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连载二）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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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论 （连载二）


袁竹著（接上期）

概论一、导言：论题的缘起与意义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星空中，格非始终是一颗兼具辨识度与复杂性的星辰。他既扎根于1980年代先锋文学浪潮的土壤，以惊世骇俗的叙事实验重构小说的形式边界；又在时代流转中不断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内核，将东方美学的温润与深邃融入创作肌理，最终成为横跨先锋与古典、连接文本与思想、贯通创作与研究的学者型作家。从1987年《迷舟》的横空出世，到《褐色鸟群》对叙事真实性的彻底解构，再到新世纪“江南三部曲”对20世纪中国心灵史的史诗性书写，以及《望春风》对乡土中国消逝的深情回望与冷峻反思，近四十年来，格非的创作轨迹从未止步于单一维度的探索，而是在形式创新与思想沉淀的辩证中，持续追问存在的本质、历史的真相与人性的褶皱。

本研究以“存在”为核心枢轴，以“复调诗学”为方法论支撑，试图突破传统作家论“线性叙事+阶段划分”的固化框架，摒弃将格非创作拆解为“先锋时期”“转型时期”“古典复归时期”的片面解读，转而将其创作视为一个围绕“存在勘探”展开的螺旋式深化过程，在形式建构、思想内涵与文化资源的多维对话中，重新锚定格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

这一研究的必要性，根植于当前格非研究领域存在的三重核心学术空白，而这三重空白恰恰构成了理解格非创作整体性与深刻性的关键梗阻。

其一，现有研究多陷入“阶段性聚焦”的局限，缺乏对格非创作整体哲学脉络的系统性梳理。长期以来，学界要么过度追捧其早期先锋作品的形式实验，将《迷舟》《褐色鸟群》等文本视为纯粹的“叙事游戏”，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存在主义焦虑与历史虚无感；要么侧重解读“江南三部曲”的历史叙事与乌托邦反思，将其视为格非“告别先锋、回归传统”的标志性成果，却未能发现“存在勘探”这一核心母题自始至终的贯穿性——从早期对个体存在不确定性的追问，到中期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剖析，再到晚期对群体理想与个体命运交织下存在困境的史诗性书写，格非的创作始终围绕“人如何在混沌的世界中安放自身”这一终极命题展开，各阶段的创作演变并非割裂的转型，而是对同一哲学命题的不断深化与拓展。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方式，使得格非创作的内在逻辑被遮蔽，其文学世界的整体性被拆解，难以把握其创作从个体到群体、从形式到思想、从西方借鉴到本土创新的完整脉络。

其二，格非的“传统复归”常被简化为一种风格层面的转型，其背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学界多将格非后期创作中对古典文学笔法的借鉴，解读为“先锋叙事乏力后的转向”，或将其“江南书写”等同于地域文学的抒情表达，却忽视了格非对古典文学的借鉴并非简单的形式模仿或意象挪用——他不是在复刻《红楼梦》的家族叙事模式，也不是在照搬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而是将古典文学中“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意在言外”的表达智慧、“史传合一”的叙事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存在论思考、叙事学技巧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了古典美学精神的现代性转化。这种转化，本质上是格非为破解现代性困境、重构文学审美范式所做的自觉探索，而现有研究未能捕捉到这一核心，导致对格非创作的文化底蕴与审美高度的解读流于表面。

其三，作为学者型作家，格非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存在深刻的互文关系，这一关系始终未能得到深入挖掘与充分阐释。格非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深耕叙事学、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撰写了《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思想性的理论著作，其文论中对“叙事空缺”“时间性”“存在与语言”等问题的思考，与他的小说创作形成了双向映照、彼此滋养的关系——他的创作实践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本样本，而其理论思考又反过来支撑并推动其创作的形式创新与思想深化。现有研究多将其创作与文论割裂开来，要么孤立地解读其小说文本，要么单纯地分析其理论观点，未能从“创作-文论”的互文性视角出发，揭示格非文学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也难以把握其作为“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独特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以理论思辨为支撑，融合叙事学、存在主义哲学、中国古典文论、文化研究等跨学科视野，打通格非创作与文论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如何以小说为媒介回应现代性困境——包括个体精神的异化、历史真相的遮蔽、文化传统的断裂等核心问题，同时探讨其在中西叙事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如何开辟出一条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路径。这一研究不仅旨在填补当前格非研究的学术空白，更试图以格非为个案，反思当代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格非的创作历程：从先锋迷舟到史诗江河

