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回忆录中记录的阿坝

池铭坑

偶然得到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曾经在阿坝州公安系统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发生在阿坝州的事情，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视角回首历史，窥见历史细节，反思动荡岁月，更加珍惜现今祥和美好的生活。书很长，我借“麻辣社区”的宝地开一个帖子，摘要记录书中的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

此贴中，将书中的作者称为“老唐”。

池铭坑

一、米亚罗红卫兵死亡事件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浪潮波及到阿坝地区。州委于1966年8月下旬，在州人民政府小礼堂召开会议，向州机关科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宣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号召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的文革在阿坝州就此展开。

1966年10月以后，全国“红卫兵”开始了徒步“长征”。阿坝州内的雪山草地，是当年红军长征艰苦征程的地区，当然成为“红卫兵”理想的长征路线，每天都有数十支“红卫兵”長征小分队，从东、南、北方向进入阿坝州，体验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的生活情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红卫兵长征小分队，于1966年12月22日途经理县米亚罗镇，在“成阿公路”275公里处，由于藏族群众放送木料时不小心，造成小分队的红卫兵汪正英同学死亡。两三天内在米亚罗这个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的高原小镇，就集聚了二十余所大、中院校徒步“长征”的红卫兵上千人，要求政府、公安机关惩办“杀害”红卫兵小将的凶手。这时候的红卫兵大多住在川西森工局，他们到处张贴标语，比如“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惩办杀人凶手”“揪出黑后台”“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这些红卫兵与当地干部、群众情绪对立，局面基本上处於失控状态。
州委得悉后，派副州長、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老红军苏新带队前往处理。苏新指挥动员和组织米亚罗地区乡、镇留守的部分干部和川西森工局保卫科干警，分别组成案件调查（现勘察、屍体检验）、红卫兵食宿安排、死者亲属接待安抚、善后处理及苏副州长安全保卫等小组，分头进行工作。在查证案件的全过程，工作组都吸收了红卫兵代表参加，在案件查清的后，召开驻扎在米亚罗地区所有大、中院校“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本着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详细地向“红卫兵”学生代表介绍了汪正英同学被误伤致死的全过程。会上苏新副州长，向学生们讲解了他十四岁(1934年)在茂县参加红军，长征中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也引用了刘伯承元帅为了顺利穿越彝藏地区与小叶丹结盟的故事来啓发和教育“红卫兵”小将，理解党的民族政策，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红卫兵”小将们对立情绪有了较大的缓和，绝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汪正英的父母（汶川县人、羌族）对米亚罗乡藏族群众不慎发生的误伤事件，能够谅解不再追究责任。后来又有学生提出红卫兵长征是革命行动，要按将死亡的红卫兵视为烈士安葬于米亚罗烈士陵园内，工作组解释，党、政机关已经瘫痪，待新的革命政权恢复后，若审定为烈士，再将汪正英的墓迁入烈士陵园。最后，经过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按因工死亡职工标准对家属进行抚恤，在米亚罗就地安葬。
经过一个星期工作，事情得到圆满地解决。

池铭坑

二、文革初期的混乱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阿坝州级机关，突破了各单位“文革领导小组”的束缚，先后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州政法系统也按中央公安部通知，在自愿基础上成立了“政法兵”、“造反军”、“今胜昔”三个群众组织。“政法兵”人数最多，占参加群众组织三分之二。同时州级各机关尚未完全瘫痪，原有各单位领导仍履行着各自的权力职能。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影响下，根据中央1967年1月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精神，阿坝州级机关也开始了夺权行动。阿坝州政法系统的三个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夺了州政法机关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处长）的权，推选州法院的苏某彦、州检察院的吴某全、州公安处（1974年州公安处改为州公安局）阳某明、张某寿和老唐五人组成“勤务组”，老唐为第一负责人。
这时马尔康地区，也相继发生了抓当权派（包括抓公检法三长）进行批斗的情况，“勤务组”提出:“如果群众对州政法三长要批斗，只能在政法机关内部进行，不得交到社会上去，不准社会上到州政法机关抓人。

