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八）

471477674

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八）

罗 敏

目 次

1.叫我如何不感恩

2.工作与饭碗

3.锦江厂路人甲

4.上天恩赐的美食

5.黄酒一杯识醉意

6.从悦读而来的感动

7.活泼的盼望

8.为什么要做一个Christians

9.“History”就是祂的故事

10.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11. in Christ，我们的心志才能改换一新

（11）in Christ，我们的心志才能改换一新

“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4:23-24）

（一）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任何国家或民族的衰亡，根源在于内部问题，而非外部威胁。外部力量只是加速了其已经濒临灭亡的命运，就像给一具早已腐烂的躯体最后一击罢了。

看我们的历史，多少泪珠儿都是我们自己催发出来的。

旧约先知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弥7：6）。

这话在我们听来，尤有扎心之痛。

袁伟时先生曾言：“中国的发展，向现代社会转型为什么那么慢?主要障碍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自己。自己的原因在哪里?从先秦就已经种下祸根。”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迻录文廷式《闻尘偶记》中一节：“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令矣，乃英使欧格讷濒行告恭邸曰：‘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后来，不见此国矣。’德前使巴兰德来告枢廷诸臣曰：‘中国败衄不可危，既和之后，玩时愒日乃可危：是促各国分裂中国也’。当时闻之者，亦颇惊心，旬日以后、泄沓如故。呜呼！天祸中国，祖伊之告，乃出敌人，吾辈于何逃责耶！”黄濬案语：“案此可见彼时英德等国之期望，与觇国者之忠言。当时瓜分之说甚盛，英德智者，皆不愿有此事，以促国际纷争，皆甚愿中国变法自强，故督责綦切。”

文、黄二人之言，可谓缀王夫之《读通鉴论》“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也，中国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贪其利、贪其功也”之余绪。

正是我们这个族类心性里有“贪其利、贪其功”的恶，我们的历史才常常呈现令人既无奈又严酷的狰狞面目。

我们不是困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郑刚《中国人的精神》卷五中有这样一段话：“明清以来内乱的死亡人数远多于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死于外患的全部人数，自相倾轧的痛苦远远大于外来压迫的耻辱。一个美国人曾说过，任何人对待中国人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待自己那样残忍。这虽是为美国的暴行作辩护，却也是事实。就连海外华人黑帮也只敢欺压中国人。”

秦晖教授《关于义和团》一文中说：“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相反，……‘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学者余世存也讲过：“中国人心性上的残酷性，没有人去指出来。我当年把汉语贡献奖给野夫，其中表彰他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散文里面，写出了中国人的残忍。中国人骨子里面有一种残忍性，这特别可怕。为什么告密者心里很坦然，就是因为他心里很残忍，他的人性很残忍，这导致现在中国人还是自私、冷漠。

西汉公孙弘有一句有名的怨语：“宁逢恶宾，不逢故人！”公孙弘讲这话是因为他遭到同乡好友无端中伤所引发的深刻感触，这话讲得可谓怨愤之极。

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族类哟？！同类同胞本应互为肢体，相互帮持，可在我们，却是一种“相煎何太急”的怨毒相残。

我们好像惯于与自己过意不去，我们对于自己有一种本能上的怨怼。

对于外人的冒犯我们尚且还能忍让再三，可对自己同类下手却毫不手软，甚而可以做到绝对的零容忍。

老舍《茶馆》第一幕里那二德子“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可谓淋漓尽致地活画出了国人德性。

这种乖违常理的行为，仿佛是在暗示我们这个优秀的族类心性里潜藏着一种人性意志不能控制、意识不易察觉的自戕性癫痫冲动，它就像人身上一种先天性的、一种无法疗治的阵发性沉疴让我们防不胜防。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甚至有时我们明明已直觉到它要发作的前兆，可我们就是无法将其制止；就好像我们明知道前面路上有一个陷坑，但我们却无法绕开或停不下脚步，我们只能无奈地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往陷坑走去并最终坠落其中。而每一次的这种自戕性癫痫冲动暴发，带给我们的后果都是极其灾难性的。

