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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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们这一代的见证（三）

罗 敏

目 次

1.叫我如何不感恩

2.工作与饭碗

3.锦江厂路人甲

4.上天恩赐的美食

5.黄酒一杯识醉意

6.从悦读而来的感动

7.活泼的盼望

8.为什么要做一个Christians

9.“History”就是“祂的故事”

10.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11. in Christ，我们的心志才能改换一新

（5）黄酒一杯识醉意

“去吧，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快快乐乐地去喝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工作。”

（传9:7 现代译本）

烟、酒、茶，国人三大嗜好。

烟为舶来品，酒、茶是国产。

如今三样，戒烟族正在逐渐增扩，而茶客有一部分正在被咖啡一族拐走。

其实，烟，可以不抽就不必抽；

茶，可以不饮就不必饮。

惟独酒是断乎不可不喝的！

何以故？

张潮《幽梦影》言：“酒为饮食中尤物”。

尤物，物之极品，尤物之于人，犹如磁石之于铁屑，未有见其尤物而不动心者。

现实生活中，但凡真正热爱生命人生者，未有不喜好这杯中之物的。

我们何曾见个平时滴酒不沾之人脸上闪现过灿烂于心的微笑？

作为中国人，生在这样一方土地，

不识饮酒之乐，不懂杯中之趣，不知醉中之意，

人生的愉悦与生命的喜乐，早已衰减了三分之一！

所以，张潮更进一步地说：“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真妙语也！

读古人的清言小品，感觉他们日子过得比今天的我们还要文雅，还要滋润，还有品位。

锦江厂是由上海柴油机厂和无锡油泵油嘴厂负责包建的三线企业，职工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上海、无锡，他们不仅带来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光，也把他们喜爱的黄酒从他们家乡带到了这地。

八十年代初，成都地区曾风行过一阵喝毛梨酒，这酒味太甜，如喝果汁一般，后来有传闻说它含铅量过重，于是就不敢染指了。

八一年我进锦江厂，发现生活区二食堂常有黄酒售卖，起初带着试喝一下的心态就打了一斤，入口感觉还不错，当下心里很是欢喜。那时刚刚学会喝酒，喝酒的兴致特浓，同层楼寝室几个人经常各打一碗端到寝室里头轰饮，我还特意在寝室门的护窗上写了“醉窝”两个大字。

慢慢的，喝黄酒就成了一种习惯。

直至今日，自家喝酒也是常买绍兴黄酒；与朋友吃饭，也习惯提议是否喝黄酒。

有一回在上同仁路一家馆子，与散文诗刊主编及一位本地诗人小酌，结果三人六瓶八年古越龙山，轻轻松松，涓滴不剩，酣然尽兴。

喜欢喝黄酒，只是觉得它比白酒多一些平稳与儒雅，比红酒多一份温婉与厚重，又比啤酒多一些酒趣与陶然。

黄酒为中国之国酒，温和而不易醉，爽口润喉，小酌慢饮后的微醺感，给人身心愉悦的美妙。

不像白酒，度数高，味烈刺喉，一杯下喉，一股热气直往上冲头，神经顷刻被麻醉，随即头昏脑胀乃至头痛，如此情状，饮者哪还有什么意识去领略醉后微醺的酒国春色？

《燕京杂记》有云：“高粱酒谓之干酒，绍兴酒谓之黄酒，高粱饮少辄醉，黄酒不然，故京师尚之，宴客必需。”

