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明/文 近代我国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

大石

近代我国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

（一）沉潜医学脱颖而出

    巴蜀古城临邛，处邛崃山麓，川西边陲，阡陌相连，沃野千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自古繁庶，素有“天府南来第一州”之誉。孕育了无数的人文典故，历史名人。特别是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他们对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以及对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功不可没。本文侧重介绍了临邛近代我国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其在医学上的学术成就，影响及于海内外，其对《伤寒论》这一经典医著的阐发、探讨、研究、继承发扬，成效卓著，居功至伟。奠定了他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卓越地位，成为了我国近代著名的伤寒学家。余将其主要学术思想和生平相关事迹，简介如次：

   郑寿全，字钦安，生于（1804-1901年），对于郑氏生卒年，多种版本所载，出入较大。我采信于钦安先生之高足，卢铸之所记。其于光绪16年拜郑钦安为师，师事郑钦安学医11年之久，为郑氏的入室弟子，传人之一。所记郑氏生卒年颇为可信，据卢铸之撰写“从读郑师”《医理真传》后有感一文中所记，“先师郑寿全”，字钦安，原籍安徽，先祖宦游来川，遂家邛崃县。郑师生于嘉庆九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推算郑氏当生于（1804年，卒于1901年），享年九十七岁，此说较确切可信。

   郑钦安出生于四川邛崃县，东路前进乡，虎墩村白马庙。其祖父郑守重，系前清嘉庆年间恩贡。父亲郑本智，应科举，困于场屋，屡试不第，弃举子业，退而教授私馆。钦安少聪颖，五岁即随父读。年稍长即遍览群书。涉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楹联。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16岁时举家迁蓉。钦安受儒家思想之影响，“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嘉庆间弃举子业。更重要的原因是其父屡困场屋，痛恨科举之摧残，压抑人才，不愿其子步其后尘。令其子拜在成都一代通儒兼名医，时称刘门槐轩教主之刘止唐（双流县人）为师。其学识渊博，曾著《十三经恒解》及子、史诗文集数十种，系声名远播之儒学大家。钦安随其师，潜心学习《内经》、《伤寒论》、《周易》经史，等儒学经典和医经典籍。其聪明好学，深得医经旨意。正如其在自序中指出：“余蜀南临邛人也，迁居于成都省城，学医于止唐刘太老夫子。指示《黄帝内径》、《周易太极》，仲景立方垂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之人生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足见其治学严谨，对所学医书择善而从，扬长弃短，由博返约，深思好学。深得其师止唐先生赞许言:“其将来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其继承发展了其师，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已成为当时成都一位学验俱丰的医家，水到渠成，1848年24岁时，遂于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氏在行医数十载生涯中，其潜心研究，刻苦攻读历代医经典籍。汲取各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医术日臻化境。善用经方，屡起沉疴，活人无数，“踵门求治者应接不暇，虚心求教者终身不绝。”声名鹊起，名播省内外。中年后为将其医术传之于后世，诊余便设帐课徒，著书立说。授业者众，其门墙可谓桃李满天下。其著名弟子和医术传人，能光耀师门者，卢铸之当属翘楚。

