”
孙仪之的父亲是开小炭铺的，因破产出走，再无下落。孙仪之靠兄嫂资助，读完中学，在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先后在当地和青岛教会医院学医、深造。学成后在其兄主持的医院工作。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医。
土地革命时期
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担任国民党52师6团卫生队队长的孙仪之被俘，参加了红军，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负责病理和内科教学。
长征时，到干部休养连当医生，照顾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邓颖超等。贺子珍被敌机炸伤腹部，孙仪之和李治冒着敌机扫射为她救治。在长征途中，他被提拔为红军卫生学校教务主任。红军到陕北后，他升任红军卫生学校副校长。
1937年5月，任抗大校务部卫生处处长。9月，任军委卫生部副卫生主任。11月，任军委卫生部卫生主任。
我第一次听他这样说时，以为是在开玩笑，但见到老学员们都是用这种办法学习，我们新学员也跟着这样做了，的确颇能解决问题。我们还进一步把松枝烧焦，用它把难记的词写在手掌上、胳膊上，随时随地复习，效果很好。当然在教与学中存在的困难远不止于此，但作为红军战士对所有困难的回答只有一个：想办法克服前进！
松岗，是西康北部两条峡谷中的一个小镇，人烟稀少，我们刚到时，这里没有一点生机，满目都是凄凉景象。自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和总卫生部驻扎在这里后，这个小镇才改换了萧索死寂的气氛，变得热闹红火起来。生活起居的军号声，出操点名的口令声，军事训练的喊杀声，再加上我们卫校学生们的读书声、笑声、歌声，成天在这个峡谷里回荡。
川北的一首民歌，也在这个小镇的居民中流传开来：“高高的山哟，陡陡的坪，人民苦哟，人民穷，想吃干饭万不能。弯弯的路哟，密密的林，茅草棚棚篱笆门。太阳出来哟，满山红，红军来了大不同，打倒土豪与劣绅哟，人民永远不受穷。” 所有这些声音，在松岗镇的上空，汇成了明快的乐章。
时间过得很快，夏去秋来又到冬。一天晚上，我们刚复习完功课，躺在仅能翻身的草铺上，听廖由洁同学讲罗炳辉军长 “惩处叛逆者大青猴” 的故事。正当她讲到精彩处，紧急集合的哨音响了，说是由周越华主任传达紧急通知。我们说起就起，很快穿好衣服站好队。从讲话的声音听来，今天周主任不像往日那么愉快。她用平淡低沉的语调说：张国焘命令红军南下，很快就要出发，今晚做好一切准备。说完就宣布解散。解散后，老学员们悄悄地议论开来：“青稞粥也不让多喝几天！”
“毛主席北上，张主席南下，搞什么名堂！”…… 这种气氛，使我这个新学员也有一种压抑感，不理解南下北上有什么不同，但在老大哥们面前又不便插嘴细问。
第二天，上边派来宣传科的人教新编的《南下行军歌》。歌词我还记得几句：“红军啊，南下行呀，我们要打成都城啦；要赤化啊，全四川啦，大米白面吃不赢啊！” 张国焘命令必须在出发前把这首歌学会，想以此作为他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借口与诱饵。我生就缺乏音乐细胞，怎么也唱不成调，不是音高就是音低，节拍也掌握不准，逗得大家直笑。教歌的人生气了，把我从队列里叫出来进行单兵训练，实际上是对我进行惩罚。
西康的 10 月，已是一派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的季节。我们惜别了亲手建立起来的校园和亲切的松岗镇，轮流背着那副唯一的人体骨骼标本出发了。晓行夜宿，途经金川、丹巴，进夹金山脚下的达维场才稍事停留，筹措向南翻越夹金山的物品。
卫校陈志方校长向我们传达了总卫生部贺诚部长和政治部徐立清主任的指示，要我们自行补足翻越雪山的干粮和其他东西。
为此，我们卫校的学生编成小组，分头去民间收买粮食，了解当地气候以及民间爬山的经验等。当地民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要翻山，吃胀肚子，心热口辣脚板尖。” 因为我是四川人，便把顺口溜的意思向从未见过雪的南方同志们解释，说 “吃胀肚子” 是吃饱的意思；姜蒜辣椒等物是健胃生热的佳品，可以驱寒防冻；“脚板尖” 是在脚上套上一副防滑的铁齿圈。听说中央红军翻夹金山缺乏这些准备，造成了很大损失，为了吸取教训，我把了解到的注意事项向卫校领导做了汇报。这里的居民很少也很穷，稍微富一点的，都躲到深山密林里去了，我们的筹粮任务很难完成。
为了使居民们消除对红军的疑惧心理，我鼓起勇气，唱起在松岗时学会的川北民歌。我唱得虽然不好，但我这一唱可真灵，很快吸引过来一群人。他们对我这个女红军的 “露天演出” 感到很新奇，有的还说：“她唱得对哟！穷人红军是一家嘛！” 当地居民积极热情地协助我们完成了购粮、购物任务，甚至不要我们付钱。为了付钱，不知花费了我们多少口舌。
行军的过程中，无论途中休息或到达宿营地之后，卫校始终坚持上课，只是上课的方式不同于过去。最常用的办法，是宿营时教员讲一节新课，然后用毛笔大字把要点写在一张大纸上。行军时，把纸贴在一块木板上由排头扛着，后边的人轮流走到前边去看着复习，中途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围坐在一起交换学习心得，或由教员来辅导、解答问题。这种办法，当然效率不高，进度也慢，但总比不学好得多，在漫长的行军途上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过雪山
