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证人
在ZhitingS.案持续三个多月的11次庭审中，法庭始终没有等到北京部分案件中的被害人，也是他的未婚妻出庭作证。
今年4月的一次庭审中，ZhitingS.像往常一样戴着医用口罩，出现在被告席。这一天，他的未婚妻原定出庭。她倘若出庭，或许可以证明，对于那些由自己的未婚夫所主导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侵犯，她是毫不知情的；也或许，她可以替ZhitingS.证明，如他所说，这所有的行为，都是她知情同意的。
然而，她并没有出现。在庭审休庭期间，法官打通了她的电话。电话结束之后，法官表示，她不会出庭作证了，她使用了她作为未婚妻的权利。在德国刑事程序中，未婚妻/未婚夫可以拒绝作为证人陈述。德国刑事诉讼不强迫在亲密关系中的人陷入一种要么背叛自己的伴侣，要么在法庭上说谎的两难境地。
法庭通常会核实这层关系。在庭审的过程中，法庭表示，她依然是ZhitingS.的未婚妻，所以她得到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ZhitingS.是近期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关注的德国华人迷奸案罪犯之一。这起迷奸案的核心成员有8人，其中7名是华人男性，他们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加密聊天软件群组中讨论下药迷奸的手法，分享侵犯女性的影像。其中张大鹏、蒋中懿、TongZ.已被定罪，最高刑期14年，另有一人在美国被起诉，一人自杀，还有2人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不过未婚妻的缺席也不意味着法庭无法追述ZhitingS.的罪责。
1993年出生于江苏的ZhitingS.，案发时在德国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检方的指控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他作为八人Telegram群组“德国老司机驾校”的成员，利用医学知识，为另案被告张大鹏实施强奸和危险伤害提供帮助；其二，他被指控在北京实施五起性暴力行为，其中两起有多人参与，另被控持有儿童色情内容。
我曾五次到柏林地方法院旁听ZhitingS.的庭审。在最后一次庭审中，法官描述了2020年夏天的一个犯案场景：在北京的一个房间里，或许是在一家酒店。ZhitingS.的未婚妻躺在床上，她的头歪向一侧，双目紧闭，手臂无力地下垂。在她的颈部，还带着一个颈托。法庭推测，这或许是为了防止在不受控制的动作中，她可能受到的伤害。在房间中，除了ZhitingS.之外，还有两名男性。
受害人戴着颈托、三人协同行动。法官认为，这足以表明，这些行为并非一时起意，而是经过事先策划。警方从ZhitingS.的电子设备中还发现了更多视频。法院最终认定，相关行为尚未达到法律意义上的侵入，因而不构成强奸，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性胁迫。
ZhitingS.供述称，这些行为得到了未婚妻的同意。他还提到，两人明确约定婚前不发生性交。
然而，警方在他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写于2022年的“招募令”。在其中，他把未婚妻像商品一样“贴”出来，招募他人对她实施性侵犯。文件同时写明，其他人不能与她发生性交，因为两人约定婚前不发生性行为；一切必须保密，绝不能让她知道。
法庭据此认定，“未婚妻知情同意”的供述无法成立。如果这些行为确实经过她同意，便没有保密的必要。
“这意味着她对您、对这段关系怀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信任，一种您并不配、也从未配得过的信任。”在7月8日的庭审宣判时，主审法官ThiloBartl对ZhitingS.说。7月8日这一天，可容纳约30人的法庭座无虚席。满头银发、身着黑色法袍的Bartl法官宣布，ZhitingS.因协助强奸和三起情节严重的性胁迫，被判处总计五年监禁。判决当时尚未生效，辩方可在一周内提出复审申请（Revision）。
在我旁听庭审的大多数时候，ZhitingS.的头总是微微扬起，而法官说出五年刑期的时候，他低下了头。
有许多人认为，面对如此恶性的行为，五年刑期过短。但是对于不少长期跟踪庭审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结果，毕竟，ZhitingS.在北京部分的案件没有受害人出庭作证，并且辩护律师的一些辩护策略，比如中国媒体对于ZhitingS.的报道对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法官的重视。
受害者作为证人的缺席，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小红书账号“DB还我血汗钱”被网友称作“DB姐”，从4月中旬开始，密集发布庭审进展、被告背景及案件相关人物的相关资料，是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最常提到的社媒账号之一。
在ZhitingS.判决结果出来后，“DB姐”发布了这个结果，在评论区中有人留言，“受害人没有出庭作证，缺乏最关键的证据”，因此5年是根据现有证据和情节可以作出的最高刑期了。