何况今日之白酒，多是食用酒精勾兑，酒味单薄寡淡，全无醇香之感；而且于胃于肝于肾于脑皆有损耗。

喝黄酒放心多了，电视里也看到过有假黄酒的报道，但在二者相较取其轻的情况下，无论从养生，还是享受饮中之乐上，黄酒还是我的不二之选。

现在超市里所售三年花雕，酒味淡而酸，如喝低价啤酒一般，败人口胃得很，只宜作炒菜料酒用。

若饮，还得是五年、八年为佳，酒味醇厚，口感丰富，下咽绵柔，酒香良久。

黄酒越陈越香越妙，十年以上的花雕，价格已昂贵了许多，只能偶尔为之罢了。

好的黄酒可以贮藏10年、20年、50年乃至更长时间；超过50年，酒味也许已经变质了。

尝在马叙伦随笔《石屋余渖》中读到一则：“崧生、越园饮酒量皆弘。尝在崧生家，饮百廿年前绍兴酒及七十年前绍兴酒，酒皆成膏矣，非以新酒和之不能饮。百廿年者味极醇，入口几如饮茶， 而齿颊皆芬。”

贮藏了120年、70年的黄酒，“酒皆成膏矣”，那形态应该似川贝枇杷膏样的酽稠吧？但“入口几如饮茶”，想来口感已不怎么样了。

如今超市中售的黄酒有多种，但还是得认准绍兴产者为佳。

中国人做事非常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才，但在酿酒事情上，地利则为首要。

清人梁章鉅《浪迹丛淡》中有言：“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

其《浪迹三谈》又说：“酒品：随园老人性不近酒，而自称能深知酒味，其称绍兴酒如清官循吏，不参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故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搀水者亦不能过五年，此真深知绍兴酒之言矣。是则品天下酒者，自宜以绍兴为第一”。

清人汇编的《调鼎集》中，有一段关于绍兴酒的专论：“天下之酒，有灰者甚多，饮之令人发渴，而绍酒独无。天下之酒，甜者居多，饮之令人停中满闷。而绍酒之性，芳香醇烈，走而不守，故嗜之者以为上品，非私评也。”又云：“山阴名东浦者，水力厚，煎酒用镬，不取酒油，较胜于会嵇诸处。其妙，再多饮不上头，不中满，不害酒，是绍兴酒之良德也。忌火炖，亦忌水中久炖；忌过热，亦忌冷饮；忌速饮，亦忌流饮。三、五知己，薄暮之时，正务已毕，偶然相值，随意衔杯。赏奇晰疑，杀刀射复，饮至八分而止。否则，灯下，月下，花下，摊书一本，独自饮之，亦一快事。”

此番酒论，也算精妙，稍得饮中真趣。

周遭喝黄酒的人不多，多数人不习惯，认为黄酒度数低，与红酒样，喝起来不够劲，还是川酒烧捞捞过瘾得多。

但是，从喝酒的旨趣来看，从体会酒后醉意来讲，我以为慢饮黄酒才是最能体现吃酒精意的。

有一次朋友聚会，我试着提议喝黄酒怎么样，其实我知道他们不会赞同，当然有人能喝最好。我话音刚落，有个老几“刷”的一声就起来，态度极为果决地否决了我这个提议。

他反对的理由不是因为不习惯黄酒的口感，而是“四川人还是喝我们四川人的白酒好些。”

他说得那么激动，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能直接又给他怼过去。我只在心头想，都五六十来岁的人了，还活得这么旗帜鲜明，活得这么“民族”，这么“地方”，真服了你。

朋友同学聚个会，喝个酒，本就当随意随性轻松愉快，你却时刻不忘站队摆立场，让自己屁股决定自己品味，你究竟累不累啊？！

《调鼎集》中说：“吾乡绍酒，明以上未之前闻。此时不特不胫而走，几遍天下矣。”

又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中记：“越酿著称于通国，出绍兴，脍炙人口矣。故称之者不曰绍兴酒，而日绍兴。”

黄酒于明清之际已通行全国，今人吃酒却还在以地方主义是念，反莫若三四百年前古人心胸豁达，真咄咄怪事矣！

这是一种中毒不轻的怪异思维，不可思议！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吉尼在《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这本书里还专门有段文字谈到类似事情，他写道：“对乡土物产的理想化，有可能造就狭隘的心态，把人局限在生养自己的文化当中。……人当然有权从自己所属的文化里获取食物，但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食物‘更适合’他们所属的文化。硬说香蕉属于非洲人，苹果属于英国人，未免太接近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观念，……我不是说地方主义……只想提醒大家：良性的家乡自豪感，和有害的、分裂的民族主义，有时只有一条微妙的界线。”