东方刚出现晨曦，我们向碧绿如海的夹金山出发了。我们三班殿后，总教务主任孙仪之同志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负责照顾我们的后卫。
他从江西出发时带出来的三件宝 —— 瘦马、旧伞、破棉袄，成为我们谈笑的资料。这三件宝的所有权属于他，但使用权都是体弱病残者。同学们对他这种高尚风格，都很崇敬感激。随着海拔的提高，映入眼帘的景色也不断变化。
当我们到达雪线时，举目仰望，夹金山再也看不到什么绿色，而是高入云天的冰雪奇观。山势陡峭，无路可寻，鸟兽几乎绝迹。我们踏着前边同志的足印，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稍不留神，就有滑进雪井冰洞里去的危险。中午时分，到达山巅。原本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乌云蔽日，风雨交加。由于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还未来得及一览山光雪色，就两眼发黑，晕倒在地上，经过身边同学的急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我这一停顿，和队伍拉开了距离，好在由此转入下山，我和廖由洁同学采取了抱着头往下滑滚的办法，赶上了队伍，傍晚到达了宝兴县城，夹金山被我们抛在后边。我们解下行装，想吃口炒面、喝口凉水，照例的行军讲评提前开始了。
周越华主任为我在山顶上晕倒的事，既批评了我，更批评了作为政治战士的廖由洁同学，责怪她没有把我照顾好。我感到很委屈，更为廖由洁因为我而受批评感到不安。
前边的战事可能很顺利，我们在宝兴县城只休息了一会儿，就又日夜兼程赶到天全、芦山两县之间的铜头场。
铜头场这里倒有点南国风光，处处一片葱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但我们卫校住的地方仍是一座四面透风、破旧而又高大的寺庙。男同学们打趣地说：“我们命里注定要当一辈子和尚！” 比我大三岁的徐根竹同学（20岁）接着道：“我们还有尼姑陪着呢！”
徐根竹 [1]（1916——1947年10月），福建龙岩西陂乡大洋村人，13岁参加红军，当勤务员、司号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连城一次战役中右腿中弹伤残，转入医务队伍。参加长征，任看护长。长征后期进卫生学校短期学习。此后，参加战地医疗工作。后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他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我马上搭腔把他们奚落了一顿，我还要拉徐根竹同学去见周主任，直到他们向我认错才算了事。从此以后，他们呼我为 “刺梅”“祸麻（一种带刺的草）”。
川西芦山县铜头场的冬季多雨，气温低，湿度大，我们的衣着又单薄，风一吹来，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为了御寒，我仅有的一条被单，夜里盖，白天披，有时还当作筒裙围在腰上，成了个四不像的模样，惹得见到我的人都发笑。
铜头场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我们的学习条件有了改善，每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本黄裱纸的笔记本。生活也起了点变化，每天三顿的青稞粥变成了三餐糙米饭。为了照顾我们女同学，把我们安排在庙的一角。因为漏雨透风，角落里更加阴冷潮湿。漫漫长夜，我们蜷缩在薄薄一层稻草窝里，连一个好梦也做不成。这里离前线不远，沉闷的炮声和敌机的轰鸣声不时传来，同学们议论着我们又要 “脚底抹油” 了。
一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默默地背着今天刚学过的拉丁文药名。可能是精神不集中的缘故，老是记不住。
我捅了一下睡在我身边的同学：“正元姐，说不定我又要背时（倒霉）啦！” 我的话音刚落，她连忙捂着我的嘴，示意不要乱发议论，我想说的话只好咽了下去。
几天来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说不定谁要出事，因为卫校的几位领导人都消失了笑容，而且谁也不想讲话。事隔几天，果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我们敬爱的谭锦荣教员失踪了。在他失踪前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围着一堆用竹叶和稻根点燃的篝火，进行政治课讨论，他也走过来和我们席地坐在一起。谭庆荣讲述一把麦子的力量
当谈论到成都为什么打不开时，他发了言，说：“成都是刘湘的老营盘，势必死守，我们要打下来，少说也要数月、半年。”
他的这番话有什么错呢？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别有用心）。不久他就在我们中间消失了，在人世间消失了。
据说，加给他的罪名是 “反张主席（张国焘）”。这件事对同学们的震动太大了，我更是痛惜失去了一位良师，我们谁都不再多说一句话。
