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相关史料（佚名，出自《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
原文转录
罗梓铭同志任主席，主持全盘工作；
丁伯霖同志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征时他是中央队的队长）；
周兴同志任人民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原来担任国家保卫局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
朱开铨同志任土地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央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
毛泽民同志任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中央苏区政府时当银行行长）；
陈云洲同志任劳动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中央苏区时，是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部长）；
任移同志任文化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是当地人、知识分子）。
每个委员会少则三人，多则九人，超过的就不能叫委员了，而是称干事。当时 “土地” 和 “文化” 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数量最多，他们执行着宣传和打土豪分粮食的任务。
当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有特殊意义的，它除了作为地方红色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造就一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保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全，保证中央开好会。
县革命委员会除了罗梓铭同志任主席，指导全盘工作之外，丁伯霖同志负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保证有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丁伯霖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他手中有六十多支短枪，一个排的长枪，在会议期中，安排了必要的岗哨，在遵义街上巡逻，对付隐藏的和公开的敌人，因此，当时秩序搞得挺好，也很拥挤，跟老区差不多。
周兴同志负责的人民肃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侦察潜伏的反革命，后来因为抓了军阀王家烈派到遵义潜伏在商人中间的几个反革命，其余的反革命就闻风而逃了，直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四十多人全部撤出为止的十天间，遵义城没有发生过任何反革命的暴动事件。
由我负责的土地人民委员会，有十几个成员。除了个别的是农民以外，其余的大都是学生。其中还有一名女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驻遵义的机关、部队以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尽量的搞好给养。当时我们搞到了一些猪、鸡、蛋什么的。同时还要打土豪、查收国民党官僚的资本，给群众散发粮食和物品。当时我们在遵义就没收了国民党三、四个粮仓的谷子，也谈不上什么分发，基本上是让群众自己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打土豪分财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八、九点钟进行，有的群众都是来自十几里之外。
毛泽民同志负责的财政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大量筹款，收集物资，搞公买公卖。当时遵义是国民党的行署，管辖十来个县，我们的财源大都是来自挖反革命、查收国民党的财产，当时我们还查收到一大批烟土等。供给是长征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毛泽民同志的工作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
由任移同志负责的文化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宣传红军有严明的纪律，公买公卖，不拉伕抓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等。当时，这个委员会显得最为活跃。那时候任移同志只有二十几岁，中等身材，稍胖，穿的还算讲究，说话很利索，很直爽、泼辣。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没有下乡，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天天见面，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记得也最牢。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发动了很多同学，出了蛮多力，影响也蛮大。后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里，就有四十多个学生参加了红军，跟红军北上了。
