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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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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3 1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 年 6 月 20 日 于上海)
正文
诸位代表:
去年 10 月 [中共] 上海 [中央] 局大暴露⁽³⁾之后,[中共] 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⁴⁾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 [中国] 红 2、6 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


至于莫斯科与 [中共] 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中断了。

[中共] 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 [中共] 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为此目的,我们受派遣来执行以下任务:




  • 我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 中央制定的措施是:
  • (1) 请你们为我们安排同 [中共] 上海 [中央] 局的无线电联系。
  • (2) 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 [共产国际] 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


  • 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 [不一定在上海] 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四方面军)和湖南(二六军团)的信使联系。
  • [中共] 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民党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 [中共] 中央新的负责同志 —— 波克利洛夫⁽¹⁾(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 [中共] 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四川的信使联系。
  • 在我离开 [中共] 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专门派出一名同志⁽²⁾去建立联系,由于该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会了面,我也就同该局联系上了。


  • 我从 [中共] 中央出发前,党已决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我出发后,看来,因为局势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渡过金沙江同红 4 军⁽³⁾会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
  •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同你们讨论:




  • 关于目前统一战线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党与苏维埃策略的运用方式问题,我有不少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在福建事变⁽⁴⁾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在福州,并同反对蒋介石的军阀集团有过接触。因此,我有机会听到各种意见,迄今 [中共] 中央还没有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




  • 陈铭枢(福建事变的领导人之一)表示愿意前往莫斯科,但他要求,全国反帝运动直接在共产国际 [和] 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他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我们作出答复后,他就能去莫斯科。这是我想同你们赶紧讨论的一点。


  • 至于目前华北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搞阴谋,要采取进一步步骤唆使南北方军阀反对蒋介石。需要讨论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


  • 至于建立侦察网的问题,红军现在在获取敌人情报方面遇到了比第一、二、三、四次 “围剿”⁽⁵⁾时更大的困难。
  • 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情报,因而未能确保西征时取得大的胜利。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必须在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中建立侦察网。我在上海时,曾负责特科工作,我去苏区后,获取军政情报,特别是红军所需要的材料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有必要讨论一下某些新的 [工作] 方法问题。


  • 我认为,[中共] 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个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


  • 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中共中央对我们中共上海中央局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小 K⁽⁶⁾。

注释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中共机密文件。来去,9 月 13 日。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批注确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35 年 8 月 1 日收到该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④ 见第 30 号文件。
⑤ 指中国红一方面军于 1934 年至 1935 年从江西中央苏区向西部的撤退。
⑥ 原文如此。潘汉年在苏联的化名是伊思美洛夫。
⑦ 即六小开。
⑧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⑨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 “围剿”。
⑩ 潘汉年。


出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第 452 页,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0,第 48—49 页。英文打字稿,副本。



二、《致季米特洛夫》(陈林,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正文
敬爱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向您汇报有关毛泽民⁽²⁾同志的简单情况。
毛泽民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大约三十五岁,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记得不太准)。他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一九三八年初被中共中央派去莫斯科,途中在新疆乌鲁木齐应方林⁽³⁾同志要求,留在那里工作,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
最近,据方林说,他病得很重。请同意他去莫斯科治疗。
有关陶高金⁽⁴⁾的情况,稍后向您汇报。
陈林⁽⁵⁾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原信为俄文,根据译文刊印。


注释
〔1〕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 —— 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当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 “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 等问题;三月下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2〕毛泽民(一八九六 —— 一九四三),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一九三八年初在赴苏联治病途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留在乌鲁木齐,应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盛世才邀请,先后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等。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曾赴苏联治病。
〔3〕方林,即邓发(一九〇六 —— 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一九三七年九月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三九年秋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
〔4〕陶高金,俄文音译,情况不详。
〔5〕陈林,任弼时的化名。


出处:《任弼时书信选集》第 28 页



三、《致季米特洛夫》(周恩来 陈林,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正文
敬爱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由于你的帮助一九三七年在迪化⁽²⁾用盛督办⁽³⁾名义组织了一个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在这学校内学习的共计有四百余学生。
为着培养技术干部,该校设有下列各科:炮兵科、航空科、坦克科及汽车夫班和无线电班。
根据方林、徐杰⁽⁴⁾同志的报告,该校学生经两年学习在政治军事上都有相当成绩,惟最近六七个月来,因为缺少军事技术(没有飞机、坦克和汽车等)和教员,使着教务难于进行。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技术和教员问题,则事实上他们将无法继续学习,而这些没有学完的学员,也就不能当作军事专门技术人员(飞机师、坦克手)使用。
因此我党中央及我们有以下的建议:


  • 为着使学员能在迪化继续和完成学习计划,则必须由此解决供给他们必要的军事技术和教员问题(供给他们几架各种式样的飞机、几架坦克、五六辆汽车,一个炮兵教官、一个坦克教官)。
  • 如果因某种政治情况不便给他们必需的军事技术与教员,则须选择学习较好的学员送到苏联,在莫⁽⁵⁾和阿尔马达⁽⁶⁾设立专门军事学校或训练班,以便他们能继续完成学习。学校以准备收容二百学员为标准。
    如果你们同意第二个方案,则可由我们干部部派人去选择学员。
    估计到替八路军培养技术干部之重要性,及不宜使那些学员半途废学,务请你最后的解决这一问题并具体实现这一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 陈林⁽⁷⁾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根据任弼时手稿刊印。

注释
〔1〕季米特洛夫,当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2〕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3〕盛督办,指盛世才(一八九五 —— 一九七〇),辽宁开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督办。
〔4〕方林,即邓发,一九三七年九月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三九年秋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徐杰,即陈潭秋(一八九六 —— 一九四三),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5〕莫,指莫斯科。
〔6〕阿尔马达,苏联地名,具体所指待考。
〔7〕陈林,任弼时的化名。


出处:《任弼时书信选集》第 30 页



四、《致陈琮英》(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正文
英:
两次来信及远志、远征、远远⁽²⁾来信均悉。
这几天我们又是行军。今日到达黄河边不远的地方,是否能住得长久,尚待敌人今后的行动如何而定。
敌人自三十六师被我消灭于镇川东北后,向南转动,我于永坪、延川间又给以打击,现退至延安附近,但似暂时不会向西安撤退,并且还企图在补充后再图进攻。现在绥德、清涧、延川、延长、瓦窑堡尚驻有敌人。
近来我身体很好。我们如能长驻下去时,你和远远或者有可能来河西一次,但还须过几天看清情况后再定。
远志已入贺龙中学读书很好,惟不知去后的情形如何。远征、远远和你近来都都好否?
匆此,并问
你们都好。