在5月底时，“DB姐”就发布过题为《婚姻的枷锁——她拒绝作证了》的帖子，帖子获得近8000次点赞和700多条评论。有人把未婚妻的沉默称为“某种程度的帮凶”，有人猜测男方是否施压或给予经济补偿，也有人呼吁：“勇敢一次，也许就是历史的见证人。”另一些人则提醒，出庭意味着重新面对当时的影像、被告和拥挤的法庭，还可能使她和家人的信息被暴露。
Shunyu是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NetForHer数字暴力项目研究顾问。该所长期关注女性权益，并为遭受暴力的女性提供公益法律援助。
Shunyu告诉我，中国社会对性暴力受害者所经历的创伤，理解和讨论仍然十分有限。性暴力创伤是一种结构性经验：它不仅造成身心伤害，还会持续影响个人的生活、工作、经济状况、人际关系与社会参与，甚至改变一个人对未来、生命和世界的理解与信任。
研究显示，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性暴力尤其可能动摇一个人的基本信念。当长期信任、亲密相处的人突然成为施暴者，受害者不仅要重新理解这个人和这段关系，也可能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经验与价值，进而经历更深层的自我认知崩塌。
“人们希望在这样的案件中看到受害者站出来，却大大低估了她们可能付出的代价。”Shunyu说。
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些性别暴力受害者发声后，会长期承受身份曝光、造黄谣、辱骂、骚扰与威胁；网络暴力还可能蔓延到家人、工作和现实生活。与这些风险相比，社会能够提供的支持却极为有限。“在受害者难以快速、安全获得支持的情况下，维权的代价会更大。”她说。
“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为什么还要被指责呢？”
Shunyu所描述的这些困境，周宁（化名）并不陌生。
作为这张大鹏案件中的受害者，她曾亲身经历在向外界讲述遭遇之后，一个人可能付出怎样的代价。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决定再次站出来。今年6月，她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我，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想说的，不只是那个被下药的夜晚，也不只是后来与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艰难。对她而言，来自施暴者一人的侵犯并不是伤害的终点。此后，她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在网络上传播，陌生人的猜测、指责和恶意接踵而来，给她带来了更持久的伤害。
因此，再次重温这段经历，对周宁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尽管周宁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讲起过2022年夏天的那个夜晚。
最艰难的一次是在2025年秋天，周宁作为证人，出席了张大鹏在法兰克福的庭审。
周宁在走进法庭的时候，最先看到的，并不是张大鹏。法庭里出席的人数，远比她想象的要多。她此前一直以为，涉及性侵的案件是不会公开审理的。
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间不算宽敞的法庭，几乎坐满了人，但除去她和张大鹏外，几乎没有华人面孔。她的一侧坐着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前后大约两排；正前方是法官和参与审判的人员；另一侧则坐着张大鹏和他的律师。
周宁的位置在法庭中央。对面的法官开始就那一晚的经历向她提问，她一一作答。在一些瞬间，她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坐在这里接受审判的人，仿佛是她。
周宁告诉我，在庭审中，她很少看向张大鹏。仅有的几次，她将目光投向被告席，他都面无表情。她无法从他的神态中判断，他是否感到紧张、愧疚，或者有任何情绪波动。
在某个时刻，她一度哽咽。
她原本以为，这些已经向警察讲述过很多遍的故事，她可以平静地再讲一遍。可当她真正坐在法庭上，一句句还原当时的经过，那些复杂的情绪还是失去了控制。
对于那个夜晚，她依然感到后怕，也感到无力。
2022年夏天，周宁、她当时的男朋友（现在两人已经结婚）与张大鹏是同事，在德国X市工作。在公司里，张大鹏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礼貌”且“乐于助人”的人。他平日待人得体，从法兰克福来到X市时，也不时会带一些妻子做的甜品给大家品尝。
当时，周宁刚刚搬家，新住处的灯具需要安装。由于男友正在中国，她一个人住在X市，便在办公室询问是否有人可以帮忙。张大鹏提出可以帮忙，周宁又找了另外一名同事。
周宁说自己会负责点外卖，张大鹏则主动提出带饮料。
三个人花了不少时间才将灯具装好。另一名男同事有事先行离开，临走前还嘱咐张大鹏，要把周宁送回她原来的住处。
周宁和张大鹏收拾完剩下的东西，准备离开时，张大鹏将最后一瓶果汁递给了她。周宁注意到，果汁上已经插好了吸管。她当时还觉得，张大鹏很细心，也很绅士。“同样的果汁，我们之前都喝过，我就没有多想。”周宁说。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他还递给周宁一块放在他车里的巧克力，自己也吃了一块。