文革初期，基本上所有各级党委政府都没有理解到发动文革的目的，面对出现的造反派时，大都用过去处置右派的经验来处置造反派。并且对文革的对象也不清楚，不理解什么是“当权派”，认为驾驶员也是当权派，因为他们掌握着方向盘，可决定谁可搭车、谁不准搭车，开向何处的权利；炊事员也是当权派，因为他们掌握着菜勺可以给你多盛或少盛的权利；售货员也是当权派，因为他们可以将好货、紧缺货品留给自己和亲朋好友的权利。中央要求军队在文革中支持左派夺权，将军队任务扩大为“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驻军代表并非真空，与地方群众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967年2月15日下午，进驻州政法机关的军代表赵平某、李某润和军分区另两名军官，召集老唐、阳某明、吳某全三人开会，希望“勤务组”批准他们提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其依据是他们写了“反动标语”。老唐认为，“打倒成都某某黑司令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两幅标语按上、下排列写在一面墙上，不能将第一幅标语前面“打倒”两个字和第二幅标语前面三个字组合拼凑成了一幅“反动标语”，并且认定十人以上的“反革命组织”需报省上批准。由于老唐不支持军代表认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为反革命组织，老唐被隔离审查，被送到本真人民公社阿底大队第一生产队参加监督劳动，后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予以逮捕，他所参加的群众组织“政法兵”被认定为右派组织。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新成立了“阿坝藏族自治州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统管全州公检法工作。
1967年2月至3月期间，阿坝州也按照全省部署，开展了“二月镇反”活动（四川军区和省公安多地公安机关于1967年2月至3月，按照“维稳”抓了一批造反派和群众组织的头头，阿坝州被捕入狱1400人，批斗游街监督劳动的3000多人。1967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二月镇反”被全面否定，认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不是反革命组织，被抓的人员释放平反，省委书记李井泉一条线被清洗。藏族老红军天宝（桑吉悦西，参加过长征，1935年入党，建国后任四川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民委主任、甘孜州委第一书记）被当做李井泉黑干将和里通外国外国嫌疑受到冲击。

池铭坑

三、派系斗争
（一）抢夺州气象局防雹土炮
由于否定“二月镇反”的中央定调，老唐也被释放。
1967年6月以后，成都地区对立的两派正向白热化方向发展，其趋势也影响到阿坝地区，两派在对待“老红军”、“老干部”、“当权派”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不同认识，矛盾也在加剧。1967年7月10日，茂县军分区（七十年代改为阿坝军分区）部份军人与马尔康一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将老红军、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州长苏新打成“政治扒手”进行揪斗事件发生后。这样部队持有不同倾向的指战员和地方上对立的两派，就形成了无形的“结盟”。“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变成了两派互相攻击的手段和战場，甚至发生肢体接触。
1968年1月29日晚，“922部队”营区一片喧哗声，突然冲进几十个人，不久在暗淡的灯光下，这批人扛着枪弹迅速离开军营，消失在黑夜中。第二天从战士口中得知:昨晚是“红总”（红色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工矿+部分学生+部分机关干部形成的保守—中间派联合组织）到部队抢走了大批武器，据知情人透露:实为“明抢暗送”，这开创了在阿坝州抢夺部队武器的先河，接着“红总”又武装占领了马尔康城镇制高点-喇嘛庙，这让挂“打李站”（“四川省打倒李井泉及其一伙联络总站马尔康分站”，左派造反派，认同打倒李井泉，认为二月镇反的是黑公安，拥护文革后被清算的刘结挺张西挺）旗号的本地造反派感受到极大威胁，武斗气氛骤然紧张。2月2日一早州气象站一名职工来“打李站”报告：州气象站有二、三十门防冰雹土炮，可能要被“红总”抢走，建议先下手。“打李站”研究认为“红总”抢走了部队武器，又占领了马尔康喇嘛庙，若再抢走气象站防冰雹土炮，不堪设想，决定将土炮秘密转移。并向参加行动的人员宣布了行动原则:不暴露组织名称，不传播声张，严守秘密，若确有人问，就回答:“不知道”。当晚田某民、贺某全带领一批人去州气象站，强行转移了这批士炮炮筒和炮架（没有拿走炮弹）。由於部队倾向支持“红总”，为防止在转移炮筒过程中有人电话通知部队中途拦截造成伤亡，就剪断了气象站电话线，导致当晚气象4次缺报，组织者鲁某发与1979年受到刑事追究。转移出来的炮筒、炮架一直秘密存放于州人委一间房内。这件事由於保密较好，又没使用，所以社会上各群众组织，包括部队也不知道谁抢走了这批土炮。
1968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停止一切武斗”的布告(即“7.23”布告)，老唐在电话上与在成都学习的鲁某发商量后，于7月25日与贺某全共同主持了“打李站”联席会议，传达了茂县军分区“支左办”贯彻“7.23”布告的意见，和阿坝州成都学习班正在讨论研究“阿坝州革命委员会”成立之事，为迎接“州革委”成立，号召各群众组织全面执行“7.23”布告，“解散一切武斗组织、遣返武斗人员、上缴一切武斗工具”。7月26日将“打李站”1968年2月2日晚从州气象站转移出来的防冰雹土炮炮筒和炮架如数上缴到部队。