五、《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的复函》(2009 年 2 月 27 日)
正文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你们《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的表述意见》征求意见的函收悉,我们组织有关处室及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作为烈士家乡,在修缮 “湖州革命烈士史迹陈列室” 时,对钱壮飞事迹加以展示、充分宣传十分必要。目前,在国家安全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下,金沙县后山乡已修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并建有烈士事迹陈列室。该陵园被命名为国家安全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被确定为贵州省红色旅游的重点景区(点),欢迎你们前来参观指导,并对我省关于钱壮飞烈士的研究、宣传工作给予支持。
来函中涉及的观点正确,史实基本无误。钱壮飞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系 2000 年到 2001 年间,我室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联合调研,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等进行论证后,向中央有关部门申报确认的。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国家安全部的批复意见,建议将钱壮飞烈士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表述为:“1935 年 4 月 1 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时,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的后山乡” 一带。另,沙土镇历史上从未隶属息烽县,请你们在说明中更正。


注释
① 原件存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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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2-3 16:20 | 显示全部楼层
钱壮飞年谱(1896—1935)
1896 年
9 月 25 日,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观凤巷机塞弄 5 号。乳名彬生,又名壮秋、钱潮。
1902 年
进洋学堂读书,后转入当地一所官办小学,学业优异。
1908 年
考入湖州府中学堂(1912 年改称 “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
1913 年
父亲生意破产,患病交集。母亲托媒,提前为他与本城徐家女儿徐双英定亲、成婚。
1914 年
上半年 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修业。
1918 年
秋 在族亲钱玄同帮助下,到北京求学,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与同学张振华相恋、成家。
1919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至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同时兼任美术学校教员、报馆编辑等职。
1920 年
1 月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印发钱潮等毕业学生《同学录》。
1924 年
经同乡吴鹿鸣介绍,在北京安徽会馆与中国大学生胡底相识,成为挚友。
1925 年
受张振华之弟张暹中等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1926 年
9 月 胡底从中国大学毕业,入住西城区平安里 13 号钱壮飞家。
同年 经张暹中、张振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医生、教师、编辑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同年 入股位于护国寺附近的 “光华影片公司”,参与中国早期影片《燕山侠隐》演出和拍摄。
1927 年
夏 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组织受破坏,党员身份暴露,遭反动当局通缉。
冬 经组织安排,化名 “南飞”,与胡底等分别离开北京,转往上海。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
1928 年
春 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一份抄写黄包车(人力车)执照的临时差事,陆续把家眷从北京接到上海。
夏 与张振华去河南开封,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军医。不久,由于领不到薪饷,家计无着,重返上海。
8 月 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沈川。同在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还有在北京时相识的胡底等。
9 月 考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沪办处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至上海商业处就职,从事招揽生意、绘制广告等业务,得到无线电管理处营业科长、上海营业处主任徐恩曾器重。
年底 经张沈川介绍,在甘司东路辣斐德路新兴顺里(今嘉善路 117 弄 4 号)家中与李强相识。
1929 年
春 随徐恩曾前往杭州参加 “西湖博览会”,任 “特种陈列所” 陈列室主任。
4 月 中共法南区委法租界支部书记张沈川专程去杭州,与之联系。
同月 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 “加委” 徐恩曾为无线电管理处副处长、钱壮飞为无线电管理处科员。同月,徐恩曾任无线电管理处代理处长。
6 月 6 日,“西湖博览会” 举行开幕典礼,南京政府代表孔祥熙等多名要员出席。全会设有八馆、两所,展品琳琅满目,场面宏大,盛况空前。
夏 胡底的革命者身份被敌人发觉,转至杭州隐蔽,得到钱壮飞及其家人掩护。
8 月 20 日,国民党要员陈立夫来 “西湖博览会”。因西博会办得有声有色,对徐恩曾给以赞赏。
10 月 杭州 “西湖博览会” 结束,随徐恩曾回上海。
11 月 经胡底引荐,与时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相识,建议李克农到无线电管理处在上海的下属机构工作。
12 月 经党组织批准,李克农考入无线电管理处在上海的工作机构。
同月 获悉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调查科代理科长,准备扩建特务系统等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请示。
同月 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同时组成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陈赓负责联系。
年底 以 “秘书” 身份随同徐恩曾赴南京就职。
1930 年
年初 在南京中山东路 5 号,“协助” 徐恩曾建立起特务系统的秘密情报机构,对外称 “正元实业社”。同时,规划了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
春 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建立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并负责日常事务,对外称 “长江通讯社”。
春 在丹凤街建立隶属 “长江通讯社” 的情报机构 ——“民智通讯社”,安排胡底主持日常工作。
4 月 会同陈赓、胡底前往沈阳 “调查东北区军事”,恢复中共地下组织,带回一批重要情报。
8 月 “长江通讯社” 搬迁至 “正元实业社” 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
11 月 在丁家桥日报界建立隶属 “长江通讯社” 的情报机构 ——“长城新闻社”,派胡底任社长,内弟张家璇为记者。
冬 获悉国民党军 “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情报,经李克农、陈赓报告党中央,为红军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1 年
春 获悉国民党军第二次 “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情报,再次报告党中央。
4 月 25 日(星期六)晚,获悉关于顾顺章叛变的情报,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26 日(星期日)晨报警。
同月 26 日(星期日),李克农接到刘杞夫之情报,通过中共江苏省委、陈赓报告了党中央。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予以应变。同日,钱壮飞乘火车至上海郊外,绕道进入市区,向党中央作进一步报告。
同月 27 日(星期一),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被切断。
同月 28 日(星期二),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在上海展开大搜捕,但处处扑空。敌人企图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阴谋破产。
5 月 根据党组织安排撤离上海,经广东汕头、潮州和大埔等地,去中央苏区。
6 月 到达江西瑞金,分配至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
9 月 任红一军团红三军军医处处长。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期间,与李伯钊、胡底等组成文娱小组,组织了《最后的晚餐》(钱壮飞编剧)和《农奴》(李伯钊改编)等剧目演出活动。
同月 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 “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同月 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剧团 —— 八一剧团(后为 “工农剧社”)建立,受邀担任业余演员,成为 “表演明星”。
12 月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与李伯钊、胡底等编创大型话剧《为谁牺牲》,前往宁都起义部队慰问、演出,激起士兵共鸣,产生很大反响。
1932 年
6 月 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9 月 兼任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委员。
1933 年
4 月 受工农剧社总社蓝衫团学校(后为 “高尔基戏剧学校”)聘请,担任 “义务教员”。
同月 按照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关于修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的要求,承担礼堂的设计工作。8 月动工兴建,同年年底完工。
5 月 任中革军委参谋部第二局(又称 “后方二局”)、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又称 “前方二局”)副局长,主持后方二局工作。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委会通过建造 “红军烈士纪念塔” 的决议。同时计划修建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等附属设施。工程指导者梁柏台,设计者钱壮飞。
9 月 根据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及福建有关方面谈判所需,为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潘汉年编制新的密码本,出色完成任务。
12 月 “前方二局” 撤回瑞金,与 “后方二局” 汇合,统称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继任副局长。
1934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为瑞金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先后题词。
同月 22 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工农剧社举行文艺晚会,演出沙可夫编剧的历史剧《我 —— 红军》,钱壮飞在剧中饰反动师长。
2 月 2 日,“红军烈士纪念塔” 揭幕典礼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举行,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等建筑同时揭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与当地群众数千人出席。朱德发表纪念红军烈士的长篇演讲,钱壮飞做了设计经过的报告。
8 月 1 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颁发 “红星奖章” 的命令。此奖章由钱壮飞设计,授予红军中有特殊战绩的指战员。
10 月 参加长征。
1935 年
1 月 参与遵义会议安全保卫工作。
春 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
3 月 30 日,红军主力开始南渡乌江。
同月 31 日,除九军团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此间,钱壮飞掉队、失踪。
4 月 1 日,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一带。
(本书编写组整理,潘渭民执笔)

