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连载一）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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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论 （连载一）


袁竹著




著者的话：在叙事的迷舟中勘探存在一、缘起：为何是格非？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星空中，从不缺乏转瞬即逝的流星，它们凭借一时的锋芒照亮某片角落，却终究难抵时间的淘洗；也有诸多恒星稳步运行，以恒定的创作力度勾勒文学的疆域，而格非，无疑是其中轨迹最为独特、光芒最为持久的一颗。他的创作生涯横跨四十余年，从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浪潮中崭露头角的《迷舟》《褐色鸟群》，到新世纪斩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再到近年回望乡土与时间的《望春风》《月落荒寺》，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一次精神的远征，每一次落笔都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增添新的褶皱。他的创作始终与中国社会变革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张力关系——既不沉溺于现实的喧嚣，沦为时代的传声筒；也不遁入象牙塔的孤寂，成为脱离语境的文字游戏。这种张力绝非逃避，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介入：通过保持审美距离获得对现实的清醒洞察，通过叙事实验勘探存在的本质肌理，通过历史回望回应时代的精神困惑。我选择格非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他已成为文学史上盖棺定论的“丰碑”——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作家永远处于“进行时”，他们的创作生命与思想活力不会被任何荣誉或评价所定格。格非的独特性正在于，他从未停止自我突破与自我反思，从早期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与重构，到中期对中国百年历史与乌托邦理想的史诗性书写，再到后期对乡土、记忆与存在本真的回归与叩问，他的创作轨迹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每一次转型都不是简单的风格迭代，而是思想境界与审美格局的跃迁。这种持续生长的创作状态，使他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复杂面貌的最佳样本——他既是先锋文学的参与者、建构者，又是这一潮流的反思者、超越者；既是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转化者，又是中外文学对话的实践者、推动者。文学评论的本质，正如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界定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与意义阐释，是连接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桥梁，更是揭示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载体”。更进一步说，优秀的文学评论从来不是作品的附庸，而是与创作并行的精神创造，它既要扎根文本的肌理，捕捉作品的审美特质与思想内核，又要超越文本的边界，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学语境、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挖掘其普遍的艺术价值与精神意义。我对格非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评论理念，试图通过对其创作历程的全面梳理、作品文本的深度细读、思想脉络的系统拆解，揭示中国当代小说从形式实验到史诗建构、从个体叙事到集体记忆、从审美探索到精神叩问的内在逻辑，为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一种兼具文本质感与思想深度的研究范式。格非的创作之所以值得深入研讨，核心在于他的作品始终蕴含着双重张力：一是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二是历史与现实的张力。早期先锋创作中，他以“空缺”“重复”“循环”等叙事手法解构传统叙事的线性逻辑，用迷宫般的文本结构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看似是纯粹的形式实验，实则暗藏着对存在不确定性的深刻思考——《迷舟》中萧旅长的失踪，不是简单的情节留白，而是对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无法掌控的隐喻；《褐色鸟群》中反复出现的“陌生人”与“回忆”，不是叙事的刻意炫技，而是对记忆可靠性、存在真实性的质疑。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使他的先锋创作超越了同时代许多作家的表层模仿，获得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进入新世纪后，格非的创作重心转向历史书写，《江南三部曲》以端午、秀米、端午的孙女这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勾勒出中国百年间乌托邦理想的兴起、幻灭与重构，将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在这里，叙事形式不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历史阐释与精神表达的工具，他褪去了早期先锋的锋芒，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内敛、厚重的叙事格调，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智慧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叙事”美学。这种转型，既是格非对自身创作的超越，也是中国当代小说从形式探索走向精神深耕的缩影——它标志着当代作家已经摆脱了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开始以本土视角回应本土问题，以个体叙事建构集体记忆。此外，格非作为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也为他的创作增添了独特的思想厚度。他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深耕文学理论与中外文学研究，这种学术背景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思想自觉与理论思辨性。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致敬与对话，也有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与重构；既有对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吸收与转化，也有对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回望与反思。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思想视野，使他的作品能够突破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触及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存在的意义、记忆的价值、历史的真相、人性的复杂，这也正是他的创作能够获得广泛关注与持久解读的根本原因。二、思路：何以解格非？对一位创作跨度长、作品内涵丰富、思想脉络复杂的作家进行研究，最忌讳的是单一视角的局限与碎片化的解读——要么陷入文本细读的泥潭，无法把握作品的整体思想脉络；要么流于宏观叙事的空泛，缺乏文本细节的支撑；要么固守单一的理论框架，无法适配作品的多元特质。因此，在构思本书的研究思路时，我始终秉持“整体观照与细节细读相结合、理论视野与文本实践相结合、历史语境与审美阐释相结合”的原则，以“存在的勘探”为经，以“诗学的复调”为纬，构建起理解格非创作的双重维度，试图全方位、多层次、深层次地解读格非的文学世界。“存在的勘探”是贯穿格非全部创作的核心线索，也是本书研究的灵魂所在。从早期对个体存在不确定性的质疑，到中期对历史存在合理性的反思，再到后期对存在本真的追寻，格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叩问存在的意义——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萧旅长、秀米，还是林文秀、谭功达，都在各自的命运轨迹中挣扎、困惑、追寻，他们的迷茫与坚守、沉沦与觉醒，都是人类存在状态的缩影。