人心性中诸多的恶是何等地怪谲，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它让我们完全陷于一种无法挣脱无法逃避的窘境，并使我们的自尊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对人心性此等怪异乖戾现象之原因作了最深刻的揭露，他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上帝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罗1：18-23）。

每一个人心里明明知道有上帝，上帝也在自然界把自己客观地显明出来，因为祂所造的世界万物，都在述说祂的荣耀，祂配得我们的尊荣和感谢。但是，无知的人对上帝却没有敬意，故意不把祂当上帝来敬拜，反而将祂替换成其他受造之物。这样，堕落的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而无知昏暗的心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的可怕。

保罗说：“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1：28-32）。

人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缺乏敬虔的直接后果，因人性得不着圣灵的光照，人的内在精神便是一片幽暗，心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和邪恶，对上帝、对自己、对他人都充满了敌意。

人内心的幽暗不仅只具个体性意义，而且深具社会性意义，它使社会处处充满各种无情的罪恶、仇恨和不义，各个社群不是和谐互存，而是无休无止翻去复来的内卷、内耗、内斗、瞎折腾。

这是一种何等无望的存活光景啊！

感谢上帝，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及时地向我们指明了一条人是可以从这个充满无尽苦毒和怨恨的无望之境获得解脱的路径。

保罗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18-25）。

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圣灵改变，信了耶稣是主，在基督里，他的心得到更新，他有了新心性，顺服了上帝的律，藉此，他就彻底脱离了此前那种可悲的存在苦境。

他无比高兴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8：1-2）。

其实，只要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生命的救主，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此，世人唯有信福音，跟随主耶稣，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我们才能拥有一颗新心，“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

（二）

心性上的痼疾，我们自己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治愈，惟一的途径，就是将这心重新再造或将其更换。

心性不改变，我们身上那不可预测的自戕性癫痫冲动就无从根除，它随时都会再一次把我们带入新的苦难中。

孟子讲过：“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问学求道的最佳方法，就是收回外驰已久的原初本心。

只是孟子不知道人的本心已经被人的罪性败坏，“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弗4：18-19）。

人找不回来本心，因为本心已全然坏透。

然而，人背离了上帝，但怜悯人的上帝却并没有因此丢弃人，因着祂的慈爱，上帝主动地来呼召人，寻找人，要人归回自己。

为拯救人，上帝藉先知以西结的口对人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就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上帝”（结36：26-28）。

耶和华上帝是立约和守约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

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31：31-34)。

唯有藉着上帝的救恩，凭着祂赐给人得救的信心，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传叫人悔改的福音，认祂自己生命的主，信靠祂作自己生命的救主；藉着上帝所赐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与祂联合，在祂里面与上帝和好，与祂有相通的生命，我们才能脱去那败坏了的心，并被重新再造一颗新心，拥有一个崭新的心性。

使徒告诉我们：“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弗2：10），“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后5：17），而且“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西3:9-10）。

这种情形就像扫罗一样，“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上帝就赐他一个新心。”（撒上10：9）。

总之，人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将生命反转的，惟有藉靠基督的救恩。

心是人主体性的根本所在，是人生命主宰性的中枢。

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吾国传统文化有“中华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是说，人之心思意念易变不稳，而真道又极其幽深微妙。但是，只要人凭借意志毅力专心如一持定恒守，人还是能够做到对真道的绝对把握，达于至善。

基督教从不相信人有自我完善的意志能力，基督徒唯独专一信靠来自上帝的救赎恩典。

“心是人格的‘中心’，是自我最本质的特征。”神学家约翰·弗兰姆说，“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我们思想、意志、态度、言论的源头。它同时也是道德知识的所在。”“因此心的堕落就意味着离开了神的恩典，人类对于神是处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中的。只有神的恩典，外在地修复了我们的心，从而也恢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弗兰姆《神学认识论》）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是在世界之外”；人活在时空之内，但“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决却在时空之外。”