   卢铸之，（1876—1963年），名禹臣，号金寿老人，系其第子之一，四川德阳人。少随其姑父颜龙承学习经史和医学，天资聪慧，曾中秀才，后弃举子业。于光绪中叶，随姑父赴蓉，拜郑钦安为师。在其师的教育下，深研内、难、金匮、在伤寒等医经典藉，跟师十一载，学有所成。尊师命，游学省外，足迹遍及二十余省区。历三年返蓉，遂正式悬壶。学术上继承发扬了郑钦安之学术思想，和郑氏之精湛医术。屡起沉疴，医名远播，川人亦誉为“卢火神”。其诊余亦笔耕不缀，著作颇丰。代表作如《郑钦安先生医书集解》、《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等医著。其医术精湛，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曾镌刻“金寿老人”名章相赠。郑氏在川内外及成都附近地区，亦有不少中医私淑其学。西南地区著名医家，如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吴焯仙、卢崇汉均受其影响较大，私淑其学成为再传弟子。还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名医家唐步祺先生，（1917年生于四川永川），幼承庭训，毕业于四川国立大学。私淑钦安之学，“其历时十三载，屡移其稿”，阐释整理郑钦安三部医著《医理真传》（1989年3月出版）、《医法圆通》（1991年8月出版）、《伤寒恒论》（1994年7月出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发潜德之幽光，为弘扬郑氏医学，其功不可没。在临邛私淑钦安之学，亦不乏其人，如罗守功、何悦仁先生等。笔者亦私淑其学。由于年湮代久，一般人对其生平事迹和其对医学的成就和贡献，都不太了解。特别是受当时传媒和出版条件滞后之限，业内对其了解也有局限，无怪乎对于这样一位我国近代如此著名的伤寒学家的生平事迹和医学成就，其桑梓临邛人也知之甚微。我是一名中医，早期对其也只是略有所闻。四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省级学术会议上，一外地同仁询问余：“你是临邛人，你们临邛人对郑钦安的了解知多少？”我十分尴尬地回答，“我学医时，曾听我的业师，何悦仁先生讲，郑钦安是一位善用温热药的“火神”，所著医书三种，在蓉行医，悦仁先生亦治其学。所以对其了解也仅此而已。我们这一代尚知其人，年轻一代便茫然不知。该同仁随即讲到，“郑钦安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伤寒学家，据说一次一位中央领导视察贵阳，患病高烧不退，诸医束手无策，当时贵阳中医学院院长就是用郑钦安的理法方药，治好了这一领导之病。”这则传闻姑且不论其真假，但却使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桑梓有这样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乡先贤，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临邛人却知之甚少，作为一位中医工作者，我感到十分羞愧和遗憾，此刻即下定决心，私淑其学。责无旁贷地将学习继承，研究探讨，发扬光大，宣传介绍其学术思想作为己任。当时郑钦安存世的三部医著，多系光绪年间的版本，流传至今已鲜见。我几经寻觅，走访了省内主要图书馆，如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

  川大图书馆、成都中医学院图书馆、雅安、温江地区等图书馆，皆无觅处。最后终于在省图书馆馆藏图书馆，找到了光绪版馆藏珍本《伤寒恒论》。当时图书馆规定，不能借阅，不能拍摄，只能手抄。我偕我爱人黄砚永，手持笔录，历尽艰辛，终于觅得其三部医著。开始深入学习，研究探讨其学术思想，其后我研究的十篇学术论文，相继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交流。引起了有关方面和人士的重视。1989年10月，我的学术论文，“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一文，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内经和首届各家学说学术会议”，论文在会议交流后，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其时与会的陕西中医学院，

   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任教授在发言中讲到，“郑钦安这样一位伟大的伤寒学家，但中医高等院校各家学说试用教材中，没有收录其事迹和医学成就，他的历史地位就没有完全得到相应的确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我当积极向有关方面反应。

当时与会代表受到了前卫生部长崔月犁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其后我的另一篇学术论文，“郑钦安临证论医大法”，受邀参加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各家学说学术会议”，大会安排了我这篇学术论文，第一位在大会发言交流，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后当局和有关当面在第五版《各家学说》试用教材重订中，将郑钦安的医学思想和医学成就收入其中，列有专节论述，使其医学地位达到了完整的确认。

尔后四川省省内著名的医学家唐步祺先生，服膺其学，典校阐释了郑氏三部医著。我与唐先生系忘年交，唐先生在典校《伤寒恒论》时，曾遣其在大邑县人民医院工作的高足，到邛崃中医院来面见余，转达了唐先生之意，邀我参与其阐释典校《伤寒恒论》一书的工作，后因故未果，亦为憾事。唐先生将三部医书阐释完后，签名盖章送了我一套，我也将余创作的国画山水一幅，送与先生作为回赠。这段插曲，应证了我与唐先生忘年相交的一段往事佳话。