“不会随意品尝杯中之物的人，永远也不配品尝人生这杯美酒。”

这话听来似乎有点矫情，但恰是有了这点矫情，生活才叫人觉得有点可爱。

生活中许多意味，许多情趣，不正是从人为的某些矫情而来的么？

现实生活还是需要一点儿矫情的仪式感来装饰点缀的，否则生活就完全没了美感和趣味。

《混俗颐生录·饮酒消息第二》云：“酒应星宿，其来远矣。智者饮之则智，愚人饮之则愚。”

人生如酒，惟善饮者得其醇美；不善饮的，自然苦涩满口了。

这世上喝了一辈子酒也没喝出个味道来的，多。

酒，天之美禄也，能领受杯中之乐者，当是世间第一快活人。

锦江厂是我品尝人生的第一杯酒，在锦江厂那么多年使我真正有所得着的，就是它练就了我的人生酒量，以至于后来在多种杯觥交错场合，我都有一种自信轻松应付的底气。

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喝着锦江厂柔和醇厚的黄酒，微醺中的我，渐渐地对中国酒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法国化学家古多华说：“酒反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东西，它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宇宙、自然、肉体和生命。它是涉及生与死、性、美学、社会和政治的百科全书。”

酒不仅仅只是一种饮品，它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在华夏文明里，酒的比重占有相当大的份量

几千年华夏文明史，处处都能见酒的影踪，在在也能闻酒的香醇；

一部中华文化明史，无疑就是一部中华酩酊大醉历程史。

考古学家吴其昌先生1937年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吃饭实在是从饮酒中带出来。”

可见，吾国酿酒业先于农业，酿酒业催生出华夏农业文明。

日常里我们总说“饮食”，而不说“食饮”：先饮而后食也。

一个民族的语汇，如果不是外来语，都是自己历史进程事实的反映。

酒，吾国之国嗜也。

中国饮酒史，可远溯尧舜之时。

《孔丛子•儒服》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者。”

中国的远古圣人，无一不喜好这杯中之物，而且都是个中高手。

及至周代，国人饮酒已成风气，《诗经》三百，言酒者五十有余。

自孔子主张“惟酒无量，不及乱”，饮酒便成了中国文人雅好标配，文章兴会，诗酒唱和，是文人典型的生活风范。

宋大樽《茗香诗论》：“宜言饮酒者莫如诗，饮，诗人之通趣矣。”

张潮《幽梦影》：“能诗者必好酒”，“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

刘熙载《艺概》：“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

中国诗人也从不掩饰他们的这种特好。

杜甫：“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苏轼：“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辛弃疾：“要他诗句好，须是酒杯深。”

陆九渊：“酒可陶吾性，诗堪述所怀。

华夏向称礼仪之邦，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礼为立国之本，而礼之初始，肇于饮酒之时，故曰：“酒以成礼”。

新莽朝财政主管鲁匡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礼是古代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根基，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仗。

旧时，人到七岁之年，则须入学受教，便要行“束修之礼”：“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号为束修之礼。”

待寒窗十载之后，大学毕业，出而问世，又须得必备四样东西：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

而至此以后，还有各种名堂的酒局，等着他去应付。中国人一生，都是酒的岁月：生死亦酒，成败亦酒，得失亦酒，悲喜亦酒，荣辱亦酒……，

酒不仅是中国人一生的必备，对于个体性生存，更是具有无可比拟的魔力。

《幽梦影》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酒可以抚平个人心中的不平，还可以使饮者成为当时的网红，百世留名。

《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北史•卢元明传》：卢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接，饮酒赋诗，遇兴忘返。……（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成佳器。’”

李白《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苏轼《放鹤亭记》曰：“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