本书将以这一核心线索为经，串联起格非不同时期的创作，梳理其存在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其从个体存在到集体存在、从存在困惑到存在觉醒的思想跃迁，展现格非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深刻洞察。“诗学的复调”则是本书研究的另一重要维度，也是理解格非叙事美学的关键。格非的叙事从来不是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叙事——既有情节的推进，也有思想的思辨；既有现实的描摹，也有记忆的回溯；既有本土的叙事，也有外来的借鉴；既有古典的韵味，也有现代的锋芒。这种复调诗学，体现在叙事结构上，是迷宫般的多重叙事与时空交错；体现在叙事视角上，是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的切换、内视角与外视角的交织；体现在语言风格上，是诗意的抒情与理性的思辨、简洁的白描与繁复的铺陈的统一。本书将以这一复调诗学为纬，拆解格非的叙事技巧与审美特质，分析其复调诗学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与艺术价值，展现格非对当代叙事美学的独特贡献。这一研究思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思考、阅读与积淀过程。在研究初期，我曾尝试以传统的线性编年史框架梳理格非的创作，却发现这种框架无法适配格非创作的螺旋式发展特质——他的创作并非按部就班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是围绕几个核心命题（存在的不确定性、历史的虚构性、记忆的可靠性、乌托邦的困境）进行反复探索、不断深化，许多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萌芽，在后期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升华，而后期作品中的审美追求，也能在早期作品中找到源头。正如格非自己所言：“一个好的作家一生其实只在写一本书，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为此，我放弃了线性编年史的框架，转而采用“主题编年的复调结构”——以核心主题为单元，将不同时期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作品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既展现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也揭示不同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结构设计，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格非创作特质的深刻把握，它能够更好地捕捉格非创作中“深刻的重复”与“重复中的创新”，更清晰地呈现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审美追求的演变轨迹。例如，在“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单元中，我将同时分析《迷舟》《褐色鸟群》《敌人》等早期作品与《望春风》《月落荒寺》等后期作品，探讨格非如何从对个体存在的质疑，延伸到对集体存在、历史存在的反思，展现其思想深度的不断提升。为了确保研究的深度与准确性，我采取了“总体—部分—总体”的阅读与研究方法。第一步是“总体把握”，通过通读格非的全部作品、文论、访谈及相关研究文献，对其创作生涯、思想脉络、审美特质形成一个整体的认知，搭建起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步是“部分拆解”，对格非的主要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度细读，挖掘文本的细节肌理、叙事技巧、思想内涵，捕捉作品中的隐藏线索与深层隐喻，为研究提供扎实的文本支撑；第三步是“总体升华”，在细节细读的基础上，将不同作品、不同主题、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整合与提炼，总结格非创作的整体规律与艺术价值，将个体研究上升到对当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在分析框架上，我始终避免单一理论视角的局限，而是融合文本细读、思想史考辨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文本细读是研究的基础，它要求我们“深入阅读作品，逐字逐句地品味文本的语言、结构、情节、人物，避免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阅读，捕捉作品最本真的审美特质与思想内涵”——在分析《人面桃花》时，我不仅关注秀米的命运轨迹与心理变化，更细致拆解文本中“花”“雨”“江南”等意象的象征意义，分析格非如何通过意象的叠加与隐喻，构建起乌托邦理想的诗意图景与幻灭悲歌；在解读《望春风》时，我聚焦于文本中的方言叙事、民俗描写、乡土意象，挖掘其背后蕴含的乡土文化记忆与传统价值观念，展现格非乡土书写的独特审美与精神内涵。思想史考辨则为研究提供了思想深度，它要求我们将作品置于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中，考察作品与时代思想、哲学思潮、文学理论的对话关系，挖掘作品的思想渊源与精神价值。例如，在分析格非的存在思想时，我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相结合，探讨格非如何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存在思想；在研究《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叙事时，我将其置于中国百年思想史的脉络中，考察乌托邦理想从晚清到当代的发展演变，分析格非对乌托邦理想的辩证思考——既肯定乌托邦理想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批判其脱离现实、压抑人性的局限性。文化研究则为研究拓展了广阔的视野，它要求我们突破文学文本的边界，将作品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民俗风情、审美传统相结合，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在研究中，我既关注格非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对话——分析他如何借鉴《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与意象营造，如何继承《金瓶梅》的世俗叙事与人性描写，如何吸收《聊斋志异》的奇幻叙事与诗意格调，将古典文学的审美基因转化为当代叙事的艺术资源；也关注格非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对话——考察博尔赫斯对他叙事迷宫的启发、卡尔维诺对他叙事轻盈感的影响、福克纳对他历史叙事的借鉴，分析他如何将外来文学的叙事技巧与本土的历史文化、审美传统相结合，实现外来影响的本土化转化；同时，我也关注格非作品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联，分析他的作品如何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失落、精神异化、价值迷茫等问题，展现当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精神担当。三、方法：如何论格非？文学评论的写作，从来不是随意的感想抒发，而是一项兼具科学性与创造性的工作，它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与步骤，需要扎实的文本基础、开阔的理论视野、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独特的审美感悟。正如文艺评论家李健吾所言：“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它既有自身的创作规律，又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它需要批评者以真诚的态度、严谨的方法、深刻的思考，与作品进行深度对话，与作家进行精神共鸣。”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始终秉持“文本为本、理论为用、逻辑为骨、审美为魂”的原则，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力求实现研究的严谨性、深度性与创新性。文本细读是本书最核心、最基础的研究方法。我始终坚信，任何脱离文本的文学评论都是空中楼阁，只有扎根文本的肌理，才能捕捉作品的审美特质与思想内核，才能做出客观、准确、深刻的评价。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我不仅关注作品的情节推进、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表层要素，更注重挖掘文本的深层结构、隐藏线索、意象隐喻、叙事策略等深层要素，力求“于细微处见精神”。