    我撰写近十篇，研究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学术论文，分别在国家级刊物《中医杂志》（副刊）、省级刊物《四川中医》、《浙江中医》、气浙江中医学院学报》、《河南中医》、《国医论坛》等刊物上以及国家及学术会议上，发表交流。其后这些研究探讨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学术论文，收录在我的论文集《医论拾蔗录》，该书于2004年由国家级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发行。对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介绍其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亦引为人生一大快事。

   郑钦安行医七十余载，在临床中不断总结经验，在理论和学术上不断的学习探索，勤求古训，刻苦攻读，笔耕不止，著书立说，以传世，活人无数。声誉及于海内外，名震西南，云贵川诸省，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

（二）领军立派尊为火神

   纵观医学史上，凡是学派之形成，有其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为私门传授或亲炙私淑，各承其学而发扬光大。二为学术见解之不同，各张其学，各争鸣其是，因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各种医学流派的领军人物，他们自立成派，在医学理论和学术思想上，在临证实践中，无不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无一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一不是继承和发展了医学理论学术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郑钦安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军人物，他继承发扬了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极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他的学术思想和对《伤寒论》的阐发，以“错简”和六经审证兼有之，发展了伤寒学辩证论治，早就奠定了他作为“火神”派的领军人物。

   阴阳学说，是中医辩证的理论核心，是八纲辩证的总纲，是辨别疾病性质总的纲领。临证不管疾病表现得多么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纷乱多变，首先是辨明阴阳的本质和属性。这是郑氏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故其强调，“医学一道，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也不难于识证，而难于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万变万化。”他十分中肯地指出，“辩察不明，用药鲜有不误人者。”他的另一重要学术观点是对六经阐发，颇有独到心意。历来研究《伤寒论》者，都非常注重对六经的理解和解释。由于《伤寒论》没有从正面充分阐明六经的慨念和独立依据。而称其寓于症后规类形式下的理法方药中。因而对于《伤寒论》六经的阐述和探讨，历代医家不乏其人，仁智互见。郑钦安对伤寒的研究和探讨，受国内“重订错简”，和“维护旧论”两派影响较著。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他非常重视六经，及对仲景原文的阐发，详析方义，剖析脉理，均有许多独到之处。指出“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其对六经的阐发颇多新义。郑钦安对《伤寒论》的研究，是从气化方面对六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六经各有标本中三气，客于其中，有从中化为病，有不从中而从标化为病，有本气为病。邪入一经，初入一经，转瞬在中。如果不细心辩证，便不了解邪气的出入变化。所以六经受病，均可依循其标本中气的变化，进行分析。他不囿于一日传经之说，指出疾病的传变应据证而辩，“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上面搜寻。”其阐发六经，并非泛泛而论。

   《素问》“阳气在，若天与日，失其所则寿而不彰。”郑氏根据这一论点，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为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这是其及其重要的温热学术观点，是其火神学派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善用，甘温辛热的姜、桂、附之类药物，来治疗阳气虚损之症。临证时必首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其学验俱丰，有过人的胆识，常对危急、重症，以“三千铁甲可吞吴”之势，故能常在危笃之际，化险为夷，挽危症于倾刻。临证特别指出，“久病之人，忽然清涕不止，壮热汗出、气喘，脉浮空微细。迨为阳脱之危候，急宜温经回阳救逆，用四逆汤。尝谓仲景之法，活法圆通，并无死法”。其学识过人，其效如桴鼓。他极善于用经方，治疗重症危症，屡愈大疾。如用吴萸四逆汤、白通汤治疗元阳脱绝之呃逆症；用白通汤治疗元气虚弱，阴盛阳微，闭塞经络的阴厥症等。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此方不独为少阴所立，凡元气衰微，阳虚阴寒，回阳救逆，即可投之。得此理便能放胆使用姜、桂、附等温热之品。如他用四逆汤治疗阳不摄阴之吐血症，用五苓散治疗眩晕咳嗽等，皆匠心独具。如他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后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夜半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其予以白通汤一剂而愈。”又如一患者咳嗽，头眩晕而腹胀，小便不利。郑氏辩为膀胱气机不降而致，投以通阳化气之五苓散。重用肉桂，一剂而小便通，诸证立失。唐步祺云，“因他医术高超，辩证明，用药精，善用经方，尤其用大剂辛热药，姜桂附。救人于危，人们尊称他郑火神。”

