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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新津是西南军区 发动西昌战役和昌都战役的后方司令部
在飞仙关读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关于西昌战役和昌都战役的报告
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页码 69，1950.9.22）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
（1950 年 9 月 22 日）
张谭昌陈并谭胥廖①：
灰申②电及皓日③送来昌都战役方案，均悉。同意你们所提昌都战役方案，望即按此方案实施。
西南军区
未养④辰
脚注：
① 张，即张国华，时任十八军军长；谭，即谭冠三，任十八军政委；昌，即昌炳桂，任十八军副军长；陈，即陈明义，任十八军参谋长；谭，即谭善和，支援司令部副司令员；胥，即胥光义，支援司令部副政委；廖，即廖述云，支援司令部第二副司令员。
② 灰申，9 月 10 日。
③ 皓日，19 日。
④ 未养，9 月 22 日。
69
注释
韵目纪日科普：民国及建国初期电报普遍采用韵目代日记日期：灰 = 每月 10 日，皓 = 每月 19 日，养 = 每月 22 日；地支「未」指代 9 月，未养就对应 9 月 22 日，和成文日期吻合，「申」指代 9 月 10 日的电报时辰。
人物注释：收电方囊括十八军军部核心领导层以及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主要干部，覆盖前线作战指挥、后勤保障两大板块，决策链路完整。
战略背景：此前 8 月下旬西南军区已经拟定战役基础预案，十八军在 9 月 10 日、9 月 19 日两次向上报送细化版本，西南军区 9 月 22 日正式批复许可，敲定最终执行版本，标志昌都战役战术方案获得上级终审批准，前线可以正式落地排布作战细节。
档案二：西南军区关于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1950.2.24）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
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
（1950 年 2 月 24 日）
甲、近来各部队在剿匪作战中努力完成任务，取得战绩者固属不少，但动作消极及战术思想错误者亦很多。如：
（一）璧山军分区副司令唐明春，丑文于大足遇匪两千人（仅潘清洲叛变之数百人稍有战斗力，余为裹胁之群众）攻城，本可以我当时之兵力将匪大部歼灭，但唐竟听信匪所供胡宗南有五个团在北面之谣言，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出击，仅给匪以不大之创伤。
（二）川南不少部队在剿匪作战中，仍摆起正规战法的架子，用火力远射，而不敢近战，以致击溃多歼灭少，消耗多缴获少，当匪逃散，即收兵回营，不敢穷追与驻剿。
（三）川西六十军一八〇师五四〇团，丑巧在三江镇遇匪困守一地，畏缩不前，次日工兵师增援时，仍不敢配合出击，致使匪安然逃走。更有甚者，即温江军分区五三八团三营副营长赵希荣，于丑文率三个排由新津返重庆途中遇匪包围，竟主张交枪，后以其中副排长余金丁坚决反对，才组织突围。这种可耻的投降主张者，已由贺总饬令川西执行枪决。
（四）贵州贵阳军分区参谋长□□□率四个连，在清镇剿匪未见成绩，被匪包围时竟自带两个连退守清镇城内，不敢反击，两次要求增援。一四八团团长率两个连前往解围，亦畏缩不前，致遭损失。
乙、以上种种，实质上都是我军取得胜利以后的右倾蜕化享乐思想所产生的怕伤亡，尤其是直接指挥员怕个人性命之牺牲，故对剿匪作战的艰巨任务不坚决执行的可耻现象。这是决不容许存在的。[为] 根绝上述现象，争取剿匪战斗之胜利，特再指示如下：
（一）对任何股匪都要以出奇致〔制〕胜，有准备的突然合围奔袭、抄击追歼、猛打猛冲等办法，求得全部歼灭或大部歼灭，禁止采用摆开阵势的正规作战方法。非发现有利目标，在有效射程以内不许随便打枪，必须发扬近战技能，尤不可先以火炮滥施射击，使我行动暴露，利匪逃跑。
（二）要避免打消耗仗，应加强侦察联络，不打则已，一打必歼，消耗要少，俘获要多。
（三）遇匪来袭，不许只是消极防御，而应随时把握战机，争取于有利时积极出击，大胆向侧后兜击，不许正面赶匪逃跑。
（四）以后凡有动作机敏积极而获歼匪胜利者，都应酌情奖赏；凡是重复上述错误现象，则应按情节轻重给以应有之处分，甚至由军事法庭判处极刑。
以上精神望立即切实传达，严格监督其执行，并将结果随报本部。
西南军区
丑敬
此件转自西南军区 1951 年 4 月编印的《一年来的剿匪斗争》，原标题为《剿匪指示第 4 号》。
102
注释
时间韵目说明：丑对应农历二月也就是公历 2 月；丑文 = 2 月 12 日，丑巧 = 2 月 18 日，丑敬 = 2 月 24 日，正好匹配发文日期。
问题剖析：指示列举川渝、川西、贵州多地的实战弊病：一是指挥员轻信谣言、畏战怯战；二是照搬对付国民党正规军的大阵地战术，远距离炮击提前暴露行踪，只能打散土匪却难以全歼；三是出现投降主义倾向；四是遭遇围困消极固守、不敢主动解围。西南军区把乱象的思想根源归结为胜利之后滋生的享乐右倾思想、指挥员惧怕伤亡。
战术革新要点：适配西南山地土匪分散游击的特点，改用奔袭合围、近战突击、侧后包抄的灵活战术；严控火炮滥用，做好战前侦察；同时配套奖惩机制，正向嘉奖善战队伍，从重处置畏战、投降人员。
人物名词注释：贺总即贺龙，当时主持西南军区军务，亲自批复处决主张交枪投降的军官，严明军纪；潘清洲是地方旧武装的起义后叛变者；胡宗南是败退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土匪假借其名号散布谣言动摇我方军心。
档案三：西南军区关于在各区结合部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的指示（1950.3.3）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在各区结合部
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的指示
（1950 年 3 月 3 日）
为了加强我各地区结合部之剿匪指导，防止股匪乘此剿彼窜，特规定成立有关地境的联合剿匪机构遂行清剿股匪：
（一）以川东之璧山、涪陵两军分区与贵州之遵义军分区，组织第一联合指挥部，由遵义军分区副司令李程统一指挥，调度南川、綦江部队，负责对川黔边界渝筑公路沿线股匪之会剿。
（二）川东之璧山及川南之泸县、内江三个军分区，组织第二联合指挥部，由璧山军分区副司令窦尚初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成渝路内江至璧山沿线两侧清剿。
