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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个例子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地区圆雕艺术的了解。其一是在芦山姜城遗址发现的一尊损坏的石兽〔参见图二十六〕。该像长近两米,原本立于古代芦山城门前面。这证明有翼神兽并非仅用于墓葬美术,也见于公共空间之中。第二个例子是雅安点将台汉墓中发现的一组七件石础,原来用于支撑棺椁以及覆盖棺椁的帷帐,其小巧的造型使石匠得以更加注重细节和雕像蕴含的戏剧张力。其中一件表现两只异兽正在搏斗或嬉戏,交缠的躯体构成复杂的三维形态〔参见图二十三:1〕;另一件表现一名力士从地上挺起赤裸的上身,背后延伸出榫头〔参见图二十三:2〕。这使我们联想到高颐阙上的力士形象,也以类似方式与背后的建筑结构相接。
第三个例子是芦山黎明村出土的一座小型石刻建筑〔参见图二十四〕。它宽58厘米,深39厘米,是一座两层干栏建筑的微缩模型。三根粗柱将楼下的空间分成两半,右半部中的两人手持乐器,左半部中的人物向他们举手致意。这个场景相当生动,人物的浑圆形态也很像高颐阙上的人物形象〔参见图八〕。不过若认为这一石刻如实再现了当地的建筑和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则可能走得太远,因为上层中心的“妇人启门”图像实际上是东汉画像中经常出现的格套。我们已经见过高颐阙顶层中的这一形象,象征着天界的入口〔参见图十二〕,类似图像还出现在雅安地区发现的另外两件重要的石刻上。
这两件石刻均为汉代石棺的佳作,在顶部和四面以不同雕刻形式表现了各类图像。在荥经出土的石棺上,“半启门”出现在一边长挡的中间,显现为一座精美建筑的入口〔参见图二十五:1〕。建筑的四个开间显露出门内的不同景象:右侧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象征长生不老的西王母〔参见图二十五:2〕,左侧是一对相拥男女〔参见图二十五:3〕。学者们对第二幅图像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总的说来可以将其视为人类欲望在来世中的投射。石棺的一端刻有一组阙门〔参见图二十五:4〕。这一图像和“半启门”图像并置于石棺的不同侧面上,表明它们的意义存在一定的差别。从石棺的图像程序来看,棺首上的阙门可能象征着通往来世的入口,侧面的“半启门”则提供了通往西王母永生仙境的通道。
与阙门图像相对的石棺另一端上刻着一只尾羽华美的朱雀〔参见图二十五:5〕。在汉代宇宙观中,朱雀与南方、太阳和光明有关。它张开双翼,好似在翩翩起舞,其活泼的姿态强化了题材的象征意义。另一长挡上的浮雕描绘了一匹拴在树上的马;马后有一人肩挑担子,马前的另一个人似乎正给它喂食〔参见图二十五:6〕。雕工以一种非常规的做法将这些图像置于挡板左下角,其余部分全部留空。但“留空”这个词或许并不准确,因为这个区域内布满了由平行线交替构成的菱形图案。这种图案化的纹理与左下角的浮雕图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特殊的视觉效果。
根据最后这一观察,我们发现浮雕图像和背景花纹之间的对比,在这个石棺上随处可见,石匠并以不同的风格和高度塑造各种图像。其中一些是附着于石面的“浅浮雕”,如阙门、马和侍者和建筑结构。“低浮雕”形象包括房中的西王母和相拥的男女,其特点是在底面上突出较高、轮廓圆润、表面起伏,对衣饰的刻画也更为细腻。位于作品焦点的“半启门”图像被赋予了更强的立体感:石匠在门内的妇人身后营造出一个更深的下沉空间。这一做法使得妇人的一半身体处于石棺之中,呈现出“中浮雕”或“高浮雕”的效果〔参见图二十五:7、8〕。
“半启门”图像再次出现在王晖石棺上,不过这次是在前档上〔图三十一:1〕。从门内女子肩上的狭长翅膀和小腿上的羽毛图案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仙人。关闭的那扇门扉被转化为刻有墓铭的石碑〔图三十一:2〕,上刻:“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鸣呼哀哉!”
与刚刚分析过的荥经石棺相比,这个王晖石棺的装饰配置更加连贯,以一系列浮雕图像将石函转化成微型宇宙模式〔图三十一:3〕。青龙和白虎有着同样修长的身体和弯起的尾部,对称地刻在石棺两侧。在汉代的宇宙观中,这两种神兽分别象征着东方与西方。石棺后档刻着龟蛇组合而成的玄武,则是北方的象征。这些代表方位的符号构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三维结构;这一结构或可被理解为死者来世中的宇宙,石棺正面的“半启门”则标示出它的入口。与荥经石棺不同的另一点是,此棺上的所有图像均为轮廓圆润、细部精致的“低浮雕”〔图三十一:4〕。突现在朴素无纹的背景之上,这些优美的造型具有强烈的视觉节奏感,创造于东汉末期,可谓汉代浮雕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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