格非的文学之旅，始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向”浪潮。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文学界的思想活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卡夫卡的荒诞叙事、博尔赫斯的迷宫结构、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成为一代青年作家探索文学新形式的重要借鉴。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格非与余华、马原、苏童等作家一起，扛起了先锋文学的大旗，以“反叛传统、重构形式”为己任，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至上、线性叙事”的固化模式，将文学的重心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革命。

格非的早期创作（1987-1990年代初），以“叙事空缺”与“时间迷宫”为核心特征，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与对存在不确定性的追问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充满荒诞感与虚无感的文学世界。《迷舟》作为其成名作，堪称“叙事空缺”艺术的典范——小说以北伐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青年军官萧的故事，萧奉命前往榆关传递情报，却在途中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命运迷局，最终在一场莫名的枪战中死去。整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链条，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核心的“情报传递”事件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萧的死亡也充满了偶然性与不可知性。格非通过刻意制造的叙事空缺，不仅瓦解了线性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更隐喻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被动——历史的真相始终无法被完整捕捉，个体的命运也始终被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这种对历史与存在的怀疑，恰恰是格非“存在勘探”的起点。

如果说《迷舟》是通过叙事空缺解构历史的确定性，那么《褐色鸟群》则是通过时间迷宫解构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将先锋叙事推向了极致。小说以“我”（一个画家）的视角展开，讲述了“我”与神秘女子林、棋的相遇与重逢，情节在现实、记忆、梦境、幻觉中不断交织，时间线被彻底打碎、重组，没有明确的开始与结束，没有可靠的叙事者，也没有确定的人物关系。“我”多次遇到林，却始终无法确定她是否是同一个人；“我”讲述的故事，既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也可能是“我”的想象与虚构。格非在这里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真实性原则，他认为“真实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元的、流动的，是由记忆、想象与现实共同建构的”。这种对真实性的解构，本质上是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当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被打破，个体如何确认自身的存在？当记忆成为不可靠的载体，个体又如何锚定自己的生命轨迹？《褐色鸟群》的荒诞性，恰恰源于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它不是单纯的叙事游戏，而是格非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值得注意的是，格非的先锋性从未脱离中国本土语境，这也是他与同时代其他先锋作家的本质区别之一。同为先锋作家，马原的叙事实验更偏向于对西方叙事技巧的纯粹模仿，余华的早期创作则以对人性恶的极致书写彰显荒诞感，而格非的先锋叙事从一开始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将形式实验锚定于本土经验之上。《青黄》中，格非以一个“寻找青黄”的叙事线索，串联起一段被遗忘的乡村历史，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碎片化呈现，追问历史真相的可获得性——“青黄”既是一个具体的符号（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一种制度），也是历史真相的隐喻，它始终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状态，无论叙事者如何寻找，都无法获得完整的答案。这种对历史记忆的追问，贴合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性与创伤性，也彰显了格非对本土历史的深刻关怀。

《敌人》则将叙事的焦点转向个体的内心世界，以对恐惧心理的极致剖析，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存在的困境。小说讲述了地主陈守义一家被“敌人”纠缠的故事，这里的“敌人”并非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无形的、弥漫在整个家庭中的恐惧氛围——陈守义始终坚信有“敌人”要报复自己，这种恐惧不断蔓延，最终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每个人都在恐惧中走向疯狂与毁灭。格非通过对陈守义及其家人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揭示了人性中的脆弱与偏执，也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内心的孤独与异化——当个体被恐惧所裹挟，便会陷入自我囚禁的困境，最终丧失存在的意义。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摆脱了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抽象性，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人性经验，具有强烈的本土感染力。