（三）以川东之璧山与川北之遂宁、南充三个军分区组织第三联合指挥部，以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区之清剿。
（四）以川东之大竹及川北之达县军分区组织第四联合指挥部，由达县军分区司令员钟发生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渠江沿岸之清剿。
西南军区
三月三日
注释
出台背景：省际、多个军分区的交界地带属于行政管控缝隙，土匪常常利用行政区边界，一个地方展开清剿就逃往相邻辖区，形成 “此剿彼窜” 的困局，单独一个军分区很难完成闭环清剿。
四区布局解析：四大联合指挥部分别盯住川黔省界、成渝干线交通走廊、三江冲积三角地带、渠江沿岸这四类土匪活动高发带，跨原先军分区的行政边界统一调度兵力；每一处均任命专属高阶指挥员统筹，打破地域壁垒。
地理交通释义：渝筑公路就是重庆通往贵阳的公路，成渝路连接重庆、成都，二者是西南最核心的陆路干线，沿线商旅、物资往来密集，土匪盘踞于此破坏力极强；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水网复杂，山林密布，适宜土匪藏匿。
档案四：西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一、二月份剿匪情况向中央军委、西南局的报告（1950.3.10，页码 102 起）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一、二月份
剿匪情况向中央军委、西南局的报告
（1950 年 3 月 10 日）
军委，西南局：
西南军区一、二两月份的主要工作，一为进军西藏问题，一为剿匪问题，进军西藏已有逐次的专门报告，故这次只报告剿匪问题。
（甲）西南地区股匪约有数字可计者，除云南外，现已发展到二十万左右，计川东约五万，川西五万余，川南、川北各约三万，贵州约三万余，西康之雅安地区约一万（西昌、会理之贺国光匪部约九千余未计入）。其较大者，有川东之川湘鄂人民自卫军（后改中国救国军大陆游击队）约五千余，川东北游击总队三千余，川康边境之程志武部约五千余，周志武部二千余，川南之川滇游击总队二千余人，反共保民救国军两千余人，中国人民自救军黔北游击队二千余人。这些股匪都系蒋匪特务有组织地结合当地封建势力（地主、袍哥等）、惯匪及溃散的败军游勇所组成。如川西各匪皆为蒋匪在蓉训练之游干班份子作骨干，该训练班于去年开始，共训练五期达三千余人，曾制四川游击根据地理想图，讲授反革命的游击战术；而川西、川南诸股匪又均直接接受西昌胡、贺⁽¹⁾匪首之指示。各地开始蠢动的时间也均在一月底二月初，口号也大致相同（如 “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开仓济贫”，“保粮、保命、保枪”；又造谣说我要抽壮丁打台湾，国际已在成立反共同盟军，日本军队已由上海、秦皇岛登陆，其主力经朝鲜向东北推进等等），欺骗群众并威胁其入伙，如不从则以烧房杀人相迫害；又以 “打解放军，不打起义军”、“四川人不打四川人” 等，挑拨起义部队与我之关系（起义部队之拖枪逃跑者，川西已有二千余人，川南七百余，川东六百余）。一个多月以来，匪破坏我之交通运输，袭击我征粮人员，抢劫我之仓库、工厂，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车辆时遭袭劫，泸州至重庆间来往粮船亦屡次遭劫，川西之新繁、川东之秀山两城曾先后为匪所袭占，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之围攻。我地方干部及征粮人员和小部队之受袭击而损失者，已在三千人以上，公粮、盐、糖等损失估计约合粮食一亿余斤之惊人数字。贵州在渝筑路上为匪劫掠之物资，一次即有人民币二亿元、胶鞋二万双、布一千余疋之巨，两个师的供给处长被匪击毙。十八军入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一月，并暂行剿匪。重庆、成都等处之粮食，供应一度感到困难，以致物价狂涨。
（乙）我各部队在成都解放以后，到一月底二月初才全部分散至各军区、军分区进行剿匪，但对剿匪斗争性质认识不足，未作长期打算，大部地区开始只作了一个礼拜或半月的计划。起初轻敌、麻痹的现象甚为严重，征粮人员及小部队被袭击之事件不断发生。在政策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的偏差，川东军区对惩办匪首做得极不坚决，在大足被捕的匪首副司令虽经我们几次催促，但终迟迟不决，致使群众对我认识模糊，并形成了部分地区的群众 “怕匪不怕官” 及群众不敢向我告发匪特之情况。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如川南之仁寿县及川东之璧山军分区，则因报复思想，对俘匪曾发生乱杀的现象。经我们不断指示之后，这些问题虽逐渐克服并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各军区先后消灭了一些股匪，创造了一些经验，有些政工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川东之丰都、綦江，贵州之镇远等处都有零星及成股土匪向我投诚，总计全区自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共毙、伤、俘匪二万三千人，但在剿匪政策战术思想及组织领导、斗争方法诸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各地匪势总的说来，仍是发展的，我们正严肃注意中。
（丙）我们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情况，体会了一些血的教训。针对我们部队的缺点，除重新检查督促过去有关剿匪诸指示外，并根据过去抗日时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及日寇治强运动和蒋匪总体战与三网⁽¹⁾政策等特点，以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名义，拟发了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作为一个时期内剿匪指导的基本方针，并将一并附呈，作为这一报告的主要部分。
西南军区
三月十日
脚注：
〔1〕胡、贺，分指胡宗南、贺国光。
〔1〕日寇治强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的 “治安强化运动” 的简称。“总体战” 是指国民党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力量结合起来消灭解放军的战略。“三网” 政策是指日军用公路网、碉堡网、情报网封锁根据地的战略。
页码：105、106
注释