 楼主| 发表于 2026-2-3 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¹⁾
1934 年 6 月 17 日 于莫斯科
政治委员会致上海
在最近的电报中,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²⁾。随着部分部队返回东部,我们也考虑到通过中国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福鼎,也可以通过湖口、彭泽(鄱阳湖北面的港口)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
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弹药?能否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
请让你们的特科采取各种途径去努力瓦解敌人的部队,包
注释
① 文件于 1934 年 6 月 17 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员(И.А. 皮亚特尼茨基、И.Э. 曼努伊尔斯基、Б. 布龙科夫斯基、王明、В.Г. 克诺林)飞行投票被通过并在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6 月 21 日非常会议上被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95,第 153 页)。
② 见第 263 号文件。1934 年 7 月,根据这个建议,中共和红军领导向福建北部派遣 7 军团,名为 “抗日先遣队”,任务是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战线后面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边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二、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 年 7 月 3 日⁽¹⁾于上海
绝密
艾尔文⁽²⁾致米哈伊尔⁽³⁾。
共有 17 位同志被捕,其中有 4 名妇女,名字不详,因为同许多部门的联系已中断,而且组织的副书记⁽⁴⁾以及许多负责联络的同志也被捕了。被查获的东西有:通过冈斯⁽⁵⁾妻子手中的你们 (?)⁽⁶⁾的邮件,其中有王明关于代表大会日期⁽⁷⁾的秘密信件等、政治报告和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北平)军政工作计划、中国国统区三个月工作计划、党在工会中和几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计划、党三年半来的指示和决定⁽⁸⁾、护照和许多报刊 (?)、代表名单⁽⁹⁾。不太可信的是,其中也有您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 [中共] 中央的电报⁽¹⁰⁾。
简单谈谈我们对暴露原因的看法:
第一,中央与江苏省委的直接⁽¹⁾联系和江苏省委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等单位的直接联系遭破坏。
第二,可能对我们现在才知道的斯拉文⁽²⁾同米茨凯维奇⁽³⁾和宣传鼓动部部长⁽⁴⁾居住的房屋有监视。
第三,可能有奸细,但这很难确定,可能太集中了,同特科的联系中断,该科工作薄弱。
第四,从斯拉文方面来说,没有任何警觉性,对另两个想进来的同志没有发出发生情况的任何警告信号。除了我,党不想同其他同志保持联系,虽然他们认为我也不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帮助。您的代表⁽⁵⁾将于 [1934 年] 7 月 7 日取道海参崴离开这里。对密码、全部指示、有报声誉的文件等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一旦我们发生问题,您的声誉也不会受到损害。需要竭尽全力挽救党。我们同一个人保持联系…… 暂时是宣传鼓动部⁽⁶⁾。一旦他被捕或米茨凯维奇被捕,我们将同斯拉文的妻子⁽⁷⁾保持联系。她很少为人所知,斯拉文没有同她在一起居住。她懂上海话,不知道 (我们) 名字,或者我们将同其他同志 [保持联系],以便不失去同苏区(我们)党和 (电台) 的联系。斯拉文不会讲什么,他们将迅速同他断绝一切联系。我们近期的工作计划是:第一,恢复同特科的联系,逐步恢复同其他单位而首先是联络点的联系,特别是同满洲联络点的联系,以便有可能派出代表。
在六天内,应从苏区来六位同志。我们不知道哈尔滨的秘密接头处是否暴露,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对它们进行改组。
第二,在深入研究最近的暴露事件⁽¹⁾和很难恢复的联系之后,要在我们所处的新的水平 (?) 上同江苏建立联系。由于处境艰难,我不能在一周间收到或发出两次以上的电报。在失去秘密接头住所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延缓作出答复。请为了您的平静 (?) 研究一下我们所处的这种特别危险的局势。请告知您的决定。(库尔特⁽²⁾)。7 月 3 日。
出处: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61 (1934 年收文),第 95 页。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
② Н.Н. 格伯特。
③ И.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可能是李竹声。
⑤ 何人不详。
⑥ 这里和下面,原文如此。
⑦ 文件没有找到。指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日期(见第 61 页注④)。
⑧ 看来,这里讲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文件。文件没有找到。
⑨ 可能指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
⑩ 可能指第 263 号文件。
① 李竹声。
② 曼努伊尔斯基。
③ 可能是黄文杰。
④ А. 埃韦特。
⑤ 即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斯拉文。
⑥ 何人不详。
⑦ 何人不详。
① 见第 499 号文件。
② Н.Н. 格伯特。
三、赖安关于中共领导人被捕一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¹⁾
1934 年 7 月 3 日⁽²⁾于上海
绝密
对最近被捕事件的意见⁽³⁾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党的委员会和上海、河北、四川、福建等地领导积极分子的暴露和被捕的数目日益增多,特别是不久前由于斯拉文⁽⁴⁾和另 16 位同志被捕⁽⁵⁾,党遭到的沉重打击,十分尖锐地向党提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加强调了一个突出的任务,这就是反恐怖反奸细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全面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可以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如果拿上海作例子,必须承认,由于最近的被捕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党的工作联系和一些工作方面暂时的遭破坏,党蒙受了巨大损失,政治上也受了挫折,这不仅是(虽然也主要是)政治反动派得到加强、叛徒活动增多、公安委员会和外国情报机构采用了新的变化了的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9 月 10 日。
② 文件上有批注:此信,王明同志,看了所有这些意见并转给了康生同志。王明 1934 年 6 月 14 日以李竹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及上海和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被逮捕事件。
③ 李竹声。
④ 指 1934 年 6 月 14 日以李竹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及上海和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被逮捕事件。
四、赖安给米夫的信⁽¹⁾
1934 年 7 月 3 日⁽²⁾于上海
亲爱的米夫同志:
同中国同志一恢复工作联系,我就把很大注意力用到组织问题上,特别是巩固和建设党的问题上,同时要与反帝工作和工会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您和同志们同意这样做,也许最好把此事通报给党。这样的正式确认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收到共产国际⁽³⁾最近明确规定了我的工作范围的电报⁽⁴⁾之后。然而这是必要的,或至少是合适的,因为不久前艾尔文⁽⁵⁾已向您作出通报,说您的代表⁽⁶⁾没有正确地向中央⁽⁷⁾通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委托给我的任务。同时他官僚主义地歪曲了您以前的指示,其中顺便还说:“米尔顿⁽⁸⁾应仍由代表支配……”⁽⁹⁾
出处: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1,第 44 页。打字稿,副本。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9 月 10 日。
②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Н.Н. 格伯特。
⑤ А. 埃韦特。
⑥ 可能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⑦ Т. 赖安。
⑧ 文件没有找到。
五、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¹⁾
1934 年 7 月 3 日⁽²⁾于莫斯科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³⁾
我们认为,需要向艾尔文同志作出以下答复:
在译电员⁽⁴⁾到来之前(他已经动身,将不晚于 8 月 1 日到达艾尔文处),艾尔文不应同中国同志进行任何会面,在译电员到来并分配(密码、电台)工作后,可以让艾尔文在我们委托他同斯拉文⁽⁵⁾同志本人转达什么的时候同斯拉文同志会面。
关于最后一点,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不久前给艾尔文同志发去了指示⁽⁶⁾。
艾尔文同志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同邻居⁽⁷⁾会面。我们已本着这种精神给艾尔文同志发去了指示。
在中国国内建立运输武器的站点之前,艾尔文同志不应本人或通过自己的同旁接触这件事。在这里,艾尔文只能从旁观察和
告诉我们发生的情况。
关于党内联系问题也一样。
如果我们机构的领导人将为中国同志建立机构,那是于事无补的,并且我们的机构将会大暴露。
雷利斯基
出处: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22 页。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注释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И.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雷利斯基同志。根据最近的暴露事件,需要给艾尔文(Н.Н. 格伯特)发电报,让他十分小心,并有附注,已阅。雷利斯基。[1934 年] 7 月 7 日。
③ 何人不详。
④ 李竹声。看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不知道他在 1934 年 6 月被捕的时候准备的。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指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部的工作人员。
六、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¹⁾
1934 年 7 月 10 日⁽²⁾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和康生致米茨凯维奇⁽³⁾。在上海恢复我们的领导机关后,我们建议:
江苏省委和省青年组织⁽⁴⁾暂时从上海迁到该省另一个合适的城市。2. 在上海成立由 3 到 5 名成员组成的市委,不下设任何机构,它应通过省委而不是直接与 [中共] 上海中央局取得联系。
上海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地委身上,地委应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尽可能分散,相互不直接进行联系,而只通过市委。
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为 [中共] 上海中央局和技术单位挑选干部。这是我们从暴露事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旨在从组织上进行改组,使我们能够把 [中共] 上海中央局机关同省委和地委分开,把工作分散,避免由于某一环节暴露而发生更大的暴露。请把我们这些建议给 [中共] 中央审批。我们希望 [中共] 中央批准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丧失时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所建议的改组工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贯彻执行
注释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7 月 11 日会议上得到批准。俄文是,批准并以王明和康生名义发出(见全宗 495,卷宗 298,第 4—5 页)。
② 加密日期。
③ 盛忠亮。
④ 指中国共青团。
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¹⁾
1934 年 7 月 2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分会拨出 17420 荷兰盾,重复一遍 17420 荷兰盾。这相当于 7200 金元。拨给后请电告。
答复您第 269 号电⁽²⁾。请兑换马克。
出处: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 (1934 年发文),第 210 页。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些电报和信件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一份事件脉络清单,方便你梳理 1934 年这段时间的关键信息?