1990年代的《欲望的旗帜》，标志着格非创作的重要转向——叙事重心从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追问，转向对现实世界中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书写，形式上的实验性有所弱化，思想上的现实关怀则更加凸显，但“存在勘探”的核心母题始终未变。小说以1990年代的大学校园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他们既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又被世俗的欲望所裹挟，在学术理想与现实利益、精神追求与物质诱惑的矛盾中，逐渐陷入迷茫与沉沦。主人公张末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始终在寻找精神的救赎，却始终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哲学家贾兰坡试图以哲学思考破解存在的困境，最终却在虚无中走向自我毁灭。格非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异化与崩塌——当理想主义遭遇现实的重击，当精神追求被物质欲望所消解，个体如何坚守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一追问，既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反思，也是对现代社会中所有人存在困境的普遍回应。

如果说《欲望的旗帜》是格非对现实世界的短暂回望，那么进入21世纪后，“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则标志着格非创作的成熟与升华，他以史诗性的叙事架构，将个体存在与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心灵史的全景式书写，同时也实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深度融合。“江南三部曲”以江南地区为空间载体，以陆家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串联起从清末民初到21世纪的百年历史，讲述了三代人对乌托邦理想的追寻与幻灭，展现了中国社会百年变迁中个体的挣扎与坚守、理想的光芒与虚无。

《人面桃花》以清末民初为背景，讲述了陆秀米对“大同世界”的追寻。陆秀米自幼目睹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疾苦，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立志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乌托邦。她参与革命，创办学校，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却最终遭遇背叛与失败，在孤独与沉寂中度过余生。陆秀米的乌托邦追寻，既是个人理想的坚守，也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的探索与迷茫——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剧烈冲突，当个体的努力在历史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乌托邦理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格非通过陆秀米的命运，既肯定了理想主义的崇高，也揭示了乌托邦冲动的脆弱与危险。

《山河入梦》将视角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讲述了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对乌托邦理想的延续与幻灭。谭功达作为一名县委书记，怀揣着建设“江南新村”的理想，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基建与改造，实现人人幸福的乌托邦愿景。但他的理想脱离了现实，忽视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规律，最终导致项目失败，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在绝望中度过余生。谭功达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它折射出建国初期理想主义的狂热与盲目，也揭示了乌托邦理想与现实人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春尽江南》则聚焦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讲述了谭功达的儿子谭端午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谭端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既厌恶世俗的功利与浮躁，又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在理想与现实、坚守与沉沦的矛盾中，逐渐陷入虚无与迷茫。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诗意栖居的眷恋，始终在文字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最终在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认知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救赎。谭端午的经历，贴合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完成了“江南三部曲”对乌托邦理想的辩证批判——从陆秀米的理想坚守，到谭功达的理想狂热，再到谭端午的理想反思，格非通过陆家三代人的命运，完整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理想主义的兴衰历程，也完成了对“乌托邦与存在”这一核心命题的深度阐释。

2016年的《望春风》，则是格非对乡土中国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冷峻反思，也是其“存在勘探”的进一步延伸。小说以江南乡村“儒里赵村”为背景，讲述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消逝与变迁，以及村民们的命运沉浮。格非以微观史的笔法，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相结合，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人情世故、民俗风情的细腻书写，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文化、乡村伦理、乡村生活方式的毁灭性冲击。小说中的“儒里赵村”，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更是乡土中国的象征，它的消逝，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也意味着一代人精神家园的失落。格非在小说中，既表达了对乡土中国消逝的惋惜与眷恋，也冷静地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代价——当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传承，如何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安放自身的存在？这些追问，既是对乡土中国的反思，也是对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