到达住处后，张大鹏又说，自己的临时住处没有网络，想借用周宁家的Wi-Fi下载一部电影。周宁觉得，对方刚刚帮了自己的忙，下载电影不过十分钟，也不好拒绝，便让他进了门。
周宁回到家后，又热又渴，于是喝了一杯羽毛白——一种尚在发酵的新酿葡萄酒，通常酒精度数不高。她还给远在中国的男友留言，说自己已经安全到家。
张大鹏坐在客厅下载电影，后来又说要下楼拿充电器。为了防止周宁养的小猫跑出门，他提出拿着钥匙，自己开门回来。
周宁只记得，他拿着充电器再次进门。
再往后，她的记忆便彻底中断了。等她再次醒来时，人已经在另一位同事家中。
在此之后的记忆，都被药物抹去了。
周宁曾很多次回想，张大鹏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她下了药，自己又是在哪一个环节“粗心大意”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无法确定，张大鹏是否真的给自己下过药。
药物辅助性侵案件与其他性侵案件的一个常见特征，就在于受害者往往存在记忆空白。
德国反药物性侵公益组织KOe.V.——Knockout–KeinOpfer，意为“拒做迷药受害者”——的创始人NinaFuchs，也曾经是药物辅助性暴力的受害者，后来创立了这一组织。
NinaFuchs对我解释说，当事人在醒来时，往往会陷入一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错乱感，而这种状态也会引发强烈的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只是喝得太多了？是不是这一切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这种不确定感，通常让受害者难以寻求帮助或者报案。
事后，在同事和男友的帮助下，周宁才得以还原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对周宁来说，直到2024年7月，警方第一次找到她，并告诉她张大鹏还犯下了数起更加严重的案件时，她才真正确定，他当晚确实给自己下了药。
根据后来法院的判决书，张大鹏在递给周宁的最后一瓶果汁中，已经掺入了碾碎的三唑仑。
药效发作后，周宁失去意识，倒在床上。张大鹏随后拿出手机，拍摄已经失去意识的她。但他不知道，周宁和男友为了随时查看家里的猫，安装了一台摄像头。
男友通过摄像头看到周宁突然倒下，也看到张大鹏站在一旁拍摄。他先后联系张大鹏和同事B。张大鹏一度谎称，自己已经离开。直到得知其他同事正准备赶来，他才匆忙离开周宁的住所。
此后，周宁的男友委托同事B报警。等B和警方赶到时，张大鹏已经不见踪影。警察敲门无人回应，只能叫来消防队开门。不久后，周宁已经能够说话，但意识仍不清醒。她告诉警察，自己当晚喝过酒，但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却是0.00毫克每升。
这样一个惊险慌乱的夜晚，周宁没有任何记忆。
事后，周宁的男友询问张大鹏为何对她拍照。张大鹏在聊天消息中表示，是因为周宁“看起来很可爱”。
周宁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同事B也告诉警方，通过摄像头没有观察到张大鹏实施了除拍照之外的其他行为。判决书中写道，警方因此放弃启动侦查程序。
第二天，在同事妻子的陪同下，周宁到医院接受尿液检测。结果没有检出药物成分，只显示有酒精残留，来自她前一晚喝下的羽毛白。
没有药物检测结果，也没有能够证明进一步侵害已经发生的证据，周宁很难通过法律追究张大鹏的责任。
她和家人同时也担心，一旦将事情公开，张大鹏可能会报复她。那时，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居住。
最终，周宁、男友和同事B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公司。公司随后终止了与仍处于试用期的张大鹏的劳动关系。
即使无法在法律上制裁张大鹏，周宁还是希望尽可能警示身边的朋友。
她提醒当时公司里所有的女性员工，要尽量远离张大鹏。她还把自己的遭遇，以及监控中拍到的照片，发到了一个只有七名女生的小群里。群里有人住在法兰克福，也有人即将前往那里工作。
周宁觉得，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情。
可她没想到，两年后，张大鹏被逮捕，她却会因此遭遇一波更加猛烈的伤害。
2024年11月，周宁正在家中待产。在张大鹏被捕的不久后的某一天，她收到一名同事发来的微信消息。对方发来的，正是她曾经发在那个七人小群里、用来警示其他女生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个人信息。
同事问她：这是不是你？随后又提醒她，她的信息已经在很多德国华人的微信群里传播开了。周宁一下慌了神，她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经被多少人看到，也不知道这些内容还会被传到什么地方。
她在社交媒体，甚至一些媒体报道中，都看到了拍摄于自己家中的照片。有些帖子还暴露了她使用了很多年的微信用户名和头像。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借用ZhitingS.的律师在替他辩护时说过的话，我‘社会性死亡了’。”周宁说。
她没想到，自己一直想要忘记的过去，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找到她。
这个微信名，她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很多认识她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名字知道，她就是案件中的当事人。