由陈云洲同志负责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做工运工作。
以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罗梓铭同志在内，一共七人，其中我们六人分别担任了各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们这七名委员都是由中央决定的，由总政治部在大会上宣布的。
关于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邓云山同志，是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有三、四天的时间，一天上午，陈云洲同志到罗梓铭那里，罗梓铭说让邓云山同志当副主席吧？当时我也同意，我并且说八个委员不好，最好是再设一个委员，搞一个办公室主任，红色政权的委员都是逢单的，同时我还说，开一个全体委员会通过一下，报中央批准为好，当时因时间关系，事后没有开成，但后来人们都称他为副主席。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所创造、积累的有关建党、建政经验的恢复和发扬。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了保障会议的成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不是一般群众一轰而上所能奏效的，她是红军最高统帅为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事前做了安排的一次有目的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建政活动。
一月十七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一月十九日中央先比我们提前两天离开遵义。走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派人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通知我们后天撤离，并说中央向桐梓方向前进，要我们跟上中央机关，但由于懒板凳（即南白镇）的情况有变化，三军团的同志已到遵义，我们问清了情况后，立即打点行李提前一天离开了遵义，事实上遵义红色政权差不多只维持到元月二十日。过了三、四天后，我们在行军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批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暂告一段落。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教训，着重批判了 “左” 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见《长征火种 —— 一九三五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第 48—54 页，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 1987 年 10 月版。
注释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1935 年 1 月红军占领遵义后，为保障遵义会议召开而成立的临时红色政权，是遵义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成立背景：红军长征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目的是维护秩序、筹措物资、发动群众，为遵义会议提供安全与后勤保障。
组织架构：由罗梓铭任主席，下设武装、肃反、土地、财政、文化、劳动 6 个委员会，分工明确，是红军建政经验的集中体现。
各委员会职能与代表人物：
表格
委员会 主任 核心任务 关键行动
人民武装委员会 丁伯霖 维持革命秩序、保卫会议安全 组织巡逻、清剿敌人，保障遵义会议期间无暴乱
人民肃反委员会 周兴 侦察与镇压反革命 抓获军阀王家烈派来的潜伏特务，震慑反动势力
土地人民委员会 朱开铨 筹措给养、打土豪分粮 没收国民党粮仓，向群众分发粮食，保障部队供应
财政人民委员会 毛泽民 筹款、物资管理 没收反动财产、查收烟土，保障长征供给
文化人民委员会 任移 宣传政策、发动群众 宣传红军纪律与抗日主张，动员 40 余名学生参加红军
劳动人民委员会 陈云洲 工运工作 发动工人支持红军
历史意义：
遵义县革委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配套保障，通过建政实现了 “军政同步”，为会议提供了安全、后勤与群众基础。
其高效运转体现了红军 “建政即建军” 的经验，也反映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的成熟与完善。
二、谢明德《我留在了毛主席、周副主席身边》
原文转录
一九三五年，我在四方面军三十军供给部工作，给粮秣处长秦基伟同志当勤务员。那时我名叫谢子德，只有十三岁。
长征到达毛儿盖，秦处长对我说：“小鬼，部队下一步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爬雪山，过草地，很艰苦；你年纪太小，组织上决定把你寄存下来…… 以后还可以再当红军。”
我一听可急坏了：“怎么，你们不让我革命了？”
“小鬼，你别急嘛！” 秦处长笑着说，“这正是为了让你今后更好地革命。我已向通司说好了，你就当他的儿子。”
我哇的一声哭起来，边哭边嚷着：“我出来当红军，就是为爸爸妈妈报仇的！我已经当了两年红军，仇还没有报，叫我去当老百姓的儿子，说什么我也不干！”
秦基伟同志见我不愿意，第二天也变了主意，叫我去毛儿盖的苏维埃工作。他再三说：“到苏维埃去也是革命，那里也有部队，也打仗。” 我当成是一回事，拿上介绍信就走了。
在离毛儿盖还有二三里的路上，遇到一个骑马的首长，我就跑上前去敬了个礼。
“小同志，你去哪里啊？” 他很和气地问我。
“去毛儿盖，找苏维埃。”