   郑钦安一生，为人正直，医德高尚，为贫苦人治病，多不取值。却无沽名钓誉之心，从不折腰事权贵，深受百姓爱戴敬仰，唐步祺先生服膺其学，曾数度走访郑氏嫡孙亲属，搜集其遗闻轶事。收集到其在同光年间行医时，治愈成都府朱知府夫人患吐血一病，久治未愈这一轶事。足见其医术精湛，胆识过人。其时朱知府夫人，患吐血年余，遍延请成都府所属十六州县名医，前来诊治。皆束手无策，医药罔效。其亲戚，向朱知府荐介说：“城中有个医生，人们称为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化险为夷，此人性情孤傲，必须特别优礼延请才是。”知府纳其荐介，放下身段，命差官持礼聘请。郑钦安来至朱府，遍览前医方药，有的是治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有的人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无非一派清热凉血，滋阴降火或气血双疗。方用四物汤、四生丸、六味八珍、十全大补、人生养营等方药杂投。愈医愈重，遂气息奄奄。先生四珍，“见夫人面容苍白无华，已是夏至时节，衣着重裘，床上铺着皮袍，盖着丝绵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苔白腻，脉沉细。”诊断完毕，沉思良久，诊断其为阳虚失血，“血证亦不出阴阳二字。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阳虚吐血，由于阳气衰弱，不能统血。阴气太旺，势必上僭，渐干清道，以致外越。”钦安寻思“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辩证既明，则当遣方用药，挥笔写下古诗一首，用以代作病案。“失血都传治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两法持。”拟方重用四逆汤，方中干姜易炮姜。如此大辛大热之药，在场诸医和朱知府面面相嘘，瞪目结舌。心存疑虑。因无它法，只好如此。但一剂而血止，稍事调理，此病遂告痊愈。合家大喜过望，备上厚礼，并赠黑漆金匾。上书《医宗仲景》相赠。时下蓉城人，争相传颂此事。

   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仲景《伤寒论》学说，他从多个角度，探讨《伤寒论》辩证论治的原则。其学术思想，首重阳气，强调“人生所以持以立命者，惟此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一伤，群阴即起。”并认为“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这是他崇阳重温的学术基础，水火主次之争，亦是区分温补派和滋阴派之界线，故后将其归于温补派。郑氏强调“余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书中所立出许多例元气离根，阳虚将脱的危候。辩证立法，用方便体现了郑氏这一重要的学术指导思想。其强调扶阳祛阴，阳旺则津血得以滋生，扶阳使阳得以生，阴邪自灭的学术见解，颇有价值。其学验俱丰，医术高明，善用经方，大剂使用姜桂附等辛热药，累起沉疴，活人无数，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奠定了其作为伤寒火神派领军人物的地位，人们尊称其为郑火神。其脱颖而出，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伤寒学家。