纵观格非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创作演变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也不是“从先锋到古典”的单向转型，而是围绕“存在-记忆-乌托邦”这一核心母题的螺旋式深化。其早期创作以先锋叙事为载体，聚焦于个体存在的不确定性与历史真相的不可获得性，是对存在本质的初步勘探；中期创作转向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与现实人性的书写，将存在追问与现实语境相结合，深化了对存在价值的思考；晚期创作则以史诗性的叙事，将个体存在与历史进程、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在中西叙事传统的融合中，完成了对存在命题的全景式阐释。从个体到群体，从形式到思想，从西方借鉴到本土创新，格非的文学世界，始终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世界，而他的创作历程，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从形式革命到思想沉淀、从借鉴西方到回归本土的缩影。

三、核心命题：存在勘探与复调诗学

在格非的文学世界中，“存在”始终是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也是他一生都在持续勘探的命题。不同于卡夫卡、加缪等西方存在主义作家对存在荒诞性的纯粹书写，也不同于中国当代其他作家对存在问题的碎片化表达，格非将小说视为勘探存在谜题的哲学工具，将存在追问融入叙事的每一个肌理，既关注个体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存困境，也思考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既揭示存在的荒诞性与虚无感，也肯定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无论是《迷舟》中战争与命运的交织，《褐色鸟群》中真实与虚构的混沌，还是《人面桃花》中革命与幻灭的辩证，《春尽江南》中世俗与诗意的碰撞，格非的叙事始终指向人类生存的终极诘问：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如何安放自身？记忆与真实之间存在怎样的裂隙？乌托邦冲动是否必然导向异化？语言能否抵达存在的本质？这些诘问，既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回应，也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永恒思考。

为了回答这些终极诘问，格非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复调诗学”。这种复调诗学，并非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格非融合西方叙事学、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文论，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所建构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审美范式与叙事策略。它以“多声部对话”为核心特征，打破了单一叙事视角、单一价值立场、单一文化维度的局限，在多元视角的碰撞、多重价值的对话、多种文化的融合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与复杂性的文学世界，既保证了叙事的弹性与丰富性，又深化了思想的深度与厚度。格非的复调性，具体体现在叙事结构、文化资源、时间意识三个核心层面，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格非复调诗学的完整体系。

（一）叙事结构的复调：多声部的交织与对话

叙事结构的复调，是格非复调诗学最直观的体现，其核心特征是“多声部交织”，即通过多重叙事视角、多重情节线索、多重叙事者的设置，打破传统小说“单一叙事者主导”的固化模式，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在文本中相互对话、相互碰撞，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叙事格局。这种叙事结构，既模仿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性与复杂性，也呼应了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让文本呈现出开放的、不确定的审美特质。

“江南三部曲”是叙事结构复调的典范之作。整部三部曲以陆家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但并没有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也没有设置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而是采用了多视角交织的叙事策略，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核心叙事视角，同时又穿插着其他人物的视角，让不同的声音相互补充、相互质疑。《人面桃花》以陆秀米的视角为主线，讲述了她对乌托邦理想的追寻与幻灭，但同时又穿插了张季元、谭水金等人物的视角，通过他们的眼睛，展现了革命浪潮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与选择，以及对陆秀米理想的不同理解与评价——张季元作为革命党人，既欣赏陆秀米的理想与勇气，又担忧她的天真与固执；谭水金作为普通农民，无法理解陆秀米的乌托邦理想，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与生活。这些不同的视角相互交织，让陆秀米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让“乌托邦理想”这一命题呈现出多元的解读可能，避免了单一视角的片面性。

除了多视角交织，格非还善于通过“多重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织，构建叙事结构的复调。《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与庞家玉的婚姻生活是一条核心线索，讲述了两人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情感疏离与精神困境；同时，小说还穿插了谭端午的学术生涯、庞家玉的律师工作、朋友们的命运沉浮等多条线索，这些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关联，既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勾勒出消费主义时代的社会图景。不同的情节线索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价值立场，它们之间的对话与碰撞，让小说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也让读者能够从多个维度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困境。