匪情溯源：报告量化统计除去云南之外西南匪量大约 20 万，剖析土匪三层组成架构：国民党特务充当顶层策划、旧地主袍哥地方势力提供本土根基、战败溃散的国民党散兵充当作战骨干；国民党此前在成都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系统化培训游击战法，土匪并非零散作乱，而是有着统一的后台调度（胡宗南、贺国光坐镇西昌远程下达指令）。
土匪宣传手段：一方面抛出免粮口号笼络底层民众，另一方面捏造国际局势谣言制造恐慌，再利用地域话术挑拨本地起义国军与我方的矛盾，瓦解我方阵营。
现实破坏程度：土匪破坏跨区域路桥、水运粮道，重创征粮工作，造成海量公粮损耗，扰乱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物价，还迫使原本预备开拔进藏的十八军延后行程，优先投入剿匪维稳，侧面体现匪情牵制了解放西藏的进度。
我方前期两类政策偏差
偏宽：部分地方迟迟不处置抓获匪首，群众忌惮土匪不敢靠拢我方；
偏严：部分区域抱着报复心理滥杀俘虏，不利于争取胁从人员；
西南军区总结两类失误，决定借鉴抗战反封锁的斗争经验，推出一元化统筹方案。
档案五：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1950.3.15，接续页码 107-109）
原文转录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
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
（1950 年 3 月 15 日）
（一）匪特正实行蒋匪所制定之总体战的游击活动，以扰害我社会秩序，尤其是破坏我经济资财与交通运输，以妨害我生产建设乃至国防建设。针对匪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以一元化的剿匪斗争，来组织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一切力量，结合人民生产，全力进行剿匪。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二）成立自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剿匪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委员若干人，内分属战术指导组（负责剿匪的各种战术问题），政攻研究组（负责剿匪的政策及宣传工作诸问题），财粮经济组（负责有关财粮经贸的保卫诸问题），情报通信组（负责剿匪的斗争保障诸问题），以遂行日常的具体工作。
（三）军区、军分区至县、区的剿匪委员会，原则上以党委书记为主任或副主任，以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由司令部指定若干人担任战术指导组的工作；由政治部指定若干人担任政治〔攻〕研究组的工作；由政府的财委会指定若干人担任财粮经济组的工作；由情报、保卫、公安部门指定若干人担任情报通讯组的工作。此外并尽可能吸收一些党外可与合作的人士参加委员会为委员。乡、保两级的剿匪委员会，在无我党我军人员作骨干时，则可召开村民会推选若干人组成之。
（四）剿匪委员会应进行经常的工作及会议生活，就有关剿匪尤其是保卫财粮经济交通诸问题，提出有效的办法，以便顺利地进行剿匪。
（五）为抓住中心工作起见，应以区、乡、保的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时期中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其他工作也可通过此组织去做。在剿匪生产的口号下，将全体人民完全团结组织起来，并宣布人民剿匪自卫共同遵守之公约，控制与监视一切坏分子，确定净化有关地区的责任；如某地发现匪特抢劫破坏事件，即由就近有关的区、乡、保负责，凡匿不报不转递匪情或助匪作恶者，均依此追究责任，不得丝毫放任。
（六）在剿匪委员会领导下，应进行以下的斗争事宜：
第一，区分守备队与讨伐队的兵力和工作。在重要交通线及经济要害处，选择要点，构筑大小不等的碉堡，并加作副防御设备，储存粮弹，以必要之兵力守备之（有些不重要处，甚至责成附近乡、保的剿匪委员会选派可靠村民守备之）。指定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作为讨伐队，适时捕歼股匪。
第二，遇有特殊刁恶之股匪时，应指定专门部队专责剿伐，追查线索，无论该匪窜往何地，都须排除任何困难，跟剿寻剿，不达全歼目的不止。
第三，区、乡、保剿匪委员会，应领导全体人民负责保护所在地的仓库、工厂、公物、铁路、公路、桥梁、电线等人民国家的财产，如有遭匪抢劫破坏事情，则依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第四，如有粮食物资必须运输，但有匪情顾虑时，则由财粮经济组提出要求，加派部队掩护，并以得力的干部加强运输指挥，以应付一切意外之匪情。
第五，各友邻剿匪委员会应在情报通讯及剿匪步骤上取得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并组织联防勤务，消除各接合部的空隙，以免匪特乘隙活动。
第六，如遇股匪裹胁群众抢劫破坏公粮、盐、糖等国家物资或人民财物时，除立即捕歼外，并应追查赃物（胁从者的赃物亦必追查），追查线索，讯问部属，以至悬赏缉拿等办法，务求追捕首恶为止，不得任意甘休。
第七，大力宣传剿匪政策，广泛张贴传单，揭发匪特欺骗阴谋，以教育群众；宣布已被惩办的首恶份子的罪状与立功者受奖的对照。宣布对在逃首恶分子必须追捕之决心，特应以追交分肥之赃物、严正具结讨保等办法，以教育胁从分子。要记着所谓胁从者不问，并不是妇人之慈，对助恶有据的胁从分子白白放过了事，更不是不加教育，不履行悔过、坦白等手续，即行释放；如此则会使胁从者毫无畏惧，给匪特以裹胁群众之便利条件。必须切实防止。
第八，组织大众的情报通信网，加强军事情报通信的组织，并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使各个剿匪委员会在情报通信上有确切的联系，迅速确实报告转递一切匪情；同时多方注意防谍，以保障剿匪斗争的胜利。
（七）这一一元化的剿匪斗争，是根据抗战时对敌斗争的经验，及近一期我各地剿匪的实际情况而总和起来的，这是当前斗争的实际具体步骤。各级党委及军事机关除再严格检查执行过去西南局、西南军区各剿匪指示外，应将这一指示立即研究实施，并不断将实施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经验及时的反映报告，以便发挥。
西南局
西南军区
三月十五日
注释
一元化核心内涵：打破党务、军队、地方行政、公安经济部门原先分头行动的壁垒，自上而下搭建军区一直下沉到乡保的多层级剿匪委员会，党委牵头统筹，实现党政军、公安、经济统战力量一体化调度。委员会下设四大分组，把战术作战、舆论政治攻势、粮运防护、情报侦搜四块事务进行专业化分工。
组织层级细节：县以上委员会以党委、军队主官担任负责人；基层乡保层面吸纳地方开明党外人士、推选村民加入，适配西南基层乡土格局，推进群防群治；建立属地追责制度，乡镇对辖区匪情负有上报防控责任，堵住交界管控漏洞。
