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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征访资料汇编(第五辑)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一九八五年十月
编者的话
一、芦山是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经过的县份。为尽快弄清红军长征在芦山的历史,为编写党史、地方史提供史料,我们在县内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帮助下,整理汇编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芦山征访资料汇集》,作为内部研究和参考的资料。
二、本汇编资料的内容,多系口述征访资料,其中所记史实大多需要进一步考订核实。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随意引用、转抄,甚至发表。
三、本辑资料为汇编资料的第五辑,是我室向红军长征过芦山五十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它收入了 “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随军人员的回忆”“红军轶事”“红军标语、歌谣”“地主还乡团的罪恶” 等方面的稿件,约 11 万字。
四、汇编资料第六辑稿件已开始收集,预计年内印出。
一、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
杨克章谈中央红军过思延情况
(思延乡清江大队八十岁老人杨克章,当年曾参加游击队,以下是他谈的一九三五年五月间中央红军路过思延的情况)
中央红军过思延,我是亲眼看见的。在红军来之前,国民党作了许多反动宣传,说红军来了要杀人、要共产、要共妻,叫我们快逃,免遭其难。我当时家贫如洗,三十多岁了还光身一条,靠卖工帮人度日。我想:“逃难!逃难!逃出去不饿死?” 小时听老人说过 “饿死不离乡,病死不离床”,逃出去了又去哪里找饭吃?便壮着胆子,管他三七二十一,不走就不走,看看红军是啥样子。
那时是民国二十四年农历五月初五(端阳),我刚吃过早饭,就听乡里闹哄哄的:“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跑!快跑!” 那些从天全逃来的 “难民”,听说有天全县长、科局长、太太、小姐、豪绅,大约七八十人。我见他们拖箱扛包,慌慌张张从后山来到我们这里。我乡反动团正任开方误认他们是红军来了,带领团丁数十人开枪便打,不许他们前进。经他们交涉,说是天全县长带来的人,任开才才叫团丁停了火。
当天下午,果然红军先头部队到了后山,任开方知道了,令团丁开枪阻击。红军先头人员对他们喊话说:“同志们,我们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带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要北上抗日,到这里只是借过,请不要开火,不要打我们。” 这些家伙认为红军可欺,便用密集火力向红军射击,枪声刺耳,响成一片。红军一再喊话无效,被迫还击。我看见三个红军战士,一个端枪,一个冲锋,一个掩护,在火力掩护下冲了上来,后面又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紧着冲上来。这些平时在乡里耀武扬威的团丁,遭到红军还击,吓得没命地往下跑,那狼狈相真无法形容。他们退到桥头,待到驻守桥头的敌军支援,守在佛图山的敌军也打响了,双方相持到天黑,枪声才稀落下来。到晚间,敌人将下桥索板抽掉下河,半夜时响了一阵枪,到天明,敌人就无影无踪了。我见红军是抓着铁索桥铁索过河的。
五月初六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来了,我们几个村子都驻满红军。他们见到我们,说话都很客气,但有些口音我们听不太懂。他们向大家买粮买物,有些人不要钱,他们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我们的规矩,红军的纪律,买卖公平,你们不要钱,我们就不买。” 他们付的钱,多数是银元,也有点钱票,有的还多付了。红军伤病员需要购买鸡蛋,我看他们付的钱多数高于市价。记得当时每十个鸡蛋,他们给的钱比平时多一半。
红军在思延一共过了七八天,陆续过了三批人马。第一批约有七八十人,年龄一般在三十上下,个个英武强壮,身材魁梧,穿一色草绿军装,头戴八角帽,所持的枪弹也是一样的,一色崭新;他们过来后,又来了第二批,大约也是七八十人,这批人都是小伙子,年龄二十岁左右,也是一色军装,个个精神饱满,英姿勃勃,沿途有说有笑,有的还唱起歌,很有年轻人的乐观精神;接着来的第三批就更特殊了,大概是一批大首长的样子,他们个个年龄较大,有的两鬓发白,胡子较长,有的面带皱纹,其中几个年龄较大的,样子有六七十岁,穿的服装也不整齐,有军装、有便衣、有长衫,还有几位穿的是麂子长衫,把前后衣扎在腰上。虽然他们年纪较大,行走起来却都谈笑风生,脚步也很利索,大家都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们过完后,后面又是陆陆续续的大队经过。
整个过境期间,红军的军纪真是严明,秋毫无犯,给我乡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不能忘。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 杨旭峰 殷定宇 记录)
我给红军带路
马开华,71 岁,思延公社胜利大队人。据他说: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从天全河立坝,经我思延乡最家沟、马林头、下桥,向芦山县城方向前进。我当时才二十多岁,家里穷得叮当响,靠帮人放牛、打短工过日子。红军来了后,见他们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老乡们干活,我就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
那天上午,我带着红军先头部队从马林头出发,沿着思延河岸边的小路走。路上,红军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向我打听附近的地形、村子分布和敌人的布防情况。我一一告诉他们,前面下桥有敌军驻守,桥头还有碉堡。红军首长听了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佯攻,一路从侧面的山林里绕过去包抄。