人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就像人不能拉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拯救只能来自这个世界之外的超然之手。

感谢上帝！愿我们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新心，以属灵的智慧、圣洁的情感和公义的意志去认识祂，爱慕祂，仰望祂，顺服神，跟随神，信靠神，赞美神，传扬神。哈利路亚！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他第一次把《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自此基督的福音临到了中华，上帝修复我们这个族类心性的恩典临到了。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所传的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祂“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3：17）；福音是叫人认罪悔改、重生归主、信靠基督的好消息。

主耶稣第一次在人间传道就开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祂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祂命令门徒也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路24：47)。

使徒保罗就耶稣降世之目的解释得非常精要：“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1：15)。

因此，他非常肯定地对罗马人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10；9）。

五旬节上，第一次公开讲道的彼得被圣灵充满，豪气满怀地对当时耶路撒冷的那般长老、文士及大祭司们宣告：除了耶稣基督，人类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

怜悯人的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个心性刚硬的族类，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能谦卑地领受你救恩的教训：“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制、公正、敬虔地生活”（多2：12）。

上帝啊，你是拯救生命的主，求你恩典的灵运行在我们这个族类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里，好叫我们藉着信心进到主耶稣里得着祂给予我们的应许，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8-29）。除了耶稣基督，没有谁能为我们再造一颗悔改得真安息的心；信靠耶稣，惟有在基督里，我们那旧的心性才可以得到重造更新。

（三）

21世纪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纪，是我们重新接受生命之光的时刻，是我们第二次的出埃及。

十九世纪末，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曾写过一本叫《中国人的素质》的书，他在书里说：“‘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位著名的传教士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需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

这个一百多前的话，在今天这个国人觉醒的时代，它所含藏的真理依旧鲜活。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对未来世界的前景有一个预测，他说：“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

汤恩比博士说这话可不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时的即兴随意之言，其所具的现实意义如今正慢慢地被我们体现出来，就目前华夏民族整体精神气质及国家经济总量来看，汤恩比的话正在被现实一一印验。

华人神学家章力生博士在《世界名人宗教观》这本书里，对汤恩比有过这样的评述：“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汤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还是个很具影响力的大国，因此，中国人的问题自然就不仅仅只是我们一个族类的问题，它必然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明恩溥与汤恩比二人关于中国的言说，并非泛泛之论，而是具有深厚而真切的历史质感与远见，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神学性看见。他们已经意识到，作为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族类，华夏族人对于整个地球文明的进程，天生拥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

华夏一族历史久远，文化底蕴厚重，说明上帝赋予了我们对于地球方舟有一种特别的担当，而我们也任劳任怨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秉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寻真求道的精神，三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华族有识之士为此重任探求，思想，追求，前赴后继。

尤其近代以降，中国人更是加大了求索真道的步伐和力度。

面对近代中国积弱衰败现状，鲁迅曾认为，如果国民性不改，中国一切照旧。

在与许广平的一封信里，鲁迅写道：（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他在《呐喊自序》里，急迫地说道：“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对于国民心性该怎样塑造，如何更换，周作人曾有过一番探究。这位现代文化名人认为：“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山中杂信》）

胡适的思路明显与他们二人不同。胡适认为，要塑造好的国民性，应该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因此，他主张改造制度比改造国民性来得更重要：“历史上的无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制度的改良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骤。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作恶。”（《政治概论》序）

当国人昂首阔步迈进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学人们对于信仰在重塑国人精神方面的认知更是有了长足性的突破进展。

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这位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知名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认为：“如果中国及其历史完全被耶和华通过圣经启示出来的道理所印证，那么中国就一定是一个圣经现象。”