“啊，我也要路过那里，咱们一道走吧！” 他下了马，好奇地瞧了瞧我，“你到苏维埃去干什么？”
“去工作！” 我有点神气的样子。
他笑了。准是看我个子小，怪老里老气的，有些半信半疑地问：“谁叫你去的？”
“组织决定，这可得服从。” 我严肃认真地回答。
我脑袋一扬挺着胸脯说：“不小了，十几的小伙子了！” 我看他带好几个警卫员，准是个大首长，就一边跟他走，一边对他说：“首长，你能不能把我留下？”
他嘿嘿地一笑，说：“咦，刚才你不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吗？”
“我……” 我脸红了，害羞地低下了头。我悄悄将他打量了一下，穿的是一身灰色制服，哦！原来他是一方面军的。我们四方面军穿的都是黑色制服。
“这可不行呵！小同志，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组织，这是个原则。”
哎！他也不理解我，我失望了。泪水刷刷地往外流，我哽咽着说：“你就留下我吧！我就想当红军，苏维埃不如红军，你……”
“唉，小同志，怎么能这样说呢？都是干革命，是一回事。”
“一同事，那你就把我留下呗！”
“哈哈，你又忘了组织怎么分配你的？” 他笑着说，“去吧，我领你到苏维埃政府去。”
到了毛儿盖苏维埃，通司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了看，自语了一声：“哦，是这么一回事。” 就和我简单地谈了谈情况，问我不愿在这个地区，愿不愿脱军装，我说都不愿，只想当红军，通司听了露出极为难的样子。我就很快走出苏维埃，赶紧去追刚才的那位首长。
“你怎么没留下？” 他下了马，关切地问。
“那…… 只有…… 赤卫队…… 没…… 几个汉人。” 我气喘吁吁地说了情况。
“那你怎么办呢？”
“我跟你走，首长，你就行行好，把我带走吧！”
“那怎么行呢？”
“我也没家了，叫我……” 我大哭起来。
他一边哄我，一边问：怕不怕苦？能不能跑路？我回答 “行”。可他还是叹道：“这个事不好办哪！你们首长讲得对，红军要走很远的路，随时要打仗，你年纪太小，还是留下来好。” 看样子他也有些为难。
我一听又凉了，哭得更厉害。他说：“唉，革命战士哪兴哭的？挂了彩都不哭，总这样，那还怎么当红军？”
“嗯！不哭？你们没人要我么！”
他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叫我回苏维埃去，说如果那里不接收，叫我再去找他。
我哭着哀求道：“首长，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爸爸被白军杀了，二哥在红九军当连长，妈妈去找他，一去没了消息（后来知道母亲死在路上），我没有家了，红军就是我的家，把我留下来吧！我当红军是为了给爸爸报仇的……”
他听后略顿了一顿，用手抚摸着我的两肩说：“小鬼，不要哭了，你先跟我走吧。” 这样凯丰同志带我到他的住处，这是一个藏族窑洞式的小楼。部队要继续前进了，人们都在忙着炒面，装粮袋。凯丰同志的爱人给我找来两块皮子做了双鞋，又帮我缝了衣服。
第二天下午来了一位首长，远看是个大胡子老头，近看还挺年轻的，两只大眼炯炯有神，面容和蔼可亲，他走上凯丰同志住的小楼，只见凯丰同志迎上前敬礼。听他们谈话我才知道来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凯丰同志说：“周副主席，我向你报告一件事，我收容了一个小鬼。”
周副主席问：“怎么回事？”
凯丰同志小声地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只听周副主席说：“收了个四方面军的同志？” 语气似乎很郑重。我想：扩大红军人人有责，战士都可以扩军，何况是个首长，我本来就是个红军，这有什么…… 这时，凯丰同志开了口说：“我再向毛主席报告一下吧！”
周副主席说：“我替你向主席汇报吧！”
凯丰同志朝楼下喊了声：“谢子德，你过来！” 我应声走了过去。
“嗯！这小鬼怪可爱的！” 从楼上传来周副主席的话声，我心里又惊又喜。我站到他跟前，周副主席微笑着问我：“小同志，你几岁了？”
“十…… 好几了。” 我支吾了一句，心更慌。
周副主席脸上闪过一丝笑容，亲切地与我交谈起来：“能跑吗？”
“能！”
“怕苦吗？”
“不怕！”
“好同志，好同志！”
我听了心里美滋滋地，全神贯注地望着他那亲切的面孔。周副主席摸了摸我的肩头说：“你身体不错，坚定，勇敢，很有出息嘛！”
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周副主席，眼眶渐渐涌起了泪水，目光模糊起来，他在我幼小的心里是那么清晰、高大、可敬。周副主席对凯丰同志说：“这个小同志是客人，现在参加我们这个集体，要好好地照顾他。” 还说，“这是个特殊情况，我向主席报告一下，说明一下。” 我听了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周副主席同意我留在红军了。但是，为什么说 “这是个特殊情况” 呢？我迷惑不解。
一天，我跟着凯丰同志行军，翻越一座雪山，爬到半山腰时，见一位头戴八角帽、手里拿着一根树根、身材高大的首长，正同他身边的几个人在谈话，凯丰同志赶忙上前正要向他报告，那个身材高大的首长先开了口，说：“凯丰同志，你好！”
凯丰同志一个箭步上前，双手紧握对方的手，回答说：“主席好！”
啊！他就是毛主席？我差点叫出声来。
“好！” 毛主席向凯丰同志点了点头，又问，“你身体怎么样？”
“很好！”
“空气稀薄，要注意身体！” 毛主席接着谈起来，“我听恩来同志说，你收了一个小鬼？”
“是，我没向主席报告，向周副主席报告了。”
站在一旁的周副主席一眼发现了我，用手指给主席说：“这就是我向您报告的那个小同志。”
凯丰同志赶忙叫我上前面来，并告诉我：“这就是你盼望见到的毛主席。”
我惊喜万分，赶忙跑上前去，给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问我几岁了，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当我说到二哥在红九军当连长时，毛主席说：“不错嘛，是个革命家庭。” 接着，毛主席又问我累不累？跑的动吗？毛主席听了我的回答直点头，并对凯丰同志说：“你要好好照顾他，这些人，是革命的未来和希望。” 接着，毛主席抻了两下我的帽檐（因我的帽子太大），举起了手中的树棍问：“小鬼，你怎么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不好，有个棍子，可以帮你的忙。”