漫长的冬天到了尽头，自然界显露出来了春的气息。但这个春天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令人心神舒展的胜利，而是继续走。向何处走呢？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不敢问。在这次新的行军过程中，往日的笑声和歌声，像受制于一道无形的命令而不复出现。
经过十多天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可与夹金山媲美的党岭山下，我们卫校露营在一条清澈碧透的小河岸边。这里风光十分秀丽，有挺拔的松树，有低垂的紫藤，鸟语花香，别有洞天。由于急行军的过度疲劳，我无心欣赏这里的风光。走到河边，把两只磨起了血泡的脚伸进冒着白烟、温温的河水里。我真想跳下去洗个痛快澡，但全身发冷，就是站不起来。不知周主任从什么地方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想站起来表示礼貌，试了几试，仍然站不起来。
她用手压在我的肩头上，叫我不要动。我仰望着她那张大姐般的友好的面孔，顺口问道：“我们卫校还能办下去吗？” 因为从翻越夹金山起，我们卫校就停了课，现在又要翻另一座雪山，复课将遥遥无期，这样下去，新知识学不到，学过的也会忘光的。我为行止不定，又没有明确的去向，感到心烦意乱。周主任对我这个问话表示惊讶：“怎么，你这个伢儿不想学啦？”
我垂下头来不语。说真的，我学医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是她误解了我的意思。她见我低着头，摸了摸我的前额，转身走开了。她一走，我悔恨自己刚才的问话，心想，这次该轮到我倒霉了。听天由命吧！我的两只脚仍泡在水里，两眼呆呆地向远方望去，忽然间产生了幻觉，看见了不久前消失的谭教员站在对岸向我招手，我想向他扑去，有一双手把我拉住了。我从幻觉中转来，见是周主任，她把一件白色小棉袄塞到我的怀里，叫我穿上，关切地说：“快点洗，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爬山呢！” 她的神情和口吻，不像是我要倒霉的样子，我感到身上涌过一股暖流，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件棉衣。但周主任说啥也要我穿上，几乎是向我下命令，我这才察觉到周主任虽然严肃，但内心里却充满着大姐般的温情，在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需要呀！
再次行军不是南下，而是掉头西北。由于有了爬夹金山的经验，加上党岭山不如夹金山奇险，我们这些爬山 “冠军” 很快越过了雪线，沿途啦啦队使劲地为我们打气，好像没费多大力气就到达了山顶。这一天，丽日当空，银光耀眼，我们都贪婪地欣赏这白雪公主似的山景地貌。待下了山到达道孚之后，每个人的双眼都像熟透了的桃子似的红肿起来 —— 得了雪盲症。眼痛流泪看不见东西，没有办法，只好在道孚休息了几天。这是从铜头场出发以来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雪盲症消失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北开拔，3 月中旬，到达了全是藏民居住的炉霍。
3 月的炉霍，春天尚未来临，凛冽的西北风，不停地摇曳着一望无际的衰草枯枝。这里的藏民都身穿浸透酥油的明光锃亮的羊皮袍子，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与汉民居住区迥异。我们这一群人来到这里，都变成了语盲加文盲，大有置身异乡之感。
卫校领导看出我们的不安情绪，所以到了炉霍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会场是借用藏民拦牛的低矮棚子，但气氛比在松岗时的开学典礼还隆重。
贺诚部长、徐立清主任、组织科长刘兴元、宣传科长徐世凯等同志都到会讲了话。贺部长说：我们要在这里做较长时间的整训，要求同学们安心学习，努力建校。周越华主任就卫校的工作做了说明：为了加强卫校的行政管理和物资保证，增设了校务处；增开了部队卫生课，并把拉丁文也列入正式科目；补充了江一真同志接任谭教员之前的课程；学制明确为一年。我们一直盼望的复课终于实现了，同学们高兴得互相拥抱起来。但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今天这样隆重的大会上，我们的校长陈志方怎么没有出席？是病了，还是调离了？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在道孚时被张国焘扣押了，罪名仍然是 “反对张主席”。
我们在炉霍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是有意义的，使我难以忘怀的。为了办好卫校，解决教学中的困难，大家几乎跑遍了炉霍、朱倭、甘孜一带的山山水水。我们用烧焦的松枝掺上酥油自制油墨，将高价购买的废旧藏经翻过来作讲义用纸，由同学们自行刻字油印，终于解决了教学中的最大困难 —— 讲义。第一次拿到一本讲义时，我兴奋得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来。我这一朗读，使教员和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惊讶！有的教员说：“你这个女娃兵真能装傻！” 我之所以敢于做这次 “冒尖” 表演，不是出于冲动，而是从较长时期的观察中明白过来，学校领导对有文化的学生不是歧视，更不是仇视，相反地是赞赏与信任，我不能再自作聪明，自讨苦吃。本来我的文化程度虽不高，但能恢复我本来的面貌，这对我的学习进步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我加深对革命理解的结果，是我参加红军后的一次自我解放。