 楼主| 发表于 2026-2-4 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 年 6 月 15 日)
一、发布机构与地点说明
发布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布地点:四川懋功(今小金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非上海发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发布时间:1935 年 6 月 15 日
署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宣言全文
全中国的民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昨日夺取了东三省、热河、察东、河北非武装区,上海非武装区,侵略了福建,深入了广东、广西;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华北 (淮河以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变成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这样横行无忌地来并吞中国?因为有卖国贼首蒋介石作它的走狗。蒋介石的罪恶是无法数尽的:他把东三省、热河、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他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他屠杀了千百万的反日爱国同胞;他动员了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他强迫中国军队不抵抗日本,反而进攻红军;他解散了一切反日团体,禁止一切反日言论、反日运动;他签订了无数的卖国条约,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蒋贼等几年来的实际行动,就是代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反日运动,抵制日货运动,解除义勇军的武装,压迫、解散、屠杀上海与日本作战的工人及十九路军士兵,逮捕、屠杀无数抗日的领袖与群众,拿全国民众捐助的飞机大炮来轰炸捐钱的民众及民众自己的队伍 —— 工农红军,调遣东北及华北几十万大军南下来 “围剿”“追剿” 唯一抗日反帝的工农红军!
全中国的民众们!蒋介石是日本并吞中国最卖力气的开路先锋,是中华民族的头号卖国贼!不打倒蒋介石,就不能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恢复中国的失地,就不能拯救中国的民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现在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日的神圣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跨过了无数的高山大河,战胜了几十万白军的拦阻追击,克服了一切物质上的困难,将要到达抗日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我们相信,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和被广大民众热烈拥护的红军,是不能消灭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全中国的民众们!
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只有全国民众的总动员与坚决的武装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抗日反蒋的最后胜利;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一切斗争的方式,不论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及一切民众的反日反蒋斗争,都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响应,共同进行!
我们的口号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
反对蒋贼等卖国!
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全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
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日的神圣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打倒一切卖国贼!
中国民族独立万岁!
中国民众解放万岁!
抗日反蒋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祥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三、历史意义
该宣言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正式提出北上抗日主张,将长征前进方向与建立抗日前线阵地紧密结合,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楼主| 发表于 2026-2-4 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亲爱的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不费一粒子弹而已实行夺取了北平、天津、察哈尔(反动报纸还说 “察哈尔事件已和平解决”),整个华北(淮河以北)都已在日本控制之下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并吞全中国的田中计划。
东北四省和非战区域内几千万的父老兄弟姊妹,早已亲尝亡国奴的味道,被屠杀、强奸、烧屋,土地财产被抢夺,强迫劳役,就是那边群众的家常便饭,被残杀的和因受不住压迫而逃亡的已五六百万人。这种亡国奴的生活马上就要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日本这次占领华北,早已在两年前蒋介石卖国贼在秘密的塘沽协定中决定了。若不是全国民众公开的和秘密的反日反蒋,若不是满洲人民革命军、义勇军与日军队肉搏作战,若不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最坚决、最彻底反日反帝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工农红军,艰苦的、英勇的与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指挥的蒋介石白军作继续不断的革命战争,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老早就下手了。蒋介石卖国贼吸尽中国几万万民众的血汗来 “围剿”、“追剿” 红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替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开辟道路。
蒋介石卖国贼所提倡的 “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尊崇孔孟后代” 以及一切把戏都是为了掩盖他出卖中国和屠杀民众的法宝,并以这种复古运动来将中国民众变成日本的顺民。日本帝国主义 “骂” 蒋介石 “反日”,宣称 “打倒蒋介石”,这是替蒋介石遮盖他卖国和完全投降日本的烟幕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将驻华公使升为大使,也是为了欺骗中国群众和帝国主义国内的工农的手段。
现在全中国民众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我们要挽救中华民族和我们自己的方法,只有结成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凡不愿做亡国奴的或不满意蒋介石卖国的,不管他是谁,都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打倒蒋介石卖国贼和日本帝国主义!
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商人、医师、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军政各界以及一切自由职业者,必须马上提出抗议、罢工、罢课、罢业,来反对日本占领华北,反对蒋介石卖国。不要给予蒋介石一个铜板,使他拿来屠杀反日的群众,和奉送日本帝国主义(整理日本一切无抵押的借款)。中国所有为老百姓所供养的陆海军空,特别是蒋介石卖国贼自己的部队都要立刻调转枪头来枪毙蒋介石,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凡爱中华民族的人都要拥护反日反蒋的基本队伍 —— 工农红军,加入红军,募捐慰劳红军,广泛组织红军之友社。同时真正抗日的民众都要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抗日义勇军、敢死队,以群众的力量来没收日货、没收日本在华所有财产企业、没收所有卖国贼的财产来充足抗日经费,切实预备对日作战!
我们不要受蒋介石的欺骗,以为中国没有力量抗日。请看朱、毛〔2〕两位同志以几百个武装队伍为基础,能够在几千万工农群众热烈拥护之下,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白军五次 “围剿”,一百多万白军的包围不能消灭红军的种子,相反的,红军在西南西北各省广播了苏维埃的种子,打到贵州、四川、云南省城的旁边,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江西农村仍在我们手中,各省苏区红军正在发展,有些红军在最近几个月内增加了数倍的力量,满洲人民革命军于一年中增加五倍以上!这完全证明:中国民众以及他们自己的队伍 —— 工农红军,的确有伟大的力量来打倒蒋介石卖国贼和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同时,我们还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尤其是日本的工农群众援助我们!
工人们!你们要起来斗争,反对减少工资,反对增加工时、解雇、开除、关厂。农民们!你们要起来抗捐、抗税、抗债、抗租、分粮、抢粮,反对筑公路、筑碉堡、编民团。士兵们!你们要起来要求发清欠饷,要求与红军联合起来北上抗日!学生们!你们要起来要求减少学费膳费,择师自由,反对会考,反对强迫军事训练。一切知识分子技术人员都要起来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失业救济,要求工作,发清欠薪,反对减薪,反对开除。同时你们都要明白:不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众绝对不能生存的。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是你们自己的政府,是能够把你们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卖国贼的惨无人道的压迫和穷苦之下解放出来。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
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中央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释
〔2〕指朱德、毛泽东。
二、作者与背景分析
署名作者:这份文件以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 的名义发布,代表的是该机构的集体立场,而非单一个人。
机构背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是 1933 年中共中央主力撤离上海后,留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反蒋斗争。1935 年时,面对日本侵占华北的 “华北事变”,该机构通过这份文件呼吁建立反日反蒋统一战线,号召民众以罢工、罢课等行动抵抗侵略。
负责人关联:1935 年前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变动(如黄文杰等曾主持工作),但文件以机构名义发布,体现了党在白区的集体政治主张。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 1933-1935 年的历史