军事部署精细化：兵力拆分为固定守备队（驻守路桥、粮仓这些要害节点修建碉堡设防）、机动讨伐队（长途追剿流窜土匪）两类；跨行政区的委员会开展联防联动，解决此前边界匪患往复逃窜的难题。
政策尺度精细化把握：精准区分首恶、骨干、被裹挟群众，首恶坚决追捕严惩；胁从人员不能无底线宽大，需要完成悔过具结才可从宽处理，规避两种极端失误：此前出现的放纵匪首、随意滥杀俘虏；同步借助宣传揭穿土匪的谣言，回收被劫掠赃物，争取普通乡民。
后勤配套：专门设置财粮小组护航粮运，保障西南地区征粮、日常物资流转平稳，稳住成渝等地物价，扫清进军西藏的后方隐患。
横向整体脉络总结
这批史料分成昌都战役筹备、西南大区剿匪两大主线：
西藏方向：9 月 22 日西南军区正式批复十八军细化过后的昌都作战预案，完成战前方案终审；
剿匪方向顺着时间推进：2 月 24 日下发战术整改指示纠正前线畏战、战术僵化的弊病；3 月 3 日布局四大跨区联合指挥部破解交界地此剿彼窜的难题；3 月 10 日向上级系统复盘一二月匪情来源、造成的破坏、前期工作得失；3 月 15 日出台顶层一元化制度搭建全层级联防体系。剿匪战线秩序完善之后，后方局势趋于安稳，也为十八军后续顺利西进打响昌都战役扫清了大后方隐患。
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页码 69，1950.9.22）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
（1950 年 9 月 22 日）
张谭昌陈并谭胥廖①：
灰申②电及皓日③送来昌都战役方案，均悉。同意你们所提昌都战役方案，望即按此方案实施。
西南军区
未养④辰
脚注：
① 张，即张国华，时任十八军军长；谭，即谭冠三，任十八军政委；昌，即昌炳桂，任十八军副军长；陈，即陈明义，任十八军参谋长；谭，即谭善和，支援司令部副司令员；胥，即胥光义，支援司令部副政委；廖，即廖述云，支援司令部第二副司令员。
② 灰申，9 月 10 日。
③ 皓日，19 日。
④ 未养，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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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韵目纪日科普：民国及建国初期电报普遍采用韵目代日记日期：灰 = 每月 10 日，皓 = 每月 19 日，养 = 每月 22 日；地支「未」指代 9 月，未养就对应 9 月 22 日，和成文日期吻合，「申」指代 9 月 10 日的电报时辰。
人物注释：收电方囊括十八军军部核心领导层以及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主要干部，覆盖前线作战指挥、后勤保障两大板块，决策链路完整。
战略背景：此前 8 月下旬西南军区已经拟定战役基础预案，十八军在 9 月 10 日、9 月 19 日两次向上报送细化版本，西南军区 9 月 22 日正式批复许可，敲定最终执行版本，标志昌都战役战术方案获得上级终审批准，前线可以正式落地排布作战细节。
档案二：西南军区关于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1950.2.24）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
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
（1950 年 2 月 24 日）
甲、近来各部队在剿匪作战中努力完成任务，取得战绩者固属不少，但动作消极及战术思想错误者亦很多。如：
（一）璧山军分区副司令唐明春，丑文于大足遇匪两千人（仅潘清洲叛变之数百人稍有战斗力，余为裹胁之群众）攻城，本可以我当时之兵力将匪大部歼灭，但唐竟听信匪所供胡宗南有五个团在北面之谣言，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出击，仅给匪以不大之创伤。
（二）川南不少部队在剿匪作战中，仍摆起正规战法的架子，用火力远射，而不敢近战，以致击溃多歼灭少，消耗多缴获少，当匪逃散，即收兵回营，不敢穷追与驻剿。
（三）川西六十军一八〇师五四〇团，丑巧在三江镇遇匪困守一地，畏缩不前，次日工兵师增援时，仍不敢配合出击，致使匪安然逃走。更有甚者，即温江军分区五三八团三营副营长赵希荣，于丑文率三个排由新津返重庆途中遇匪包围，竟主张交枪，后以其中副排长余金丁坚决反对，才组织突围。这种可耻的投降主张者，已由贺总饬令川西执行枪决。
（四）贵州贵阳军分区参谋长□□□率四个连，在清镇剿匪未见成绩，被匪包围时竟自带两个连退守清镇城内，不敢反击，两次要求增援。一四八团团长率两个连前往解围，亦畏缩不前，致遭损失。
乙、以上种种，实质上都是我军取得胜利以后的右倾蜕化享乐思想所产生的怕伤亡，尤其是直接指挥员怕个人性命之牺牲，故对剿匪作战的艰巨任务不坚决执行的可耻现象。这是决不容许存在的。[为] 根绝上述现象，争取剿匪战斗之胜利，特再指示如下：
（一）对任何股匪都要以出奇致〔制〕胜，有准备的突然合围奔袭、抄击追歼、猛打猛冲等办法，求得全部歼灭或大部歼灭，禁止采用摆开阵势的正规作战方法。非发现有利目标，在有效射程以内不许随便打枪，必须发扬近战技能，尤不可先以火炮滥施射击，使我行动暴露，利匪逃跑。
（二）要避免打消耗仗，应加强侦察联络，不打则已，一打必歼，消耗要少，俘获要多。
（三）遇匪来袭，不许只是消极防御，而应随时把握战机，争取于有利时积极出击，大胆向侧后兜击，不许正面赶匪逃跑。
（四）以后凡有动作机敏积极而获歼匪胜利者，都应酌情奖赏；凡是重复上述错误现象，则应按情节轻重给以应有之处分，甚至由军事法庭判处极刑。
以上精神望立即切实传达，严格监督其执行，并将结果随报本部。
西南军区
丑敬
此件转自西南军区 1951 年 4 月编印的《一年来的剿匪斗争》，原标题为《剿匪指示第 4 号》。
102
注释
时间韵目说明：丑对应农历二月也就是公历 2 月；丑文 = 2 月 12 日，丑巧 = 2 月 18 日，丑敬 = 2 月 24 日，正好匹配发文日期。
问题剖析：指示列举川渝、川西、贵州多地的实战弊病：一是指挥员轻信谣言、畏战怯战；二是照搬对付国民党正规军的大阵地战术，远距离炮击提前暴露行踪，只能打散土匪却难以全歼；三是出现投降主义倾向；四是遭遇围困消极固守、不敢主动解围。西南军区把乱象的思想根源归结为胜利之后滋生的享乐右倾思想、指挥员惧怕伤亡。
战术革新要点：适配西南山地土匪分散游击的特点，改用奔袭合围、近战突击、侧后包抄的灵活战术；严控火炮滥用，做好战前侦察；同时配套奖惩机制，正向嘉奖善战队伍，从重处置畏战、投降人员。
人物名词注释：贺总即贺龙，当时主持西南军区军务，亲自批复处决主张交枪投降的军官，严明军纪；潘清洲是地方旧武装的起义后叛变者；胡宗南是败退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土匪假借其名号散布谣言动摇我方军心。
