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五）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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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调元论（五）

袁竹著  

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接上期）
第一章 李调元的生平事迹与学术历程——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第四节
六、归而不寂：千古留名，斯文永续

清·嘉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03年1月14日），李调元病逝于罗江醒园，享年六十九岁。他的一生，历经宦海浮沉，遭遇贬谪之苦，却始终坚守初心，担当使命；他归隐乡梓，不避辛劳，藏书、著述、讲学、传薪，以一己之力，振兴蜀学，传承文脉；他融儒道之智，成通儒之境，以一生实践，诠释了“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成为乾嘉时期蜀学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典范。

李调元的归隐，是“归而不寂”的归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归隐。他虽远离朝堂，不再参与官场纷争，却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担当。他的归隐，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担当；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他以醒园为栖心之所，以万卷楼为传脉之基，以《函海》为铸魂之作，以讲学为续火之途，在山水之间安顿身心，在笔墨之中传承斯文，在教化之中延续道统，将个人的人生境遇，升华为蜀学复兴的历史功绩，将一生的儒道修行，沉淀为后世读书人的精神范本。

从儒道哲学的角度来看，李调元的一生，是儒道合一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儒家的“担当”，是他一生的底色——无论是为官之时，还是归隐之后，他始终心怀家国，坚守气节，担当使命，践行“士不可不弘毅”的初心；老庄的“通达”，是他一生的胸襟——无论是遭遇贬谪之苦，还是面对人生的起伏，他始终顺应自然，淡泊名利，豁达通透，体悟“道法自然”的智慧。儒道相济，刚柔相摩，让他在困境中淬炼心魂，在顺境中坚守初心，在平淡中成就不朽，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通儒。

李调元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重塑蜀学文脉，扭转乾嘉蜀地学术衰微之势。明末清初以来，四川历经四次大劫难，张献忠起义、清军入川、吴三桂叛乱等战乱轮番肆虐，加之地方恶势力的破坏，曾经沃野千里、文风昌盛的巴蜀大地，沦为残破之地，“沃野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城廓荒芜、庐舍丘墟，昔日的衣冠文物化为瓦砾，书院典籍焚毁殆尽，人口锐减，文化传承几近中断。紧随战乱而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虽为蜀地带来了人口与生产活力，却难以弥补文化的断层——移民多为无业贫民，大多目不识丁，生存的窘迫让他们无暇追求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即便少数富裕之家，其子弟也多疏于读书，蜀地士林陷入“群好帖括，经史百家每束高阁”的困境。

乾嘉之际，考据之学盛行于中原，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学者深耕经史，考据精审，著述等身，而蜀地学术却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缺乏有影响力的学者与著作，更面临着文脉断裂、学风浮靡的危机。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虽为“全川书院之首”，却也沦为科举预备场所，课程以八股时文为主，学子们潜心攻读只为谋取功名，对经史百家、义理之学漠不关心，学风浮华，甚至出现“日多在外游荡，夜探方归”的乱象，更有甚者招留友朋，将书院当作旅寓。这种“正学不讲久矣，道统茫茫，一线儿坠”的局面，让心怀家国、志在传薪的李调元痛心不已，也坚定了他振兴蜀学、重塑文脉的决心。

早在少年时期，李调元便立下了接扛蜀中文化大旗的壮志。他五岁入塾，授辄成诵，七岁便能以“疏雨滴梧桐”为题吟出“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的佳句，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十三岁随父游历绵州西山、新都杨升庵故居、成都司马相如遗迹，面对兵燹后的蜀学残状，作《丈夫行》发出“丈夫持此七尺身，何不跃上天衢游”的鸿鹄之鸣；十四年后中进士入翰林，面对友人问询，他直言“清初以来，蜀学衰微”，并以“余生也晚，狂愚颇自命”的豪情，立志改变蜀学的衰微局面。这种振兴蜀学的初心，贯穿了他的一生，为官之时，他四处搜集蜀地典籍，寻访先贤遗迹；归隐之后，他更是以醒园为基地，以万卷楼为依托，倾尽全力打捞蜀地文化碎片，重塑蜀学文脉。