（二）为护送粮食发生的武斗
自从两派有了武器后，都组建了各自的武斗组织，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红总”感到其势力难以控制马尔康城镇，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从1968年4月，先后控制了“松岗”、“卓克基”农村及公路沿线，建立了多个武斗据点，控制了“刷马公路”的交通命脉，掌控了马尔康、金川、壤塘三县和马尔康、龙尔甲、大金、观音桥、壤塘、可尔因等六个林业企业20余万人口的生产资料、生活物资的供应。为了改变马尔康这个阿坝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交通断绝，变成孤岛的局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以下称:“兵团”）邀约川西、黑水、小金、龙尔甲等林业企业和地方上同观点组织的武斗人员，于1968年5月强行攻占“刷马公路”沿线，拔掉了“红总”在马尔康县城东边的全部武斗据点，掌控了成都至马尔康县州府所在地的交通。“红总”武斗人员撤至松岗地区，截断通往金川、壤塘两县的交通，不准客、货运输车辆通过，对执法机关（在军管会领导下）侦破案件、追捕罪犯的车辆和人员经过严格检查后，才准予放行。
地处金川县观音桥地区的观音桥（红卫）林业局，近万名工人、家属，早已无粮断炊，先后派群众代表到茂县军分区“支左办”和四川省林业厅报告，请求急速解决粮食问题。7月上旬四川省革委拨给31车20余万斤救急大米。为保证运输途中安全，防止派性武斗人员截走，“兵团川西林业分团”每车安排两名武斗人员押运，于7月13日抵达马尔康，移交给“兵团阿坝分部”再护送到观音桥。“兵团阿坝分部”负责人汪某洋（观音桥林业局干部）、王某恕、贺某全找老唐商量，如何将这批救急粮食按省革委安排安全运到观音桥地区，老唐建议最好由部队来解决，几个人分头进行工作，老唐先后找了分区“支左办”张某武科长和驻“打李站”军代表范某仁，部队与“红总”组织头头反复商议，除周某荣一人外，其余头头都同意部队意见，准许粮车过境。驻扎松岗直接负责指挥武斗的周旺荣坚决反对其他头头的表态，提出必须留下两、三车粮食给“红总”武斗人员，否则一粒粮食都不准运过去”。茂县军分区“支左办”协调失败。
14、15日这批粮食己在马尔康停留了两天，加之雨水不断，从粮食装车启运，到15日己达六天之久，粮车上层的大米因遭雨水浸蚀，已开始发热，有变质的危险。观音桥林业局工人和家属更是天天盼望这批救命粮食，每天催促电话不断，并扬言若再不将粮食运去，即组织大批工人步行前往，冲过松岗，到马尔康接运并追究“兵团阿坝分部”等人罪责。7月16日马尔康地区数十个群众组织，上千名武斗人员，聚集到“人民礼堂”继续商议运粮办法，最后形成一致意见:“打通松岗，武装护粮”。