例如，在细读《褐色鸟群》时，我反复梳理文本中的叙事线索与人物关系，发现作品中存在着多重“循环”——时间的循环、事件的循环、人物的循环，这种循环叙事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格非对记忆可靠性、存在真实性的深刻质疑：当记忆可以被篡改、被重构，当事件可以被重复、被逆转，存在的真实性也就变得模糊不清。通过这样的细节细读，我得以更准确地把握格非早期先锋叙事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比较细读”的方法——将格非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捕捉其创作的发展变化；将格非的作品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凸显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将格非的作品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挖掘其文学传承与创新。例如，将《迷舟》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同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都采用了荒诞的叙事手法与碎片化的文本结构，但格非的叙事更注重“空缺”与“隐喻”，更偏向对存在本质的思辨，而余华的叙事更注重“暴力”与“苦难”，更偏向对人性恶的揭露；将《江南三部曲》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进行比较，二者同为当代文学的史诗性作品，都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个体命运的变迁，但格非的史诗更注重对乌托邦理想的反思与对存在意义的叩问，叙事格调更为内敛、厚重，而路遥的史诗更注重对奋斗精神的歌颂与对时代精神的弘扬，叙事格调更为质朴、昂扬。通过这样的比较细读，既能够凸显格非创作的独特性，也能够展现当代文学的多元面貌。理论视野是提升研究深度与高度的关键，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支撑。在研究过程中，我广泛涉猎中外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将其作为解读格非作品的工具，力求避免印象式的随感与空泛的议论。但我始终坚守“理论为文本服务”的原则，不将理论作为炫耀学术素养的资本，不陷入“理论堆砌”的误区——理论只是照亮文本的“光”，而不是束缚文本的“框架”，一切理论方法的运用，最终都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格非的作品，更准确地挖掘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在文学理论的运用上，我主要借鉴了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一是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包括叙事学、存在主义文学理论、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等。叙事学理论为我解读格非的叙事技巧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运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叙事学概念，我得以更系统、更细致地拆解格非的文本结构与叙事策略，分析其“空缺”“重复”“循环”等叙事手法的艺术效果与思想内涵；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为我解读格非的存在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通过结合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哲学家的思想理论，我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格非对存在本质、自由选择、个体命运等问题的思考；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则帮助我打破传统的文本解读模式，更注重文本的不确定性与多义性，挖掘格非作品中隐藏的深层意义与多重解读可能。二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包括意境理论、风骨理论、知人论世理论等。意境理论为我解读格非作品的诗意特质提供了重要视角，通过分析格非作品中的意象营造、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我得以更准确地把握其作品的意境之美与诗意格调——《江南三部曲》中江南水乡的烟雨朦胧、《望春风》中乡土田园的静谧悠远，都营造出一种空灵澄澈、意蕴深远的意境，这种意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与小说的审美传统，又融入了现代的思想内涵，形成了独特的“格非式”诗意；知人论世理论则指导我将格非的创作与他的人生经历、时代语境相结合，考察其人生体验对创作的影响——格非出生于江苏丹徒的江南水乡，这种乡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望春风》中对乡土记忆、民俗风情的细腻描摹，正是他童年记忆与乡土情怀的真实流露；而他经历的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浪潮、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新世纪的社会变革，也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他思想与创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三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理论，包括先锋文学研究、历史叙事研究、乡土文学研究等。这些理论资源帮助我将格非的研究置于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中，更清晰地把握其创作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例如，运用先锋文学研究的理论，我得以更准确地定位格非在先锋文学浪潮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他对先锋文学的贡献与超越；运用历史叙事研究的理论，我得以更深入地解读格非的历史书写，探讨其对历史真实性、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伦理等问题的思考；运用乡土文学研究的理论，我得以更系统地分析格非的乡土书写，挖掘其与传统乡土文学、当代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差异，展现其乡土书写的创新价值。比较研究是本书另一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将格非置于中外文学传统的对话网络中，既挖掘其创作的文学渊源，又凸显其创作的独特价值，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维度与本土特色。在比较研究中，我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比较，即格非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比较，考察他对古典文学叙事技巧、审美特质、思想内涵的继承与重构；二是横向比较，即格非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比较，考察他对西方叙事技巧、思想资源的借鉴与转化。在纵向比较中，我重点分析了格非与《红楼梦》的对话关系。《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意象营造、悲剧意识等都对格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非曾在访谈中坦言：“《红楼梦》是我一生都在阅读的作品，它教会了我如何叙事，如何塑造人物，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深刻的思想与诗意。”在《江南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楼梦》的影子：秀米的命运轨迹与林黛玉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才华横溢、敏感多疑，都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沉沦；《江南三部曲》中对江南水乡的描摹、对家族的兴衰的书写，与《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描摹、对贾氏家族兴衰的书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作品中对乌托邦理想的幻灭书写，也与《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一脉相承。