我带着侧面的部队钻进山林,山路又陡又滑,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红军战士们就用手抓着树枝往上爬。有几个战士不小心滑倒了,身上沾满了泥土,却笑着爬起来继续走。走到半山腰时,能看到下桥的敌军碉堡了,红军首长让大家隐蔽好,等正面部队发起进攻后再行动。
中午时分,正面部队的枪声打响了,敌军果然被吸引到正面防守。我们趁机从侧面冲下去,直插敌军碉堡后面。敌军没想到红军会从后面上来,顿时乱作一团,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抱头逃跑。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红军顺利占领了下桥。
战斗结束后,红军首长要给我工钱,我坚决不要。他们就给了我一袋青稞和几件旧衣服,说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我带着他们继续向芦山县城方向走,直到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才回来。
现在想起当年的事,我还很激动。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他们为了老百姓的解放,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我能给他们带路,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殷定宇 杨旭峰 整理)
天全县长当 “难民”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攻克天全。天全县长与县府职员、城内土豪劣绅,携带金银财物,犹如丧家之犬,狼狈向芦山逃窜。他们从利箭坪到添露坝,再到思延下桥头。当时桥头有国民党军王泽俊旅的一个排把守在桥头东岸,禁止行人通过。桥西的 “难民” 见此情况,心中焦急万状。桥头、河边、下桥街子上,一下拥挤了数百人,有的提包,有的扛箱,女眷们有的怀抱婴儿,哭哭啼啼,好像 “大病临头” 一样。这时,天全县长也在这帮 “难民” 中,他坐在下桥街上余少轩的家里,神态焦虑,坐立不安,直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红军先头部队,一路从利箭坪到求,经添露坝到思延;一路从利箭坪经牛屎坡、张家岗、刘家沟到思延。五日下午,抵达思延乡马林头,马林头距下桥只有一里许。马林头一部分受反动宣传影响的人也逃至下桥。“红军来了!” 这声音好似巨雷,直吓得这般 “难民” 鬼哭狼嚎,桥岸上挤成一团,想过往东去芦山,而东岸桥头敌军,手端步枪,枪上明晃晃的刺刀,吼道:“没有司令官的命令,谁也不准过!” 他们是怕 “难民” 中混杂有我红军化装人员。而这时我红军先头部队的枪声已渐次迫近,急得这些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穷人的 “难民” 一个个喊天叫地,又怕财物落入红军之手,有的丢下包裹,有的把皮箱扔进思延河。其中尤以天全县长携带东西最多,情急时手下人谁还顾他?东西满地都是,其中有两口大皮箱,寄在余少轩家。而他自己,据说畏罪,跳了思延河。
到晚上接近二更时,红军已占领桥西岸,隔河对峙,枪声很密。敌军退到佛图山,再退沫东子,而我红军越过佛图山,进入芦山城,一路秋毫无犯,向北开去。
天全县长寄在余少轩家的两口皮箱,里面装有不少搜刮来的财物,余少轩因此发了财,引起另一个土豪恶霸王一田的嫉妒,派人抢劫他,连他也一并打死,双方死亡共四人,这就是 “两口皮箱,四条人命” 的来由。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 殷定宇 杨旭峰 整理)
红军长征期间的聂文清
聂文清,字秋涵,芦山思延乡最家沟人。幼时就学于私塾,学孔孟之道。及长,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二十四军连、营、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在成都参加刘文辉起义,死守武侯祠,曾获我党嘉奖。嗣后任雅安行政公署专员,一九五三年病逝。
但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途经西昌、会理时,聂文清为二十四军第二旅刘元塘所属团长,曾参加阻止我红军北上,为反动派效力。据《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三集 248~254 页)的记载,摘抄如下:
“同年五月八日,红军围住会理,刘元璋得到刘元塘告急后,立派刘元塘旅的聂秋涵团驰援,但又在电话上主张放弃会理。刘元璋怕聂秋涵中途折回,派中校副官徐仲良持刘元塘命令前往督促聂团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定以军法从事。徐仲良到白冲,正遇聂团准备返回西昌,乃告以刘元塘之命。聂秋涵踌躇良久,怕刘元塘将来问罪,才率部来会理。聂团来会理时,红军已渐渐包围会理,刘元塘加派士兵出城,始将聂团接近城内,聂部有少数受伤。”
“聂、胡两团进城后,即和原有部队分守防务。刘元塘怕红军接近城垣,下令部队以浸透煤油的柿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居民房上,把城外民房次第烧光。夜间还将民房拆毁帮助照明,从而烧死妇孺甚多。”
“红军在攻城时,曾几次进行土工作业,准备爆破。聂秋涵向刘元塘建议,每连在城墙上堆土五尺,用空坛子放下去听声音。果然在西北城角听出挖土声音,他们除派工兵挖沟灌水,浸湿泥土,使红军爆破困难外,还集中兵力在西北角上防守。”
“十四日晚,东关城墙又为红军爆破一次,但由于防守部队早有准备,红军未能攻入。”
聂秋涵随刘元塘守会理十余日,红军主动撤围北上后,他率部返回西昌。此次守城,他虽为反动派卖力,但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回到西昌后,两手空空,仍是一个寒士。做大官不成,发财又无望,内心矛盾重重。过了一段时间,只好仍返回原部继续任职。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杨旭峰 殷定宇 整理)
攻占芦山的北线战斗情况
敖元凯