……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吃酒都是为了成名立万，更多的人还是把饮酒当作应对现实人生的一个策略；比如魏晋南北六朝之人多嗜酒狂放，为什么？那是一个多事之秋，有识之士借饮酒，可以遗落世事，可以辞婚免罪，可以浇胸中块垒，可以避祸全身：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南史•列传第十》：“明帝谋入嗣位，引朝廷旧臣，（谢）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瀹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瀹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初，朏为吴兴，瀹于征虏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饮酒。’瀹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

……

在一个乖谬、扭曲的世界，酒确实是能给予人灵魂慰藉的灵药，是人能借以对抗严酷现实有效的武器，也是能助人渡越人世无边苦海的舟筏。

因此，从“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到今日酒民5亿，国人嗜酒之风，赓续几千年而乐此不疲，无论觥筹交错的热烈，抑或轻啜慢呷的浅醉，嗜酒，早已固化成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理。

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石柱上刻有三句铭文，第一条是“认识你自己。”

希伯来人的《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中国人的智识，与二者迥异！

有观点认为，中国人是个诗性的族类，多于感性，少于理性，先天缺乏逻辑思维和辩证能力。

如若事实果真如此，这也许恰切就是吾人之独到处和得益处。

我们首先来看：生命与理性，何者更重要？

是让理性生命化，还是使生命理性化？

对于此等烧脑问题，其实我们的诗人早已给出最精要的答案。

中唐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酒功赞》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中国人特有的智识与优越感，就被这几句酒话给说尽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那种体认性的生命美学，也被这超感的言说得以最充分的展露：个体性的生命支撑，仅仅来自于个体性的审美感受，而不在乎对其生命本质的理性认知。

鲜活的生命个体，对于人生的美感，理性的视角是永远无法理解也无法度量的，它必须全然而且只能来自于个体性的经验感受。

乌纳穆诺说：“生存是一回事，而认知又是另外一回事。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的，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生命的悲剧意识》）

生命最真实的渴望，无他：存在而已。

是的，仅是存在，是个体生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此时此刻存在着，而不是先理性地搞清楚人之何以为人之后，才正而八经地去存活。

因此，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这句理性主义宣言对我们而言，无疑如同一句梦中呓语罢了；在我们看来，生命真实的存在感不是明晰的理性思辨所能给出的。

面对现实人生诸多欠然，我们与其思辨明晰地去忍受，倒不如似是而非地沉醉其中。

中国人非常切实地在“我醉故我在”的陶然境界里直觉到生命最内核的本相，并借此洞悉现实人生的全部意义，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方式。

于是，王佛大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着胜地。”

陶渊明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杜子美：“浊酒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

古人箴言式的酒话，是我们生命哲学中最简约、最精准的诠释。

固然，古人很多酒话在今天看来，势必有过多疑拟性的“消极”与“颓唐”。

然而，回过头来一思量，才发觉，我们这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人又怎能可以一味地去积极进取呢？

《易》曰：“君子之道，或处或隐”。

消极的态度体现在行为上，那就是有所不为，有所逃避，但中国人逃避的只是政治，而非生活本身。

逃避而不悲观，无形之中成就了一种生存的智慧。

故苏轼云：“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其隐身于一醉”（《酒隐赋》）。

另外，一个中国人的每一次醉酒，并非只是图一时的生物性麻醉，而是要借着酒后的陶然醉意去体认一种超然于物性之上的精神愉悦：

“竹林七贤”之刘伶说：“奋髯箕踞，枕曲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苏东坡云：“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等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与造物者游。”

释法常言：“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适，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乐其可得而量也，转而入于飞蝶都，则又蒙腾浩渺而不思觉也。”

……

酒后醉意的陶然境界，饮者的精神与肉体均达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舒坦与放松，饮者复原了自己日常里不得不隐藏的那个自我，醉意让人获得一种全然本性上的自由释放，故能安然地卸去平常不得不穿戴整齐的人格面具，心理上的所有警惕都被解除了。