李调元重塑蜀学文脉的第一步，便是搜集、整理蜀地先贤典籍，抢救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他“酷有嗜书之癖”，与父亲李化楠一生致力于藏书，为官期间，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搜集典籍，尤其注重搜集蜀地先贤的著述。在京任职时，恰逢清廷重修《永乐大典》、开设四库全书馆，他得以借观天府藏书副本，于是雇用书吏，耗时两年，将其中的珍本、善本逐一抄录，积累了大量珍贵文献。被贬谪期间，他虽身处逆境，却依然不改搜书之志，在广东任职时，他搜集当地民歌，编纂成《粤风》，同时不忘寻访蜀地流散典籍；即便罢官入狱、赎归乡梓后，他仍四处奔走，足迹遍布川中各地，走访藏书世家、文人雅士，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孤本、珍本，甚至不惜重金购买，“每见善本便央父购买，或借回抄录”，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停歇。

为了妥善存放这些搜集而来的典籍，李调元在醒园扩建之际，特意修筑了万卷楼，“楼之四周，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楼内藏书最多时达十万卷，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不乏蜀地先贤的孤本、珍本，被誉为“西川第一藏书楼”。他亲自对楼中典籍进行分类、校勘、整理，“手校群籍，丹黄满卷”，纠正典籍中的讹误，补齐残缺的篇章，让许多濒临失传的蜀地典籍得以保存。遗憾的是，万卷楼曾遭土贼焚毁，“平地瓦砾飞灰”，李氏父子长年收藏的珍本、手稿化为灰烬，李调元悲痛欲绝，“收灰烬瘗之”，并吟诗纪实：“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即便遭受如此重创，他也未放弃抢救典籍的努力，余生仍在不断搜集、补录，用执着与坚守，为蜀学文脉保留了火种。

如果说搜集整理典籍是重塑蜀学文脉的基础，那么编纂《函海》便是李调元振兴蜀学的标志性举措。《函海》是一部综合性大型丛书，承载着李调元传承蜀学、弘扬斯文的初心，其编纂历程历经坎坷，前后修订多次，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冬，李调元将搜集到的宋元善本与新抄的天府藏书合刊，推出《函海》壬寅本，收录自汉以来著作一百四十二种，其中不乏《继制科琐记》等孤本、珍本，可惜此版本刊行极少，现仅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当时李调元因与永平知府争执被诬陷下狱，又欠刻书者银两，版片被扣押，《函海》的编纂被迫中断。

乾隆甲辰（1784年）春，李调元出狱后，立即重启《函海》编纂工作，推出甲辰春本，收书增至一百五十八种，新增自己的四部著作与《函海后序》；同年冬，再版乾隆本衙本，扩充至三十函，虽收书减至一百五十四种，却增补了杨慎与自己的著述，弥补了汉代书版被毁的遗憾。归隐罗江后，李调元再次增补《函海》，推出万卷楼本；嘉庆六年（1801年），他对《函海》进行最后一次修订，收书达一百五十九种；他逝世后，其子李鼎元、李朝夔先后对《函海》进行修订增补，最终使收书量达到一百六十三种，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函海》涵盖历史、文学、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戏曲等多个领域，其中绝大部分是蜀地先贤的著述，上起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下至明代杨慎，将分散的蜀地文化成果汇聚一体，形成了完整的蜀学文献体系，《清史列传》称其“表彰先哲，嘉惠来学，甚为海内所称”，为蜀学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