芦山县城芦阳镇,在军事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它三面濒河,河两侧是较开阔的坝子,只有东北方向有一浅山岗,名叫七里龙。这岗从北面十余里的大山之余脉南下,直到城东北金井岗附近戛然止住,成为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这十余里长的浅岗,沿途山势若断若续,时而有小峰突起,当地人各冠以名目:七里山、银匠标、曹家岗、五谷岗、尖峰顶、大步瑶、天公山、宝山…… 岗岗两侧是清源河和龙门洞的河谷平地。
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中央红军经过芦山北上后,国民党川军即防备红军有回师之可能,沿这条岗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农历十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自懋功追击杨森部,直逼芦山地区。国民党川军急忙调杨国桢任师长的教导师进驻芦山防守。
教导师以这条岗为重点防守线,以第一旅之兵力布防,沿岗设防三道:第一线驻守七里山、银匠标、曹家岗、五谷岗等地,向红军方向警戒;第二线驻守尖峰顶、大步瑶;第三线驻守天公山、宝山,作为预备队。
红四方面军进攻芦山的北线部队,于农历十月初六拂晓,向七里山的川军发起进攻。川军遭此突然袭击,被迫向红若背方向退去,求援于尖峰顶守军。此时曹家岗的川军也被红军打退,银匠标、林条沟等处也遭红军进击,川军纷纷向尖峰顶溃退。守卫尖峰顶的川军,恐溃军有诈,鸣枪拒绝收容。从七里山、曹家岗等处溃败下来的川军士兵,进退维谷,有的向红军投降,有的从红若背跳下龙门河,水性好的侥幸上岸逃命,水性差的葬身鱼腹。川军第一道防线就此崩溃了。
红军乘胜冲向川军第二道防线尖峰顶。由于尖峰顶地势高险,川军凭险固守,红军几次冲锋,伤亡均大,一时未能攻克。此时,红军除正面继续猛攻外,另派一支部队,占据枣子塘后面的高地,用猛烈的火力向尖峰顶射击。川军两面受攻,勉强坚持一段时间,渐感不支,向后面大步瑶阵地转移。红军取得尖峰顶后,即沿岗顶追击至大步瑶。自尖峰顶败下的川军与大步瑶守军汇合,还想凭险抵抗,却挡不住红军攻势,激战二三小时,亦弃阵而逃。红军乘势追击,俘获甚多,川军伤亡惨重,傍晚,即将战线推进至天公山一线。
红军连日跋涉,又激战一天,此时希望休整。一面将当天俘获的人员、枪支弹药送到仁加乡的河西村,安置在张家院内;一面以一小部分红军,向天公山佯攻;入夜,又在横溪的杂货铺内,买到许多爆竹,拿到天公山西面的枣子坪燃放,使川军以为他们的左翼受到红军夹攻。天公山的川军见红军一日推进两道防线,惊恐万状,频频向北、向西乱发炮弹、乱打枪,彻夜疲于应战,而红军实则休整一夜,养精蓄锐。
农历十月初八早晨,红军向天公山的川军发起总攻。战斗正酣,川军势难支持之际,国民党飞机前来助阵,川军得以暂时稳住阵脚。待飞机过去,红军即以强大火力,使战壕里的川军抬不起头。据赵家坝的群众说,有个川军连长刚从战壕内伸头向前观察一下,即中弹身亡,整个天公山阵地发生动摇。有个营长站在阵地南边,高举手枪督战,不准士兵后退,结果不但没有止住士兵的败退,反而被士兵开枪打死。事后,川军抢了当地群众的一个寿木,将其尸体停放在赵家坝的骑龙山下,直到一九三六年春三月,他的家属才来搬尸。
天公山一仗,有人说打了一天一夜,其实只有初八日上午半天,午后红军已进攻川军宝子山阵地了。这一仗,川军伤亡较大,红军俘虏川军士兵近千人,缴枪支一千多支。几天后,横溪农民朱子明上天公山,只见满山尸体横陈,弹壳狼藉,他随手捡了一支手枪回家,后来都交给村苏维埃了。
十月初八日下午,红军进攻川军宝子山阵地。川军天上有飞机助战,背后有金井岗驻守的川军第二旅掩护,红军一时未能得手。
十月初九日上午,红军再度发起进攻,敌人飞机又来助战,川军稳住了阵脚。红军进攻宝子山受阻,同时还受到驻守后山坪的川军居高临下的射击。这一天虽然攻打宝子山未下,但其势兵临城下,使敌人感到城破之日不远,军心动摇,惶惶不安。
就在这一晚上,驻城川军在面临城破败逃之际,纪律涣散,四出结队抢劫民财。有几个川军走到东街杨洪年家货铺门前,见主人逃走,房门闭锁,遂破门而入,高举油灯,四处搜索钱财财物,不意油灯火光将房梁上挂的金颗引燃,士兵们则只顾抢财而不顾,致使酿成一场大火。川军又惊疑不定,不让群众打火,也不派兵救火,使人民房屋财产遭受极大损失。
农历十月初十日,红军继续攻打宝子山,白天双方往返拉锯,直至晚间红军胜利占领宝子山。
十一日晨,川军向宝子山反扑,妄图重新夺回,红军给以猛烈打击,川军未能得逞。宝子山失守,县城失去屏障,加之红军另一部从龙门乡方向攻下,守城川军教导师感到有退路被截之忧,遂于当夜退出芦山县城,向名山县境逃走。
十月十二日,红军进入芦山县城,开展宣传,安定民心,因反动派欺骗宣传逃出外地的群众也陆续回家,城内秩序逐渐稳定。
攻取芦山县之战,川军虽以几个旅的兵力,据险固守,但终挡不住红军的强大攻势,战斗之激烈,在芦山是从来罕见的。事后,红军对被俘的川军官兵,愿留下的收容,愿去的则发给路费,护送出境,伤员给予治疗。对被俘的各级军官,送到清源乡安营坝季家院子里,开办训练班进行教育。
(敖元凯 口述 殷定宇 整理)
“打倒火烧东街的狗刘湘!”——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国民党军焚烧芦山东街的回忆
一九三五年农历十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逼近芦山县城。驻守芦山的国民党教导师杨国桢部,眼看红军兵临城下,惊慌失措。
就在十一月五日晚上,城内一些士兵,根据平时的骚扰习惯,进入城内一些有钱人户进行打劫活动。东街文庙对门杨洪年家是一个经营纸火、香烛等迷信品和木刻古书的富绅地主,其左右邻居是毛姓等有钱人家的店铺。这些士兵一进入杨家室内,因杨家无人,任由他们四处翻找,连地楼板也撬起来,一心只在寻找鸦片、银元等值钱财物。仓促间,手中明亮的亮壶(一种灯光较大的清油灯)的火苗,燃着了铺内楼枕上挂着的金银颗(以纸做成形似银锭的迷信品)。这些纸做的东西一触即燃,烟火迅速蔓延开来,士兵们见闯下大祸,迅速逃之夭夭。就这样,一场大火在黑夜中冲天而起,熊熊烈焰伴着噼里啪啦的爆响声,房屋纷纷倒塌……
东街起火的消息一下传遍了全城。留在城里没有外逃的群众摸黑跑出来救火,他们跑到大街,却全被在街上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岗的国民党兵挡住,不准出门,不准通行。白军并下令群众不准救火,在敌人威逼下,群众只好忍痛悻悻而回,眼睁睁看着大火肆虐…… 当时,东街一居民王子清,眼见大火将要烧到自己房屋,便夺门而出前往救火,遭到国民党士兵一顿枪托乱打。这些士兵扬言:“上面有命令,不听命令者,当场打死勿论!”