一个人要真实回归自我，要坦然地面对自己，惟有在酒后的微熏之境里才能达成。

醉意的世界，风光何其旖旎，沉湎其中的饮者感觉到人生好像不再是那么沉闷无聊了，醉境中的光景比现实的世界还要真实可爱，还要更近人意，它完全把现实生活给予人的所有负值的东西全部消解了，饮者陡然发现，借着酒后的陶然，人生居然变得可以忍受了。

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中国人从不刻意哲学地去追问生命的标准答案，我们端端的只认那生命的当下性、此刻性，且彻然地将切实的生活态度与练达的人生经验，全然投放到感官与灵智的快适之中，只图酒后貌似颓然的惬意，可以直觉到生命的本真。

细读品味古人的酒话，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极度的、惟吾国人独有的那种雅致和俏丽；这些酒话，既有对生命之春天妩媚的歌唱，也有对人生之秋日况味的把玩；古人的酒话，的的确确即是对人之性灵的抒写，更是对生命之智性的参透。

生活本来一度让上觉得盲然无所寄，岂不知就因为有了酒——这种生命之水——的参与，反而叫我们活出一个通脱乐观的人生来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对生命之实相的大胆看破，是吾人生命智慧的大彰显；正是沐浴着这种特别独到的生存大智慧，中国人开始了他们优雅的一生。

这样，饮酒之于我们，便具有了一种终极性的意义。

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饮酒已成为一门独特的生命哲学为国人所信奉，它填补了华夏族先天缺失的宗教性的顶礼膜拜。

当一个中国人端起酒杯的时候，他生命里所有机能顷刻被激活，他感觉周遭的一切突然间变得灿烂光明起来，人生中一切该有的情、韵、味、意，都在一刹那里俱现了，而生活里所有的劳苦愁烦、焦虑忧惧与悲情愁怨都哗然一声退去了。

假若把文明比作一锅豆腐，那酒就是一碗卤水，华夏文明就是由酒这碗卤水点化凝固而成的。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酒的华夏文明会是怎么个样子。

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酒就是吾人的灵魂嗜物，它能填满我们灵魂里的每一道缝隙。

一杯酒，映射出华夏文明的全部实质；

一杯酒，呈现出国人生命的真正丰华。

酒是雅物，是生命之水，是上帝给予人的馈赠，也是祂对子民的应许。

圣经（思高本）说：“适量的酒，仿佛是人的生命，只要你饮得适当，你必清醒舒畅。人缺少酒，他的生活，还算什么生活？饮酒有时有节，使人心里高兴，精神愉快。饮酒有节有度，可以健心强身”（德训篇31:32-33，36-37）。

上帝对末世的应许，既有属灵的福气，也有物质的享受；

上帝不只是仅仅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是慷慨地提供酒、油与粮食，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珥2：28-29）；

“耶和华应允祂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珥2：19）；“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珥3：18）。

圣经里多次讲到仁慈的上帝把各样的祝福赏赐给那些顺服祂的人。

“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创27:28）。

“祂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祂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申7:13；

“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诗104:15）。

在旧约，婚筵是弥赛亚时代的象征，弥赛亚的来临，会带给人丰盛的生活，如置身婚筵中：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耶31:12）；

“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何2:22）；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摩9:13-14）。

上帝在国度中对祂百姓的拯救，被描绘为万军之耶和华在山上设摆的一种筵席：“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赛25：6）。

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是将人的最终得救，描绘成有幸被邀请参加耶稣基督再临的一场“羔羊婚筵”：“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启19:9现代译本）。

酒在宴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欢乐。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9节，约翰真实记载了耶稣把水变成了酒，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约2：11）。

“神迹是基督教的生命。”神学家傅瑞姆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就是关于一个神迹，关于耶稣基督奇迹的降生、死亡和复活。”（傅瑞姆《神学认识论》）

所谓神迹，就是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一个记号，这是在暗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用来表明祂就是上帝的记号。

耶稣生平的开始以及祂整个人生，一直到祂的复活，都有神迹的彰显伴随。

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的七个神迹，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并且因相信祂的名而得生命（约20：30-31）。