 楼主| 发表于 2026-2-4 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全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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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
马 红

一九三三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以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它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作,保持和疏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上海中央局成立以后,曾遭受过敌人三次较大的破坏: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央局第一任书记李竹声被捕,随即叛变;三个多月后的十月五日,第二任书记盛忠亮及其他七人被捕,盛中亮叛变,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敌人破坏;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第三任负责人黄文杰和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及各部负责人共约三十人被捕。经过这次破坏以后,上海中央局是否继续存在?工作情况如何?这方面目前尚未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根据我们所见的档案材料,上海中央局第三次被敌人破坏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到八月,存在过一个临时中央局。这一届中央局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恢复和整顿了白区党的组织,进行了一些宣传联络工作,领导了几次群众的斗争运动。现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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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至二十日大破坏后,在全总、青年团、军委、特科和其他未遭破坏的组织里幸存下来的同志们仍在坚持斗争。刘仲华(当时化名华、华再成、刘子华、秦、叔五)经当时在上海的全总代表饶漱石(当时化名阿四)介绍,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见了面。他们讨论了中央今后的工作问题,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央局不可无人负责,指示应当尽快恢复上海中央局。鉴于当时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天津,而饶漱石又将赴莫斯科的实际情况,只能一面请求共产国际选派有经验的干部来组织,一面提拔现有的干部暂时担负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三月十七日(另有一份材料说是十八日)由刘仲华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在贺昌之(当时化名张涛、云五)家中召开,参加者有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当时化名王养三、粮食、圣五、张培龄)三人。会议宣布成立以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及全总代表代理人、青年团(CY)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一共五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当时称五人团)。由于五人团的领导具有暂时的性质,所以他们称这届中央局为临时中央局。会议还决定临时中央局的日常工作由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三人领导,其余二人仍负责其原有的工作,不参加临时中央局会议。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宣告成立。

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以后,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恢复与苏区、白区和上海各组织部门的联系,检举内奸与清洗党内的异己分子,巩固党的组织并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