但格非并非简单模仿《红楼梦》，而是将古典的悲剧意识与现代的存在思考相结合，将家族的兴衰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结合，实现了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化重构。这种重构绝非简单的元素拼贴或形式复刻，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对话与创造性转化——《红楼梦》以贾氏一族的兴衰映照封建王朝的落日余晖，落笔于个体命运在宗法礼教桎梏中的沉沦，其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更是人性在礼教牢笼中无法挣脱的宿命悲剧；而格非笔下的江南家族，既是宗法社会的余绪，也是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微观载体，端午、秀米们的家族起落，不再是单纯的宗族兴衰叙事，而是与晚清以来的乌托邦探索、战乱流离、社会转型、现代化浪潮紧密缠绕，每一次家族的聚散离合，都是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缩影，每一段个体的命运沉浮，都是时代精神困境的具象化表达。格非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了“古典模仿”与“现代割裂”的二元困境，以存在主义的思辨视角激活了古典文学传统的生命力，让《红楼梦》式的家族叙事与悲剧意识，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新的阐释可能。《红楼梦》的叙事重心，始终围绕“家族”这一封闭的宗法空间展开，其精神内核是对封建文明的挽歌与反思；而格非则打破了这种空间的封闭性，让江南的家族宅院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相连，让家族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秀米的乌托邦实践，呼应着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谭功达的仕途沉浮，折射着时代转型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林文秀的乡土回望，承载着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眷恋与困惑。这种叙事格局的拓展，不仅让家族叙事摆脱了狭隘的宗族视野，升华为对民族国家历史与个体存在的双重叩问，更让古典悲剧意识实现了现代性的突围：《红楼梦》中的悲剧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感，而格非笔下的悲剧，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主动选择与被动裹挟的矛盾，是乌托邦理想与现实荒诞的碰撞，是存在本质的不确定性与人性复杂的真实显现，这种悲剧意识更具当代性，也更能触动当下读者的精神共鸣。更为深刻的是，格非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化重构，始终坚守“本土性”的精神内核，拒绝将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奉为圭臬，也拒绝将古典文学传统视为僵化的模板。他从《红楼梦》中汲取的，不仅是叙事结构、意象营造的艺术经验，更是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叙事智慧，“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格调，以及对人性、命运、生活的细腻洞察——这种汲取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重构，是将古典文学的审美基因与现代的思想资源相融合，将《红楼梦》式的诗意叙事与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辨相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格非式”叙事美学。如果说《红楼梦》是封建文明的“百科全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繁华与落幕，那么格非的江南叙事，就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史诗”，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百年转型中的迷茫与坚守、沉沦与觉醒。这种重构，本质上是一种“双向的对话”：一方面，格非以当代作家的视角，重新解读古典文学传统，激活了其沉睡的精神价值，让古典文学传统在与当代叙事的对话中，摆脱了被束之高阁的命运，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古典文学传统也为格非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审美滋养与精神支撑，让他的现代叙事摆脱了西方理论的依附，获得了本土性的精神根基，避免了当代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形式空洞”与“精神贫瘠”。这种双向对话，不仅彰显了格非作为作家与学者的双重智慧，更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从来不是对西方的模仿，也不是对古典的复古，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中，构建具有本土精神内核与世界视野的文学品格。格非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古典文学传统不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负担，而是可以被激活、被重构的宝贵资源；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也不是宏大的空洞言说，而是可以通过个体与家族的命运得以具象化、诗意化表达的精神载体。他将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古典传统与现代思想、诗意表达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既实现了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化超越，也完成了对当代文学叙事边界的拓展，更构建了一种能够回应时代精神、触及人类共同困境的文学范式。这种重构，不仅是格非个人创作的重要成就，更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当代作家已经能够以从容、自信的姿态，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能够在借鉴外来思想与艺术经验的同时，坚守本土精神内核，能够在书写个体命运的同时，承载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格非与《红楼梦》的对话，不仅是两个作家、两部文学经典的对话，更是古典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对话，是中国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他以叙事为舟，在古典与现代的迷局中穿梭，在个体与集体的困境中勘探，最终实现了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化重构，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诗意性与思想性的道路。这种重构，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它启示着更多当代作家，要扎根本土文学传统，汲取古典文学的审美智慧与精神养分，同时以开放的视野吸纳现代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构建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学精神，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四、特色：何为新在何处？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文学评论的价值亦在于突破——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突破单一视角的桎梏，突破传统范式的束缚，在对文本的深度解读与对时代的深刻回应中，构建新的阐释框架、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探索新的研究路径。本书对格非的研究，始终以“创新”为核心追求，在充分吸纳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论述结构、语言表达四个维度实现系统性突破，既彰显研究的学术个性，又凸显研究的时代价值，试图为格非研究乃至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问题意识的创新：从“文本解读”到“存在回应”当前学界对格非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维度：一是对其先锋叙事技巧的梳理与解读，聚焦于《迷舟》《褐色鸟群》等早期作品中的“空缺”“循环”等叙事策略，探讨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本土化转化；二是对《江南三部曲》等后期作品的历史叙事与乡土书写的分析，挖掘其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乡土情怀与乌托邦反思。