我们的伙食仍然很差，主食是青稞、豌豆炒面；副食是灰灰菜、荠菜，有时是大黄叶。就是这种东西也要限量，常常吃不饱。周主任自告奋勇地参加伙食管理，订出了每天的食谱：一天三顿炒面加野菜糊糊，平均三小碗，每周打一次牙祭 —— 半碗干炒面外加指头大的一块酥油。每餐周主任必到，坐视分饭，听她的口令 “喝” 饭。因为都是稀的，动作又十分整齐，所以喝起来有一种特有的节拍声响。一向爱说笑的廖由洁边喝边说：“哈，我碗里有块很大的面疙瘩。” 我好奇地问：“我碗里怎么没有？” 她一本正经地说每个人碗里都有，你仔细找吧！她指着我的鼻子又补充道：“这不是吗？” 这虽然是开玩笑，其实也正说明了粥稀得可以映照出面容来。我们都盼望着周六打牙祭的那餐饭。那么丁点炒面和酥油是多么地勾人胃口！
学校为保证学生们的体质，对体育活动很重视，除了球类之外，经常进行赛跑、跳远、跳高、拔河等比赛。“五一” 节时，在炉霍的红军三大学校 —— 红军大学、党校和我们的卫生学校举行了联合运动会。我是个体育运动的积极分子，取得了女子跳高、跳远、赛跑的三个第一名，为我们卫校争了光。
转瞬间到了 8 月，是我们第六期一年学习时间届满的时候了。当我即将毕业离校之际，深深感到自己获得的医学知识是多么地来之不易！这是全校同志，特别是教员辛勤耕耘的结果。我对学校的每一位领导、教员都由衷地感激。我对自己的分配去向，既憧憬，又有点迷惑。“担负起为伤病员解除痛苦的光荣使命，我能行吗？” 我这样暗暗地自问，心中没底。到了宣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男同学都分到战斗部队去，我被分配到总卫生部新成立的医务所，成为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女军医。
要保证直属队指战员的健康，这副担子的分量我意识到了，不仅没有兴奋得手舞足蹈，反倒有点不安。
我们医务所随总卫生部北上，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936年 10 月初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州地区，到明堡暂休数日。恰巧红三十二军（九军团改称）从甘南徽、成二县转战到此，要继续挥师西进，军长罗炳辉同志向总卫生部提出支援医生的要求，贺诚部长立即答应抽调卫校许德教员和医务所的一名男医生给他。这一消息很快传开，很多人纷纷要求去前线，也激起了我返回部队的心情。
因为我是从三十一军出来学医的，天真地想三十二军和三十一军是紧挨着的，到了三十二军再回三十一军也就容易了。于是下了决心，一口气跑到贺部长住处，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我的来意，并把我当兵以来的简短经历讲给他听。他考虑了一下，说：“去战斗部队是要跟着打仗哟！”
我说：“晓得。” 他见我的态度坚决，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晚我就准备好了行装，第二天一早就随许德教员顶着西北风去三十二军卫生部报到。卫生部政委姜胜接见了我们。他对我端详了好一会，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个 “女军医” 不感兴趣。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屈辱，冷冷地对他说：“若是不欢迎的话，我就回去。” 他见我动了气，态度缓和下来，忙说：“我们军供给部、卫生部有不少女同志，很需要，很需要。” 我想，话是这么说，我留给他的印象肯定不会好。
三十二军是作为一、三军团的预备队使用的。11 月 22 日山城堡战役结束后，三十二军军直分为前后两部分。我和几名男医生随姜政委到后方的铁角城组织收容伤病员的休养所。我以为这个铁角城一定是个 “一夫把关，万夫莫开” 的钢铁城池。谁知一看竟是黄土高原深谷中的一个小村落，不满 30 户人家。连日风雪，这里通向外界的羊肠小道都被大雪封死了，更显得僻静冷落。我们好不容易找好了安置伤病员的地方，忙着接收陆续到来的伤病员，照顾吃饭，进行治疗，克尽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大雪封阻，部队供应的物资运不进来，当地居民又很穷，所以伙食很不好。伤病员吃的尽是荞麦面掺土豆的稀粥，很少见到油花，更不用说肉了。这种缺乏营养的饮食，影响着治疗效果。我与看护班长商量，想打一条野狗给伤病员改善一下伙食，在征得负责人同意之后，当晚就套了一条狗。我学过的解剖知识派上了用场，第二天早餐，伤病员就吃上了香味扑鼻的狗肉。过了些天，狗的主人找上门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这里的群众是很重视养狗的，用它看守门户，保护家畜。为了挽回影响，我把组织发给我的技术津贴全部拿出来做赔偿。但老乡说什么也不收。他说：“杀条狗算不了啥，国民党队伍来还要宰牛呢！” 群众对红军的感情，既使我感动，更使我惭愧！几天后，军部和卫生部派巡视团来检查工作，把杀狗的事作为违反群众纪律进行处理，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深刻检查，再次向狗的主人赔礼道歉。