五人团时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组织分工情况是这样的:刘仲华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全总代表代理者和青年团的联系,继续担任特科的负责人,领导无线电台。浦化人领导原有的苏区交通局和商务局的工作,同时负责恢复技术部、宣传部、财务局以及出版处的组织。贺昌之领导白区交通局、军委、武装自卫党团组织,同时负责恢复组织部,并与领导满洲、河北、察哈尔、绥远、陕西、山西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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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概况
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以后,首先着手恢复和整顿组织。五人团时期,临时中央局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这项工作。贺昌之通过警探线的介绍后与军委的同志见了面,经过苏皖交通局的关系找到了白区交通以及前组织部的秘书,同时还利用特科的关系找到了武装自卫党团。浦化人由他原来的铺保的关系找到了商务局的负责同志,并通过他找到苏皖交通以及文件保管处和印厂。临时中央局在与军委取得联系后,由饶漱石介绍,与中央驻北方代表也建立了关系。经过一番恢复和整顿,临时中央局建立了以下机构:(一)组织部,由殷洪钧代理部长兼秘书;(二)技术部,由张维森代理部长兼秘书;(三)宣传部,由工农通讯社社长董维健(当时又被称为董博士)代理部长兼秘书;(四)警探站,由前皖西北特委秘书田道先任主任;(五)无线电台。除此以外,临时中央局还找到了青年团中央局和印刷厂,检查了全总执行局和文总的工作,建立了邮局科并在技术部内附设油印处。到五月底,原有的组织关系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来到上海,召集刘仲华、贺昌之开了一个三人会议。会上对前一段的恢复组织工作做了总结,对领导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会议还重新确立了三人团(刘、浦、贺)的领导地位和分工。

孔原来沪之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构设置仍然按照上海中央局所保存下来的各部稍加整理,没有改变前中央局原有的组织方式。孔原来时,临时中央局又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写给上海中央局的信。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为了更好地保存革命力量和向敌人斗争,应把原有的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当时决定把苏区交通、白区交通与军委缩小为组织联络委员会(由于刘仲华反对把苏区交通归并于组织联络委员会,所以后来的组织联络委员会只是把白区交通和军委合并在一起,苏区交通仍由浦化人负责)。把秘书处和出版处原有的组织缩小为出版委员会。

调整后的临时中央局由以下机构组成:(一)三人团为临时中央局领导;(二)组织联络委员会;(三)出版处;(四)苏区交通局;(五)特科;(六)全总办事处;(七)青年团(CY)中央工作委员会;(八)武装党团;(九)文总党团;(十)沪东区委。重新确立的三人团领导做了如下的分工:刘仲华领导特科、电台并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及全总的各方面的联系也由他负责;浦化人领导苏区交通局(苏区交通局共有三人,管理与江西、皖西北、鄂豫皖、湘鄂赣、红二、六军团)、浙江、琼崖等处的交通。报警站、青年团(CY)中央工作委员会、出版处(由董维健负责管理油印厂和印厂)、文件保管处(有一人负责,一人收发文件。藏文件处是一家商店,约二三个同志。除了在二月十九日破坏中损失的一部分外,自有的文件都保存着)、文总和沪东区委;贺昌之领导组织联络委员会的工作。组织联络委员会有三个同志,一个是军事工作同志(军委已取消),一个是秘书,一个是管理交通的同志。在组织联络委员会下有满洲交通、河北交通、皖南交通和厦门交通。

在军事工作方面,有江阴五个士兵支部。此外,通过交通的关系,武装自卫党团由组织联络委员会维持。这时,临时中央局对原有组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决定给一些环境不好的同志调动工作,但是后来这项工作没有全部实现,只是把原组织部所保存下来的同志调到陕北或遣散到别处去了。

临时中央局成立以后,通过各种关系恢复与苏区和白区的联系。当时白区地方组织最大的是河北省委和满洲省委,他们单独向临时中央局报告工作。同时临时中央局还与北方的陕西、青岛市委、鲁南工作委员会、山西省委和南方的皖南工委、厦门中心市委、湘鄂工委及琼崖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这期间,临时中央局向河北输送军费,加强了和中央北方代表的联系,还派交通局长刘作抚到陕西担任领导工作,并为陕甘省委办运输无线电台和武器等物。临时中央局还曾派鄂豫皖交通到陕南红二十五军中,给他们送去电密码并通过他们将密码送到了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在与苏区的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底,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红二、六军团任弼时同志(可能是任弼时同志)的报告和中央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决议,任弼时并要求上海派干部到红二、六军团去。临时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决议的情况。另外,临时中央局还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五中全会决议、关于反蒋问题、关于红二十六军发展方向的文件以及王明《关于新条件与新策略》的小册子,临时中央局将小册子摘要送到红二、六军团,由他们电告党中央。

上海临时中央局前后还进行过一些宣传和出版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华北事变”发生。六月初,孔原来到上海,便与贺昌之一起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统一战线和民族战争问题。经过讨论决定了以下几点:①我们对“华北事变”的分析;②我们过去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③白区党的组织目前几个迫切任务。并将这个文件送给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来由贺昌之起草并经潘汉年、浦化人、刘仲华看过以后以临时中央局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宣言。由于着重于恢复组织,同时没有开展印刷党的文件。约在六月间,油印处恢复了,同时临时中央局也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组织问题和反蒋问题的文件,于是他们大量地翻印这些文件。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同时着手恢复,由浦化人具体负责,出了两期《捷报》特刊;又在七月五日,出版了一期《斗争》(即第七十九期)。这期《斗争》刊登了贺昌之起草的以临时中央局名义发表的宣言,宣传红军长征及其意义的文章和翻译过来的共产国际文件。在临时中央局存在的几个月当中,贺昌之写了关于“华北事变”后党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反蒋问题和关于台尔曼审判问题等四篇文章,浦化人也写了关于纪念“五一”劳动节和关于“华北事变”的两个宣言。

临时中央局通过下级组织还领导了几次群众斗争运动。其中主要的有两次,一次是暨南反日运动,一次是抗议“新生事件”。

“华北事变”发生后,上海武装自卫党团首先暨南大学的分会,召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如何发动全上海学生的反日运动。经暨南分会活动,召集了全上海学生大会,由暨南分会的同志报告“华北事变”的经过,号召上海全体学生一致罢课,组织“华北事变”后援会。由于反动的蓝衣社学生捣乱,使大会最后无结果而结束。反动当局在接到蓝衣社学生的报告后,派出大批警察包围了学校,捕去学生四五十人。暨南反日运动由此告一段落。