除了搜集典籍、编纂《函海》，李调元还通过讲学授徒、培育人才，为蜀学文脉注入新生力量，从根本上扭转蜀学衰微的局面。他深知，文脉的传承，关键在人，“斯文永续，不在典籍之存，而在传薪之人”，因此归隐之后，他以醒园为讲学之所，“开门授徒，不分贵贱，凡有志于学者，皆可前来受业”，打破了当时蜀地教育的阶层壁垒，让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触经史典籍、学习圣贤之道。他的讲学，摒弃了当时书院只重八股时文的陋习，以“通经致用、儒道相济”为核心，既讲授儒家经典、义理之学，培养学子的担当精神，也传授老庄通达之道，引导学子涵养胸襟；既讲授考据之学，教给学子严谨的治学方法，也传授诗文、戏曲、书法等技艺，培养学子的综合素养。

李调元讲学，注重知行合一，反对空谈义理，他常带学子游历蜀地先贤遗迹，“游绵州西山瞻扬雄像，谒新都杨升庵故居，访成都严君平、司马相如遗迹”，让学子在实地探访中感悟先贤的风骨与智慧，理解蜀学的深厚底蕴。他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天赋与兴趣，分别引导其深耕经史、研习诗文、专攻考据，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蜀地学者，其中不乏后来成为蜀学中坚力量的人才。这些学子学成之后，或在家乡讲学授徒，或潜心著述，或奔走各地搜集典籍，将李调元传承蜀学的初心延续下去，形成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蜀学传承体系，彻底改变了乾嘉时期蜀地“人才凋敝、斯文不彰”的局面。

李调元重塑蜀学文脉的功绩，不仅在于抢救了大量蜀地典籍、培育了大批蜀学人才，更在于他重塑了蜀地的学风，打破了蜀学的封闭状态，推动蜀学与中原学术接轨。乾嘉时期，中原考据之学盛行，而蜀地学者多墨守成规、孤陋寡闻，与中原学术交流极少，导致蜀学逐渐落后。李调元早年游历江南、京城，师从钱香树、徐君讳等名家，与邵晋涵、沈云椒等中原才子订交，深受中原考据之学与性灵诗派的影响，他将中原先进的治学方法与学术理念带回蜀地，融入自己的讲学与著述之中，引导蜀地学者摆脱空谈义理、浮华不实的学风，树立“严谨考据、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治学理念。

他在编纂《函海》时，借鉴中原考据之学的方法，对收录的典籍进行严谨的校勘、注释，纠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讹误，为蜀地学者树立了治学典范；他的著述《童山诗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等，融合了中原性灵诗派的创作理念与蜀地文学的特色，既有“才豪力猛”的气势，又有巴蜀文化的质朴与灵动，得到了袁枚等中原名家的赞赏。同时，他积极推动蜀地学者与中原学者的交流，将蜀地先贤的著述传播到中原，也将中原的学术成果引入蜀地，打破了蜀学的地域壁垒，让蜀学重新融入全国学术格局之中，使乾嘉时期的蜀学从衰微走向复兴，成为清代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其二，践行通儒之道，诠释“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的精神内核，为中国学术史树立了通儒典范。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是一个崇高的称谓，并非单纯的学识渊博，更在于融通诸家、知行合一，既有儒家的担当与气节，又有道家的通达与胸襟；既精通经史子集，又能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实践担当，兼顾学术追求与家国情怀。乾嘉时期，学者多专注于考据之学，或沉溺于义理空谈，要么有学无行，要么有行无学，真正能达到“通儒”之境的学者寥寥无几，而李调元以一生的实践，完美诠释了通儒的内涵，成为乾嘉时期通儒的杰出代表。

李调元的“通”，首先体现在学识之通，他是清代四川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学识涵盖经史子集、语言文字、戏曲理论、民俗学、历史学、书法、出版等多个领域，“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达80余种，600多卷”，其学识之渊博，在当时的蜀地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他精通经学，对《四书》《尔雅》等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理解，既注重义理的阐释，又注重考据的严谨，其经学著述既纠正了传统注释的讹误，又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现了“通经致用”的治学理念；他擅长史学，对蜀地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搜集整理蜀地史料，还原了蜀地文化的发展脉络，为蜀地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精通文学，诗词、散文、戏曲皆有很高的造诣，《童山诗集》40卷，收录诗作数千首，风格豪放洒脱，兼具性灵之气与巴蜀特色，袁枚称其“才豪力猛”，符保森称其《南宋宫词》百首“可媲唐之王建，而与樊榭之《南宋杂诗》并垂不朽”。