7月16日上午十时许，王某恕就带领“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武斗人员首先开赴松岗武斗地区，当载着武斗人员的汽车行驶到“蒙古沟”时遭到了“红总”潜伏在邓家桥村喇嘛庙内武斗人员机枪扫射，死亡2人，重伤6人。下午，作为“打李站”当时在马尔康的唯一负责人老唐（负责人鲁某发在成都学习）去武斗现場，了解武斗发生情况经过和人员伤亡情况后，立即电话告诉了“打李站”负责人鲁某发，并请他转告学习班负责人、茂县军分区周司令员，为避免双方人员更大伤亡，请他尽快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此事。同时，“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武斗人员充分利用四周地里两米多高的玉米植物作掩护，从东、南、北三面迂迥前进，对喇嘛庙实行了弧形包围，逐步缩小包围圈，16日晚“红总”武斗人员，借着黑夜的掩护撤离了邓家桥喇嘛庙，“兵团”武斗人员乘机向前推进了三公里多，距“红总”武斗指挥中心，“松岗”只有一公里多。
7月17日成都军区下达了“停止武斗”的指示，双方在松岗地区保持着对峙的状态，听后下步解决意见。7月18日上午茂县军分区尚副司令员检查双方对成都军区“停止武斗”指示执行情况，刚到达邓家桥，潜伏在山上树林中“红总”武斗人员，即向准备给尚副司令员汇报“停止武斗”执行情况的“兵团”人员开枪，打伤一人。尚副司令见状立即乘车返回了军分区。
19日下午茂县军分区派出宣传车和部队前往武斗地区，继续宣传成都军区“停止武斗”的指示，“红总”方武斗人员仍然开枪，打死、打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各一人，激怒了部队，要“红总”方交出武斗指挥者和开枪凶手，在部队强大压力下，“红总”方最终停火。
当晚“兵团阿坝分团”研究决定，乘“红总”被迫停火之机，由汪某洋带领运粮汽车，20日一早启运通过松岗，护送粮食任务最后完成。后来“打李站”派系内部对于是否撤离意见不一致发生争吵。21日待粮车返回时，贺某全指挥的“兵团反修支队”武斗人员乘车撤离，而王某恕带领十余武斗人员包围了“兵团阿坝分部”，质问贺某全为什么要撤离，谁决定撤离的，用枪逼着贺交待，认为此刻正是消灭‘红总’武斗人员最好时机，骂贺是“兵团”的叛徒。贺指挥下的“兵团反修支队”武斗人员见此情况，对王明恕一伙人进行了反包围。随后赶到的汪某德洋也同意王某恕的意见。
7月23日王某恕带领“兵团马林局直属分团”武斗人员，撤离马尔康城镇回到了马尔康林业局本部，汪德某洋带领“观音桥林业局”驻“兵团阿坝分部”全部人马离开马尔康去到成都（粮车通过后，部队也撤离了松岗。“红总”继续控制着松岗的交通，汪德洋他们无法回到观音桥林业局），“兵团阿坝分部”从此也就自行消失。这次为护粮发生的武斗，造成“兵团”派武斗人员多人死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死、伤各一人，“红总”方没有人员伤亡。
“红总”方针偏保守，比如认为不该全面否定李井泉，怀疑并反对刘结挺张西廷，所以其周姓负责人从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调入县、州教育局，文革后任省教育厅副厅长，这是后话。
1968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停止一切武斗”的布告（即“7.23”布告）后，“打李站”派系造反组织在上缴气象防冰雹土炮炮筒和炮架后，7月底前，也向部队上缴了全部武斗工具。