（三）方药正误针砭时敝

  郑钦安针对当时社会和医界存在的一些不良时风，大胆地提出批评，指出有的医生，不在中医基础理论上去探求，辩证阴阳不分，一知半解，误人不浅。他说这些人，“徒记几个汤头，几位药，不求至理，不探玄奥，自谓知医，一遇危证，大海茫茫，阴阳莫晓，虚实莫辩，吉凶莫分，一味见头治头，见足治脚。自夸高手，延绵岁月，平日见识用尽，方法使完，则又借口病入膏肓，”药所难疗，殊不知其艺知有未精也。“朔本穷源，实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品药性，悬壶于市。外出几件好衣服，轿马往来，目空一世,并不虚心求理，东家被他桂附治死，西家被他硝黄送命，相沿日久，酿成此风。他又指出另一种人，“略看过几本医书，记得几个汤头药性，家人稍有疾病，又不敢自作主张。请医入门，开方去后，又自逞才能，谓某味药不宜，从中添减，偶然获效，自矜其功，设或增病，咎为医土。此等不求至理，自作聪明，每每酿成脱绝危候。”更可悲的是一种富贵之家，过于仔细，一病药才入口，稍有变化，添病减病，不自知也。又忙换一医，甚至日延六七医，每每误事。”他的批评，可谓中肯。针对这种时弊，他大声疾呼，“用药一道，关于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并指出医者必须加强，对中医经典及对前贤经验的学习，才能提高，他说：“愿业师道者，务将内经、难经、仲景伤寒、金匮，孙真人千金翼诸书，与唐宋金元，朱张刘李，并各后贤医书，彼此较量，孰是孰非。更将于所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留心探究阴阳，务求实据。”特别强调用方及药要依据一定的法度，“予观古人称用药如用兵，有君臣佐使，有向导，有缓攻，有急攻，有偷关，有上取，有下取，有旁取，有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并强调病情应该与用药相切合，“把这病之阴阳实据，与夫药性之阴阳实据握在手。”这样才不至于药不对症，“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都是砒霜。”他在胎前忌服药品解中指出，“如病果当服，半夏、大黄、附子一切药品皆是安胎，病不当服，即黄芪胶桂，亦能堕胎。”总之，“邪去则正安，即是安胎。”强调：“何今人之不察病情，而只计服药品，此皆未能明变化神而明之之道也。学者切切不可为药所惑，而酿成死亡之侯。”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三部医著光耀千秋

   郑钦安一生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

   所著医书三部，《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历代治伤寒学者甚众，自成无己而后，医著数百种，仁智互见。伤寒学派医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展了《伤寒论》辩证论治原则。使外感病的辩治方法，逐渐发展为对内伤杂病之辩证，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辩证论治学说。郑钦安由于卓越的医学成就，从众多的伤寒学者中脱颖而出。

   郑氏崇尚《周易》、《内经》、只《难经》、《伤寒杂病伦》，研精覃思，深得经旨。勤求古训，刻苦攻读，潜心研究历代医籍，汲取名家学术经验，学而不泥，博贯古今，学识渊博，取得较深的造诣。其治学谨严，颇多创见，不随流俗，敢于创新，学术上自成一家，论证活法圆通，成为当代著名的伤寒学家。正如我国当代著名医学理论家任应秋教授在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当代我国治伤寒学，大体而言，由于各个地区，各有所尚，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有郑钦安、曹颍甫、恽铁樵、陆渊雷、黄竹斋等。”临证活法圆通，善用甘温辛热扶阳之品，抑制阴寒之邪，而称其为善用“桂附”的火神，后人归之于温补派。其重要的学术观点，极其重视阳气之盈虚。郑氏受内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论点的影响，对阴阳二气主要是重视阳气的作用，认为阳者阴之根，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

这是郑氏在学术上的思想基础，临证之际，特别重视心肾之阳气。郑氏论治阴寒内甚，阳气衰弱及阳气衰亡之脱绝危证，分辩较详，在其著作中列出了31条阳衰症状，56条元气阳虚将脱的危候，于临证有校高的参多考价值。论治颇多创见。中年之后，为传扬医学，笔耕不缀，所著医书三种《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皆刊行于世，影响遍及云贵川等省，西南医家珍同拱璧。