档案三：西南军区关于在各区结合部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的指示（1950.3.3）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在各区结合部
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的指示
（1950 年 3 月 3 日）
为了加强我各地区结合部之剿匪指导，防止股匪乘此剿彼窜，特规定成立有关地境的联合剿匪机构遂行清剿股匪：
（一）以川东之璧山、涪陵两军分区与贵州之遵义军分区，组织第一联合指挥部，由遵义军分区副司令李程统一指挥，调度南川、綦江部队，负责对川黔边界渝筑公路沿线股匪之会剿。
（二）川东之璧山及川南之泸县、内江三个军分区，组织第二联合指挥部，由璧山军分区副司令窦尚初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成渝路内江至璧山沿线两侧清剿。
（三）以川东之璧山与川北之遂宁、南充三个军分区组织第三联合指挥部，以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区之清剿。
（四）以川东之大竹及川北之达县军分区组织第四联合指挥部，由达县军分区司令员钟发生统一指挥，调度有关部队负责渠江沿岸之清剿。
西南军区
三月三日
注释
出台背景：省际、多个军分区的交界地带属于行政管控缝隙，土匪常常利用行政区边界，一个地方展开清剿就逃往相邻辖区，形成 “此剿彼窜” 的困局，单独一个军分区很难完成闭环清剿。
四区布局解析：四大联合指挥部分别盯住川黔省界、成渝干线交通走廊、三江冲积三角地带、渠江沿岸这四类土匪活动高发带，跨原先军分区的行政边界统一调度兵力；每一处均任命专属高阶指挥员统筹，打破地域壁垒。
地理交通释义：渝筑公路就是重庆通往贵阳的公路，成渝路连接重庆、成都，二者是西南最核心的陆路干线，沿线商旅、物资往来密集，土匪盘踞于此破坏力极强；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水网复杂，山林密布，适宜土匪藏匿。
档案四：西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一、二月份剿匪情况向中央军委、西南局的报告（1950.3.10，页码 102 起）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一、二月份
剿匪情况向中央军委、西南局的报告
（1950 年 3 月 10 日）
军委，西南局：
西南军区一、二两月份的主要工作，一为进军西藏问题，一为剿匪问题，进军西藏已有逐次的专门报告，故这次只报告剿匪问题。
（甲）西南地区股匪约有数字可计者，除云南外，现已发展到二十万左右，计川东约五万，川西五万余，川南、川北各约三万，贵州约三万余，西康之雅安地区约一万（西昌、会理之贺国光匪部约九千余未计入）。其较大者，有川东之川湘鄂人民自卫军（后改中国救国军大陆游击队）约五千余，川东北游击总队三千余，川康边境之程志武部约五千余，周志武部二千余，川南之川滇游击总队二千余人，反共保民救国军两千余人，中国人民自救军黔北游击队二千余人。这些股匪都系蒋匪特务有组织地结合当地封建势力（地主、袍哥等）、惯匪及溃散的败军游勇所组成。如川西各匪皆为蒋匪在蓉训练之游干班份子作骨干，该训练班于去年开始，共训练五期达三千余人，曾制四川游击根据地理想图，讲授反革命的游击战术；而川西、川南诸股匪又均直接接受西昌胡、贺⁽¹⁾匪首之指示。各地开始蠢动的时间也均在一月底二月初，口号也大致相同（如 “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开仓济贫”，“保粮、保命、保枪”；又造谣说我要抽壮丁打台湾，国际已在成立反共同盟军，日本军队已由上海、秦皇岛登陆，其主力经朝鲜向东北推进等等），欺骗群众并威胁其入伙，如不从则以烧房杀人相迫害；又以 “打解放军，不打起义军”、“四川人不打四川人” 等，挑拨起义部队与我之关系（起义部队之拖枪逃跑者，川西已有二千余人，川南七百余，川东六百余）。一个多月以来，匪破坏我之交通运输，袭击我征粮人员，抢劫我之仓库、工厂，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车辆时遭袭劫，泸州至重庆间来往粮船亦屡次遭劫，川西之新繁、川东之秀山两城曾先后为匪所袭占，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之围攻。我地方干部及征粮人员和小部队之受袭击而损失者，已在三千人以上，公粮、盐、糖等损失估计约合粮食一亿余斤之惊人数字。贵州在渝筑路上为匪劫掠之物资，一次即有人民币二亿元、胶鞋二万双、布一千余疋之巨，两个师的供给处长被匪击毙。十八军入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一月，并暂行剿匪。重庆、成都等处之粮食，供应一度感到困难，以致物价狂涨。
（乙）我各部队在成都解放以后，到一月底二月初才全部分散至各军区、军分区进行剿匪，但对剿匪斗争性质认识不足，未作长期打算，大部地区开始只作了一个礼拜或半月的计划。起初轻敌、麻痹的现象甚为严重，征粮人员及小部队被袭击之事件不断发生。在政策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的偏差，川东军区对惩办匪首做得极不坚决，在大足被捕的匪首副司令虽经我们几次催促，但终迟迟不决，致使群众对我认识模糊，并形成了部分地区的群众 “怕匪不怕官” 及群众不敢向我告发匪特之情况。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如川南之仁寿县及川东之璧山军分区，则因报复思想，对俘匪曾发生乱杀的现象。经我们不断指示之后，这些问题虽逐渐克服并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各军区先后消灭了一些股匪，创造了一些经验，有些政工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川东之丰都、綦江，贵州之镇远等处都有零星及成股土匪向我投诚，总计全区自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共毙、伤、俘匪二万三千人，但在剿匪政策战术思想及组织领导、斗争方法诸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各地匪势总的说来，仍是发展的，我们正严肃注意中。
（丙）我们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情况，体会了一些血的教训。针对我们部队的缺点，除重新检查督促过去有关剿匪诸指示外，并根据过去抗日时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及日寇治强运动和蒋匪总体战与三网⁽¹⁾政策等特点，以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名义，拟发了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作为一个时期内剿匪指导的基本方针，并将一并附呈，作为这一报告的主要部分。