池铭坑

四、砸烂公检法后原208情报站人员的遭遇
（一）阿坝州砸烂公检法情况
“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在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上，不仅仅否定“十七年”的教育、文艺、出版、新闻、科研等“文化领域”十七年的红线成就，公检法被说成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甚至被江青等人诬蔑为“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后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各地造反派冲砸公检法机关、抢档案、揪斗干警、私放或乱抓在押人员，系统陷入瘫痪。1967年1月《公安六条》把“大鸣大放大字报”与惩治“现行反革命”绑在一起，实际上让“群众办案、群众专政”获得了政策空间，法定侦查、起诉、审判程序被架空。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称“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此前他还授意炮制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报告，以中发〔1968〕142号文转发全国，作为彻底砸烂的“根据”。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公检法普遍军管或派军代表，法院审判职能由公安机关军管会“审判组”代行，检法实质消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刘复之、凌云等被打倒关押，罗瑞卿被诬为“地下黑公安部”头子，公安部编制从约1200人削到100人左右，其余送农场干校。
1969年1月，四川省召开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保、军管会议”。会议全面否定了全省公、检、法机关建国17年以来的工作。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刘结挺指令《四川日报》于1969年1月30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公、检、法》的社论和有关报道，在全省掀起了贯彻省人保、军管工作会议精神，“砸烂公、检、法”的运动。1969年2月16日阿坝州人保、军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省人保、军管会议精神，介绍了全国部份省、市“砸烂公、检、法”运动的情况。1969年3月22日阿坝州革委机关报《岷山报》刊登社论《彻底砸烂公、检、法》。
13个县个政法机关和部分森工、厂矿保卫科都进驻了造反派，查封了公检法机关档案材料，州人保组办事机构将原政法机关干警排斥在外，重新启用包含造反派在内的新人员班子。2月28日，马尔康县革委人保组副组长（社会造反派头头）带领一伙人，冲击县公、检、法机关，把县政法机关群众组织“政法公社”宣布为“老保”组织，撕烂“政法公社”旗帜；3月1日县公安局一般干警朱正必被他们揪斗；3月2日，马尔康县革委人保组和军管会有人组织百余群众围攻州政法机关，长达一小时。
（二）阿坝州“208情报站”部分人员受到冲击  
“208情报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1954年）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后归川西公安厅、西南公安部业务指导）派驻茂县专区（今阿坝州）的地下公安侦察情报站，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剿匪、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武装。
1951年7月前后，成都解放后大批国民党潜伏特务、溃散军官逃入川西北阿坝雪山草地，拼凑“反共游击武装”（号称“陆上台湾”）。为配合西南公安师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组建代号“208”的侦察组/情报站，受茂县专区剿匪前指协同调度。总站设在理县杂谷脑，挂“利源商号”招牌，以贩运砖茶、盐巴、百货兼开诊所为掩护；后在马尔康、阿坝等地设分号。首任站长李守福（21岁公安侦查员），初期约17人，含经过甄别的原国民党警特起义人员（“以特制特”），后期发展到88名情报员、200余名情报关系。活动范围为茂县专区全境（今阿坝州大部），覆盖约5万平方公里，建148个情报网点。核心任务包含侦控匪首周迅予、杨孙永贞、马良等行踪，摸清国民党空投特务、电台、武器落点，为黑水战役等剿匪行动提供兵力部署与敌方逃窜路线情报，发展少数民族群众情报关系，做上层统战掩护。1953年6月（一说1954年6月/7月）结束使命，多数人员回省厅，成都市局，少数留守协助建政和组建地方公安。