   《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己巳年（1869年），全书共分四卷，阐发中医基础理论，乾坤坎离，明阳五行，强调调理气血，顾护阳气，辨证论治，熟谙六经，详辨阴阳，分列数十条阳虚证之特征，悉心阐发，且倡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首重阳气，善用姜桂附等辛热药味。《医理真传》所论深入浅出，质朴无华，论证释方，言简意赅，颇具临床实用。

所著《医法圆通》一书，初刊行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故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院长服赝其学，曾将该书梨枣再移，流传甚广，要求其所带的研究生人手一册。

   书分四卷，该书详察阴阳辩明内外虚实，经方时方之要，崇阳重温，言简意赅。其云“采取杂证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是书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机之旨。尝云仲景之法总在活法圆通，方方皆有妙义，轻重大有经权。熟读仲景《伤寒论》一书，便得圆通运用变化之妙，均不可死守原文，当以明理为要。因而论医辨病，机圆法活，颇多创见，实为不可多得之医学佳作。

    其研究《伤寒论》颇深,尤服膺方中行、喻嘉言、舒驰远、陈修园之学。所著《伤寒恒论》一书，为其研究《伤寒论》的代表作,成书于光绪二十年(1889年)。该书为西南医家所倚重，倍为珍视，影响颇大。历代注解《伤寒论》者，无虑百十余家，可谓汗牛充栋,然《恒论》则不稗贩陈说，沿袭相因。其倡按法辨证，纠失补偏，独具创见，成一家之言，独立于医学之林。其自序中云：“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于手眼，此亦救世之苦心，即以补名贤之不逮，亦大快事也。”

    钦安治《伤寒论》学首尊仲景，学承错简，指出仲景为“医门孔子”、“立法之祖”。阐明其订正”《伤寒论》的目的，在于千百年来，注家日多，有的随文衍释，相沿日久,并未道及伤寒宗旨，“立方一多，仲景之法，遂晦而不明，不得不宣扬之也”。极尊崇仲景学说，且深加阐发，旁参方中行、喻昌、舒驰运、陈修园等诸家之学，博采精义，择善而从，成一家之言。正如任应秋教授所言：”郑钦安、曹颖甫、黄竹斋受国内重订错简学说，维护旧论两派较著。《伤寒论》自方、喻倡错简之说，开立了错简学派争鸣之局面。其亦宗“错简”之说，但亦不尽然，亦受维护旧论之说影响，历来研究《伤寒论》者，无不注重对六经的阐发。郑氏深受舒驰远六经定法的影响，亦以六经定法为纲目，探讨六经辩证实质，指出学者先将六经提纲病情熟记于心，方能见病之源，并将六经提纲归集为“六经定法贯解”的形式，以分贯解来阐发六经分证传变经腑证之常与变等，统一归类，知常达变，并以附解参以已意，试图从六经气化脏腑、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探讨六经。其解释道：“分贯是六经大旨，附解是补六经未发之大意。”可以看出，他对六经证候的归类形式实质的阐发，就不尽同于舒驰远，而是受到了“维护旧论”陈修园等的影响，从气化方面分经审证，阐发《伤寒论》六经辨证。但亦不尽同，他认为陈氏注解《伤寒》，酌古准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间有略而未详者，所以详言数十条，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亦是补修园先生之未逮。所以他对《伤寒论》的研究，对于“错简”和“维护旧论”的学说，取其精义，兼收并蓄，以法订正《伤寒>，以气化阐发六经。