旧约的摩西曾将水变血作为上帝审判的记号（出7:14-24）；相比之下，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将水变成酒，这是满有恩慈地在表明，祂来，是要透过圣灵给人带来喜乐；同时也展示祂对创造物的权威和祂丰富供应的能力。

因着对酒文化的这些看见，我便永远念着锦江厂的那碗黄酒了。

说起喝黄酒的妙趣，我总会想起中国园林之父陈从周老先生那句话：“在园林里面，喝喝黄酒，听听昆曲，乃人生一大清福也！”

一个“清”字，足以说明喝黄酒是一件高雅不俗的清享。

但是，这话只有喜欢喝黄酒的人才能体认。

（6）从悦读而来的感动

“你来的时候，要把我在特罗亚时留在加布家里那一件外衣带来；

同时要把那些书，尤其是那几本羊皮书卷也一起带来。”（提后4：13 现代译本）

“食物就如同爱情一样，要么不碰，要么全情投入。”

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伊尔莎•克劳福德的这句话，前些年让好多真假吃货们尊崇得不得了。

但是，还在3400年之前，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人活着并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所说的一切话。”（申8：3 当代译本）

而耶稣直接对跟随祂的门徒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相信我的，必永远不渴”（约6：35当代译本）。

人在对待饥饿的事情，书籍与食物一样，尤其是刚刚才从阅读的洪荒岁月走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当有一天发现，在拿饭碗的地方就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真就是带着一种极度的饥饿感奔向它的了。

锦江厂食堂供应丰富多样的美食，永远鲜活在感恩知味者的记忆中；而锦江厂工会图书馆的万卷图书，则在山区灰色的背景里尤其显得灿然可爱，悦人眼目，成了一群山区人秀色可餐的精神食粮。

锦江厂工会图书馆设在厂工会二楼，进门右边是借书室，左边是报纸杂志阅览室；走廊右墙上有报栏，张挂着《新民晚报》、《上海译报》和《上海青年报》，这三种报纸在当时都是上乘的前沿报纸；阅览室内有多种报刊杂志，整个图书馆当时所收藏书籍近两万多册。

图书馆每周二、四、六晚上6点开放，每个职工凭工作证办理一张借书卡。

锦江厂读书风气浓厚，职工普遍读书热情高，每到图书馆开放之日，馆门尚未打开，门外楼梯上下早就站满了等着借书、还书的人。

那时锦江厂还活跃着一个文学沙龙，听陆仲晖说，他们每月聚会一次，每次聚会，会员或各自畅谈本月读书体会，或品评分享会员新作，文学沙龙还创办了一个内部文学刊物《桥》。

图书馆最吸引我的还是它众多的外国小说，十九、二十世纪的外国小说家及他们主要作品几乎都有。

图书馆订了不少当时译介外国文学艺术的刊物，如《世界文学（双月刊）》、《外国文艺（双月刊）》、《外国文学季刊》、《春风译丛》、《译林》等；同时，还有大量当时国内主要的大型文学期刊，像《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芙蓉》《中篇小说选刊》等等。

八十年代初，武侠热刚刚风行华夏，厂图书馆所藏新派武侠小说颇为丰厚，金庸、梁羽生、古龙、陈青云、温瑞安、萧逸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囊括全部，借阅频率也最高，常常是前面那个人刚刚还来，后面一个人马上就借走。武侠书中各种长拳短打、擒拿点穴、鹰爪虎爪、铁沙神掌等拳法招式的描写，一个个看得如醉如痴、神魂颠倒，读者不分男女老少争相先睹为快。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能风靡全国，这就与国人喜爱嗜酒一样，那是一种生存现状的反映。

“侠”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古就是一种特别的情愫，而产生这种特别情愫的缘由，则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投射。

清人张潮《幽梦影》里一句名言，说到了这情状的紧要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今天是一个讲法治的时代，即使世间有太多不平之事，但个人却不能凭一己之力仗剑以削平之。而郁积于人胸的诸多不平块垒，唯以酣饮老酒、畅读武侠来舒解之，这于个人、于社会，都不失为一种最安全、最妥贴的情绪释放方式。