据说,当晚县城内大街和四道城门,都设有敌人岗哨,阻止群众参加救火。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但见火不救,反而要设岗哨阻止群众救火呢?据陈昌明等老人当时所知,是因为红军当时已逼近城下,又是夜间起火,狡猾的教导师长杨国桢一时也摸不清起火原因,担心红军勾结城里侦探人员纵火,搞里应外合偷袭县城。为防备红军化装成救火群众入城,杨国桢即派出了岗哨,严禁城中群众救火。
敌人禁止救火,群众无法施救,熊熊大火顺风向东西两头和南北相近的三条街巷蔓延开来,整整烧了一个通宵,将东正街全部烧毁,上西街、东小街、西小街也被烧去大半。直到第二天清晨,下了一场大雨,才使火势逐渐减弱,但仍继续燃烧,若非及时扑救,全城将化为灰烬。
此时,天已大明,杨国桢见并无红军进城,才不再继续禁止群众救火。据老人们说,火烧至东小街李昆山家时,隔了一道巷子和一道土墙,群众乘机将这段火扑灭;火烧至西小街永清家时,侧面有一坝子,蒋家自己将板壁拆毁,火才未往下蔓延;火烧到东街学坝巷卫成九家,被卫家和邻居用水浇熄。几天前外逃而又返回的县长王作宾,怕日后追究责任,也派了几个自卫队丁帮助群众在上西街救火。救火群众在上西街和西小街锯掉不少民房,截断了火路,才使大火不再往其他三条大街蔓延。
大火是由国民党军引起的,而国民党教导师杨国桢的军队,却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于十一月六、七日撤退过芦山河,全部烧毁了县城铁索桥,隔河与红军对抗。至十二日,杨国桢率残部经飞仙关逃往雅安。
杨国桢撤走后,红军进入芦山县城,受灾的群众纷纷向红军控诉国民党的滔天罪行。为了救助受灾的穷苦百姓,红军立即打开地主粮仓,给灾民发放救济粮食、衣物、家具等,群众十分感激红军。
这场由国民党军队引起的大火,烧毁了芦山县城富户比较集中的文化商业区 —— 东街的四条大小街巷,烧毁民房一千余间,粮食财物无数,受害百姓达二百余户。
为了让大家不忘反动派的罪行,表达红军和广大群众消灭反动派的决心,红军在县城东西两个城门洞石壁上刻了 “打倒火烧东街的狗刘湘” 的大字标语,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时过多年,痛定思痛,犹令人铭刻于心。
(本文据《芦山十日血战记》《四川文史资料》(22 辑)及陈昌明老人口述、殷定宇征访材料等综合整理)
忆大川战场
高庆昌 杨克荣 乐和箎 陈绍琳(执笔)
大川当通往川西邛崃、大邑、进取成都的要道,所以国民党川军对这里布防甚严,主要是邓锡候部,红军方面是红九军,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多次战斗,长期相持。许多大川人曾参加红军作战,为红军带路,或支援前线,接送伤病员,对多次战斗记忆犹新。这些记忆,虽不一定准确,仍可知当年战斗之梗概,略知红军英勇善战之风貌。岁月虽逝,业绩永存。
中央红军过大川
一九三五年端午节前后,中央红军一部,从芦山经过太平场龙池岗,出炒米溪,经大川场,翻大顶北上,过了四五天才全部过完。
大川供销社的工友周成富说:“五月间红军来的第二天,我和雅珠云、雍怀德在场上酒馆子里喝酒。中午时候,几十个带冲锋枪和手枪的红军进了大川场,一个红军把皮话机(无线电话)放在酒馆对门罗体会家的柜台上。不一会,电话响了,喊‘总司令接电话’。过后,一个红军(大家喊他营长)说,是懋功张国焘打来的电话。”
川军严密布防
中央红军刚走,川军二十八军邓锡候部第七旅(大川人称 “凌旅”,旅长凌玉如)就到了。凌旅辖三个团又一个二十一军的重机枪营,曾团驻炒米溪口。
从五月到十月的六个多月时间里,川军强拉民伕替他们在大川四周的山岗、要道地方修筑碉堡,挖掘战壕,还强拆民房板壁,乱砍树木作修工事材料,真是 “楼板揭光,树子砍光”。
在场西五里的寨子坎及右侧的龙趣坪,共修五个杉木皮盖的土筑碉堡,并以战壕将五堡连通,驻一个加强排,配有重机枪、迫击炮。
寨子坎的左侧,是绝壁悬崖的邪岩坪,两山相峙形成几十米宽的隘口,大川河的急流从峡口里滚滚涌出。邪岩坪下部的岩壁上,有一条几十丈长的栈道,悬空几十丈高,这是炒米溪口顺河而上到杨坎门的通道。栈道东头,驻有一个连,筑有战壕,配有轻、重机枪。
寨子坎与邪岩坪两边相对,组成交叉火网,封锁从杨坎门出峡的羊肠小道,这是翻大顶出大川的必经之道。
在大川场南岸炒米溪沟口的豹子岗,山岗上一线驻一个团,有两个碉堡和长长的战壕,这是堵截太平场到大川的道路,为杨坎门的左翼。
杨坎门的右翼是草坪山,草坪山的东麓是大川场,场背后的马鞍腰、庙子岗一线与河对面的野独槽也有碉堡两个,挖有战壕,交叉封锁大川场口。
小河子两岸山岗上,石碉堡、战壕接连十余里。
只有大川场南的群江地方,因是川军后方,未设防,真是依山凭河,三面设防。
大川第一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农历十月初七),红四方面军中纵队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夺取灵关场后,经西川翻石宝岩、围塔岗、梅子坪,出石桥上、铁匠沟、老溪、马杂溪,上下夹击驻太平场的川军邓锡候部的刘乃旅。四日上午,红军攻克了场后依子岗、场对面的花田岗、张爷庙、九龙山三处碉堡,击溃刘乃旅一部。当夜,红三十军沿太平河下取宝盛场,出镇西山、五家口、玉林山,在太平、宝盛只留下政治部、参谋部、供给部等机关。