尤为难得的是，李调元在戏曲领域的成就，堪称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丰碑。他自幼受蜀地民间戏曲的熏陶，“观乡村庙会、四时农事节庆赛戏”，种下了对戏曲的热爱，后来潜心研究戏曲理论，撰写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两部戏曲理论专著，系统梳理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评析了历代戏曲作品的优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戏曲理论观点。他主张戏曲要“贴近生活、反映民情”，反对脱离现实的浮华之作，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同时注重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曲，对川剧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川剧导源人”。此外，他还编纂了广东民歌集《粤风》，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歌谣，为民俗学、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展现了他学识的广度与深度。

李调元的“通”，更体现在思想之通，他打破了儒道对立的壁垒，将儒家的担当精神与道家的通达智慧完美融合，形成了“儒道相济”的思想体系。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准则。为官期间，他始终坚守儒家气节，心怀家国，体恤民情，“扈驾东巡，一度受到乾隆赏识”，却不媚上欺下、随波逐流；在吏部任职时，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即便被吏部尚书填入“浮躁”一类，受到乾隆帝问询，也始终坚守本心，乾隆帝曾告诫他“汝若在明朝，得罪严嵩、张居正等，早身家不免矣，戒之”，却也始终认可他的才华与气节；在广东学政任上，他整顿学风，选拔人才，重视教育，努力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践行了儒家“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的担当。

然而，当他遭遇贬谪、罢官入狱，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并没有陷入消极沉沦，而是主动接纳道家的通达智慧，调整心态，顺应自然。他借鉴老庄“道法自然”“淡泊名利”的思想，摆脱了官场名利的束缚，将人生的重心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与“传薪续火”，归隐乡梓，潜心藏书、著述、讲学。这种转变，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他深知，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并非一己之力所能改变，而传承文脉、培育人才，同样是对家国的担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他在《醒园杂咏》中写道：“醒园初筑亦悠然，地狭偏能结构坚。叠石为山全种竹，穿池引水半栽莲。拈花偶笑人称佛，戴笠行吟自谓仙。曾到名山游脚倦，此生只合老丹铅”，这首诗生动展现了他归隐后的心境，既有道家的悠然与洒脱，又有儒家的坚守与担当，儒道相济，刚柔并济。

李调元的“通”，最终落脚于知行之通，他将自己的学识与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担当，做到了“知行合一”。他一生搜集典籍、编纂《函海》，不是为了炫耀学识，而是为了传承蜀学文脉，让先贤的智慧得以延续；他一生讲学授徒、培育人才，不是为了博取虚名，而是为了为蜀学注入新生力量，让斯文永续；他一生坚守儒道之道，不是为了空谈义理，而是为了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通儒的内涵，为后世读书人树立榜样。他遭遇贬谪之苦，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将悲愤化为动力，潜心著述；他面临万卷楼被焚的重创，却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新振作，继续抢救典籍；他晚年体弱多病，却依然坚守初心，修订《函海》，讲学授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知而必行、行而不辍”的精神，正是通儒精神的核心，也是李调元区别于当时其他学者的鲜明特质。

在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中，李调元的通儒之道，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当时的中原学者，要么专注于考据之学，脱离现实，缺乏担当；要么沉溺于义理空谈，迂腐僵化，缺乏通达；而李调元则兼顾学识与实践、担当与通达，将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与实践担当完美融合，既做到了学识渊博、考据严谨，又做到了心怀家国、担当使命，既坚守儒家的气节与初心，又秉持道家的通达与洒脱。他的通儒之道，打破了当时学术领域的门户之见，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也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榜样。