这些研究虽不乏深刻洞见，却多停留在“文本解读”的层面，未能将格非的创作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形成深度对话，未能抓住贯穿其全部创作的核心命题——“存在的勘探”，导致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表层化的局限，难以彰显格非创作的整体价值与时代意义。本书的问题意识创新，核心在于跳出“就文本谈文本”的狭隘视野，将“存在的勘探”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命题，将格非的叙事实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紧密结合，实现了从“文本解读”到“存在回应”的跃迁。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变，并非简单的研究视角调整，而是对文学评论本质的回归——文学评论不仅是对作品艺术特质的分析，更是对作品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人性困惑与存在意义的阐释，是对“人如何存在”这一永恒命题的文学回应。格非的创作，本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精神困境的诗意书写与哲学思辨。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生活秩序、精神信仰尚未完全建立，这种转型带来的精神断裂、价值迷茫、存在焦虑，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困境。格非以叙事为工具，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摹、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对记忆可靠性的质疑，深刻捕捉了这种精神困境的丰富内涵——《迷舟》中萧旅长的失踪，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迷茫；《褐色鸟群》中记忆的循环与错位，是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认同的缺失；《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是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中精神追求的迷失；《望春风》中乡土的消逝，是现代人对存在本真的眷恋与追寻。本书的研究，正是聚焦于这种“存在困境”与“叙事回应”的辩证关系，深入分析格非如何通过叙事形式的创新，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惑。与既有研究不同，本书不将“存在勘探”视为格非创作的次要主题，而是将其作为解读其全部创作的钥匙，考察这一命题在不同创作阶段的演变轨迹——从早期对个体存在不确定性的质疑，到中期对历史存在合理性的反思，再到后期对存在本真的追寻，展现格非思想深度的不断提升；同时，本书也不将格非的叙事实验视为单纯的形式炫技，而是将其视为回应存在困境的艺术手段——“空缺”叙事对应着存在的不可言说性，“循环”叙事对应着记忆的不可靠性，“多声部”叙事对应着存在的多元性，从而揭示出格非创作中形式与内容、艺术与思想的辩证统一。这种问题意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学术层面而言，它打破了格非研究中“先锋叙事”与“历史书写”的割裂局面，构建了理解格非创作的整体框架，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其创作的内在连贯性与思想发展脉络；从现实层面而言，它将文学研究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通过解读格非的作品，回应了现代人共同的存在焦虑——如何在碎片化的时代寻找身份认同？如何在历史的迷雾中把握存在的真相？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坚守精神的家园？这种对现实精神困境的回应，让本书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探讨，获得了普遍的精神价值与人文关怀。正如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所言：“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对话，它不仅记录着时代的声音，更回应着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本书对格非的研究，正是试图延续这种“精神对话”，通过挖掘格非作品中的存在思想，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解自身、理解时代、理解存在的新视角，这也正是文学评论应有的时代担当与人文价值。（二）方法论的创新：从“单一阐释”到“多元融合”方法论是学术研究的工具，也是决定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关键。既有格非研究，多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或局限于文本细读，缺乏理论视野的支撑；或沉迷于理论堆砌，忽视文本细节的挖掘；或固守西方理论框架，脱离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或局限于本土视角，缺乏世界性的学术视野。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导致研究要么流于空泛的理论思辨，要么陷入琐碎的文本分析，难以实现对格非创作的全方位、深层次解读。本书的方法论创新，核心在于打破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构建一种“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将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与西方现代的文本分析方法相结合，将文本细读、思想史考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既扎根本土文化语境，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既注重文本细节，又兼具思想深度；既立足个体研究，又呼应整体文学语境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方法叠加，而是一种有机的整合，每一种方法都服务于“存在勘探”这一核心命题，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构建起解读格非的多维视角。其一，“知人论世”与文本分析的双向融合，实现了“作家—作品—时代”的三重对话。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强调“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要求将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与时代语境相结合，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西方现代的文本分析方法，强调文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注重对文本结构、叙事策略、语言风格的细致拆解。本书将二者相结合，既深入考察格非的人生经历、学术背景与时代语境——他的江南乡土经历如何影响其乡土书写？他的学者身份如何塑造其创作的思辨性？他所经历的先锋文学浪潮、社会转型如何推动其创作转型？又对其作品进行深度的文本细读，挖掘文本中的细节肌理、意象隐喻、叙事策略，从而实现对作品的全面理解。例如，在分析《望春风》的乡土书写时，本书一方面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结合格非的江南乡土经历，解读作品中对乡土记忆、民俗风情的细腻描摹背后的乡土情怀与精神眷恋——格非出生于江苏丹徒的江南水乡，童年时期的乡土生活成为他永恒的记忆财富，《望春风》中对乡村庙会、方言对话、农事活动的细致描写，正是他童年记忆的真实流露，也是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回望；另一方面，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拆解作品中的叙事结构、意象营造与语言风格，分析格非如何通过方言叙事构建乡土的文化身份，如何通过“时间循环”的叙事策略展现乡土的消逝与记忆的永恒，如何通过“雨”“田野”“老庙”等意象营造出空灵悠远的乡土意境。这种双向融合的方法，既避免了“知人论世”可能导致的“传记决定论”，又避免了文本分析可能导致的“文本孤立论”，实现了对作品的深度解读。其二，跨学科研究的引入，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深度。