与此同时,十一月三日,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九军二十七师从宝兴盐井坪、邓池沟翻大瓮顶,在子溪击溃民团卫建安、袁永贵一伙,击毙团丁三名。
四日早晨,有三个红军侦察员逼近杨坎门川军阵地下河浴侦察,川军枪声大作,而侦察员安然离去。当晚红军抵达杨坎门的峡谷里,几十户人家都住满红军。
五日,红军强渡大川河不成,当夜用河石沿河修好工事。
六日,红军请杨坎门的杨老实等带路,从河上游的箭竹坪山箐渡水,上了龙趣坪的后山;另一路从铜厂河口的皮卢寺渡河上草坪山,直插大川场后。
天刚蒙蒙亮,红军摸进龙趣坪的川军战壕碉堡,一举歼灭川军一个连,经箭头、直下寨子坎。
杨坎门的一路红军在机枪掩护下,渡过了大川河,夹击寨子坎的川军,活捉川军一部,川军丢弃重机枪、迫击炮等逃跑。战后红军打扫战场,在头竹山下的杨家磨房水车旁,还捡到水压重机枪。
川军经营半年的严密防线,仍然堵不住红军。
大川第二战
红军打开了大川西大门,乘胜直逼川军至大川河的大河坝。
这时,从草坪山东下的三百多名红军,扛着三面大红旗,扫清了庙子岗一线,占领大川场上场口的石家园子,包围了川军曹团。川军有飞机助战,大炮、机枪逞威也无济于事。
驻麻柳湾的凌旅长仓皇逃走,跑不动,摔倒在溪沟旁,一个川军大汉半拖半背,带着他向横山岗方向逃走,真是兵败如山倒。数千米长的大川河坝,丢满了川军的背包、帐篷、重机枪、迫击炮,红军缴获重机枪数十挺。
十一月七日晨,红军用迫击炮,两炮就轰开了庙子岗的五层石碉,守碉川军缴械投降,生俘二十一军重机枪营长。
横山岗之战
当天,红军兵分两路:
东路,出群江、白石河,追击炒米溪口逃窜的川军,直抵邛崃县西四十里的马湖、马岩顶、鱼岩一线。
西路,沿大川河而上,追击逃往横山岗的川军凌旅残部。红军在横山岗与川军展开激战,川军凭借有利地形顽抗,红军多次冲锋,伤亡较大。但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终于攻克横山岗,川军向大邑县境内逃窜。
梅子坪之战
秧缺坪、三棱岗这一路上了梅子坪。那时天刚蒙蒙亮,红军八十一团刚到就与川军敢死队相遇,枪声很少,只听见喊杀声、大刀撞击声响成一片。
家住清水溪附近雷打石坪八十六岁的老人张存宣说:“梅子坪打仗那天,川军要我跟他们带路,从清水溪上梅子坪。上到坪口,我就转身回到这边岗上看对面打仗。川军姚旅长,亲自掌握重机枪,在这边岗上督战,他对机枪手下令:‘谁往下退,就打死谁!’但是,川军往上冲了一批又一批,都被红军‘老虎团’一个个掀翻在地,总是站不住脚。败退下来的,又被督战的机枪打死,一个团的人马都上完了,仍然没有占领梅子坪,剩下来的还编不够一个营,吓得川军再不敢去进攻,甚至连尸首也不敢去收。直到来年正月二十四日红军走后,川军才去收尸,把一部分冻成冰块的尸体,抬下埋在清水溪口的大道边上,他们叫‘阵亡将士墓’,老百姓叫‘万人坑’,以后多年,上山采樵还看见成堆的尸骨。”
这一战结束后,川军不敢妄动,红军也未反攻,双方以东西山为警戒线,一直相持到一九三六年正月二十四日红军撤走。
大川西战场
红九军二十七师占领大川场后,留守大川的八十一团分兵沿大川河、横山岗,夺取场西三十里的马桑坝。追随川军的民团唐装然、唐兴武一伙负隅顽抗。唐装然首先开枪击中扛红旗的红军战士,那战士头部连中三弹,光荣牺牲。红军战士愤怒还击,唐装然等大败,逃去大邑县双河场向邓锡侯部姚玉苏旅求救。姚旅受驻天全的师长杨秀春的指令,派一个加强营(营长姓周)随唐装然一伙,从横山岗西北五筒沟、翻红岗山、大坪口进马桑坝、长河坝,占领牛岗、石岗、三棱岗东西一线,与驻尖峰顶一线的红军对峙。
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底,双方拉锯作战六次,打死唐装然同伙多人,唐装然本人也被红军击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高庆昌 杨克荣 乐和箎 陈绍琳 整理)
大川乡红军战地医院
陈绍琳 杨克荣 高庆昌 乐和箎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从大瓮顶到大川(包括现在大川、快乐两乡)来。当时白军凌旅长驻守大川,妄图抵抗。红军分兵两路,追击白军,第一路从大川的横山岗把白军打退到大邑县所辖的尖山子;第二路从大川的白石河,把白军追到邛崃的鱼岩。不到一月时间,红军退回大川,战场也就摆在大川的和平、金台(现大队名)与安家坡两线,相持两月多。这段时间,红军给白军造成极大伤亡,现在的金台二队尚留有白军合冢的 “万人坑”。红军也有伤亡,轻伤员留在大川战地医院治疗,医院设在现快乐乡快乐二队赵德明等几家,重伤员送太平场和双河场。
据花龙门(快乐二队)的赵德明、夏德明、马良成等老人说,他们几家的四合院里,常住有百多个伤病员,都是从邛崃、大邑那边抬来的。轻伤员就地治疗,重伤员用担架抬送太平场白象寺、双河场林峡村红军总医院。
战地医院的医药不足,伤病员吃的全是玉麦面汤,死亡的伤病员,就埋在马冢房后面的白果树下。
徐显林(75 岁,大川乡三汇二队)说:“我参加红军运输连送枪,经白石河去邛崃场,又抬回红军伤员到炒米溪医院,每次红军都给一块银元、二三两大烟作工钱。还从医院抬伤员到太平场白象寺里,两天一转,回来就住现晓里大队王鼎成家。带路的红军是北方人,住在大河坝王爷庙,一个叫委员,一个叫王班长,都是供给部的。一道抬送伤员的有:全安(王爷庙人)、徐明(石家人)、胡文先(岗上人)、王洪章(李子树人)等。抬伤员,红军叫‘抬台子’。胡文先他们抽大烟,‘抬台子’回来他们喜欢要大烟,红军就说:‘拨一块大烟给老板。’一块就是二三两,当时一两大烟要换一斗多米。”