1937 年 2 月，部队移驻崇信休整，要在这里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军政治部提出每人扩大一个连的要求，军卫生部长、政委、休养所的所长都去外地扩军。我也多次提出要参加他们的扩军工作，但领导对我另有考虑，留下我在城内为居民们看病，借以联系群众，扩大红军的影响。这里的居民有病，是很难求得医生诊治的。现在，我主动热情地送医上门，群众被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原来这一带是东北军、西北军的防地，自西安事变后，红军同这两部分军队的关系很融洽，他们已代红军做了不少义务宣传，所以居民对红军都很友好。特别在居民的一些轻伤、小病被我治好之后，群众中掀起了一股拥军、参军热潮。我这才意识到，我所做的不仅仅是治病救人，实际上是更有效地在做扩军工作。春节时，崇信县县长请军领导赴宴时，也给我发了请帖，使我感到格外荣幸。
传统的春节刚过，姜政委匆匆地从外地返回，召开党员紧急大会。我们这位姜政委，可称得上说话干脆的典范，他讲话时从没有开场白，更没有废话。他直截了当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组织援西军的命令，并简要地叙述张国焘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在西渡黄河之后，遭到胡宗南和马家军的前后堵截，损失惨重，处境异常危急，要火速前去救援等情况。我听到后，为我自己要求到三十二军来，才得以避免张国焘错误行动的危害而感到后怕和万幸。散会后，部队连夜出发，进抵甘西镇原以西的石家沟口待命，一直待命到百草萌动的季节来临。总卫生部及时地派戴正华巡视员送来预防疫苗，军卫生部和休养所的医生统统集中起来，分到各团去指导部队进行预防工作。我被分到二八六团。在给团领导打预防注射时，为了表示重视，由我亲自操针。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年轻气盛，没有仔细检查，把剂量看错了，结果出了一个不小的事故，幸喜及时察觉，处置得当，才转危为安。我从这件事上吸取的教训是终生难忘的啊！
同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了，三十二军奉命撤销了军的番号，编入一二〇师。这是开赴抗日前线前的一次大整编，非战斗人员大大缩减。这时，我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我做医生以来的这段经历。我掌握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同保障部队健康所要求的差距太大。我既然下了决心做一名军医，就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做一名称职的医生，趁我年轻，我还想继续深造，这时，卫生学校已在党中央驻地改称中国医科大学，正在招收新学员。我把我的想法和愿望向三十二军卫生部领导提了出来。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又重新回到了母校，被编入 11 期，开始了与过去不同的、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这一年我刚 18 岁。
1984 年 11 月 12 日
选自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 2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81-105 页。
何曼秋，女，1919 年生，四川江油人。1935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红军总卫生部卫生学校学员、总卫生部医务所医生，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卫生部医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卫生部训练处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妇幼卫生保健处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资料处处长、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科技部部长、院党委委员、院顾问等职。2014 年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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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8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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