信息被曝光后，有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找到她。也有记者通过她的微信名，在微信群里添加她，希望采访她。但从来没有媒体或者自媒体，在使用她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之前，询问过她是否同意。
在2024年11月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张大鹏案时，张大鹏的多名受害者中，至少在周宁所知的范围内，其他受害者的身份并未像她一样被大范围公开。
周宁和朋友试图阻止这些内容继续传播。她去私信一些博主，有些人愿意配合，也有人反问她：“为什么只是要求我撤下来？你的照片已经到处都是了。”她后来一再降低自己的要求。她不再坚持完全删除，只希望对方至少能够给她的照片和信息打上马赛克。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自媒体，甚至媒体拒绝了她。
周宁与一名德国中文媒体人，有过一场漫长的抗争。
对方是一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十万名粉丝的媒体人，分享自己在德国的生活，以及对德国政治的见解。2024年11月，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张大鹏的案件，自媒体也纷纷上传相关内容。这位媒体人也制作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她使用了周宁的照片和聊天记录，还将矛头指向了周宁。这位媒体人在视频中发问，为什么周宁在2022年受到侵害时，张大鹏没有落网。
她随后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当时周宁的同事帮她报了警，警察询问她是否要立案，而周宁为了息事宁人，在父母的劝说下，选择不追究、不立案。
“我虽然非常讨厌受害者有罪论，”这位媒体人在视频中说，“但是当你遇到了坏人，警察都问你立不立案的时候，你就还是应该选择立案。”
她还在一条点赞数量最多的评论下回复：“这显然就是有一类人惯常喜欢的忍辱偷生。”评论区里，有人说：“这小姑娘间接害人了。”
但这并不是周宁所经历的事实。也不是法院判决书所还原的事实。
当晚是她的男友委托同事报警。她在警方到达时意识仍不清醒。监控也没有拍摄到进一步的侵害行为。根据法院判决书的记载，是警方在当时放弃启动侦查程序。
但网络上流传的，却是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周宁不再是一个被下药、失去意识、缺乏证据支持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明明可以立案，却主动选择沉默”，甚至因此“间接伤害了其他人”的人。她从被侵害的人，变成了被审问和被指责的人。
这个来自网络的版本，会在一些时刻让周宁产生自我怀疑，也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她一度感到抑郁。”一打开手机我就想哭，我觉得，自己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是一个罪人。”
这种角色的反转也让周宁不时会回想起在法庭作证的时刻。在她陈述完毕之后，法官转向张大鹏，问他是否有任何异议。他表示没有，法官才结束了这场问询。仿佛，她的陈述需要他来证明真伪。
周宁发私信要求这位媒体人下架视频，但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对方是一名媒体人，周宁也无法直接以受害者和当事人的身份公开对质。那意味着，她必须首先向更多人暴露自己的身份。
她家中监控拍下的照片，成为许多张大鹏案件报道的背景图片。有些报道中的事实与她有关，更多内容则与她完全无关。张大鹏在那个夜晚对周宁并没有实施性侵犯。但围绕那个夜晚的更多的猜测和想象，却在一次次转述中被当成事实传播。让周宁感到焦虑的是，这些被加工过的“事实”，可能被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看到。
周宁先后向平台举报了八次，希望下架这则视频，始终没有成功。直到今天，这条视频依然留在网上，已经获得超过三千次点赞。
千千律所的Shunyu指出，这一系列案件的复杂和恶劣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涉及药物辅助性侵，也涉及技术助长型性别暴力，在这些案件中，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受害者被偷拍影像通过Telegram等群组被迅速复制和传播，内容一旦流出，便很难被彻底删除。
伤害也因此不会在某一次侵害发生后结束。当影像被反复下载、观看和传播，信息被反复消费，受害者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被置于公共凝视之中。即使最初的发布者受到惩罚，这些内容也可能早已被转存到其他群组和网站，继续存在于电子世界中。
周宁觉得自己或许已经算是“幸运”的受害者。如果家中没有安装摄像头，如果男友没有恰好在那一刻打开监控，如果同事没有及时赶来，她可能会遭遇更加严重的侵害。
即便如此，这段经历仍然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无法想象，其他女性受害者正在承受怎样的精神煎熬。