另外,在杨坎门也设立了战地医院。据杨成书(68 岁,杨坎门五队人)说,杨坎门山家里住伤员、病员,最多时有百十个,多是从大邑县那边送过来的。医务人员男女都有,缺少药品,饮食只有点玉米面汤,缺菜没盐。重伤病员也转送太平场和双河场,从那里进洞瞎子,翻太平乡的瓦溪,十多里路,来去较方便。
杨成书还说,红军到杨坎门不几天,就在杨子伦家设起一个修枪造弹所,几个红军修理枪支,整天忙不过来。可惜这幢瓦房已被洪水冲走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陈绍琳 杨克荣 高庆昌 乐和箎 整理)
双河场忠诚寺里的红军兵工厂
乐和箎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挖硝泥时,在双河乡河边二队杨国其家地板下,挖出一百三十多支尚未装上木托的汉阳枪,有的有机匣,有的没有。
张朝富说:“我当时是驻社干部,闻讯赶到现场,对大家说,这是红军的枪,是有数的,清理好后送县人民武装部。当即电话告知县武装部,下午武装部来人,全部运回芦山县城来了。那些枪是用绳子捆的,放在木箱里埋在地板下,挖出时木箱已烂,枪已生锈,还没有安装木托,显然是新造待装的汉阳枪。”
这个兵工厂造的枪,大都经过太平转运前线。
宝盛公社中坝李明(一九三五年太平县苏维埃代表)说,当年中坝的杨洪轩、李现全一伙,在金鸡峡拦劫红军从太平经宝盛运往青龙场胡家营的长枪。驻宝盛场红军闻讯,从金鸡峡岩壁上居高临下攻击,驻鱼戏河红军又赶来围攻,打得李现全一伙跳进河里逃命,两个匪徒被打死在河心,尸体顺流冲走。
宝盛杨家编的李现仁(65 岁)说,他的胞弟李现义 14 岁参加红军运输队,从宝盛背长枪到青龙场的胡家营。那些枪是从太平方向运来的,五支一捆,每捆红军给五升米或大烟二两作工钱。红军走时,他胞弟随红军北上,现在重庆烟酒公司工作,已离休。
太平岩脚下 76 岁的高泽串也说,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来时,他被选为白象村苏维埃代表,负责组织人抬伤员到双河林峡村,或指引群众到双河场忠诚寺打铁、造枪。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乐和箎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整理)
双河场马家河坝的红军电台
乐和箎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双河场马家河坝,由于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中间有增河为障,出峡经芦山、雅安,直通川南;东翻围塔岗经太平、宝盛、高兴,可通邛崃;北经太平、大川,可通大邑、崇庆;西北与红军后方天全、宝兴相连。因此,红军许多重要机关都设在这里,如兵工厂、政治部、电台等。现将我们征访到的有关红军在这里设置电台的情况记述如下:
据双河三队 73 岁老人乐启荣说:“民国 24 年 10 月间,红军来我们双河场,我当时 20 多岁,在家未走。大约在冬月初,我亲眼看见马家河坝的碾房上,架设过发电的电台,线子直通马玉华家。”
又据石宝十三队 68 岁的当年游击队员寇玉兴说:“大概在那年(1935 年)冬月的一天,我们游击队驻在双河场边上的忠诚寺里,吃了饭后,我们几个游击队员跑到街上一阵,又相约到马家河坝上的碾房去看希奇(碾房在现在粮库前面,现在已被水冲毁了)。去后,我亲眼看到,红军把碾子上的碾盘取下放在一边,中间天轴上装上一个象皮撮箕一样的东西,还穿起线子直通马玉华家。我们问他们,这是做啥子的?红军答应我们说,是发电用的。当时,我们年轻,觉得希奇,现在想来,可能当时那里是设立电台这类的东西。”
按:从所谈情况来看,当时红军可能是利用水碾改装成老式发电装置,以供电台用电。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乐和箎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整理)
双河场林峡村的红军医院
杨克荣 陈绍琳 高庆昌 乐和箎
双河场岩底下,又名林峡村,南有东西走向的大岩峡屏障,北面也是山峦重叠,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自峡谷中流出,注入西川河里。沿小溪两侧山坡上散落着四五十户人家。这里南经大岩峡口可通芦山,东北可通太平、宝盛地方,西北可至灵关、宝兴,林木茂盛,地形隐蔽,不易被敌机发觉。因此,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来双河场后,曾把一所红军医院由西川王文袍家迁来这里。
那时候,药房和医务人员的住处,在张子昂家的大四合院里,女医务人员住开顺家的三合院,院长住在张子昂家后面骆全华家,其余各家都住有伤病员。
医院有男医务人员数十人,女医务人员二十多人,有西医主任和中医主任,都住张子昂家。西医住张的南厢房,中医住张的西正房堂屋里。药房布置得十分整洁,四周板壁均用石灰浆粉刷,至今灰痕犹在。伤病员开头不多,后来从太平场和仁加坝方向送来的伤病员就增多了。抬来后先问是 “彩号” 还是 “病号”(“彩号” 是战场上负伤来的伤员),彩号往沟里送到刘家大四合院,病号就在骆家四合院。以后伤病员越来越多,几乎沟里人家都住满,最多时有好几百人。