此外，格非还通过“不可靠叙事者”的设置，强化了叙事结构的复调感。在《褐色鸟群》中，“我”作为叙事者，始终处于一种模糊、不确定的状态，他的讲述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构的，既可能是记忆的还原，也可能是想象的重构。读者无法判断“我”的讲述是否可靠，只能在不同的叙事片段中，自行拼凑出故事的真相，这种不可靠叙事，打破了叙事者的权威性，让读者成为文本解读的参与者，也让文本呈现出开放的、多元的解读空间。在《迷舟》中，叙事者虽然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但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他没有向读者揭示事件的完整真相，而是通过刻意的叙事空缺，让读者在猜测与想象中，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这种叙事方式，也让文本形成了“叙事者-读者”的对话关系，强化了复调特质。

（二）文化资源的复调：中西传统的碰撞与融合

文化资源的复调，是格非复调诗学的核心底蕴，其核心特征是“中西融合、古今对话”，即打破中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限，既化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技巧与思想资源，又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传统与文化精神，让中西方文化在文本中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形成一种跨文化的美学合成。这种文化资源的复调，不仅彰显了格非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广阔视野，更体现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世界性的自觉探索。

在西方文化资源的借鉴上，格非深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但其借鉴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的对格非的影响最为深远，《褐色鸟群》中的时间迷宫、《迷舟》中的命运迷宫，都能看到博尔赫斯的影子，但格非并没有照搬博尔赫斯的抽象迷宫，而是将迷宫叙事与中国的历史语境、人性经验相结合，让迷宫成为一种隐喻——既是历史真相的迷宫，也是人性的迷宫，更是存在的迷宫。例如，《褐色鸟群》中的时间迷宫，并非博尔赫斯式的抽象时间游戏，而是与个体的记忆、存在紧密结合，隐喻了现代人身处碎片化时代的精神迷茫与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对格非产生了重要影响，格非早期创作中对存在不确定性的追问、对个体异化的书写，都能看到卡夫卡的痕迹，但格非并没有局限于卡夫卡式的荒诞与绝望，而是在荒诞中保留了对存在价值的坚守，在绝望中寻找精神的救赎。《敌人》中，陈守义一家的困境虽然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荒诞，但格非并没有让人物彻底沉沦，而是通过对人性的细腻刻画，展现了个体在荒诞中的挣扎与坚守，这种对人性的关怀，与卡夫卡的冷漠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格非对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在借鉴西方文化资源的同时，格非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承，而是将古典文学的审美精神与叙事传统，融入到现代叙事中，实现了古今对话。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虚实相生”审美追求，是格非重点借鉴的对象。格非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从不追求对现实的逼真模仿，而是强调“虚实结合”，通过虚与实的辩证关系，营造出“意在言外”的审美意境，这种审美追求，与他对存在不确定性的追问高度契合。在《望春风》中，格非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细腻书写（实），与对乡土中国消逝的惋惜、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虚）相结合，虚实相生，既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营造出一种悠远、苍凉的审美意境，让文本充满了诗意与哲思。

《红楼梦》的叙事传统对格非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格非借鉴了《红楼梦》“史传合一”的叙事模式，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让小说既具有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又具有史诗性的格局。“江南三部曲”中，陆家三代人的命运，始终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陆秀米的理想追寻与清末民初的革命浪潮、谭功达的乌托邦实践与新中国的建设历程、谭端午的精神困境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相互映照、相互支撑，既展现了个体命运的浮沉，也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的全景，这种叙事模式，与《红楼梦》中贾氏家族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格非还借鉴了《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叙事技巧，在文本中设置了大量的伏笔与隐喻，让不同的文本片段相互关联、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江南三部曲”中反复出现的“桃花”“河流”“梦境”等意象，既是人物命运的隐喻，也是主题思想的载体，贯穿于整部三部曲中，让文本呈现出高度的内在统一性。