其三，传承中华文脉，彰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生命力，留下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李调元的一生，不仅是振兴蜀学的一生，更是传承中华文脉的一生。他以蜀学为切入点，深耕地方文化，抢救地方典籍，培育地方人才，同时又立足中华文脉的整体，推动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彰显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与包容性。他的努力，不仅让蜀学从衰微走向复兴，更让中华文脉的薪火得以延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性与传承性，而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脉的鲜活载体。明末清初，蜀地文化遭受重创，文脉几近断裂，这不仅是蜀地的损失，更是中华文化的损失。李调元以一己之力，抢救蜀地典籍、重塑蜀学文脉，本质上就是在守护中华文脉的重要分支，让巴蜀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得以重放光彩。他编纂的《函海》，不仅收录了蜀地先贤的著述，也收录了中原学者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他的讲学与著述，既传承了蜀地文化的质朴与灵动，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严谨与深邃，推动了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丰富了中华文脉的内涵。

李调元传承中华文脉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典籍的搜集与整理上，更体现在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上。他一生坚守的“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儒家的担当精神、道家的通达智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李调元以一生的实践，将这种精神具象化、生活化，让这种精神得以传承与弘扬。他心怀家国、坚守气节的担当，淡泊名利、豁达通透的胸襟，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知行合一、躬身实践的行事准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蜀地学者，更跨越千年，影响着后世的读书人。

自李调元之后，蜀学逐渐走向兴盛，一批批优秀的蜀地学者相继涌现，他们继承李调元的遗志，继续搜集典籍、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推动蜀学不断发展，形成了“蜀学复兴、斯文永续”的良好局面。晚清时期，尊经书院的建立，进一步延续了蜀学的兴盛之势，而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正是深受李调元“通经致用、儒道相济”思想的影响，培养出了杨锐、廖平、宋育仁等一批影响近代中国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深耕蜀学，更积极投身于国家救亡图存的事业中，将李调元的担当精神传承下去，让蜀学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李调元的历史回响，不仅局限于蜀地，更遍及全国；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更延伸到文化、精神等各个层面。他的万卷楼，虽遭焚毁，但他搜集整理的典籍、编纂的《函海》，却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后世学者研究蜀学、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讲学授徒，培育了一批批传薪之人，让蜀学文脉得以延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他的通儒精神，成为后世读书人的精神范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担当使命，求真务实、躬身实践。

后世对李调元的评价极高，《清史稿》称其“博学多才，尤工诗文，著述甚富”，绵州地方政府更是将其视为蜀地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对其事迹进行广泛传播与纪念。如今，罗江醒园、万卷楼遗址，依然是后人缅怀李调元、感悟通儒精神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无数读书人、学者前往探访，追寻他的足迹，传承他的精神。李调元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归而不寂”的真谛——真正的不朽，不在于身居高位、名垂青史，而在于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在于传承斯文、薪火永续；真正的通儒，不在于学识的渊博，而在于思想的通达、行为的践行，在于将个人的人生价值，融入到文化传承、家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回望李调元的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却始终初心不改、使命不怠；归隐乡梓，淡泊名利，却始终勤勉不辍、传薪不息。他以儒为骨，以道为魂，以学为基，以行为本，融儒道之智，成通儒之境，以一己之力，重塑蜀学文脉，传承中华斯文，成为乾嘉时期蜀学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典范。他的一生，是“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的一生，是“归而不寂、薪火永续”的一生，他的精神，如明灯般照亮后世读书人的前行之路，如清泉般滋养中华文脉的绵延发展。

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传承和弘扬李调元的通儒精神。在这个文化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习他心怀家国、担当使命的情怀，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为国家的发展、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需要学习他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深耕专业领域，脚踏实地，追求真理，提升自身的学识与素养；我们需要学习他淡泊名利、豁达通透的胸襟，正确看待人生的起伏与得失，在困境中淬炼心魂，在顺境中坚守本心；我们需要学习他知行合一、躬身实践的行事准则，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李调元虽然已经逝世两百余年，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消亡，他所传承的蜀学文脉、中华斯文，永远不会中断。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文脉的丰碑上，千古留名，永不磨灭；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坚守斯文、担当使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归而不寂”的通儒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回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