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信命（连载之一）

韦平

我妈信命（连载之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我妈左手小臂上有个长约三厘米宽约两厘米的椭圆形伤疤。每当夏天我妈穿短袖衣服的时候，那道伤疤看起来总是让我觉得刺眼。多少次问过我妈伤疤的来历，她都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她还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割草划伤的。

我妈没有上过学，但却从做私塾先生的外爷口中和陪大舅夜读时的耳濡目染，不仅能够连读带猜看懂《人民日报》的大意还能讲不少民间传说故事。我小时候吃饭总是很马虎，一顿饭不仅会在桌子上洒落不少饭粒，碗里也总是吃不干净。为了纠正我这个毛病，我妈经常给我讲爱惜粮食的故事，有的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从前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没钱住店就住在城外的破庙里，有天去茅房，看见地板上有一粒米就捡起来吃了。这一幕正好被庙里和尚看见了，说他今年一定中状元，结果穷秀才真的中了状元。这个故事对我影响较深，八九岁大时，我不仅会将掉在桌子的饭粒捡起来吃了，甚至掉地板上的饭粒也要捡起来吃了，渐渐地养成了习惯直到现在也没变过。

我妈喜欢讲民间传说故事，却很少给我讲她的经历。我对她过往的了解大多是从老一辈亲戚和街坊邻居口中知道的。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妈四十岁以前的生活，大部分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和清苦，可每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总是说这就是命，是天老爷早就安排好的。有时候我很困惑，人的命既然是天老早就安排好的，也就不能改变，那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命是好是坏呢。对此我妈说，命好命坏都在你每天的所作所为上。这话看似简单，但细想起来却让人困惑，我怀疑我妈其实也没弄明白。

1983年冬，为了照顾新出生的儿子，我去老家神潭将溪打算将我妈接到南江县城，一位街坊给我讲述了我妈左手臂上那块伤疤来历。我妈是1948年和我爸结婚的。家道早已中落的娘家，为了让女儿风光出嫁，同时更为了在人前挣点面子，做过师爷当过私塾先生的外爷，硬是在我妈出嫁前两年戒掉了赌博恶习，后外婆不仅从家中有限的积蓄中拿出部分钱款，还将我妈在当姑娘的十多年中通过自己熬更守夜做针线活儿攒下的钱全部交给外爷为她置办了八抬陪奁的嫁妆。八抬陪奁，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很风光的了。

那时候，我妈对即将开始的婆家的生活曾经非常期待。我爷爷虽然已经过世多年，但婆婆性情温和为人厚道更是管理家务的一把好手，对新进门的儿媳妇也厚爱有加。我爸对这桩包办婚姻很排斥，但想到我婆婆一个人拉扯他长大还供他读书非常不容易，同时还有些害怕背上“忤逆不孝”的骂名，这才很不情愿地接受和我妈结婚的现实。婚后我爸继续去巴中读高中，再有一年就将毕业，婆婆也已经做出决定要继续供他去省城考大学。家中还有一个九岁的幺姑，正在街上的小学读一年级。面对这一切，我妈心里充满希望，对婆婆处处孝敬、对家中所有事务事事勤勉。

当年，我家在神潭溪街上算得上是衣食无忧的优渥家庭。1933年爷爷去世时留下了“三百背”谷子的田地，家中还聘了三家“客户”将所有田地全部租给他们耕种。那时候，田地的面积是以“背”来计量的。“三背谷子”相当于一亩，三百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亩土地。“客户”和传统意义上的 “长工”区别较大。“长工”是地主家请来住在家中，每天除了种庄稼还要干别的粗重家务活儿；而“客户”却是住在自家家中，只是租种别人的土地，并不承担主人家的其它事务。听我妈说，我们家的田地租给“客户”耕种，虽然约定四六分账，但具体数额家里并不计较，年成不好还会减免。

家庭和睦，日子过得就快，一转眼就到了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年时间里，我妈渐渐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因为婆家拥有“三百背谷子”的田地和三家“客户”，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政府划为了地主，婆婆也就成了地主分子。作为地主家庭应该受到的惩罚之一，就是必须在土改期间将住房的一部分分给穷下中农，同时还要缴纳根据自家拥有田地的数量而计算出来的三百八十元罚金，当时被叫做赔罚款。

房屋分割比较容易。家里有座临街的两口面一进三的茅草屋，按土改工作队要求将一半没收充公。三百八十元赔罚款，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对我妈就很困难了。那时候，百姓家中大多喜欢囤积粮食，存钱的人不多。听老街坊说，我家供养我爸读中学，每次开学都要请几十个壮劳力从神潭溪将五千斤大米从家里背到巴中中学，用以折算成学费。一年两次学费，再加上两个学期的一应用度，我爸一个人差不多就花掉了家中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因此，家中并无多少积蓄。按土改工作队的规定，赔罚款除了交现金，也可用粮食、腊肉以及认可的其它实物抵扣。按当时的市价，干谷子三分钱一斤，小麦两分钱一斤，腊肉四角钱一斤，腊猪板油六角钱一斤，其它实物由土改工作队根据具体情况现场议价。