格非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其作品中融合了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思想资源，既有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又有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既有微观史学的历史书写，又有民俗学的乡土描摹。因此，对格非的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充分挖掘其作品的丰富内涵。本书在研究中，广泛借鉴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实现了跨学科的融合阐释。在解读格非的存在思想时，借鉴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分析格非如何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本土思想相结合，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存在思想；在解读《江南三部曲》的历史书写时，借鉴微观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结合，考察格非如何通过个体的悲欢离合展现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解构宏大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在解读《望春风》的乡土书写时，借鉴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作品中的民俗活动、方言对话、民间信仰背后的乡土文化逻辑，挖掘乡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意义；在解读格非的叙事技巧时，借鉴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拆解其“空缺”“循环”“多声部”等叙事策略的艺术效果与思想内涵。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更提升了研究的深度，让我们能够从多个维度解读格非的作品，挖掘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例如，通过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格非对存在本质的叩问；通过将微观史学与历史叙事相结合，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把握格非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通过将民俗学与乡土书写相结合，我们得以更全面地认识格非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重构。其三，中外比较研究的深化，彰显了格非创作的本土特色与世界性价值。既有格非研究的比较研究，多停留在“格非与博尔赫斯”“格非与卡尔维诺”等单一的二元比较，缺乏系统性与深度，未能充分展现格非创作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也未能凸显其创作的本土特色与世界性价值。本书的比较研究，采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框架。纵向比较，即格非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比较，重点分析格非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继承与重构，考察其如何将古典文学的叙事智慧、审美特质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实现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横向比较，即格非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比较，不仅分析格非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福克纳等作家的对话关系，考察其对西方叙事技巧的借鉴与转化，还将格非的创作与西方存在主义作家（如加缪、萨特）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其对存在困境的不同回应方式，凸显格非创作的本土特色。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既展现了格非创作的文学渊源，又凸显了其创作的独特性与世界性价值，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格非在中外文学对话中的地位与作用。（三）论述结构的创新：从“线性编年”到“主题复调”论述结构是学术著作的骨架，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著作的逻辑性与可读性。既有格非研究著作，多采用传统的“线性编年”结构，即按照格非的创作时间顺序，依次分析其不同时期的作品，这种结构虽便于梳理格非的创作历程，却难以适配格非创作的螺旋式发展特质——格非的创作并非按部就班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是围绕“存在的勘探”等核心命题进行反复探索、不断深化，许多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萌芽，在后期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升华，而后期作品中的审美追求，也能在早期作品中找到源头。这种线性编年结构，容易导致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局限，难以把握格非创作的内在连贯性与思想发展脉络，也难以展现其创作的复调特质。本书的论述结构创新，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的线性编年结构，采用“主题编年的复调结构”，以“存在的勘探”为核心线索，将格非的创作划分为若干主题单元，每个主题单元整合不同时期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作品，进行跨时期、跨文本的综合分析。这种结构设计，既兼顾了创作的时间维度，又突出了主题的核心地位；既展现了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又揭示了不同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既捕捉了格非创作的“深刻的重复”，又凸显了其“重复中的创新”，完美适配了格非创作的螺旋式发展特质与复调诗学特质。本书的主题单元设置，围绕“存在的勘探”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共分为五个主题单元：第一，“存在的不确定性”，整合《迷舟》《褐色鸟群》《敌人》等早期作品与《月落荒寺》等后期作品，分析格非对个体存在、记忆存在、历史存在不确定性的质疑与思考；第二，“乌托邦的困境与重构”，以《江南三部曲》为核心，结合《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文本细读，考察格非对中国百年乌托邦理想的兴起、幻灭与重构的辩证思考；第三，“乡土记忆与存在本真”，聚焦《望春风》等后期作品，分析格非对乡土消逝的惋惜、对乡土记忆的眷恋，以及通过乡土书写追寻存在本真的努力；第四，“叙事实验与存在表达”，跨时期分析格非不同作品中的“空缺”“循环”“多声部”等叙事策略，探讨其如何通过叙事实验回应存在的不可言说性、多元性与复杂性；第五，“中外文学对话与本土重构”，整合格非不同时期的作品，分析其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考察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如何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美学。这种主题编年的复调结构，具有以下三个优势：其一，凸显了核心主题的贯穿性，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格非创作的内在连贯性与思想发展脉络，理解其“一生只写一本书”的创作特质；其二，实现了跨文本、跨时期的综合分析，打破了不同作品、不同创作阶段之间的割裂局面，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挖掘格非创作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其三，契合了格非创作的复调特质，每个主题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声部，多个主题单元相互交织、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复调论述，与格非的叙事美学形成呼应，实现了“论述结构与评论对象”的风格共鸣。