除了武侠小说，图书馆中所藏琼瑶、玄小佛、岑凯伦、尤今、亦舒等当时城市言情小说亦多，拥有一定量的女性读者。

刚进厂那一年的一个中午，从二食堂打饭出来，几个朋友端着饭碗边吃边逛陡溜子矿贸店，我发现货柜里头居然摆了一本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而前两天刚好在厂招待所看了电视里放的《红与黑》电影，此时看到司汤达的书，自然欢喜激动，便迫不及待的就买了。

这书买回来后，却一直就放着没看，想到既是自己的书，什么时候想看随时拿出来就是了，现在身边不是还有个图书馆那么书可借的么？

然而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本世纪都过了十年，我整理书柜，当把它翻了出来时候，发现封面封底已经破烂得要脱落，我只得用一张厚纸重新给它作了包装，顺便还看了下封底的定价：1.85元。那时的书价真是便宜，不过那时的工资也是低得人心凉。

这本书的经历，倒是印证了随园主人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

那个时候，刘小枫和朱学勤两位学人名气很盛，二人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有所谈论。

前者在《拯救与逍遥》里说：在中国，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

后者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这篇文章里写道：“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正是看了二人的书，我就把图书馆所有陀氏小说，如《罪与罚》、《群魔》、《穷人》、《白夜》、《陀斯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全部翻了个遍。《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和《白痴》，后来我相继在外面书店买到，并同时顺便买了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秤上》、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及罗赞诺夫《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等专论陀氏的书。

陀氏小说中对于有无上帝存在的反复讨论“如果上帝存在，为何世间充满苦难？如果上帝不存在，是否一切都被允许？”以及有关约伯的无辜受苦、遭受苦难，直接引发了我读《约伯记》的热望，并进而有翻阅《圣经》的感动。

1985年的一个中午，也是从二食堂打饭出来，在张老头的地摊上看到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版、(波兰)科西多夫斯基编着的《圣经故事集》，我毫不迟疑地就买了下来。

接下来几天一口气将它翻完，满以为会有所获得。

然而，当我把书合上的时候，我发现脑袋里依旧空空如也，不存一丝毫概念，感觉就是翻了一本传奇故事汇编而已，没有什么发现什么深刻的奥义。

还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若要认识上帝，人首先得认信基督，归于基督，在基督里与祂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与祂交通，从而才能认识祂。人越是爱上帝，上帝就会越是让人认识祂的启示。

《圣经》的话语，只对相信的人才显明其真意；人若不信，就像先知说的：“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赛6:9）。

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圣灵的感动与光照，人“虽然常常学习，总不能充分明白真理”（提后3:7 新译本）。

耶稣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约20:27）

只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人就会因为信上帝而后对祂有所认识；又因为有了对祂的一些认识，人就会更信奉上帝。

以信为出发点，又以信为目标，就是使徒保罗说的：“这义本于信，以致于信”（罗1:17）。

《圣经》里面说的那位三一真神，是给人信奉敬拜的上帝，而不是一个供人随便拿来谈论的一个客观对象；祂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一个有位格、与人说话的上帝。

圣经的话只向相信它的人敞开自己，启示自己，好让相信的人认识它。

所以巴刻说，认识至高者，意味着人首先要全然的委身与信靠。

我真正拥有第一本《圣经》还是在许多年以后的2002年春节，是在送仙桥旧书市场三十五元买的。

最难忘是1984年10月，工会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旧杂志，其实其中许多书都是崭新的。

我去了两个晚上，选了好几十本，这是我平生一次性买书最多的一次，主要选的是外国小说。

除此以外，还挑选了10多本文学期刊，其中有两本后来发觉还是创刊号：一本是1979年11月《译林》的创刊号，头条刊登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译本；另一本是1981年7月《外国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头条刊登的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全译本。