西南军区
三月十日
脚注：
〔1〕胡、贺，分指胡宗南、贺国光。
〔1〕日寇治强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的 “治安强化运动” 的简称。“总体战” 是指国民党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力量结合起来消灭解放军的战略。“三网” 政策是指日军用公路网、碉堡网、情报网封锁根据地的战略。
页码：105、106
注释
匪情溯源：报告量化统计除去云南之外西南匪量大约 20 万，剖析土匪三层组成架构：国民党特务充当顶层策划、旧地主袍哥地方势力提供本土根基、战败溃散的国民党散兵充当作战骨干；国民党此前在成都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系统化培训游击战法，土匪并非零散作乱，而是有着统一的后台调度（胡宗南、贺国光坐镇西昌远程下达指令）。
土匪宣传手段：一方面抛出免粮口号笼络底层民众，另一方面捏造国际局势谣言制造恐慌，再利用地域话术挑拨本地起义国军与我方的矛盾，瓦解我方阵营。
现实破坏程度：土匪破坏跨区域路桥、水运粮道，重创征粮工作，造成海量公粮损耗，扰乱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物价，还迫使原本预备开拔进藏的十八军延后行程，优先投入剿匪维稳，侧面体现匪情牵制了解放西藏的进度。
我方前期两类政策偏差
偏宽：部分地方迟迟不处置抓获匪首，群众忌惮土匪不敢靠拢我方；
偏严：部分区域抱着报复心理滥杀俘虏，不利于争取胁从人员；
西南军区总结两类失误，决定借鉴抗战反封锁的斗争经验，推出一元化统筹方案。
档案五：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1950.3.15，接续页码 107-109）
原文转录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
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
（1950 年 3 月 15 日）
（一）匪特正实行蒋匪所制定之总体战的游击活动，以扰害我社会秩序，尤其是破坏我经济资财与交通运输，以妨害我生产建设乃至国防建设。针对匪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以一元化的剿匪斗争，来组织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一切力量，结合人民生产，全力进行剿匪。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二）成立自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剿匪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委员若干人，内分属战术指导组（负责剿匪的各种战术问题），政攻研究组（负责剿匪的政策及宣传工作诸问题），财粮经济组（负责有关财粮经贸的保卫诸问题），情报通信组（负责剿匪的斗争保障诸问题），以遂行日常的具体工作。
（三）军区、军分区至县、区的剿匪委员会，原则上以党委书记为主任或副主任，以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由司令部指定若干人担任战术指导组的工作；由政治部指定若干人担任政治〔攻〕研究组的工作；由政府的财委会指定若干人担任财粮经济组的工作；由情报、保卫、公安部门指定若干人担任情报通讯组的工作。此外并尽可能吸收一些党外可与合作的人士参加委员会为委员。乡、保两级的剿匪委员会，在无我党我军人员作骨干时，则可召开村民会推选若干人组成之。
（四）剿匪委员会应进行经常的工作及会议生活，就有关剿匪尤其是保卫财粮经济交通诸问题，提出有效的办法，以便顺利地进行剿匪。
（五）为抓住中心工作起见，应以区、乡、保的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时期中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其他工作也可通过此组织去做。在剿匪生产的口号下，将全体人民完全团结组织起来，并宣布人民剿匪自卫共同遵守之公约，控制与监视一切坏分子，确定净化有关地区的责任；如某地发现匪特抢劫破坏事件，即由就近有关的区、乡、保负责，凡匿不报不转递匪情或助匪作恶者，均依此追究责任，不得丝毫放任。
（六）在剿匪委员会领导下，应进行以下的斗争事宜：
第一，区分守备队与讨伐队的兵力和工作。在重要交通线及经济要害处，选择要点，构筑大小不等的碉堡，并加作副防御设备，储存粮弹，以必要之兵力守备之（有些不重要处，甚至责成附近乡、保的剿匪委员会选派可靠村民守备之）。指定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作为讨伐队，适时捕歼股匪。
第二，遇有特殊刁恶之股匪时，应指定专门部队专责剿伐，追查线索，无论该匪窜往何地，都须排除任何困难，跟剿寻剿，不达全歼目的不止。
第三，区、乡、保剿匪委员会，应领导全体人民负责保护所在地的仓库、工厂、公物、铁路、公路、桥梁、电线等人民国家的财产，如有遭匪抢劫破坏事情，则依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第四，如有粮食物资必须运输，但有匪情顾虑时，则由财粮经济组提出要求，加派部队掩护，并以得力的干部加强运输指挥，以应付一切意外之匪情。
第五，各友邻剿匪委员会应在情报通讯及剿匪步骤上取得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并组织联防勤务，消除各接合部的空隙，以免匪特乘隙活动。
第六，如遇股匪裹胁群众抢劫破坏公粮、盐、糖等国家物资或人民财物时，除立即捕歼外，并应追查赃物（胁从者的赃物亦必追查），追查线索，讯问部属，以至悬赏缉拿等办法，务求追捕首恶为止，不得任意甘休。
第七，大力宣传剿匪政策，广泛张贴传单，揭发匪特欺骗阴谋，以教育群众；宣布已被惩办的首恶份子的罪状与立功者受奖的对照。宣布对在逃首恶分子必须追捕之决心，特应以追交分肥之赃物、严正具结讨保等办法，以教育胁从分子。要记着所谓胁从者不问，并不是妇人之慈，对助恶有据的胁从分子白白放过了事，更不是不加教育，不履行悔过、坦白等手续，即行释放；如此则会使胁从者毫无畏惧，给匪特以裹胁群众之便利条件。必须切实防止。
第八，组织大众的情报通信网，加强军事情报通信的组织，并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使各个剿匪委员会在情报通信上有确切的联系，迅速确实报告转递一切匪情；同时多方注意防谍，以保障剿匪斗争的胜利。