医护人员对伤病员十分关心,每天用盘子、提子盛着中、西药品巡回送药治疗,也送茶送水。那时红军的生活十分艰苦,伤病员吃的是大米稀饭,米是由村苏维埃主席每天派人到芦山东乡牛王庙去挑回谷子(谷子是从五家口运到那里的),用磨子加工的。而医务人员就吃玉米糊糊,大米供不上时,连伤病员也吃玉米糊糊。但是吃的菜里、粮里都没有盐,因为买不到盐巴。
有时,双河场街上的红军也来这里给伤病员演戏,演什么《送郎当红军》和新编的花灯《王大娘补红》《龚裁缝下剪》之类,戏台就在骆玉祥家虚脚楼上,把栏杆折掉就是。照明用的是 “亮壶子”,有时白天也演,那就在屋外的田坝头,用竹木搭上戏台,附近老百姓也去看。
医院的医生也帮老百姓看病,老百姓去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认真,并且不收钱,医术也很高明。医院的院长是个男同志,五十多岁,北方口音。他住的骆全华家有个男孩,叫骆文林,那时有四岁多,长期生病,久治不愈,瘦得皮包骨头,连他父母都失掉医治的信心。这位院长给他开了药方,让他去药房配药,但他父母对红军的医术有些怀疑,不给孩子吃。院长亲自帮他们给孩子喂药,慢慢孩子就好起来了。这孩子活到三十多岁,一九六○年困难时期得浮肿病才死的。
虽然生活艰苦,但很多伤病员还是在这里医好了,重新上了战场。一些死亡的,红军就请专人给他们做一个木板的 “金斗”,安葬在现在林峡民校后面的山林里。到了一九三六年正月,红军临走,来不及整理,就用土坑掩埋,有许多死亡的伤病员就这样埋在 “兼山庙” 前的那个土坑里。
红军撤走时,有的伤病员拄着拐棍随军走了,有的用担架抬走,有二十多个来不及抬走的重伤病员,被还乡团的联防大队(何场的杨才良(杨弯子)、宝盛场的杨洪轩)枪杀在沟旁边。后来,还有十多个伤病员躲到沟口 “张家祠堂”,张子昂的母亲每天悄悄给他们送一盆玉米面汤,但以后村里人都断了粮,吃黄根,再无面汤可送。天气又冷,又无药医,这十多个伤病员都死在祠堂里,村里人把他们的遗体收埋在祠前的沙滩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杨克荣 陈绍琳 高庆昌 乐和箎 整理)
黄忠烈谈当年思延游击队
杨旭峰 殷定宇
在思延乡佛图山下的山村里,我们找到了当年红军游击队排长黄忠烈。老人现已七十八岁,双目半失明,但精神还好,对当年情况记忆犹新。
他说,红四方面军在芦山曾经成立过游击团,团长姓王(不记得名字)。他经常表扬游击团三营八连三排,因为三排集合排队,动作迅速、整齐,纪律好,打仗勇敢,完成任务好,而三排长就是黄忠烈。
他们八连指导员是老红军,叫陈模,连里的一切事务都得由他作主。连长马学贤,是思延乡用村坝人,副连长王明安是思延乡草坝上人。一排长奉尚成、二排长周维新、副排长付祥都是思延周坪(现胜利大队)人。
他们这个连曾在游击团第三营康营长(名字记不起)的率领下,去沫东、凤禾两乡交界的尖峰顶,围攻伪天、芦、宝三县联防大队长赏体洲、副大队长杨礼忠,以及芦阳镇袍哥舵把子张文杰等大杂烩队。在和敌人激烈战斗中,康营长非常英勇。敌人居高临下,扼险固守,他身先士卒,发起几次冲锋,均被敌人的火力交叉网封锁,不得前进。他高举盒子枪,不断高喊:“同志们冲啊!” 谁要临阵退却,他会立刻把退却的人枪决在那里。因此,那次战斗虽然牺牲了部分同志,却取得了辉煌胜利。
黄忠烈说,红军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谁要是乱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定从严惩处。
苏维埃委员杨万坤、余洪富等人,挟嫌去打贫苦农民杨秉乾家的土豪。杨秉乾是白塔村人,他衡量自己不是土豪,便去观音堂向红军副指挥长王维舟告了杨万坤、余洪富的状。王副指挥长深入群众调查,确有其事,当即在观音堂召开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开会地点先暗暗布兵守卫,杨万坤、余洪富虽然心里有鬼,但不知会议内容,也去参加了。王副指挥长一边讲话一边用手电筒射他二人,一方面是暗示执行捆绑任务的红军战士,要逮捕的对象就是他二人,一方面是看二人是否逃跑。讲着讲着,他撕下令牌:“把杨万坤和余洪富绑起来!” 当众宣布二人罪状,将二人绑在柱子上,派游击队轮流看守。
守到半夜,由于看守一时疏忽,余洪富磨断绳索跑了。王副指挥长得知,立即调两连人去余洪富家来了个大包围,结果没有拿住,却把杨万坤之同案犯杨万春逮住,押回观音堂,与杨万坤一起,执行枪决。从此,游击队和苏维埃,再无不分贫富乱打土豪的情况发生。
黄忠烈越讲越兴奋,又回忆起几首当年唱过的红军歌:
遵守军纪歌
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
说话要和气,工农团结如一家人。
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借物要奉还,损坏要赔钱,
守法和遵纪,样样要记清。
整队出操歌
立正式,向右看齐,向前看,
抬头报数,数数数,一二三四五。
向左转,四路纵队,拖枪开步走,
向右转弯,剥剥剥,步步向着目标行。
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战斗员,指挥员,都一样,没有谁压迫人;
四川只有红军,真正为穷人。
当兵不要当川军,士兵两顿都吃清,
官长吃好的,打死了真惨人,
三五两百埋一坑,看见最吓人!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杨旭峰 殷定宇 整理)
镇压寇骡子叛变,巩固石宝村政权