至于其他，如1981年第1期《十月》中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1983年第8期《中篇小说选刊》中有程乃珊的《蓝屋》、1984年第2期《十月》中有张贤亮的《绿化树》，他们都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陈登原《国史旧闻》本来是一套四册，当时只看到第三册，大略翻了一下，心里便定意以后非要有一套不可，直到2002年才在成都梨花街四川书市完成这个念想。

地处西蜀盆地边垂山区的锦江厂，居然拥有这么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实在是上帝给予锦江厂人的一个大恩惠。

元魏李永和说过一句非常豪气的话：“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那个时候，在我眼里，锦江厂这个图书馆无异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片“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

因此，即使过了许多年，我对这个图书馆依然心心念念。

之所以如此，就如清人顾炎武在与友人的一封信中所写道的：“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

哲学家齐奥朗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会“因工作而堕落”。他认为：“工作就像一个诅咒，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让人变得迟钝、琐碎、失去个性。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份职业，必须进入某种可能并不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使精神变迟钝的倾向正是由此而来。在工作中，人忘记了自己；但他的遗忘并不是单纯和天真的，而是与愚蠢相近。”（齐奥朗《在绝望之巅》）

无意义的工作确实会把一个人变成面墙之士。

2022年，人类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在我们这地上市，书中“狗屁工作”这个概念火了好一阵，旨在揭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无意义工作现象”：有40% 的职场人正在从事毫无意义与价值感的工作。不过，作者的“推荐序”中有一句话说得还是非常有意思：“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工作是美丽的，但前提是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

从生存的实情来讲，转过头去看以往的自己，我发现，在锦江厂那段佛系得无以复加的岁月，才是我此生里真正少有的、也是最难得的一段散焉、闲暇、美好的幸福时光。

我当时真就是把闲读书当作我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苟活方式了，因为我已找不到没有比这更苟的了。

苟，是人在无意义的工作中所能采取的一种最有效的，也是最低成本的自我拯救策略。

懒散而随意的慢阅读，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没有学业的压力，没有目标的催逼，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功利性“悦读”。

而当阅读成为一种悦读，阅读就真正成了一种享受，那是灵魂里头的惬意舒适；它已不再仅限于了解人类广阔生活面的一种满足，无形里，读者在一种明眼看不见的情形里正在进行一种自我转化，一种自我陶铸，成为自我超越当下境遇的一种途径。

英人罗素说过：“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这话说得挺让人喜欢，说得太正点！

中国的张潮将这个意思以最具诗意形式表达了出来：“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幽梦影》）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人热衷或关注的事，与自己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悠闲置身其外，自己才会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思沉浸于自个的闲情逸致。

对我而言，在锦江厂的那些日子，除了在寝室里头喝黄酒，最有意思的就是从从容容悠悠闲闲的读外国小说，感觉得这样的一种现状，也不失为一种特别美好、且为有益的精神寄托。

阅读是一场最佳的有氧运动，从书里呼吸的全是被净化、负氧离子含量超高值的空气；而图书馆也就像毛姆说的那样，是一个既安全又温馨的避难所，一个能保护自己的心智，剪断了世间琐事牵扯的地方。

中国人一生都在为生计忙个不停，能闲下心来读几本闲书的时间实在无多。自从离开锦江厂后，我就再也没有这种惬意闲暇的好时光了，即使偶尔有那么一点，但是那种纯粹散焉的心境，却是无法再有的了。

人生每一个时段，无论遭际如何，其实都有各自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彼此无法复制拷贝。

如今带着一种反省的目光回眸自己锦江厂的日子，才发现，它对于我实在是有太多的意义与价值。

尤其是那个图书馆，让我避免了在那个“穷僻之域”成为一个“面墙之士”，而那段闲读的日子，也极大地充实了我以后将要行走之路所必需的知识储量；更甚的是，它直接引领我完全走出了那个时段精神上的“埃及为奴之地”。

我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去图书馆的那条穿过灯光球场的小径，其实就是我的“大马士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