汶川县在砸烂公检法中，揪出了以李守福（原208情报站首任站长）为首，网罗李定成、蒋德成、彭良全、陈龙天等5名公安出生的“五人小组”，无端指责他们“妄图窃取汶川县党、政、财、文大权，这五个人，相互勾结，暗中操纵县革委”。李守福后来担任阿坝州委常委、工交部部长，阿坝州副州长，1980年10月离开阿坝，调成都。1980年11月后任四川省社队企业局（后改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局长、分党组书记。1984.12至1990.1任四川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1990.1离休，回成都，归口省农业厅老干，2001.8 省委组织部批准享受正厅级待遇（副厅长离休一般副厅，特批正厅），2024.9 再次特批享受副省级待遇——这是对他建国初情报功勋+阿坝十七年建设的迟来认定，此时他已94岁。截至公开报道（2024—2026年“南下”史料研究会活动），他仍被列为在世南下老干部，儿子李川（阿坝州政府原副州长）在座谈会上讲父亲故事。1980年代他回马尔康，还有老人认出“你不是利源商号李老板么”。
1969年4月，全州公、检、法系统，森工、厂矿保卫科、派出所全体干警和劳改、监狱的大部份管教干部966人集中到汶川县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州政法系统干警前往汶川时，因州军管会不准衡立丰(原208情报站“密干”)一同前往，发生了激烈争论，州军管会要按照1969年2月12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川革发(69)87号文件:"对旧公安机关（指“文革”前的公安系统）建立的‘特情’、‘密干’一律不予承认”的规定。要将衡立丰交到群众中去揭发、批判、斗争。       
这批在隐敝战线上战斗的同志，为了政权的巩固，隐姓埋名、瞒着亲人、承受着历次运动的打击迫害，贡献了自己的青春，都是公安战线上的好同志。“密干”衡立丰，受州公安处直接领导，原是川北行署公安厅干部，1952年为了阿坝地区对敌斗争需要，从川北南充调到州内，先后在松潘、刷经寺、马尔康等地以照像館为掩护，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57年公私合营时，被划为“资本家”。为便於获得更多"情报"，又人为地升为"反动资本家”，已满60岁的贫农父亲也遭牵联，变成了“反动资本家”的老爹，押送到马尔康镇职工农場监督劳动，子女读书被老师、同学另眼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州公安处有人指使马尔康镇派出所，将衡立丰列为“牛鬼蛇神”交红卫兵进行遊街批斗。州政法全体干警知道衡立丰同志二十余年来情况后，无不为之同情。在州政法绝大多数干警据理力争下，州军管会勉強放弃将衡立丰交群众审查的决定，一同乘車到了汶川。
曾在“208”情报站工作过的米玉丰、马德闰、谢国民，也分别在金川劳改农场、金川和壤塘县公安局同志的保护下，冲破当地军管会重重阻拦，也随同到了汶川学习班（其中的米玉丰是传奇的情报员之一，他出身贫苦，被李守福亲自物色吸收，通藏、回、汉三语，能双手持枪，1952 年 8 月与肖光华、索朗组成三人组进唐克匪区，卧底马良匪帮，藏名“达柯”（藏语野马，汉语大哥谐音），结拜匪区骨干，五进五出唐克—阿坝线，搞到刘华初的马良匪部兵力部署与空投特务落脚点，是 1953 草地战役关键情报来源之一）。米玉丰最后挺过了“文革”，已离世。
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966名政法干部5月7日在汶川县参加庆祝九大胜利闭幕游行时，其中103名政法干部被造反派抓到桑坪烈士塔批斗，制造了震惊阿坝的“五七”事件。
后来，情况逐渐缓和，全国十五次公安会议将“砸烂公检法”转向“军管下整顿恢复”，周总理讲:“砸烂公、检、法这股黑風，是林彪反党集团一手策划的，下面都是执行问题”。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决定恢复人民检察院建制；同年6月最高检正式恢复办公，公检法互相制约的司法架构开始重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全面铺开。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1979年中央64号文件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从制度层面否定了文革无法无天的办案模式，正式确立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工作原则，从法制根源上终结“砸烂公检法”。