这位《保守主义》一书的作者说：“如果中国是一个圣经现象，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圣经》才能得到对中国及其历史最恰当的理解与解释；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只有在《圣经》里才能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所有在《圣经》之外所寻找到的中国问题的答案都是无效的。于是，如果中国是一个圣经现象，那还意味着只有耶和华所启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公理才能使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像战后的日本那样，有一个新生。”

与以上各人看法相比起来，赵晓博士的观点最为直接新锐，他认为，信仰在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具有首要性的地位。他相信，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将是中国及世界的祝福。

赵晓博士在他今年最新的《启蒙系列》里谈到：“启蒙并非始于理性觉醒，而是始于对人、对上帝、对终极秩序的重新认识。启蒙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顺序的文明过程。启蒙可以区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就是信仰与人论的启蒙——元启蒙。”“启蒙并非单纯的理性觉醒，而是真理之光进入人类世界的过程。”

而在《文明论丛》里，赵晓一再强调：“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把人当人看。”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转型的起点不是制度设计，而是信念更新。”“真正的秩序，不只是制度。它是：信仰（人具有超越性价值）、观念（人格不可侵犯）、制度（权力受限、权利保障），缺任何一层，都不能称为完整文明。”而 “基督教保守主义进入中国，提供的正是一种打破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超越性秩序结构’。它告诉我们：国家不是终极，权力必须受限，人格不可侵犯，历史不是救赎。这是一种文明根基、方向的全新输入，专治‘中医’不治之症：治乱循环。”其实早在十多年前赵晓就已说过：“中国如果能走出过去那种治乱循环的模式，本身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进步。14亿人进入一种新文明方式，对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重大贡献。”（《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赵晓博士今年最新两部作品《文明论丛》和《启蒙系列》，应该是近两个世纪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人对“文明”与“启蒙”两个概念所作的最系统、最正解的阐释，关键是两部作品条理清晰，深中肯綮；语言精粹扼要，内容宏富详实。今天，任何一个只要对基督教文明及政治文化稍有兴趣者，这两部书绝对是不可错过，也是我们这地不可多见的精品读本，值得认真把玩细读。

文明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信仰是文明社会的第一性原理。

著名文化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说：“宗教是文明的基础，政治秩序是建立在这种宗教精神基础之上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就会失去文化和政治的凝聚力。一种活生生的宗教与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之间的这些充满生机的融合的时刻，乃是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事件，与之相比，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一切外在成就都是短暂无常的和微不足道的。”（《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但是，我们的现代文明恰恰跳过了赵晓说的“是信仰与人论的启蒙——元启蒙”。因为信仰缺失，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诸多的现象与问题。

我们已经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与机会，我们的心迷失在外已经太久，现在是该归回的时候了；

我们当像路加讲的那个浪子一样，不要再自以为是地偏行己路，

不要再重复唠叨那些老掉牙的夜郎的古老传说，

也不要再重复地讲述阿Q似的“我祖上比你阔多啦”自欺的话语；

我们当以敬畏、悔改、虔诚、顺服的心，像马利亚那样“我心尊主为大”，谦卑地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举手仰望祈求祷告，求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归正悔改的心，“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我们掳去（西2：8新译本）；求上帝不要再使我们落在各样的试探中，把我们的心身全然地交托在耶稣基督我们生命之主的手里，全然地信靠祂作我们生命的救主。

我们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我们还要延宕什么时候呢？

我们当坦然无惧迈向这条使我们灵魂得救、身体得赎的拯救之路，

我们当绝然地离弃世间一切的偶像，一如奧古斯丁说的：“上帝啊，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

是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灵魂才能得着真正的大安息，因为，“除了祂以外，绝对没有别的拯救方法。因为在普天之下，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当代译本）

耶稣应许跟随祂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

今天，我们能被圣灵感动，认信主耶稣，做一个基督徒，这本身就是上帝特别赐予我们的特别恩典，是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生命的属灵福气。

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