（七）这一一元化的剿匪斗争，是根据抗战时对敌斗争的经验，及近一期我各地剿匪的实际情况而总和起来的，这是当前斗争的实际具体步骤。各级党委及军事机关除再严格检查执行过去西南局、西南军区各剿匪指示外，应将这一指示立即研究实施，并不断将实施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经验及时的反映报告，以便发挥。
西南局
西南军区
三月十五日
注释
一元化核心内涵：打破党务、军队、地方行政、公安经济部门原先分头行动的壁垒，自上而下搭建军区一直下沉到乡保的多层级剿匪委员会，党委牵头统筹，实现党政军、公安、经济统战力量一体化调度。委员会下设四大分组，把战术作战、舆论政治攻势、粮运防护、情报侦搜四块事务进行专业化分工。
组织层级细节：县以上委员会以党委、军队主官担任负责人；基层乡保层面吸纳地方开明党外人士、推选村民加入，适配西南基层乡土格局，推进群防群治；建立属地追责制度，乡镇对辖区匪情负有上报防控责任，堵住交界管控漏洞。
军事部署精细化：兵力拆分为固定守备队（驻守路桥、粮仓这些要害节点修建碉堡设防）、机动讨伐队（长途追剿流窜土匪）两类；跨行政区的委员会开展联防联动，解决此前边界匪患往复逃窜的难题。
政策尺度精细化把握：精准区分首恶、骨干、被裹挟群众，首恶坚决追捕严惩；胁从人员不能无底线宽大，需要完成悔过具结才可从宽处理，规避两种极端失误：此前出现的放纵匪首、随意滥杀俘虏；同步借助宣传揭穿土匪的谣言，回收被劫掠赃物，争取普通乡民。
后勤配套：专门设置财粮小组护航粮运，保障西南地区征粮、日常物资流转平稳，稳住成渝等地物价，扫清进军西藏的后方隐患。
横向整体脉络总结
这批史料分成昌都战役筹备、西南大区剿匪两大主线：
西藏方向：9 月 22 日西南军区正式批复十八军细化过后的昌都作战预案，完成战前方案终审；
剿匪方向顺着时间推进：2 月 24 日下发战术整改指示纠正前线畏战、战术僵化的弊病；3 月 3 日布局四大跨区联合指挥部破解交界地此剿彼窜的难题；3 月 10 日向上级系统复盘一二月匪情来源、造成的破坏、前期工作得失；3 月 15 日出台顶层一元化制度搭建全层级联防体系。剿匪战线秩序完善之后，后方局势趋于安稳，也为十八军后续顺利西进打响昌都战役扫清了大后方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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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贺龙关于剿匪肃特、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的讲话（节录）（1950 年 3 月 16 日）
文字转录
贺龙关于剿匪肃特、
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的讲话（节录）
（1950 年 3 月 16 日）
近一个时期，川西地区以及在西南行政区许多地方，暗藏的残余敌人组织所谓 “人民反共救国军”，四出骚扰抢劫，阻碍交通，散布谣言，破坏征粮及春耕，捣乱金融，造成社会不安，这是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这些土匪是不是由于征粮而引起来的呢？不是的。从许多材料证明，土匪的真正来源，乃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以王陵基创办的 “游干班” 和少数的封建恶霸分子为骨干，结合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反革命的阴谋行动。因为川西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据以顽抗人民革命的最后的中心地区，大陆上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的也就特别多，因而他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莅临川西的时候，打乱了他的组织，打晕了他的头脑，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实行其骚扰社会秩序、破坏人民政权的阴谋，这是无足为怪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原来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今天被人民打倒，踏在脚底下的时候，他是绝不会甘心的，必然要进行挣扎，一直到最后灭亡。其他新解放区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每当一个地区解放的初期，他们总是组织匪特进行挣扎的。在我们剿匪中所缴到的文件也证明这一点。他们所谓名义叫做 “反共救国军”、“自卫救国军” 等，救什么 “国” 呢？他乃是救蒋介石小王朝的 “国”，这还用得着说明吗？他们所提的口号是 “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外乡人，不打四川人”，“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花的，不打穿旧军衣不戴八一帽花的”，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宣言，号召反对人民政府；这一发 [看清] 其用意都是明显的。在各地所破获并已处决的匪犯中，也证明其主谋者多系参加 “游干班” 武装特务分子。这就是充分证明，今天土匪，是以抗拒征粮为其借口，实际上是结合封建恶霸分子进行反革命挣扎，骚扰社会，进攻人民的一种斗争。我们必须揭穿他们的阴谋，免中敌人的奸计。有人说土匪活动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这显然 [是] 替匪特和封建势力说话的。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将引在下边：
“我们对三个敌人都不可以小视，但封建敌人在西南是较大的。封建势力在辛亥以来未丧失尊严。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自然有其澈底性，但也有步骤的。毛主席说：革命要过三关，即：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土地改革，与若干年后实行社会主义。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来点手法，作点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飞机、大炮、坦克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土地革命是一定要做的，不是光说不做的，但我们是有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准备步骤的，就是在分配土地时，地主还要分得与农民一样多一份的，这样做多么公道，多么合理，也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这样做啊。”