池铭坑

五、冤假错案及平反
公检法机关虽然整体来讲，在工作中坚持了党的方针、路线，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阿坝地区民主改革的成果，保卫了阿坝地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由於种种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潮影响，仍然存在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甚至有的地方，不同利益的团体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打击对方，发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伤害。
（一）刘某忠、曾某莉夫妻错案
1968年州革委成立后、龙日劳改农場管教干部刘某忠、曾某莉夫妻俩，被州军管会和州革委人保组分别定性为“隐瞒反动官僚家庭出身，混入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八年和“漏划地主分子”判处管制五年。刘某忠的父亲，1925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1927年南昌、广州起义遭到挫折后，刘伯承等一批领导人，在党安排下，准备前往苏联，找到刘某忠的父亲，请求帮助。刘的父亲资助了刘伯承等人大洋300塊，并协助解决轮船前往苏联。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又给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提供了不少支持，倾向共产党，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吴玉章曾代表党还写信悼念和慰问。
同情他俩夫妻的老唐建议，将他们现在的处境和“反动官僚”家庭定性情况，向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元帅写一封信，然后再视情况递上申诉材料。不久四川省革委派人到刘家了解情况，并送上300元生活费，妻子曾某莉借机将申诉材料送上，1974年刘某忠曾某安莉两错案经四川省军区（1972年龙日劳改农场划归四川省军区作军马繁殖基地）复查后，给予纠正，恢复了公职。
（二）罗跃坤向海外输送情报反革命案
罗是阿坝州汶川威州师范学校教师，四川自贡市人，其兄是海外运洋轮船的船长，1965年经学校党支部审查同意，兄弟俩开始通信，每封信都经党支部审查后才寄出，1966年12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打倒“三家店”，清查“臭老九”中，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安处将罗向海外亲人宣传祖国新貌的信件（内容有家乡自贡己建成祖国的重要化工基地；华西医学院每年培养出成百医生，分赴祖国各地；汶川威州是进入阿坝州的门户，距成都146公里，是阿坝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认定是向海外敌特输送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将一部“熊猫”牌收音机视为传送情报的“罪证”予以收缴，定为“里通敌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1967年6月，罗的家属和威州师范学校“红卫兵”代表宴文富等将为罗申诉材料交给老唐，老唐分别送给天宝和省革筹人保组，后在省人保组和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配合下，查清了此案，认定无罪。1967年8月阿坝州军管会派员去汶川“姜石坝”监狱宣布无罪释放。
1976年“四人帮”虽然倒台，汶川县有人认为罗案是刘(结挺)、張(西挺)和“四人帮"势力翻的案，仍然将罗跃坤及妻押上威州街头游街批斗，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三）关文兴日本特务案
关是马尔康森林工业局职工医院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张家口的日军医院工作，医院被八路军接管后关文兴也随之参加了革命。1963年7月，医院发生医疗事故(关不是主刀医生)，关文兴被怀疑故意破坏，是日本特务(其妻桃珍，日本人，1948年后随军南下，1962年申请并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被捕人狱。关被捕后桃珍一直为夫申冤，因关案是州公安处直接办理的案件，桃的申诉石沉大海。1971年12月28日，州军管会和州政法机构草率结案强行定罪，关文兴被判处重刑二十年。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3年初，桃珍申请回日本国探亲，虽然经办人员认为符合条件，但申请一直未被批准。1973年底，全省治安工作会议期间，省公安厅孙佩宇副厅长对参会的老唐说，日本驻华使馆向我国外交部递交了日本侨民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照会，周恩来总理有重要批示，责问老唐为何不办理桃珍回日本国探亲之事，老唐如实如实作了汇报，并提出关案只有省上出面，才能彻底纠正的建议。1975年在省上直接干预下，关被释放，到1979年底，关案纠正平反，当事人关文兴恢复名誉。
（小知识：日本投降后，有大约120名日本医生和医护人员参加中国革命，有的50年代归国，有的与中国人结婚。中日建交时，日本那边的女翻译就是从中国回去的日籍医护人员。她翻译质量高，周恩来还问了她的情况，得知她是归国日籍医护人员身份后，还说感谢她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池铭坑