五月四日,上海《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刊登易水(艾寒松)的文章《闲话皇帝》,文中说现在的皇帝“有名无实”,是“古董”,“傀儡”,日本的统治要保留天皇“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不久,国民党以《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文字引起“反感”为由,于六月十日下令取缔反日运动,这就是“新生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文总和特科领导新生读者进行了抗议反动当局日并给《新生》总编辑杜重远判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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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结束
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日晚,刘仲华找到贺昌之,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阎同志来组织新的正式的中央局,三人团的工作将交给新来的负责同志,让他准备移交工作。第二天,通知了浦化人,并让贺、浦二人准备十五日赴莫斯科,后因故拖延了几天。

七月二十一日夜到二十二日(一说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临时中央局遭到了敌人的一次大破坏,被破坏的地方有浦化人的家、贺昌之领导的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当时称为老韩)的家、贺昌之和负责白区交通工作的王子清家。被捕的有浦化人及其秘书、王子清、湘鄂工委的负责人、两个满洲交通和一个分配文件的同志。几天后,临时中央局又遭零星破坏,董维健被捕,但他领导的油印处、印厂、文件保管处没有遇到破坏。青年团方面被捕四五人,武装党团也有三人被捕。在这次破坏中,被敌人搜去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临时中央局一些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的重要机密文件。从当时的被捕人员名单上看,约有四十人在这次破坏中被捕。

八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五月三日和五月五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五月三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临时中央局的同志有的去了华北,有的去了武汉,在上海只留下了一个交通站。一九三六年春和一九三七年,党先后派冯雪峰、刘晓到上海,才重新恢复了上海白区工作的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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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主要材料来源:
1. 《最近中国白区党领导机关的大破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及分工情况》(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临时中央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2. 《临时中央局给王明等的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
3. 《王明、康生给临时中央局老秦的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4. 《三人团的建立及结束》(一九三五年八月张涛——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5. 《老秦、老萧给王明、康生的信》(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6. 中央《斗争》第七十九期
7. 《捷报》特刊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原载本刊1985年第2期)
二、潘汉年与陈云的相关时间补充
根据这份档案及历史背景,两人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建立联系的时间如下:
陈云: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中央委派离开长征队伍,经四川、重庆秘密前往上海,于1935 年 5 月抵达上海,随即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刘仲华、贺昌之等人取得联系,恢复了地下工作的衔接。
潘汉年:
1935 年 6月上海中央局第三次大破坏后,陈云于1935 年 6 月回到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会合,并参与了《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宣言的起草审定工作。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1935 年上海临时中央局核心人物活动时间线,把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陈云、潘汉年等人的关键行动都串联起来,这样更清晰直观?







 楼主| 发表于 2026-2-4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编辑优化版)
作者:马 红
原载:《中央档案馆馆刊》1985 年第 2 期
一、历史背景
1933 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在白区的派出机关,负责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并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3—1935 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遇三次重大破坏:
第一次(1934 年 6 月):首任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
第二次(1934 年 10 月):第二任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
第三次(1935 年 2 月):第三任负责人黄文杰等约 30 人被捕
1935 年 3—8 月,幸存的地下党员重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在极端环境下坚持斗争。
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
重建契机:1935 年 2 月大破坏后,全总代表饶漱石介绍刘仲华与共产国际代表会面,后者指示尽快恢复中央局。
成立会议:1935 年 3 月 17 日(或 18 日),刘仲华召集贺昌之、浦化人开会,成立由 5 人组成的 “五人团” 领导机构,正式组建上海临时中央局。
核心分工:
刘仲华:负责与共产国际、全总、青年团联系,领导特科与无线电台
贺昌之:领导白区交通、军委、武装自卫党团,恢复组织部
浦化人:领导苏区交通、商务局,恢复技术部、宣传部、出版处
三、主要工作概况
1. 组织恢复与整顿
重建组织部、技术部、宣传部等机构,恢复与苏区、白区党组织的联系
建立文件保管处、印刷厂、无线电台,打通了与红二、六军团、陕甘省委的交通线
2. 宣传与出版
1935 年 6 月,发表《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宣言,呼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恢复党报出版,发行《捷报》特刊 2 期、《斗争》第 79 期,翻印共产国际文件
贺昌之、浦化人撰写多篇关于 “华北事变”、统一战线的文章
3. 群众斗争领导
暨南反日运动:1935 年 5 月,发动上海学生抗议 “华北事变”,因反动当局镇压而终止
抗议 “新生事件”:1935 年 6 月,领导读者抗议《新生》周刊被封、总编辑杜重远被判刑
四、结束与后续
再次遭破坏:1935 年 7 月,临时中央局遭敌人突袭,浦化人等约 40 人被捕
奉命结束:1935 年 8 月,接到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 “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临时中央局宣告结束
后续衔接:1936 年春,党派冯雪峰到上海;1937 年,刘晓抵达上海,重新统一领导上海白区工作
五、核心人物关键时间线
人物        关键行动与时间
陈云        1935 年 5 月抵达上海,与临时中央局取得联系
潘汉年        1935 年 6 月回到上海,参与宣言起草审定
刘仲华        1935 年 3 月牵头组建临时中央局
贺昌之        1935 年 3 月参与建立临时中央局,起草重要文件
浦化人        1935 年 3 月参与建立临时中央局,负责苏区交通与出版
本文主要材料来源
《最近中国白区党领导机关的大破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及分工情况》(1935 年 3 月)
《临时中央局给王明等的信》(1935 年 5 月)
《王明、康生给临时中央局老秦的信》(1935 年 5 月)
《三人团的建立及结束》(1935 年 8 月)
中央《斗争》第 79 期、《捷报》特刊