格非文化资源的复调，并非中西方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深度融合——他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存在论思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精神相结合，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中国的历史语境、人性经验相结合，既避免了西方化的生硬与隔阂，又摆脱了传统化的僵化与保守，最终形成了一种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风格。这种融合，本质上是格非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所做的探索——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又如何实现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如何在文化碰撞中找到自身的文化定位，格非用自己的创作给出了答案。

（三）时间意识的复调：多维度时间的重叠与对话

时间意识的复调，是格非复调诗学的重要维度，其核心特征是“多维度时间的重叠与对话”，即打破传统小说“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维度相互交织、相互重叠，同时融入记忆、梦境、预言等非线性时间形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时间体系，让不同时间维度的事件、人物、情感相互对话，从而揭示时间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以及时间与存在的深刻关联。

在格非的小说中，时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叙事线索，而是一种与存在紧密相关的哲学范畴——时间的碎片化、流动性，恰恰隐喻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不同时间维度的重叠与对话，也恰恰展现了个体存在的连续性与复杂性。《褐色鸟群》是格非时间意识复调的代表作，小说彻底打破了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织，记忆、梦境、现实相互混淆，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也没有清晰的时间顺序。“我”与林的相遇，既可能发生在过去，也可能发生在现在；“我”讲述的故事，既可能是记忆中的过往，也可能是未来的预言，甚至是纯粹的想象。格非通过这种多维度时间的重叠，揭示了时间的主观性与流动性——时间并非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而是由个体的记忆、想象所建构的，不同的个体对时间的感知不同，时间的形态也会不同。这种对时间的解构，本质上是对存在的解构——当时间的边界被打破，个体的存在也失去了明确的坐标，只能在时间的迷宫中，不断寻找自身的存在意义。

在《望春风》中，格非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相结合，构建了一种“记忆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话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时间意识的复调。小说以“我”的记忆为线索，讲述了儒里赵村的变迁，“我”的个人记忆（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迷茫、成年的漂泊）与集体历史（乡村的兴衰、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断裂）相互交织，过去的乡村生活与现在的城市化景观相互对照，既展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紧密关联，也揭示了记忆与历史的深刻张力。“我”的记忆，是对过去的个性化还原，充满了温情与眷恋；而集体历史，是对过去的宏大叙事，充满了冰冷与残酷。这两种时间形态的对话，让小说既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温度，又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也让读者在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的对照中，反思时间的流逝与存在的价值。

此外，格非还善于通过梦境、预言等非线性时间形态，构建时间意识的复调，增强文本的神秘性与哲思性。在《迷舟》中，萧多次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迷宫，这个梦境既是对萧命运的预言，也是对时间不确定性的隐喻——萧的命运，就像梦境一样，充满了不可知性，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时间的操控，最终走向注定的结局。在“江南三部曲”中，梦境与预言也多次出现，陆秀米的梦境预示着她的理想与幻灭，谭功达的预言暗示着他的悲剧命运，这些非线性时间形态与线性时间相互交织，让不同时间维度的事件相互呼应，既丰富了叙事的层次感，又深化了对存在与命运的思考。

格非时间意识的复调，本质上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回应。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间被异化成为一种工具，人们被时间所裹挟，陷入了对效率的追求与对未来的焦虑中，逐渐丧失了对过去的记忆与对当下的感知，个体的存在也变得碎片化、异化。格非通过多维度时间的重叠与对话，试图让人们重新审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找回对过去的记忆、对当下的珍惜、对未来的敬畏，在时间的流动性中，锚定自身的存在价值。

总体而言，格非的复调诗学，是一种以存在勘探为核心、以多声部对话为特征、以中西融合为底蕴的文学审美范式与叙事策略。它既保证了叙事的弹性与丰富性，又深化了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让格非的小说既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又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辨性。这种复调诗学，不仅是格非创作的独特标志，更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创新与理论建构的重要贡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