此外，本书在论述结构的安排上，充分体现了“整体—部分—总体”的逻辑思路，每个主题单元内部，先进行文本细读与细节分析，再进行思想提炼与理论升华；各个主题单元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围绕“存在的勘探”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全书结尾，对格非的创作价值与当代意义进行总体总结，将个体研究上升到对当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形成了严谨、完整的逻辑闭环。这种结构安排，既保证了论述的逻辑性与严谨性，又兼顾了内容的丰富性与可读性，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四）评论语言的创新：从“学术僵化”到“诗性思辨”文学评论的语言，既是表达学术观点的工具，也是评论者审美素养与思想深度的体现。当前许多文学评论的语言，陷入了两种误区：一是过度追求学术化，语言晦涩生硬、刻板僵化，充斥着大量的理论术语，缺乏文学性与可读性，沦为“小众化”的学术独白；二是过度追求文学性，语言浮华空洞、缺乏思辨性，忽视了学术评论的严谨性与逻辑性，沦为“泛文学化”的感想抒发。这种语言表达的失衡，严重影响了文学评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违背了文学评论的本质——文学评论既是学术探讨，也是精神对话，既要保持学术的严谨性，又要具有文学的感染力。本书的语言创新，核心在于打破这种“学术僵化”与“泛文学化”的二元困境，追求“学术严谨性与文学诗意性的辩证统一”，构建一种“诗性思辨”的评论语言风格——在保持学术严谨、逻辑清晰的基础上，融入文学性的表达，让评论语言既有思辨的深度，又有诗意的美感；既能够准确传达学术观点，又能够与格非的创作风格形成呼应，实现“评论语言与评论对象”的风格共鸣。格非的创作语言，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诗性特质与思辨色彩——早期作品的语言简洁冷峻、充满隐喻，中期作品的语言厚重内敛、意蕴深远，后期作品的语言质朴灵动、诗意盎然，无论是对江南水乡的描摹，还是对存在困境的思辨，都兼具诗意与深度。因此，对格非的评论，也需要一种与之匹配的语言风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捕捉其作品的审美特质与思想内涵，实现与格非创作的深度对话。本书在语言表达上，始终坚持“因文而异、因境而异”的原则，根据评论对象的不同风格，调整语言的基调与质感：在分析格非早期先锋作品（如《褐色鸟群》）时，语言偏向冷峻思辨，注重逻辑的严谨与论证的周密，用精准的学术语言拆解其叙事迷宫，挖掘其对存在不确定性的思考，同时融入简洁凝练的隐喻表达，呼应其作品的先锋特质；在分析《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后期作品时，语言偏向诗意灵动，注重意象的营造与情感的表达，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描摹江南的烟雨、乡土的静谧，解读作品中的诗意与哀愁，同时保持学术的严谨性，避免情感泛滥；在探讨格非的存在思想与叙事美学时，语言偏向厚重深沉，注重思辨的深度与思想的穿透力，用严谨的论证展现其思想的深刻性，同时融入诗意的表达，让抽象的哲学思辨变得具体可感。例如，在解读《望春风》的乡土书写时，本书这样写道：“江南的雨，是时间的褶皱，是记忆的载体，它落在田野上，落在老庙的屋檐上，落在故人的眉眼间，将乡土的过往与当下、消逝与永恒编织在一起。格非用细腻的笔触，描摹着江南乡村的烟火气息，方言的软糯、庙会的喧嚣、农事的琐碎，都在文字中鲜活起来，而这种鲜活的背后，是乡土的消逝与记忆的坚守，是现代人对存在本真的眷恋与追寻。”这种语言表达，既融入了诗意的描摹，捕捉了作品的乡土意境与诗意特质，又蕴含着深刻的思辨，挖掘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实现了诗意与思辨的统一。同时，本书在语言表达上，力求避免理论术语的堆砌，而是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本分析，用简洁易懂的语言传达深刻的学术观点，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例如，在阐释“空缺叙事”时，不局限于叙事学理论的抽象阐释，而是结合《迷舟》中萧旅长的失踪这一具体情节，分析“空缺”叙事如何隐喻个体命运的不可掌控与存在的不可言说性，让读者能够清晰理解这一叙事策略的艺术效果与思想内涵；在阐释存在主义思想时，不堆砌海德格尔、萨特的理论术语，而是结合格非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分析其对自由选择、个体责任、存在意义的思考，让抽象的哲学思想变得具体可感。这种“诗性思辨”的语言风格，不仅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与感染力，更彰显了文学评论的独特价值——文学评论不是冷冰冰的学术解剖，而是与创作的深度对话，是富有创造性的精神表达，它既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又能够自身成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字创作。五、心得：批评的伦理与美学在撰写本书的漫长历程中，我始终在思考一个核心问题：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什么？是对作品的优劣评判，还是对思想的深度阐释？是冷冰冰的学术解剖，还是有温度的精神对话？随着对格非作品的反复细读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答案：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伦理”与“美学”的辩证统一——它既要坚守批评的伦理底线，秉持公正、真诚、理性的批评态度，又要追求批评的美学价值，实现思想与艺术、思辨与诗意的融合；它不是对作品的依附，而是与创作并行的精神创造，是批评者、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多重精神对话。### （一）批评的伦理：公正、真诚与敬畏文学批评的伦理，是批评者必须坚守的底线，它决定了批评的价值与尊严。所谓批评的伦理，核心在于三个关键词：公正、真诚、敬畏——对作家的公正，对作品的真诚，对文学的敬畏。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语境中，不乏一些违背批评伦理的现象：或为迎合市场，刻意吹捧某些作品，沦为“软文式批评”；或为彰显个性，刻意贬低经典作家，沦为“解构式批评”；或为炫耀学术，堆砌理论术语，脱离文本实际，沦为“自说自话式批评”；或为依附权威，盲目跟风，缺乏独立的学术判断，沦为“跟风式批评”。这些批评，不仅违背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更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让文学批评沦为缺乏灵魂的文字游戏。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始终坚守批评的伦理底线，秉持公正、真诚、敬畏的批评态度，拒绝迎合、拒绝盲从、拒绝功利。首先，坚守公正的批评立场，不预设偏见，不主观臆断，既不盲目吹捧格非的创作，也不刻意回避其作品中的局限。格非的创作无疑是伟大的，他的叙事实验、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完美无缺——早期作品的形式实验，偶尔会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境，部分作品的思辨性过于浓厚，影响了故事的可读性；后期作品的历史叙事，偶尔会出现“宏大叙事压倒个体叙事”的倾向，对某些人物的塑造不够丰满。本书在研究中，既充分肯定格非的创作成就，深入挖掘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也客观分析其作品中的局限，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力求做到“褒贬有度、客观公正”。其次，秉持真诚的批评态度，以真心对待作品，以真诚对话作家。文学批评不是冷冰冰的学术解剖，而是有温度的精神对话，批评者只有真心投入，才能真正读懂作品，才能与作家实现精神共鸣。在对格非作品的细读过程中，我始终以真诚的心态，逐字逐句品味文本的语言、情节、人物与思想，感受格非在创作中的思考与挣扎、坚守与突破；我始终将自己置于“对话者”的位置，而非“评判者”的位置，试图通过文字，与格非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理解他对存在的叩问、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学的坚守。这种真诚的态度，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捕捉作品的灵魂，更准确地挖掘其思想内涵，也让本书的评论摆脱了“自说自话”的学术僵化，获得了精神对话的温度与质感。真诚的批评，从来不是一味附和，也不是刻意苛责，而是以客观为基、以共情为桥，既看见作品的光芒，也正视其局限，既尊重作家的创作初心，也坚守批评者的独立思考——这是批评伦理的核心要义，也是文学评论得以立足的精神根基。最后，心怀对文学的敬畏，坚守批评的精神使命。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是文明的载体，是灵魂的栖息地，而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守护文学纯粹性、传承文学精神、引导文学发展的重要使命。