如今随着“驾校案”再次受到关注，周宁也看到，一些负责任的文章开始以她能够接受的方式关注这一系列案件。她正是在看到谷雨实验室上一篇关于德国案件的文章（《她们走进德国华人迷奸案的庭审现场》）后，找到了我。
她告诉我，想让人们通过她的故事，看见受害者究竟经历了什么。她也希望，未来再有类似案件发生时，公众不要只是抱着吃瓜的心态，追查受害者究竟是谁，翻找她们的社交账号，传播她们的照片，打扰她们原本的生活。
性暴力已经剥夺过她们一次对身体和边界的控制，而围观者对身份、照片和私人经历的追索，又一次剥夺了她们决定如何讲述自己、向谁讲述的权利。
周宁说，当她看到那些自媒体对她的指责、中伤和添油加醋的描述时，她感受到的依然是无力和委屈。“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为什么还要被指责呢？”周宁问。“每一个愿意站出来的女生，都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她说，“她们不应该因为发声，反而受到更多伤害，甚至遭遇网暴。”
“这难道不正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吗？”
在2025年出庭作证之后，周宁开始持续关注张大鹏和老司机驾校其他被告人案件的进展。
她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张大鹏受到重判，希望实施侵害的人承担法律所能施加的最严厉后果。因此，她对张大鹏最终获刑14年的结果并不满意。在她看来，这样的刑罚仍不足以形成真正的震慑。
同样，ZhitingS.案的判决结果，以及法官在量刑时给出的部分解释，也令她难以理解。比如施暴者因为案件曝光而承受的社会压力，成为了量刑时被考虑的减刑因素，这让她感到荒谬。“他或许会受到社会的批判，”周宁说，“但这难道不正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吗？”而这也是当下很多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共同的困惑。
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案件并不为公众所熟知。
从张大鹏开始，德国警方陆续抓获了五名身处德国的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是“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的成员。每当有人被捕、案件开庭或法院宣判，零星会有中文或德文媒体进行报道，但始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公共关注。
4月中旬，我在慕尼黑参加了蒋中懿案的最后一次庭审和最终的宣判。当天，媒体席上只有寥寥数人，旁听席也不过坐满一半。而蒋中懿涉及的犯罪情节，远比ZhitingS.要严重。他曾多次向当时的女友使用麻醉药物，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构成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及危险伤害等罪名，最终判处其11年3个月监禁，并保留在刑满后执行预防性拘留的可能。
蒋中懿庭审现场，图源孙谦
张大鹏、TongZ.和蒋中懿三人的庭审，几乎都是在媒体缺席的状态下进行。在媒体的场域中，这些案件也近乎是静悄悄地走完了审判程序。
4月底，“德国驾校案”开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并逐渐进入更多中国媒体的视野。在5月初ZhitingS.案的一次庭审中，可容纳约30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因席位有限未能进入法庭。
图片5月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S.庭审现场速写，图源张漫盈
此后，多家媒体从不同角度持续追踪这一系列案件。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升温，5月期间数次登上热搜。ZhitingS.的庭审，也因此始终处在高度集中的舆论注视之下。
而这种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的围观，也以一种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方式，进入了德国法庭。
ZhitingS.的辩护律师之一EhssanKhazaeli，是一名刑事法专业律师，他的执业领域也包括媒体法。而他本人，也多次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在德语媒体的报道中，他是一名会主动挑战受害方的叙事以及检方认定动机的进攻型辩护律师。
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也很活跃，几乎每天都会在Instagram更新动态。
在他的社交媒体主页上，也透露着一种志在必得的气息。他曾在一则帖子中写道：“无论你被指控犯了什么罪，我都会为你辩护。我会为你战斗；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不择手段。”(“Itdoesn’tmatterwhatyouareaccusedfor.Idefendyou.AndIwillfightforyou.AndIwillfightdirtyifIhaveto.”)