 楼主| 发表于 2026-2-4 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二)中共 “上海临时中央局” 及其他组织
1935 年 3 月 17 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成五人的临时领导机构;8 月 26 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 5 月来信决定撤销,人员分散活动,先后转移至天津北方局和武汉等地。
1. 中共 “上海临时中央局”:(驻上海市)
代理书记:黄文杰
秘书长:李大章
秘书处负责人(后):张唯一
组织部部长:何成湘
秘书:张子华
宣传部部长:朱镜我
保卫部部长:武胡景(吴福敬)
副部长:孟用潜
秘书:谢甫生
保卫队队长:朱大鹏(朱军)
军事委员会代理书记:王世英
秘书(后)
交通工作负责人:先后
警报站主任
3. 共青团(“少共”)上海中央局:(不时工作委员会)。1935 年 7 月 22 日遭
书记:周汉平()
(后):张达信()
组织部部长:张达信()
宣传部部长:戈夫()
4.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上海中央执行局”:夏间仍然继续工作,不久被破坏,人员
中共中央代表:饶漱石()
主任(中共党团书记):(后)夏爵一(1)
组织部部长:夏爵一(1)
(后):郑文卿(1)
秘书:马纯古
中华海员总工会:(驻上海)
负责人:闵一凡
5. 上海工会联合会:(1936 年后遭到
常务委员:夏爵一
323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5 年 3 月 22 日①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在这封信中我们简要地汇报一下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组建情况。
今年 2 月 19 日,我们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又被敌人 —— 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发现。中央局的所有成员和中共中央的代表②被捕。各部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些部的工作也部分地停止。但是各部的所有负责同志以及曾经在领导机关领导下工作的大多数党员都在坚定地继续加强自己的基地,防备敌人的进一步袭击。这些同志当中的很多同志仍像以前一样,继续独立地在做自己的工作。3 月 18 日,即巴黎公社周年日,我们的宣传材料,例如传单,在上海各地广为散发。这也是我们对敌人企图在上海彻底消灭革命组织的一个回答。在共产国际代表③的领导下,很快就成立了临时中央局,并于 3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暴露的时候,除了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部分在技术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在 1935 年 5 月 3 日收到此信的。
② 黄文杰。
③ H. H. 格伯特或 B. 弗洛赫。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387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领导下,从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特科、共青团和中共中央代表所领导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挑选了五位同志,组成了负责履行中央在白区的职责的新的中央局。局内分工如下:
(1) A 同志①领导特科的工作,保持与共产国际代表、共青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及电台的联系。
(2) B 同志②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工作。
(3) C 同志③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4) D 同志④领导商业局、联络局、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以及白区的一些党组织的工作,还负责恢复宣传部的工作。
(5) E 同志⑤领导军事部和白区一些组织的工作,同时负责恢复组织部的工作。
我们的日常工作由 D 和 E 主持,A 同志有时也参加中央局的会议。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1) 恢复并重新开展由于敌人袭击而受到损害的各部门的工作;
(2) 恢复和加强与白区各省党组织的积极联系;
(3) 坚定不移地发展那些在暴露后保存下来的部门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我们的组织,首先,要加强领导机关,以便使领导机关今后能不间断地工作。
现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共青团、特科和军事部的工作继续正常进行,正在重新审查和恢复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在对情况进行仔细全面研究之后,我们将制订下个月或未来几个月的工作计划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出关于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全面报告。
由于新的中央局一些成员没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对党组织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够清楚,还由于现有的干部远远不够,在工作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当然,我们认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然而,为了加速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和加强新的中央局的领导,我们请求共产国际派几位同志来中国⑥担任你们的职位,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其次,鉴于在中国存在着危急的革命形势,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所以,我们恳切请求增加领导干部。
我们派遣阿石⑦和贺⑧同志前往苏联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⑨的代表。阿石同志过去的工作,共产国际代表是了解的。贺同志曾经负责皖南的组织工作。他在政治上是很坚定的,但是他的实际工作经验还不能认为是丰富的。我们请求你们给他提供参加短训班的机会,然后再让他回中国工作。
我们单独另列新的中央局成员的姓名及其过去工作的材料⑩。
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局
又及: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在华北有很大的组织力量,在那里有中共中央代表⑪。同时华北的党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保持着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在几个地方工作,目的是加强中国各地的工作和防止敌人对我们党的集中进攻。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2,第 87—90 页。
英文手稿,原件。
注释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指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指共青团。
③ 刘仲华。
④ 浦化人。
⑤ 贺昌之。
⑥ 见第 61 页注①。
⑦ 饶漱石,应为:上海。
⑧ 贺昌之。
⑨ 见第 61 页注①。
⑩ 材料没有找到。
⑪ 孔原。
3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442 (Б) 号记录(摘录)
1935 年 3 月 21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31.(7225).—— 关于解救鲁埃格两同志①的运动。
决定:31.—— 恢复解救鲁埃格两同志的运动,不必解释他们绝食的理由。关于鲁埃格两同志的小孩②来苏联的问题留作悬案,责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同志解决他在中国的住所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41,第 320—32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注释
① Я. М. 鲁德尼克和И. Н. 莫伊谢延科 — 韦利卡娅。
② Д. Я. 莫伊谢延科。
325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
1935 年 4 月 1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和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很想谈谈并聆听您就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斗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建议。
请告,您是否有时间进行这次谈话①。
致共产主义敬礼!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550,第 81 页。
手稿。
注释
① И. В. 斯大林的答复没有找到。
326
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5 年 4 月 26 日于莫斯科 秘密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最近几天 “老头子”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就要抵达莫斯科。最近一年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几次暴露,甚至整个机关(30 人)又彻底暴露②,因此,有必要对 “老头子” 的活动进行调查。
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必要的,该委员会可以了解国际联络部所有涉及他的整个工作③的材料。
(切尔诺莫尔季克)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51,第 107 页。
打字稿,副本。
注释
① H. H. 格伯特。
② 指 1935 年 2 月 19 日以黄文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上海和江苏省委组织的工作人员被捕。
③ 原文如此。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450 (Б) 号记录(摘录)
1935 年 5 月 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6.(7301)—— 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机关报并立即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的建议①。
决定:6.—— 通过。(1935 年 5 月 4 日飞行表决:皮亚特尼茨基、季米特洛夫、库西宁、克诺林、曼努伊尔斯基、哥特瓦尔德、里希特、王明、布龙科夫斯基、艾尔科里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
致政治委员会③
注释
① 见附录。
② И. 陶里亚蒂。
328
贝克①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
1935 年 5 月 9 日于莫斯科
总的日程报告②
1934 年 4 月 1 日我离开纽约,带着指示前往上海,要在共产国际代表③的领导下做红色工会国际系统的工作。我于 1934 年 5 月 2 日到达上海。基奥尼格去接我,第二天他让我认识了艾尔文④。在让我认识埃韦特之前,艾尔文和基奥尼格预先告诫我,同埃韦特和米尔顿⑤交往要很小心,因为他们对秘密工作的规定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他们酗酒,几乎每天都互相拜访,即使没有特别的必要也要这样做。我们在这次会面和在其他场合都喝了很多酒,有一次,米尔顿明显是在喝了烈性酒之后来到埃韦特家里的。我会见过他
注释
① 杰克 [P. 贝克],上海。该文件德文稿于 1935 年 5 月 15 日发给 A. JI. 阿布拉莫夫。
② 该文件的英文原件由一些片段组成,没有统一的页码编号。在译成德文时根据叙述的逻辑对文件进行了重新编排。这次发表时保存了德文稿的编排(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1,第 96—117 页)。
③ H. H. 格伯特。
④ A. 埃韦特。
⑤ H. H. 格伯特或 B. 弗洛赫。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一份按时间线串联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事件清单,方便你更清晰地梳理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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