这种敬畏，源于对文学本质的深刻认知——文学不是功利的工具，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是对存在本真的诗意勘探；这种敬畏，也源于对作家创作的尊重——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心血的凝结，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投射，是作家对时代与人性的独特回应，批评者唯有心怀敬畏，才能以谦卑的姿态读懂作品，以严谨的态度开展评论，避免沦为功利化、娱乐化的文字游戏。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始终以敬畏之心对待格非的创作，对待文学本身，拒绝将文学批评简化为学术指标的堆砌，拒绝将作品解读沦为片面的标签化评判，始终坚守“为文学立心、为时代立言”的批评使命，力求让本书的研究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精神的厚重感，既彰显格非创作的文学价值，又传承文学批评的精神风骨。（二）批评的美学：思辨与诗意的共生如果说伦理是文学批评的底线与根基，那么美学就是文学批评的灵魂与光泽。优秀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冰冷的逻辑推演与理论堆砌，而是思辨与诗意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它既要以理性的思辨挖掘作品的思想深度，又要以诗意的表达捕捉作品的审美特质；既要坚守学术的严谨性，又要兼具文学的感染力；既要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又要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字创作。格非的作品，以诗性叙事承载哲学思辨，以江南意象勾勒存在图景，其本身就是思辨与诗意的完美融合，这也决定了对他的评论，必须构建与之匹配的批评美学，才能实现“评论与作品”的精神同频、风格共鸣。批评的美学，首先体现为思辨的深度。文学批评的思辨性，不是空洞的理论空谈，而是对作品思想内涵、艺术特质、时代意义的深度拆解与理性升华，是对“文学何为”“批评何为”“存在何为”等核心命题的持续叩问。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始终以思辨的视角，拆解格非的叙事迷宫，挖掘其存在思想的深层逻辑，分析其叙事实验与精神表达的辩证关系，探讨其作品与中外文学传统、时代语境的对话逻辑。这种思辨，不是单向的理论套用，而是双向的对话与碰撞——既以中外文学理论、哲学思想为工具，照亮作品的深层内涵，又以作品为载体，反思理论的局限性，实现“理论为文本服务、文本为思想赋能”的辩证统一。例如，在探讨格非的“空缺”叙事时，我不仅运用叙事学理论拆解其艺术手法，更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参照，思辨“空缺”背后蕴含的存在不可言说性，既解读其叙事美学的创新价值，又升华其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深刻回应，让思辨成为连接文本、理论与时代的桥梁。批评的美学，更体现为诗意的质感。诗意不是浮华的辞藻堆砌，不是空洞的情感抒发，而是对作品审美特质的精准捕捉，是对文学语言美感的深刻体悟，是批评者审美素养与精神境界的自然流露。格非的创作，自带江南水乡的诗意底蕴——《江南三部曲》中烟雨朦胧的意象，《望春风》中乡土田园的静谧，《褐色鸟群》中冷峻隐喻的诗意，都需要以诗意的批评语言去呼应、去解读。因此，在本书的语言表达中，我始终追求“诗性与思辨的平衡”，既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展开论证，又用灵动的文字捕捉作品的诗意质感；既以理性的逻辑梳理思想脉络，又以感性的体悟传递作品的审美魅力。我始终相信，优秀的文学批评，应该像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可以是冷峻的思辨，也可以是温柔的共情；可以是深刻的剖析，也可以是诗意的描摹。这种诗意的批评，不是对作品的过度美化，而是对文学美感的尊重与传承，是让文学批评摆脱“小众化学术独白”，走向更广泛读者、实现更深度传播的重要路径。更为深刻的是，批评的伦理与美学，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双向共生、辩证统一的——伦理为美学立心，没有伦理坚守的诗意，终将沦为浮华空洞的文字游戏；美为伦理赋能，没有美学质感的伦理，终将成为僵化生硬的道德说教。坚守公正、真诚、敬畏的伦理底线，批评的诗意才能拥有精神的厚重感，才能避免沦为无底线的吹捧或无原则的解构；追求思辨与诗意的美学特质，批评的伦理才能拥有传播的感染力，才能让公正、真诚的批评态度被更多人认可，让文学批评的精神使命得以更好地践行。这种双向共生，正是文学批评的理想境界，也是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始终追求的目标。六、余论：文学批评的当代使命与未来可能当我完成对格非创作的梳理与解读，回望整个研究历程，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孤立的学术探讨，而是与文学创作、时代精神、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实践。在这个碎片化、功利化、娱乐化的时代，文学面临着诸多困境——经典被解构，诗意被消解，精神被稀释，许多文学作品沦为迎合市场的消费品，许多文学批评沦为缺乏灵魂的学术应酬。而格非的创作，始终坚守文学的纯粹性，以叙事为舟，在存在的迷局中勘探，在历史的迷雾中追寻，为当代文学树立了标杆；而本书对格非的研究，既是对一位伟大作家的致敬，也是对文学批评本质的回归，更是对文学批评当代使命的践行与思考。文学批评的当代使命，核心在于“守正创新”——守文学之正，守批评之德，创阐释之新，创传播之新。所谓守正，就是坚守文学的精神内核，坚守批评的伦理底线，不被功利化、娱乐化的潮流裹挟，始终以真诚、公正、敬畏的态度对待文学、对待作家、对待作品；就是坚守文本为本的原则，深入细读文本，拒绝空泛的理论堆砌与片面的标签化解读，始终扎根文本的肌理，挖掘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所谓创新，就是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构建新的阐释框架，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像格非的创作那样，在重复中突破、在传承中创新；就是创新批评的语言与传播方式，打破学术与大众的壁垒，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思辨性与诗意性的语言，让文学批评走出象牙塔，走向更广泛的读者，让文学的精神价值、艺术魅力被更多人感知、被更多人传承。格非的创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世界对话、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可能；而本书的研究，也试图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一种“伦理与美学共生、思辨与诗意统一、文本与时代对话”的范式。我始终相信，文学批评的价值，不仅在于解读作品、评价作家，更在于传承文学精神、回应时代困惑、指引人类前行——它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更深刻地体悟人类存在的意义；它可以推动作家更好地开展创作，坚守文学初心，实现自我突破；它可以引领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守护文学的纯粹性，让文学在碎片化的时代，依然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的避难所、灵魂的栖息地。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格非这样的作家，以坚守与创新，书写人类的精神困境与永恒追寻；我们更需要有温度、有深度、有风骨的文学批评，以伦理为基、以美学为魂，与文学创作并肩前行，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创新与突破；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于始终坚守的伦理底线与不断追求的美学质感。本书的完成，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对话的起点——它是我与格非的对话，是我与文学的对话，也是我与时代的对话。我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能够让更多人关注格非的创作，读懂他作品中的存在思考与诗意追求；我更希望，能够以本书为契机，推动当代文学批评回归本质，坚守伦理、追求美学，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在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中，构建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贡献一份力量。叙事的迷舟从未靠岸，存在的勘探永无止境。文学如是，文学批评亦如是。袁竹2026年2月1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