在6月2日的庭审中，Khazaeli提出，中国媒体对ZhitingS.的报道披露了大量个人信息，内容还涉及受害者及双方父母。这些报道可能影响ZhitingS.在中国的社会信用和未来的社会融入，并对其一生产生持续影响。
这一辩护角度引起了法官的重视，并要求Khazaeli提出更多的证据。
在随后的庭审中，辩护团队提交了《南方都市报》、新浪网等媒体的报道，也提交了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发布内容的手机截图。Khazaeli强调，部分公开内容包含关于被告的不实信息，不仅暴露其隐私，而且传播范围广泛，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便将其视为有罪之人，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导致被告“社会性死亡”。
在7月2日的最后陈词中，辩方主张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缓期执行；检方则请求法院判处五年刑期。
最终，主审法官采纳了检方的量刑建议，判处ZhitingS.五年监禁。但在量刑理由中，法院同时提到，中国媒体和网络上存在具有身份识别和预先定罪性质的报道，这些报道给被告造成的额外后果，是对其有利的量刑考量因素。
判决公布后，一位长期旁听庭审的中国女性对我说，所有发声和报道，似乎最终都只会成为犯罪者争取减刑的依据，这让舆论监督本身失去了意义。
持续报道案件的柏林独立记者罗洁琪则质疑，德国法院是否将专业媒体与社交媒体混为一谈。倘若社交平台上的内容也可以成为减刑依据，那么一个人犯罪后，是否也可能通过雇人发帖、制造网络舆论，反过来为自己争取从轻处罚？
她也向柏林法院提出了质询。
柏林第一州法院新闻发言人LisaJani回复称，主审法官在判决理由中，并未明确区分专业媒体机构和社交媒体账户。她认为，在本案的量刑问题上，这一区分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两者造成的“媒体羞辱”效果相似。
但她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私人账户与专业媒体在法律上承担相同责任。不同主体适用何种法律要求，仍须根据具体语境判断。
Jani还表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具有预先定罪性质、并披露被告身份的报道，可能构成量刑时必须考虑的从轻情节。如果法院完全忽略这一因素，反而可能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这意味着，若法院没有回应辩护律师提出的“媒体报道已给被告造成额外惩罚”这一主张，判决在更高一级别的法律审查中可能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系列案件中另一名柏林被告TongZ.所涉案件的一名受害者代理律师MagdalenaGebhard在回复我的邮件时表示，具有强烈预先定罪性质的报道，必须在量刑时作为从轻因素加以考虑，这是德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
庭审结束后，在法庭外的走廊里，来听庭审的人们久久没有散去，各家媒体也在和听众三三两两地做着采访。Khazaeli律师推开了门，走廊里的人们让开了一条通道，但目光聚焦在他身上。“Khazaeli先生，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我走上前问他。
“我在辩护陈词里提到的要点，法官在判决中都有考量，”Khazaeli说，“但我们一定会提起复审申请（Revision）的！”他语气强烈，说完这句话，就匆匆地沿着人群让开的道路离开了。
按照德国刑事诉讼制度，对于地方法院一审作出的刑事判决，通常不能再就事实和证据进行一次全面重审，只能提起复审申请，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原判是否存在法律或程序错误。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认为，中国公众的舆论反弹，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判决理由的误读之上。
根据德国《基本法》对人格尊严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媒体不能在法院判决前将一个人直接视为罪犯。因此，法院无法对已经发生的、身份曝光和预先定罪式报道视而不见，辩护律师也有权将其作为量刑辩护的一部分。
但最后的量刑结果则是法官综合权衡多项因素后的结果。在ZhitingS.案中，法官虽然提到了媒体报道造成的额外影响，但最终仍然采纳了检方提出的五年刑期。从判决结果来看，这一从轻因素没有使最终刑期低于检方的量刑建议。
陈碧同时指出，德国法院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和社会语境缺乏充分了解，因此未必能够清晰区分专业媒体、商业自媒体和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仅凭辩方提交的几则报道、社交平台截图以及庭审中的翻译，也很难证明ZhitingS.已经在中国“社会性死亡”，更难确定这些报道究竟给他造成了何种可被法律衡量的实质伤害。