如此算来，要交齐三百八十元赔罚款，需要一万两千六百多斤谷子或一万九千斤小麦或九百五十斤腊肉或六百三十多斤腊猪板油。面对巨额赔罚款，婆婆急火攻心很快就一病不起，本来准备去成都考大学的父亲，因为这一变故转而参加了政府的土改工作队去了达县工作。怀抱八个月大的我哥，看着卧床不起的婆婆和还不大懂事的小姑，我妈在倍感压力的同时心里也非常清楚，这就是命，得认。很快，我妈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将自己陪嫁中的一口木箱和一个便桶留下，再留足一家人两个月之内所需的粮食，其余粮食和所有腊肉腊猪板油以及陪奁全部作为赔罚款上交土改工作队。

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婆婆后，老人对儿媳决定将自己的几乎全部陪嫁拿出来交赔罚款心中实在不忍，于是对我妈说还是先把家里的家俱用具上交吧，不够再说。可当婆婆知道赔罚款的数额，才意识到即便把我妈的全部陪奁拿出来也只是一小部分，老人也只能满眼愧疚地看着我妈将放在家中不过两年的陪奁让人抬出了房门。上交的所有物品、粮食、腊肉和腊猪板油经工作人员计算后可以抵扣一百五十元赔罚款。对于余下的两百三十元赔罚款，我妈先在心里对可能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过滤了一遍，然后根据关系亲疏路途远近进行排序。我妈知道，娘家的直系亲属在土改时基本都被划成了地主或富农成分，能够寻求帮助的只有婆婆娘家成分较好的叔伯婶娘姑舅姨表和关系比较亲近的别的亲戚朋友了。

一旦确定了可能赊借的人家，我妈就起五更睡半夜，身背几个月大的我哥，每天步行好几十里山路向亲戚朋友们哀求，然后再根据赊借的东西约定归还的方式和日期。为了归还方便，也为了不失信于人，无论赊借的是什么，我妈通常都约定将其这算成以现金并把归还的时间约定在三至五年以内。

开口求人，我妈早有心理准备，可那段时间她亲身经历的世间百态，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平时看起来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看见我妈上门甚至还没等她开口，不是寻找各种借口就是干脆拒绝。倒是那些平常较少往来，关系看似一般的人家，大多能够向她伸出援手。都说患难见真情，在找赔罚款的那段时间，虽然遇到不少冷漠和白眼，但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还是大有人在，这让我妈在无助的时候看到了希望。

土改工作队规定的缴纳赔罚款期限是一个月。可半个月过去了，在我妈求遍了自己能够想到的亲戚朋友后，将赊借来的全部钱物粮食上交，又抵扣了一百元。一番努力，三百八十元赔罚款就只差一百三十元了，这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想到余下的一百三十元赔罚款，我妈不仅高兴不起来，心里反而一阵紧缩，——因为能够想到的人家基本都走遍了，能够赊借的也都向其开口了，一时半会该如何筹集这剩下的一百三十元赔罚款呢。面对困难，我妈又信了命。在她的潜意识里，如果命中注定这是一劫无论你怎么做也躲不过；如果命中注定这不是一劫，但你也必须面对才能知道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为了不让婆婆担心，稍稍恢复了平静的我妈又开始在脑中搜索，看看能否找到提供帮助的人。一番搜肠刮肚，我妈最终又想到了同街的田家。田家在街上是开百货铺子的，解放前生意做得很大，临街有三个铺面。田家老太爷是个厚道人，妻子去世得早，独自开百货铺子养活一家老小。我爷爷去世后，有人给婆婆说合田家老太爷。对于和田家老太爷重组家庭，婆婆虽然没有意见，但却遭到我爸的坚决反对。为了不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为难，婆婆只能无奈地放弃让田家老太爷上门的想法，而让他仍然住在他自己家中的变通办法。这种家庭重组方式，在解放前有个专门的表述方式叫做“管闲”，我家小姑就是婆婆和田家老太爷的女儿。尽管在重新组建家庭的问题上，婆婆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我爸却始终不承认这个事实上的继父。

由于我爸的反对，两位老人虽然没能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但在我妈看来，他们毕竟有一个小姑，怎么说也是血缘亲情。再说，自从田家二儿子在解放前两年接手了家中的生意，由于善于经营，生意做得比他父亲还要红火，光“洋布”一次就可以进二十匹。除了自家临街房子的三个铺面外，当场天还在街上最热闹的凉亭子那里摆摊子卖百货。可即便如此，我妈还是顾虑重重，毕竟我爸强烈反对过田家老太爷和婆婆生活在一起，就算人家不会记恨，但开口就要借钱，人家会同意借吗。

但最终我妈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因为她认为借与不借都是命，既然命中已经注定，那必须做了才能知道天老爷是如何给你安排的。再说了，不去试试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更何况有小姑这条血缘纽带，田家就算不肯多借也总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吧。见我妈上门，田家老太爷和田家二儿子夫妇看上去都比较热情。等我妈说明了来意，二儿子抢在老太爷之前开了口，说这个忙无论如何都要帮的。看着人家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我妈甚至还有些责备自己之前想多了。（未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