六、交通事故
（一）马尔康森工局特大交通事故
1974年10月马尔康森林工业局一辆客车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全车27人，包括驾驶员在内死亡26人，幸存1人。客车是马尔康森工局安排到成都迎接省林业厅处级以上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该局检查工作。驾驶员郑某在朋友处玩到凌晨二时后与朋友一道上車，乘该車的27人中，有客車驾驶员五人(到成都接新客車)，其余为该局普通职工。据幸存者说，当天晚上雨很大，早上五时出車，天还未亮，公路上沿途都有塌方和落石，车行至“刷马公路”54公里处，郑姓驾驶员见前面有一辆货車开过去，他跟随其后，企图侥幸通过，结果車轮压在路面石头上，侧翻坠入梭磨河中，由于河水猛漲，汽车很快冲人河心，冲向对岸。
事故发生后，省、州、县各级党、政、公安、交通部门都高度重视，州委、州革委负责生产安全的主要领导都亲临现场。在研究事故原因的会议上，有人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故”，其理由是驾驶员郑某曾当过国民党宪兵，又讨了两个老婆，是阿坝州解放以来发生的最大交通事故，政治影响极坏。州、县公安局，交通局，州、县安办和州車辆监理所七个负责事故调查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为，经现场勘察、该段路面，由於塌方和落石，公路可行路面仅为2.5米，有不规则的石头分布在整个路面上;对车辆检验，刹车制动、車轮、方向等机械设备完好。事故属疲劳行车，处置不当的责任事故。驾驶员郑某解放前虽当过宪兵，1956年“肃反”时已作了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讨两个老婆，是解放前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到马尔康森工局工作后，表现尚好，并评审为一级驾驶员，二十多年来未发生过事故。调查组认为，若按“政治事故”定性与政策法律不符，“政治事故”与“政治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政治事故”属于敌我性质问题，这涉及到组织上对人的使用、事故责任的追究、肇事者家属的待遇等。调查组认定事故为“责任事故”，并联合出具了事故调查和事故性质认定的报告。但是不久后州革委仍然以“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文定性为“政治责任事故”。家属不服多次申诉，持七个单位书面“调查结论”上访，直到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到公正的解决。
（二）小金县达维乡交通事故
1980年8月，小金县达维乡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小金森林工业局一辆載满大米的货车在达维乡会师桥处翻下40余米的深谷造成四人死亡，这是小金县有了公路以来最大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正值中央对《渤海二号》重大沉船事故的处理，要追究中央有关部、委领寻的责任的关键时期，也引起了省、州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四川省林业厅由政治部主任带领工作组，赶赴小金森工局督促处理，在讨论这起事故责任处理时，四川省林业厅工作组提出，要参照中央对《渤海二号》追究有关领导责任的处理方案，追究小金森工局主要领导的责任，会上即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州林管局主要负责人主持了这次会议，他最后征求负责事故调查单位意见时，事故勘查组发言提出参考意见:“根据事故现场、物证拍照、和事故经过调查，这次事故是驾驶员在驾驶室内乘座四名成年人，严重违章;下坡时速度过快，处置不当造成的，驾驶员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据调查《渤海二号》事故发生后，中央下达了做好安全生产的通知，小金森工局领导在各林场、工段、车队等基层单位进行了传达、布置，事故发生后，局主要领导冒着沿途泥石流、塌方、飞石不断的危险，步行四、五十里，赶到事故发生地抢救和处理伤亡职工，与中央通报的，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在《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发生后的淡漠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故认为，在分清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对确应承担责任者，给予符合事实、符合法律，经得起历史验的处分。最后省、州有关领导，根据小金县安办、公安局、工交局《关于小金森工局載重汽车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报告》，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处理意见:小金森工局领导，应负监督检查不严，安全制度全面落实不够的管理责任，应引以为戒。此事故处理，做到了“职责分明、惩教结合”，保护了企业管理干部工作积极性，维护了广大职工权益。

池铭坑

老唐的回忆录写了很多，他也提到自己1978年被打成反革命，被州纪委开除党籍的情况。1979年州检察院下发了免于起诉的有罪判定，2012年州检察院撤销1979年起诉决定书，老唐完全无罪平反，但是直到回忆录出书时，他被开除党籍的决定仍然没有撤销。
时光匆匆，当年马尔康街头的喧嚣、草原上的风尘，都已化作远去的往事。一代人亲历过时代的曲折，尝过蒙冤的苦楚，也见证了拨乱反正、重归法治正轨的历程。往事不可遗忘，但不必执念于伤痛。高原依旧辽阔，岷江依旧奔流。那段坎坷岁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往事如烟，初心长留，守住良知，活在当下。