因此，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的表述相对含糊。其主要目的，可能并非确认被告已经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社会惩罚，而是表明法院已经注意到并审查了这一辩护意见，从而确保判决在程序和法律适用上经得起Revision的审查。
千千律所的Shunyu则质疑，法院究竟应如何判断ZhitingS.已经遭遇了所谓的“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本身极难量化。一些“MeToo”案件中的被指控者，虽然经历大规模媒体曝光和社会批评，但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却未必真正被摧毁。
相反，许多受害者即使没有被公开姓名和个人信息，也可能遭受长期而深刻的伤害。
根据法院判决书，张大鹏案件中的一位受害者，在心理上长期受到张犯罪行为的影响。她极度焦虑，总是无法信任他人，尤其是男性。她搬到了新的城市，但在新的住地也一直都没有朋友，生活十分封闭。
还有一名受害者是一位婴儿的母亲。她是在张大鹏被捕、警方找到她，她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此后，她虽然仍继续上班、照顾女儿，勉强履行日常义务，却因极度羞耻而拒绝向亲友倾诉，也不愿接受专业帮助。她深深自责，认为自己未能保护女儿，同时担心女儿也曾遭到麻醉，更害怕德国少年福利署因此将女儿“带走”。一年多来，她没有拆开任何来信，只任其堆积；她既担心拖欠账单产生利息和催告费用，又不敢动用为度假积攒的存款，始终无法获得片刻安宁。她长期严重失眠，服用褪黑素也无济于事，并不断担忧相关影像已经流入互联网。
Shunyu说，许多受害者失去对他人的信任，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甚至无法恢复与现实世界的正常联结。
“这些后果，又该如何衡量呢？”Shunyu说，“如果被告因媒体报道承受的社会压力可以进入量刑，那么受害者因犯罪本身、司法程序和公共围观而承受的长期伤害，是否也被充分地看见并在法律程序上得到反馈了呢？”
更好的社会
一系列案件之后，“药物辅助性侵”开始在德国以及更大范围的欧洲获得越来越多的公共关注，并逐步获得了立法与执法层面的回应。
2026年4月，欧洲刑警组织启动“美杜莎计划”，首次针对药物辅助性侵展开跨国联合行动，由德国和英国执法机构牵头，多个欧洲国家以及巴西、加拿大和美国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7月2日，欧洲刑警组织公布首轮行动成果：执法人员共识别出156名受害者及涉案嫌疑人，形成274条新的跨境调查线索，并发现4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厌女主义网络社群。
促成这次专项行动的因素之一，是德国公共广播机构NDR旗下调查栏目STRG_F记者IsabelStröh和IsabellBeer持续数年的调查。
早在2023年，她们就向执法机构提供线索，提醒警方关注Telegram群组和色情网站motherless.com上的相关用户。这些人不仅讨论如何秘密给女性下药并实施强奸，还策划犯罪、贩卖药物、互相煽动，并传播受害者失去意识后拍摄的性侵视频和照片。
两位记者告诉我，这是全球执法机构第一次有针对性地打击这一国际网络，是一个迫切而必要的步骤，也向那些多年来自以为不会受到追究的施暴者发出了重要信号。
在刑事立法层面，德国政府也作出了回应。
2026年5月13日，德国联邦内阁通过司法部长StefanieHubig提出的刑法修正草案，计划将使用所谓“迷奸药”或其他危险物质实施性侵和抢劫，明确列为特别严重的犯罪情形。按照草案，相关罪行的最低刑期将由三年提高至五年。
不过NinaFuchs告诉我，更高的刑期并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她说这项修法在政治上足够醒目，却没有改变药物辅助性侵案件最根本的困境：那就是绝大多数案件都无法走到定罪那一步。
根据开姆尼茨工业大学2026年公布的一项仍在进行中的调查，在527位怀疑自己至少曾经一次怀疑遭遇饮品下药的人当中，有20%的相关受访者，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怀疑。而在那些曾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的受访者中，95%首先选择了向家人、伴侣或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只有17%曾联系医生，11%曾向警方反映。
许多案件甚至无法获得进入审判所必需的证据。药物辅助性侵的法医取证，大多数时候是一场以小时计算的竞赛。许多可能被用于实施侵害的物质，只有在短时间可以被检测到。而即使受害者及时前往医院和检测机构，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错过最佳检测窗口。