乐和箎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红军来石宝岩,十月中旬,石宝村苏维埃成立,村政府设寇子钧家。当时,大家选寇洪刚(寇骡子)当主席。谁知他是个红皮白心的家伙,他本来性情粗暴,人称 “野骡子”。此时,他暗地勾结太平乡大河头反动头子黄正金,黄对他说,双河场的乐冈和乐声堂都打回来了,白军都打到那里了,红军如何不好等等。他听了,就死心塌地跟着黄正金,完全反过来为反动派效劳。
在这年的冬月初,黄正金从大河头带上反动队伍,分兵两路,一路打康家沟直下两溪;二路打梅子坪往两溪会合,一直打到观音岩,差点冲下黑水。寇骡子在暗中穿针引线,引敌入室,其时他和反动派一道,冲锋在前,打抢石宝村百姓。由于我们石宝村游击队在红军支持下,坚决抵抗,一鼓作气把黄正金打退回大河头,并活捉了寇骡子。由于他公开出卖石宝村人民,叛变革命,大家十分愤恨,刚被押送到双河场下口河滩上,就被激愤的群众一顿乱石砸死了。
寇骡子的叛变,使石宝村(包括梅子坪、康家沟、石宝岩)人民一是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猪、牛、羊被拉走,粮食被抢光;二是闹得人心惶惶,黄正金以后还几次放话要再打石宝,人们多数逃入深山,村苏维埃被冲散,后来都找不到接头人。双河乡苏维埃政府鉴于这种情况,派来红军一个连,在石宝村打了一大仗,叛匪黄正金退入深山不敢出来。石宝游击队金连就镇守在马桑坪高地上,住了一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农历正月十八日才回家。
(据石宝十三队当年游击队员 68 岁的寇玉兴和寇玉风、刘洪发等人回忆整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飞机的血腥罪行
殷定宇 杨旭峰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四方面军将要从芦山撤军北上前的一天,红军一支小队从思延押运粮食进城,路过佛图山时,突然传来隆隆的马达震动声。红军战士抬头一看,见有三架国民党飞机飞得很低,几乎擦着佛图山飞过。
这时,一个红军战士气红了眼,举起步枪向敌机射击。一架、二架带着隆隆的马达噪音飞过去了,第三架突然机身一侧,象中弹负伤似的。这三架飞机折转身来,投下了一连串黑老鸹似的炸弹。一瞬间,一笼竹子被炸得粉碎,隐蔽在竹林下打飞机的这个战士被炸死了。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妇女,据说是王国顺的妈妈也被炸死,肠子从腹腔里漏了出来。另外在山脚下还炸死了几个老百姓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据说这个小孩正拿着两根竹竿走高跷,被惊死后,尸身立着不倒。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殷定宇 杨旭峰 整理)
二、随军人员的回忆
关于红军长征过芦山的回忆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整理
在我征集有关红军长征过芦山历史资料的工作中,许多当年曾经途经芦山的老红军人员,热情为我们提供口头和文字回忆资料。现将其中李明、杨登福(女)、孙光锅三位同志提供的回忆文字,整理刊载于后。
李明同志的回忆
李明(男,65 岁,离休老红军,离休前任军区炮兵委员,长征时为红三十一军二七九团政治处秘书)
关于红四方面军经过芦山的情况,我知道的回忆如下:
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指挥下,由阿坝地区南下。十月八日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十月二十日,各红军先后攻克上述各县及达维、抚边等地,共毙、伤、俘敌三千余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这时我在红三十一军二七九团(九十三师),由懋功翻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敌人利用夹金山南的宝兴河、芦山河的有利地形,节节抵抗。我军于十一月一日攻克宝兴,部队未停即日夜兼程前进,经灵关、双口(均夜间行军),在十一月上旬进抵芦山城以北之七里山地区,红三十一军即向防守该山岭之敌发起攻击。我二七九团出口后,就把大行团卫生队放在清思堰河西(离现在仁加电站不远靠山)的一个小村子,负责后勤供应和转运伤员,部队即通过仁加坝向防守仁加后边山上之敌进攻。从早打到天黑,尚未解决战斗。该山守军是刘湘的部队,有坚固工事和碉堡,每天都有数架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我军在山上进行反复争夺,多次同敌人肉搏,所以,双方都有不少伤亡。我二七九团团长周道成同志就是带领部队同人争夺中英勇牺牲的。
这一天的激烈战斗结果,我军与敌军各占一些山头,我军并未完全占领敌军阵地。到了夜晚,上级通报说,芦山城的敌人已经撤退了,主要是我红四军占领天全后,一部向东攻击,敌人怕切断飞仙关退路,才弃城逃跑。还说,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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