土匪一定要剿灭，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我们有全体人民的拥护，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力量有信心，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我们正在这样做着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页码 69，1950.9.22）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同意昌都战役方案复十八军的电报
（1950 年 9 月 22 日）
张谭昌陈并谭胥廖①：
灰申②电及皓日③送来昌都战役方案，均悉。同意你们所提昌都战役方案，望即按此方案实施。
西南军区
未养④辰
脚注：
① 张，即张国华，时任十八军军长；谭，即谭冠三，任十八军政委；昌，即昌炳桂，任十八军副军长；陈，即陈明义，任十八军参谋长；谭，即谭善和，支援司令部副司令员；胥，即胥光义，支援司令部副政委；廖，即廖述云，支援司令部第二副司令员。
② 灰申，9 月 10 日。
③ 皓日，19 日。
④ 未养，9 月 22 日。
69
注释
韵目纪日科普：民国及建国初期电报普遍采用韵目代日记日期：灰 = 每月 10 日，皓 = 每月 19 日，养 = 每月 22 日；地支「未」指代 9 月，未养就对应 9 月 22 日，和成文日期吻合，「申」指代 9 月 10 日的电报时辰。
人物注释：收电方囊括十八军军部核心领导层以及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主要干部，覆盖前线作战指挥、后勤保障两大板块，决策链路完整。
战略背景：此前 8 月下旬西南军区已经拟定战役基础预案，十八军在 9 月 10 日、9 月 19 日两次向上报送细化版本，西南军区 9 月 22 日正式批复许可，敲定最终执行版本，标志昌都战役战术方案获得上级终审批准，前线可以正式落地排布作战细节。
档案二：西南军区关于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1950.2.24）
原文转录
西南军区关于
在剿匪中加强斗志讲求战术的指示
（1950 年 2 月 24 日）
甲、近来各部队在剿匪作战中努力完成任务，取得战绩者固属不少，但动作消极及战术思想错误者亦很多。如：
（一）璧山军分区副司令唐明春，丑文于大足遇匪两千人（仅潘清洲叛变之数百人稍有战斗力，余为裹胁之群众）攻城，本可以我当时之兵力将匪大部歼灭，但唐竟听信匪所供胡宗南有五个团在北面之谣言，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出击，仅给匪以不大之创伤。
（二）川南不少部队在剿匪作战中，仍摆起正规战法的架子，用火力远射，而不敢近战，以致击溃多歼灭少，消耗多缴获少，当匪逃散，即收兵回营，不敢穷追与驻剿。
（三）川西六十军一八〇师五四〇团，丑巧在三江镇遇匪困守一地，畏缩不前，次日工兵师增援时，仍不敢配合出击，致使匪安然逃走。更有甚者，即温江军分区五三八团三营副营长赵希荣，于丑文率三个排由新津返重庆途中遇匪包围，竟主张交枪，后以其中副排长余金丁坚决反对，才组织突围。这种可耻的投降主张者，已由贺总饬令川西执行枪决。
（四）贵州贵阳军分区参谋长□□□率四个连，在清镇剿匪未见成绩，被匪包围时竟自带两个连退守清镇城内，不敢反击，两次要求增援。一四八团团长率两个连前往解围，亦畏缩不前，致遭损失。
乙、以上种种，实质上都是我军取得胜利以后的右倾蜕化享乐思想所产生的怕伤亡，尤其是直接指挥员怕个人性命之牺牲，故对剿匪作战的艰巨任务不坚决执行的可耻现象。这是决不容许存在的。[为] 根绝上述现象，争取剿匪战斗之胜利，特再指示如下：
（一）对任何股匪都要以出奇致〔制〕胜，有准备的突然合围奔袭、抄击追歼、猛打猛冲等办法，求得全部歼灭或大部歼灭，禁止采用摆开阵势的正规作战方法。非发现有利目标，在有效射程以内不许随便打枪，必须发扬近战技能，尤不可先以火炮滥施射击，使我行动暴露，利匪逃跑。
（二）要避免打消耗仗，应加强侦察联络，不打则已，一打必歼，消耗要少，俘获要多。
（三）遇匪来袭，不许只是消极防御，而应随时把握战机，争取于有利时积极出击，大胆向侧后兜击，不许正面赶匪逃跑。
（四）以后凡有动作机敏积极而获歼匪胜利者，都应酌情奖赏；凡是重复上述错误现象，则应按情节轻重给以应有之处分，甚至由军事法庭判处极刑。
以上精神望立即切实传达，严格监督其执行，并将结果随报本部。
西南军区
丑敬
此件转自西南军区 1951 年 4 月编印的《一年来的剿匪斗争》，原标题为《剿匪指示第 4 号》。
102
注释
时间韵目说明：丑对应农历二月也就是公历 2 月；丑文 = 2 月 12 日，丑巧 = 2 月 18 日，丑敬 = 2 月 24 日，正好匹配发文日期。
问题剖析：指示列举川渝、川西、贵州多地的实战弊病：一是指挥员轻信谣言、畏战怯战；二是照搬对付国民党正规军的大阵地战术，远距离炮击提前暴露行踪，只能打散土匪却难以全歼；三是出现投降主义倾向；四是遭遇围困消极固守、不敢主动解围。西南军区把乱象的思想根源归结为胜利之后滋生的享乐右倾思想、指挥员惧怕伤亡。
战术革新要点：适配西南山地土匪分散游击的特点，改用奔袭合围、近战突击、侧后包抄的灵活战术；严控火炮滥用，做好战前侦察；同时配套奖惩机制，正向嘉奖善战队伍，从重处置畏战、投降人员。
人物名词注释：贺总即贺龙，当时主持西南军区军务，亲自批复处决主张交枪投降的军官，严明军纪；潘清洲是地方旧武装的起义后叛变者；胡宗南是败退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土匪假借其名号散布谣言动摇我方军心。
档案三：西南军区关于在各区结合部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的指示（19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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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8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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