因此，如果没有同步建立更有效的救助和取证体系，提高刑期改变的只是那些极少数已经被侦破、起诉并定罪案件的刑罚幅度。对于无法及时固定证据、从未报案，甚至连受害者自己都无法确认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案件，再高的法定刑也无法发挥作用。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社会在讨论如何预防性侵时，往往要求潜在受害者保持警惕，却很少直接追问施暴者的选择与责任。
“看好自己的杯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饮料”“不要独自回家”，这些建议或许出于善意，却也可能传递出一种危险的信息：仿佛受害者只要足够谨慎，就能够避免伤害。
NinaFuchs告诉我，对侵害行为负有责任的始终是施暴者。相比不断向潜在受害者提供行为建议，那些直接面向潜在施暴者、明确指出其行为责任的宣传，在现实中仍然十分少见，却更值得推广。
2021年10月，苏格兰警方发起“Don’tBeThatGuy”（“不要成为那种人”）宣传行动。它不再反复提醒女性看好酒杯或避免独自出行，而是直接要求年轻男性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把沉默当成同意，是否在对方醉酒或恐惧时继续推进性接触，是否无视拒绝，又是否对朋友的越界言行保持沉默。
这项行动鼓励男性在朋友向他人施加压力、忽视边界或试图利用他人失去判断能力时及时制止。其核心逻辑是，预防性暴力的责任，不应取决于潜在受害者是否足够谨慎，而应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尊重同意，也取决于周围的人是否愿意阻止侵害。
加拿大和威尔士也推出过直接面向男性的类似项目；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更多通过旁观者教育和同意教育，强调预防性暴力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但在德国及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这类直接面向潜在施暴者的全国性宣传依然少见。现有宣传更多集中于提醒潜在受害者防范风险、介绍事后求助渠道，或对已经实施暴力的人进行干预。
同时，Shunyu也提醒，对“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案件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如何防范药物辅助性侵，还需要看到其技术助长型性别暴力的属性。
现代技术加速了侵害影像的传播，也降低了获取药物和犯罪信息的门槛。药物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或交换，犯罪经验可以跨越国境流通，施暴者甚至不必在现实中相识，便可以互相提供作案方法、药物信息和精神支持。
封闭社群把施暴者聚集在一起，使侵害影像成为彼此炫耀和鼓励的工具，也使极端的厌女语言和行为逐渐在群体内部正常化。个体的偏见在其中得到确认，越界行为获得赞许，侵害也可能在一次次相互刺激中不断升级。
许多国家仍未形成专门应对技术助长型性别暴力的完整法律框架。现实中的处理方式，往往依赖传统刑法、隐私权规则、平台管理规定或行政法规，将偷拍、传播、骚扰、个人信息泄露和网络社群煽动拆解为彼此分离的问题。
然而对于受害者而言，这些伤害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它们相互叠加，构成一条漫长而难以终止的暴力链条。
Shunyu希望，对“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案件的公共讨论，最终能够超越对犯罪细节的猎奇。人们需要理解，技术的设计、使用和治理并不发生在社会结构之外；它承袭了现有的性别权力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厌女文化和性暴力。她也希望，围绕这一系列案件展开的讨论，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技术助长型性别暴力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受害者创造一个可以信任的社会环境，并推动相关支持体系的建设。
从2024年9月第一次报道张大鹏案开始，一个问题便始终困扰着我：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才会让这样的罪恶滋生、蔓延，并得以长久地隐蔽于日常？
这一系列案件的曝光，当然无法让仍在运转的相关跨国网络就此消失。但它至少可以改变公共讨论的方向。这些讨论最终也许会塑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让受害者不必在沉默与羞耻之间艰难抉择，让旁观者愿意伸出援手，让执法与司法能够及时回应，也让施暴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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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22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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