此刻，我顿觉自己长大了许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仿佛脚下的雪山也温暖如春。晚上到了宿营地，我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自己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批准留在红军的，不免有些美滋滋的，但是我心中的谜老是解不开：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兵留不留在红军，为什么还要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
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红军，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表示不满，纷纷要求到一方面军来工作，在此情况下，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正确地开展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央规定：不准接收四方面军的同志到一方面军来工作，来的也要说服他们回去。而我，作为一个特殊情况被留下来了。当我后来明白了是这种情况后，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激荡不已。
注释
作者背景：谢明德（原名谢子德），红四方面军 30 军勤务员，13 岁时在毛儿盖被中央批准留在红一方面军，后成长为空军 29 师参谋长。
核心事件背景：
毛儿盖会师后，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规定不准接收四方面军人员到一方面军，谢子德的情况因此被称为 “特殊情况”。
他因家人被白军杀害、坚决要当红军，先后得到凯丰、周恩来、毛泽东的批准，最终被留在中央红军，体现了红军 “爱兵如子、团结同志” 的作风。
关键人物与细节：
凯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收留谢子德并向中央报告。
周恩来、毛泽东：亲自接见并批准谢子德留下，体现了中央对少年红军的关怀。
毛泽东赠送树棍：既是行军工具，也是对少年战士的鼓励，体现了领袖的温情。
历史意义：
故事反映了长征中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斗争，以及中央为维护红军统一所做的努力。
谢子德的经历也展现了少年红军在长征中的成长，以及领袖对革命后代的重视。
三、陈海涵《罗荣桓同志在毛儿盖》（节选）
原文转录
长征开始时，我在军委炮兵独立营工作，和罗荣桓同志见面的机会少些。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主力红军继续北上，我们营跟随着北进。在北进途中，为了便于大部队的作战行动，我们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把全营指战员编入到三军团部队，我也随之调到三军团四师无线电大队工作，后又调到该师部队当营长和教导员。在此期间，罗荣桓同志先后担任第一军团、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和总政治部巡视员等职，因此和罗荣桓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
到了毛儿盖后，当时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公然进行分裂活动，擅自率领第四方面军南下，罗荣桓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立场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来到我们部队，教育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跟毛主席穿越草地，继续北上。他还告诉我们，他要同我们部队一起过草地。当时，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要跳起来。
部队在毛儿盖住了几天，筹备了一些干粮和御寒衣服后，就向北开进了。
第一天，我们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一个有稀疏树木的山坡地便停了下来，几个人合伙用树枝搭棚宿营。第二天一大早出发，又向前走了八九里，就进入了一望无边的草地。草地，真是一片草海泽国，那里既没有村庄道路，也没有高山大河，只有长年生长在泥水里的水草。在一堆堆大小不一，乱如黄麻的草丛上面，到处悬浮着一层阴森森的浓雾，使人无法透过视线。草丛下面，有很多枯老霉烂的草叶草茎覆盖在泥水上面，一脚踩下，就叽咕叽咕地向上冒出臭气，令人难闻。由于缺少阳光，水草根系大……
注释
作者背景：陈海涵，红三军团四师教导员，开国少将，1994 年逝世。
核心事件：
毛儿盖会议后，张国焘分裂红军，率四方面军南下。罗荣桓作为总政治部巡视员，坚定维护中央路线，到部队进行思想动员，与战士一同过草地。
文中描写的草地环境，真实再现了长征过草地的艰苦，也体现了罗荣桓与战士同甘共苦、坚持北上的决心。
历史意义：
反映了红军在张国焘分裂危机中，通过政治工作维护团结、坚定北上的过程。
罗荣桓的行动是红军政治工作者 “深入基层、同甘共苦” 的典范，对稳定部队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
|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26-4-17 10:57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