  其订正《伤寒》，细注疏明，对条文的注释，句栉字比，衬以细注。其义联贯疏明，简明扼要，深人浅出，结合临床辨证施治，且参以己见，读之令人服膺。

   以伤寒法治杂症，经方家为之崇奉，其认为伤寒《六经)之辨证，不但适用外感病，同样适用于内伤杂病之辨证。其云：“万病不出六经，不出阴阳”，又指出须知仲景伤寒六经，并非专为伤寒说法。突出地阐明了伤寒论是治百病之书，不仅为论治伤寒。其强调“今人云仲景之方是为冬月伤寒立法，并非为内伤杂症立法，试问内伤失血肺萎，有服甘草干姜汤而愈者否？”指出六经提纲病情为“认邪之法”，“六经主方为治邪之法”，其间随邪变化，圆通活法，当不执于方，明理为要，就伤寒六经之治疗法则，并非指仲景所论原文病条而已。实已超出其间。认为仲景立法，方方皆是活法，因而切不可死守原文。指出那种认为六经辨证，只适用于外感病的人，是由于不明圣意，死守陈法，不敢变通。究其由在于不识阴阳之要，变化之机也。对那种奉条文为金科玉律，死搬仲景方疗疾者，颇为鄙屑。其治疗杂症之特点，则将六经证治,先列出辨病之证治大法，然后将六经活法之主方列出，变方加减，随证化裁。提出“仲景六经之主方，乃有主定之至理，变方加减乃是随邪之变化而用也。”为运用伤寒学说提供了正确途径。

   郑氏医学成就卓著，然国内知之者寡，盖由其著作及后学，限于西南云贵川一隅。1981年首都召开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及任应秋教授所著《研究伤寒之流派》加以阐明后，始确认其在我国医学史上之地位，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影响及于海外，中医院校第五版《各家学说》则列有专节论述其成就。

    其学术思想源流，可以说是旁及诸家，贯通伤寒，上追《内经》而穷于《周易》。其自谓：“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见三部古籍对其影响之深。其所以潜心于《周易》之研究,在于《周易》乃是阐述阴阳法则之书。由于《周易》认识事物的整体动态和变化观，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一般原理上反映事物的客观变化。这种古代朴素辨证法，八卦与医学发生密切关系，对于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成为中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论核心。所以深刻认识到《周易》哲理对医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系统地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探讨。在其著作中，明显地看到《周易》朴素的辨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观对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其精于《易》理，尤晓乾坤坎离四卦关系，阐述了乾坤两卦为八卦之首，乾为天，坤为地，其它六卦则为乾坤天地所生的六个子女，由此而推演出人生立命之根。同时论述到坎中一阳，本先天乾金所化，故有龙之名，一阳潜于二阴之中，化而为水，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水高一尺，龙也高一尺。从而强调提出、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可知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明阴盛阳虚，今不挟其真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医乎”。其又据坎离二卦，论述了真阴真阳的深刻含义，其曰：“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又曰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一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从而指出命中真阳为相火，命门火，龙雷火，无根火，虚火。并提出了元阳外越，真火沸腾，肾气不纳，气不归源，孤阳上浮，虚火上冲的辨证论治。《医理真传》对真水、真火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辨证论治结合临床，进行了精湛的论述，补充和丰富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实为把《易》理应用于医理之典范。

  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在消渴病一节中，引用郑氏之言日：“消症生于厥阴风木之气，盖以厥阴下水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症。”始论及消渴病从肝论治，颇具创见。同时还论及先天真火浮游于上中下，而成为三消症，宜从阳虚论治，应导龙归海，治以封髓、潜阳、四逆、白通诸方，颇具显效。更为他人所不敢言，则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郑氏于祖国医学之发挥贡献亦属不小矣。

  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奎俊，倾倒郑氏之医术，曾设礼正式拜其为师，四川朝野震动。郑氏所著医书三种，奎俊曾携于北京刊行，广为传播其医术。其高足卢铸之，亦曾参与对《伤寒恒论》的整理缮写，刻版刊行，宏扬郑氏医学。

    清同光年间，郑氏县壶于蓉城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庭院内。于1901年前夕病殁，享年97岁。由众门人集资购一墓地，葬于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墓前立一石碑“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其所遗三部医著与祖国医学事业共存，则长留于天地间，光耀干秋。

                                                              黄世明

                                                                   2017年12月18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